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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孩子。
那时，家乡的小学里只有一个学前班，我五岁入学，一口气读了三年。三年里都是同一个老师，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谁坐得最好，就奖一只纸飞机。每到这时，我总是把双手端正地放在桌子上，腰杆挺得笔直，眼巴巴地望着老师手里的纸飞机。三年里，我没有得到过一只纸飞机，倒是坐在我前排那个白白净净的男孩，一个星期就能收获好几只。那小子除了皮肤白净，还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穿得也很洋气。而我那时圆圆胖胖，眼睛绿豆一般小，常常是一脸泥。如果我是那个老师，也会更喜欢那男孩一些。回想起上学前班的日子，每年学的都是一样的内容，我混了三年，居然连首儿歌都没学会，笨成这样，哪个老师会喜欢呢？由此，我认为不讨老师喜欢，不仅仅是因为长得丑。
七岁半时，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想必那时我的个子一定很高，所以我一开始就坐在最后一排。姐姐常常问我老师讲了什么，我总是一点也想不起来，想不起来的原因可能是我耳背，因为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我明明听到老师念我的分数——99.9。姐姐去老师那里查实，发现我其实只考了55.5分。念分数的时候，教室里非常安静，我居然连老师在说些什么都听不清，可不就是耳背？此外，我觉得每天的作业都非常多，从吃过晚饭开始做起，一直做到晚上12点才能完成。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而我的看法，多半是错误的。据姐姐说，我的作业其实并不多，之所以要做那么久，是因为我写字慢得出奇。关于我写字慢，姐姐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拿刀子往石头上刻字似的。我曾经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做作业，结果证实我姐姐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二年级的时候，我依然坐在最后一排。那时，我的笨发展到了极致。那个爱拎人耳朵的语文老师几乎每节课都要拎我的耳朵。拎耳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上课讲了闲话，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周围的人都在讲闲话，而老师只拎我一个人的耳朵。
数学老师是个年轻的男教师，他其实是非常负责任的，每天下午都把我留下来背乘法口诀，起初有十来个同学和我一起背，他们陆续都过了关，几天后只剩我和小鹿了。趁着老师上厕所的间隙，小鹿和我商量了一个办法：她背书的时候，我就站在老师的背后举着乘法口诀让她偷看；等到我背时，则由她举着书站在老师身后。
数学老师很快回来了，小鹿先背，我在数学老师后面举着书，果然没被老师发现，于是小鹿顺利过关。可是轮到我时，数学老师却让小鹿先回去，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除了发呆还能干什么呢？从此以后老师每天就留下我一个人背书，留了几天，他失去了耐心，便发给我一张纸，干脆让我默写一遍，在我默写的时候，他却跑去吃饭了。今天想来，他当初如此安排，大概是想给我一个作弊的机会，可惜我那时实在太笨，居然用连加的方法去推演乘法口诀，三乘以五就用三个五相加，这套办法最大的问题是太慢，等我算完的时候月亮都出来了。一年以后，我就发现数学老师把我留下来背乘法口诀的深远意义：后来的所有学习内容都要用到乘法口诀，而我总是用连加法，所以每次考试都时间不够。
三年级时，我遇上一位很和气的语文教师。他姓张，说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张老师从不拎学生的耳朵，也不把我们留下来罚抄课文。有时候值日生逃跑了，她会叫我过去帮着扫地，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以前这种事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做。从此，我常常留在教室里不按时回家，每天都希望值日生逃跑。张老师常常叫我帮着摆摆桌子、擦擦讲台。她教给我一些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桌子要摆成横竖一条线才好看，讲台要用湿布擦一遍再用干布擦才干净……
张老师从来不和我谈学习，更不会拿我贫寒的家境来增加我学习的压力，她常常借书给我，常常叫我回答问题，常常表扬我的课文读得好，常常在我的作文本上划出写得好的句子……所有这一切让我对她的课堂入了迷，试卷上的分数也一路飙升。张老师教了我两年，两年里我一直担任班干部，先是小组长，接着是副班长，然后是班长、大队干部、大队长。当到大队长的时候，我语文成绩已经名列前茅，数学成绩则继续保持在60分左右。
五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学校里的副校长，据说是本校文凭最高的老师，然而在我看来，他怎么能和张老师比呢？他的普通话那么生硬，甚至连“渴”和“喝”都混淆不清；他从来不教我们写作，只是每个星期抄一篇作文在黑板上，让我们抄下来，先背后默写，再告诉我们这一篇可以嫁接到哪些题目的作文中；他的课堂以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为主，从来不让我们读课文；他从不对我们笑，谁要是讲几句闲话，他那双秃鹰般凶恶的眼睛便瞪了过来。现在想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心，但那时我们都对他恨之入骨，男生们常常商量着拔他的气门芯，给他起外号，女生们则热衷于交流如何在默写作文的时候作弊。有一次，也不知他怎么得罪了大家，几个顽皮的男生竟在他必经的路上放了一块钉满钉子的木板，于是第二天他只好走路来学校，据数学老师说，他的自行车前后胎被扎了无数个眼，于是只好送去大修。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个干瘦的老头，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教了十多年毕业班。我们常常拿着他刚讲完的题目去请教，他从不责备我们的不专心，总是清清喉咙再讲一遍。如果上课有人讲闲话，他会把一切停下来，用慈祥的目光看着讲闲话的同学，待对方惊觉，他又接着讲课。就算有人打架，他也从不动怒，问清是怎么回事，再劝解几句，便放回教室了事。他这样的好脾气，班里的同学自然谁也不怵他，他自己还落得一个极好的名声，所有同学都对他爱戴有加。
就在这一年里，我的成绩稳步上升，小学升学考试时，我的成绩据说排在了全乡第50名。而这个成绩却让父亲很觉抬不起头来，他显然忘了我一年级时的55.5分和二年级时永远的不及格，或者他本来就是如此粗心的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女儿原本是资质愚钝的。
后来，我自己也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回母校看望我的那些老师时，居然一个也找不着了，听说除了五年级时教我的两位老先生退休在家，其余都已调离。我已经没有机会去让曾经不看好我的老师们惊讶，也没有机会去让曾经看好我的老师们欣慰。站在母校的柳树下，我细细回味着那些小小的情节，突然明白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老师，虽然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对学生的成长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