论美国和欧盟在防扩散战略上的分歧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分歧论文,欧盟论文,战略论文,防扩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712.0；E5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5）06—0081—08
“9·11”后，围绕反对WMD扩散问题，欧美矛盾逐渐激化[1]。 美国出台的反对WMD扩散的国家战略把“先发制人”的战争胁迫作为反对WMD扩散的重要手段，欧洲则主张通过多边机制来消除WMD扩散的根源，仅把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诉诸手段。但WMD的扩散及其威胁，毕竟是欧美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 双方又在防扩散领域展开了协调与合作。本文颉取“防扩散战略”议题，在分析欧美防扩散战略差异的基础上，阐述了欧美在防扩散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并对欧美防扩散合作前景进行了展望。
一、欧美防扩散战略的分歧
2002年，美国出台《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国家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简称《美国战略》）[2]，提出以“先发制人”为主要特征的反扩散战略；为回应美国和阐明自己的防扩散主张，欧洲也出台《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欧洲战略》（ EU Strategy Against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简称《欧洲战略》）[3]。
自“9·11”发生后，欧美关系一直龌龊不断，裂痕日益加深。究其根源，主要是由欧美防扩散战略观的分歧造成的。欧美防扩散战略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4 个方面。
第一，欧美防扩散战略对“9·11”后WMD扩散和威胁的认知度存在差异。
在“9·11”恐怖袭击中，恐怖分子虽没有使用WMD，但其非理性行为显著提高了美国民众对WMD扩散威胁的严重认识，迫使小布什政府把防御和反对WMD扩散视为美国优先关注的战略议程，从而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走向。小布什政府判定“9·11”事件已宣告全球步入了“后扩散世界”（Post-Proliferated World）。
小布什政府判定全球进入“后扩散世界”，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恐怖分子已经掌握了使用WMD对美国及其盟国进行恐怖袭击的能力；二是以外交和多边机制为主要手段的传统防扩散体制已无力应对WMD扩散。为此，美国政府把WMD的扩散者区分为“好扩散者”（盟国）和“坏扩散者”（“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两类。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是美国的反恐盟国，美国允许这些国家拥有WMD能力。即使美国知道巴基斯坦帮助伊朗、朝鲜和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美国也能原谅，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巴基斯坦帮助美国反恐高于一切。但对那些寻求和拥有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非法体制（无赖国家），美国一定要设法解除其WMD能力。因为“无赖国家带来了不同的挑战，不同的挑战则需要不同的战略。”[4] 美国决意改变过去过分依赖传统防扩散体制应对WMD威胁的能力，而主张对这些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渐增强反对WMD扩散的“牙齿”功能。 为预防“无赖国家”获取核武器，布什要求监控贩卖核材料的黑市，建议修复传统核不扩散体制中允许非核国家有权从事民用核能计划的致命“枪眼”（loophole）。
但是，欧洲并不认为恐怖分子已掌握了WMD能力，“无赖国家”也不会轻易对别国发动WMD攻击，世界还是一个通过良好的管理能够加以治理的世界。在一份名为“欧盟安全战略”（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的文件[5] 里就认为“最恐惧的景象是恐怖分子获取WMD”，所以WMD扩散是“对我们潜在的最大安全威胁”。但强调“没有任何新的威胁完全是军事性质的；也没有任何威胁可以完全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正如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索拉纳所言，欧洲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欧洲不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欧盟认为国际条约机制和出口控制安排已延缓了WMD能力扩散和提升，现有的国际防扩散机制不但不能削弱，反而要不断强化。
第二，欧美落实防扩散战略的主要政策措施存在差异。
要把防扩散战略落到实处，就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作为保障。由于欧美的防扩散战略观存在分歧，落实防扩散战略的主要政策措施自然也存在差异。
美国提出的政策措施比欧洲更系统、更完善和更具操作性。《美国战略》把反扩散，防扩散和WMD后果管理视为落实防扩散战略的三大支柱和三大政策。其中反扩散政策包括拦截，威慑，防御与缓解；防扩散政策具体细分为积极的防扩散外交，多边机制，防扩散和威胁削减合作， 核原料控制， 美国出口控制和防扩散制裁；WMD后果管理是指当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对美国领土从事WMD攻击后，美国要对攻击的后果迅速作出处理反应，美国也准备对敌对国家或恐怖分子攻击美国领土和海外驻军的后果和影响迅速作出反应和处置，并能对美国的朋友和盟国提供及时援助。《欧洲战略》也提出要用综合手段实施防扩散战略。可用的有多边条约和核查机制；国家和国际协调的出口控制；合作削减计划； 政治和经济的方法； 拦截非法获取WMD的活动；根据联合国宪章，诉诸强制措施等。由此可见， 《美国战略》对从手段、策略、层次、治理等方面对如何落实防扩散战略作了详细规范，具有极强操作性；欧洲只是泛泛提出反WMD扩散的一般原则，政策思路没有大的突破， 表现为法理性和原则性有余，操作性和现实性不足。
第三，欧美防扩散战略行动方式存在差异。
在“后扩散世界”里，美国的目标不再局限于WMD扩散，而是用武力“击退”并最终从无赖国家的武器库中消除WMD武器， 确保由无赖国家支持的恐怖团体不能通过便捷的方法获得攻击美国的致命武器[6]。这就是说，美国防扩散战略的行动方式是以“先发制人”为主要特征的战争胁迫。
2002年9月，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NSS）正式将反扩散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NSS认为“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对恐怖分子开战”，“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来源于激进主义和高技术的结合”。安全报告判定目前的敌人是偏好毁灭性破坏的恐怖分子或把自己的士兵看作是殉葬品的无赖国家，对待这种敌人无法采用理性的劝说方式，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政策也显得不够充分，必须采取“预先的反扩散努力”，“在危险未释放之前就对其进行遏制和防御。”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强行对伊拉克开战，并最终推翻萨达姆政权，是美国“先发制人”反扩散战略的实战演习，也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了该战略的冒险性和危害性。
欧洲则把外交手段和国际协议作为防扩散战略的主要手段，仅把战争胁迫看作是所有的和平办法用尽后的最后手段。欧盟的反WMD战略主张遏制WMD扩散的第一道防线是条约、对话和国际核查。当这道防线被突破后，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和相关国际法采取强制性措施。欧盟主张武力应是一切和平方法用尽后的最后诉求，联合国应该扮演核心角色。 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CFSP）高级代表索拉纳（Javier Solana）认为把使用武力反对无赖国家仅视为“最后的手段”， 并需获得安理会授权[7]。2003年6月25日，美欧发表反对WMD扩散的共同声明， 虽然欧盟在执行防扩散战略的方式上对美国作了“妥协”，但在自己的战略文件中却没有为特定的军事行动罗列任何潜在的对象。特别是在处理伊朗核问题和利比亚WMD 计划问题上，欧洲更是按照自己的战略稳步推进。欧洲不支持用武力攻击伊朗，而是采用“全面对话”和“积极接触”之法来同伊朗打交道。2003年10月，欧盟三巨头成员法、德、英成功获得了伊朗签署附加议定书的承诺，这大大提高了伊朗核计划的透明度。同样，欧洲在促使利比亚同意拆除所有的WMD计划， 把导弹射程限制为不到30公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显示了欧洲一直奉行的外交和接触政策的影响。”[8]
第四，欧美对待多边防扩散机制的方式存在差异。
虽然《美国战略》和《欧洲战略》都主张在反WMD扩散中发挥多边防扩散机制的作用，但美国对多边机制秉持“实用主义”的方式，欧洲则强调要维护多边机制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美国认为“9·11”宣告了传统防扩散机制的失败与脆弱。2001年1月，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长J.D克劳奇忧心忡忡地指出，就全球范围而言，目前已有12个国家获得了核武器计划；13个国家有生物武器；16个国家有化学武器；28个国家有弹道导弹技术[9]。因此，美国不应再支持失败的多边制度安排，而只与美国战略利益直接相关的国际机制开展合作。军控和国际安全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也指出：“军控无疑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真正提高我们的国家利益。譬如有些领域的军控条约是无效、陈旧和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它们就不应成为推动我们外交政策的方式选择。”[10] 布什认为NPT中关于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之间的契约已过时，“决不能允许扩散者利用NPT 获得非法制造核武器的必要原料和基础设施”。主张重新创立一个监控核原料与设备交易的全球体系。把对联合国对这种全球体系的主管权转给核供应国集团（NSG）。实际上， 就是将其直接置于美国的领导之下。
为了顺利推进自己的防扩散战略，美国加快了对国际防扩散的改造和重建。方法之一就是建立自己主导的制度安排来防御WMD扩散。《华尔街日报》对美国在多边安排上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进行了恰当地评论：“没有司令部，没有秘书和将军，没有长时间的会谈，最为重要的是没有法国和俄罗斯的否决权。”[11] 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在实施防扩散战略中摆脱多边机制的掣肘，保持美国行动的完全自由度。
欧盟坚持认为“9·11”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与国际防扩散体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恐怖袭击不但不能说明防扩散机制的无效和失败，反而证明了强化防扩散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应充分发挥和尊重NPT和IAEA 在处理核扩散问题上的作用，尊重联合国在强化国际防扩散机制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欧洲战略》强调应对“多边体系和防扩散机制给予高度重视”，对“广泛的裁军和防扩散安排给予有效的国家执行”，“通过强化国际核查机制确保对防扩散义务的遵守”，并“对防扩散领域从事积极活动的国际组织给予适当的资源和支持”；为遏制核扩散，必须“寻求达成禁止核裂变材料生产的国际协议”；“考虑防扩散的政治和外交措施失败后，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强制性措施”等[12]。在欧洲通过的安全报告中，强调经过改进的现有多边防扩散机制，已能充分解决国家关注的扩散问题，这是对美国非难国际防扩散机制的直接反应。
二、欧美防扩散政策差异的原因
欧美在防扩散政策上产生差异与分歧，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欧美对威胁的理解与安全理念存在差异。欧美对威胁理解的差异并不是“9·11”后才产生的，早在冷战时期就已出现。上世纪90年代， 美国的决策者常抱怨欧洲专注于自己的内部改造，对新的全球威胁视而不见。“9·11 ”中恐怖分子对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攻击，以及同年10月的炭疽热攻击，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民灵魂，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威胁的认知。欧洲对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根据心存怀疑，特别是恐怖分子已获得WMD能力的根据。 欧洲对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提出质疑，主要原因就是欧洲公众对恐怖分子的威胁没有美国一般的切身感受。
从更深层次来看，欧美在防扩散政策上的差异起源于双方的安全理念存在差异。用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如果说美国的反扩散政策来自于火星，那欧洲的防扩散政策则来自金星。美国有强大的军事“铁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趋向于积累铁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从第一批移民从英格兰抵达弗吉尼亚和开始向西迁移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征服性的民族。”[13] 小布什认为：“人民给予我们保卫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有时需要用暴力去制约暴力的人。在某种倾向下，武力的措施是保护我们所有人陷入由暴力统治的纷乱世界的有效保护者。”[14] 欧洲有外交传统和外交威力，解决问题的首选也自然趋向条约。冷战结束后，欧盟已失去了自己的“安全和防御特性”，从而限制了其安全利益范围和战略环境。欧盟在对外战略中强调使用软权力工具，极少思考过强制性和军事手段的优点。正如卡根所言：“欧洲乐于居住其上的世界。这里力量无关紧要，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则大行其道。”[15] 2004年9月15日，欧盟出台《欧洲人类安全理念》报告[16]。新理念阐明仅依靠军事力量难以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的安全威胁与挑战，倡导在国际事务中应加强人道干预和奉行多边主义，强调以人类安全为重，反对战争，并赋予军队新的使命，增加其维和的任务。提出确保政治权力透明、奉行多边主义、合理使用武力等原则，与美国“先发制人”和依靠武力消除威胁的政策形成强烈的反差。
其次，是欧洲多边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对抗在防扩散政策中的必然反映。在处理包括防扩散在内的国际安全事务时，欧洲主张通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来加以解决，美国则不愿受多边主义的羁绊，决意通过单边主义方式推行防扩散战略，从而导致欧美在防扩散政策上的差异。欧洲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抱怨和指责并不光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领导人就抱怨克林顿政府和国会经常单边行动，突出的例子是美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美单方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实施制裁。布什政府上台后，拒绝批准联合国框架内的《京都议定书》，更被欧洲视为新的和更广泛的单边主义行动。
当然，最令欧洲不安的是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美不但对伊发动战争，而且把反对对伊开战的法国和德国等国称为“老欧洲”，使双方对立更为严重。欧洲甚至把美国看作对国际社会意见和联合国授权视而不见的国家。英国《卫报》认为“布什因为一个国家蔑视国际法就要对其发动战争的逻辑有点可笑。自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撕毁的国际条约和违背的联合国协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过去20年内的总和还多。”对伊战争结束后，欧洲对美国的批评集中于美军严重损害西方在海外的形象。其中曝光的虐囚事件最使欧洲沮丧。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2年9月的竞选中， 也公开谴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一些观察家批评欧美领导人只在乎自己的政策实施方式，用非外交策略和不负责任的方式把大西洋关系推到了危险的边缘[17]。
第三，欧洲自主性与美国主导性之间的冲突导致欧美防扩散政策产生差异。自冷战结束后，欧洲自身的一体化，自主性逐渐增强。欧盟提出新外交就是要“进一步在世界上明确地显示自身存在”，并认为欧盟有两项根本任务：“一是在全球范围发挥稳定作用”，二是“为众多国家与人民指出前进方向”[18]。欧盟的这一战略定位与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相悖。2004年5月，欧洲欢迎10个主要来自于中、东欧的新成员加入欧洲。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欧洲一直采取步骤提高自身经济的一体化。12个欧洲成员国已采用单一货币，10个新成员国也承诺在未来要采用欧洲单一货币。
欧洲出现的“战略特性”，即通过解释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机会强调外交和多边方法，这同美国强调军事使用和决定性行动的战略立场和观点发生了冲突。如果欧洲的“战略特性”继续强化的话，欧洲成员国就会日益从一种欧洲的观点来评估重要的外交政策决定，比如着眼于实现欧洲的战略目标和建立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欧洲成员国间对外交政策的相互协商就会取代以前同美国的相互协商。结果，美国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欧洲施加影响。总之，一个更大、更团结和更自信的欧洲会寻求同美国的竞争，并能弱化跨大西洋联系。
三、欧美防扩散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欧美的防扩散战略虽然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更有必要进行协调与合作。因为离开任何一方的支持，欧美都无法单独解决WMD扩散问题。 只有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实现防扩散的双赢目标。基于以上考虑，2004年6 月欧美在华盛顿峰会上发表了《美欧峰会：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共同宣言》（简称《宣言》）[19]。从而开启了美欧在防扩散战略上的协调与合作。
第一，欧美在北约（NATO）内的协调与合作。
“9·11”后，欧美在防扩散领域存在诸多争端，但在NATO 框架内的反扩散合作却一直在进行，成为欧美防扩散合作的重要平台。2001年10月，NATO着手在东地中海进行巡逻，以监控恐怖分子利用船只从事扩散活动。NATO的海上拦截行动，是美国提出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海上拦截行动的预演， 表明在反扩散活动中盟国的支持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2002年夏，美国参议员理查德（Richard Lugar）指出：“在未来的反恐战争中，NATO通过号召成员国参与反恐战争和孤立扩散WMD的国家的方式，一定会发展成有影响的组织”[20](P11—13)。在2002 年11月举行的NATO布拉格会议上，欧美重申NATO在“阻止WMD 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致同意改进NATO在相互协同、高技术、战略运输和WMD保护方面的能力。2003年11月召开的NATO的防御会议上，欧美强调要提高NATO的军需品供应能力，安全通信能力和海洋能力[21]。建立NATO的WMD中心， 主要承担改进扩散问题上的情报和信息分享，帮助盟国提高在WMD环境下的军事行动能力， 要求盟国加强对全球防扩散努力的支持等3项任务。
欧美主导NATO提出了一项防御核武器、生化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重要倡议。主张建立WMD评估实验室和医学监督体系，建设一支反击WMD威胁的“事变反应力量”。欧美和其他盟国协同在NATO内创立医药库存和其他应对WMD威胁的医学对策，提高应对WMD光谱的训练。NATO也跟诸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以对化学武器的潜在威胁做出反应。2003年12月，NATO为处置恐怖分子利用生化武器的攻击，建立了一种新的防扩散反应机制。NATO中的15个成员国还建立了反击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CBRN）的特殊军队，主要训练如何处理化学和生物威胁，并发展反击WMD方面的新学说[22](P8)。
第二，欧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欧美之所以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展开协调与合作，是因为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有共同认知和利益。欧美都认为伊朗具有发展核武器的意图。欧美根据IAEA的报告，认定伊朗在核计划上存在欺骗、逃避和说谎；认为伊朗寻求浓缩铀和其他燃料回收设备，不仅是为了获取燃料反应堆，更为了获取生产核武器之用的高浓缩铀。从共同利益来看，如果伊朗一旦获取核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全球防扩散机制的未来都会带来灾难性影响。布什认为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欧洲虽避免使用刺激伊朗的语言，但也宣布强烈反对伊朗获取核武器[23]。自伊朗核问题产生以来，欧洲的态度较为温和，美国的态度则一直强硬，欧美在伊朗的心目中形成了“坏警官”和“好警官”的思维定式。因此，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必须要借重欧洲在伊朗心目中的“好警官”形象，把欧洲的“胡萝卜”和美国的“大棒”结合起来，共同对伊朗放弃浓缩铀和核燃料回收能力提出基准和最后通牒。
在小布什对欧洲的访问后，欧美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报料说，布什和德国总理施罗德还讨论了在伊朗核问题上是否使用“胡萝卜和大棒政策，谁应操胡萝卜以及这种胡萝卜是什么”的问题[24]。布什总统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努力使伊朗清楚地认识到自由世界将不能容忍其拥有核武器。”[25] 欧美的共同立场是要给伊朗传达明确信息，即一旦伊朗不接受协议或以后撕毁协议，就一定会得到欧美和联合国的严厉制裁。为贯彻这一方针，在起草关于停止伊朗核计划的欧美共同战略时，美国坚持必须写入以下原则：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或违反协议，美国将保留军事选择的权利；允许美国对伊朗国内的民主反对派给予政治支持；任何协议的目的，都是为了阻止伊朗把民用核力量发展为核武器，就如同1994年克林顿与朝鲜签署的框架协议所达到的目的一样[26]。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欧美制定了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合作纲领。具体内容是：伊朗必须永久和可核查地停止谋求核武器和完整核燃料回收活动；批准和严格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协议的附加议定书，以能进行全面核查；同IAEA进行透明和完全的合作，以解决所有遗留问题；永久停止获取完整核燃料回收和重水反应堆的所有努力；同意使用实时监控装置对“布什尔”（Bushehr）反应堆、 核燃料储存处和任何受到怀疑的核装置进行深入核查；伊朗保证不阻止和破坏欧美共同倡议，或为秘密制造核武器争取时间。在伊朗同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欧美考虑给予伊朗如下“胡萝卜”政策：美国和伊朗开始旨在恢复外交关系的双边谈判；开始恢复美国和伊朗贸易关系的双边谈判；美国和欧洲同意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重新启动欧盟三国（英、法、德）和伊朗的贸易与合作协议；美国和欧盟三国不阻止伊朗获取单纯的轻水反应堆；在符合G－8／核供应国集团规定的情况下，美国支持欧盟三国按照市场价格给伊朗提供国际燃料，产生的所有燃料都要被回收，并在伊朗之外进行重新加工。
第三，欧美在多边防扩散机制中的合作。
美国诟病传统防扩散体制，一是为创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防扩散安排寻求合法依据，二是迫使国际社会改造传统防扩散机制，扫除美国防扩散征途上的障碍。欧洲尽管对美国的盘算心知肚明，但还是对美提出的防扩散倡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在传统防扩散体制中和美展开了合作。
2002年，欧盟就已同美国海关发起的“集装箱倡议”（CSI）中展开了防扩散合作。该倡议要求对开往国外港口的集装箱提供预检，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集装箱货运的漏洞扩散WMD。美国已同8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CSI的双边协议。根据协议， 这些国家允许美国的海关检查人员来自己的港口工作，以确定驶往美国的货船是否载有高危险物质。2003年11月，美国和欧盟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同意建立一个旨在欧洲推进CSI的共同的工作团体。与CSI相关的是2003年5月布什总统发起的PSI。 PSI是一个在美国领导下，对怀疑运输WMD 及其相关原料的货船进行武力拦截的一种多边战略。可疑船只和飞行器一旦进入PSI成员国的领水或国家领空时，成员国有权扣留和搜查船只和飞行器；也有权拒绝飞机和船只飞越领空和通过领海[27]。欧盟认为PSI的基本原则是对自己执行反WMD战略目标的有益补充。欧盟完全认可和批准2003年9月4日通过的国际拦截原则声明[28]。在符合国家法律和相关国际法框架的情况下，欧洲认为PSI提供了一种阻止和停止WMD及其运载工具走私的基础。
美欧加强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的合作，为双方建立防扩散战略同盟提供了机遇。欧盟对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参与是热情和积极的。截至目前，欧盟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NSG，“澳大利亚集团”（AG），“导弹技术控制机制”（MTCR）和关于常规武器、两用商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WA）。除了定期与美国就防扩散问题进行专家层次的交流外，在各种出口控制机制召开的全体会议上，美欧也经常讨论防扩散问题。在关于反WMD的共同宣言中， 美欧承诺“将讨论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协议和附加议定书成为核合作与防扩散标准的方式问题；督促所有拥有核设施或核活动的国家立即批准和执行这些协议和议定书。”“强化与WMD及其运载系统相关的原料和技术出口控制的执行。确保国家的出口控制包括对非法出口、转运、WMD及其导弹运载系统扩散、从事用于WMD计划的原料、技术买卖掮客的刑事惩罚。”在生化武器领域内，美欧“将在《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BTWC）框架内共同强化对病原微生物和毒素的国家控制，在《化学武器公约》（CWC）框架内，努力消除所有的化学武器。”[29]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欧在多边防扩散机制中的合作趋势愈益明显。
四、前景展望
《共同宣言》发表后，欧美秉承宣言宗旨，在反对WMD 扩散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为未来欧美建立跨大西洋防扩散战略同盟奠定了良好基础。欧美能否在防扩散问题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关键要看欧美双方的防扩散战略观能否融合和融合的程度。欧美是传统盟友，坚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在反对WMD扩散等全球性安全问题上，双方仍然具有生死攸关的共同利益。
但是，欧美未来的防扩散合作和建立大西洋防扩散战略同盟的努力也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共同宣言》为欧美防扩散合作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指导原则，但许多倡议仍然停留在纸面上，要完全兑现还需很长的路要走；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欧美在防扩散领域内的信任度较前有很大提高。然而，美国和欧洲在战略思维和安全理念方面的差异根深蒂固，不排除双方在未来某个时刻信任度再次恶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