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艺道润华年——鲁迅精神原乡问题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扶桑论文,精神论文,华年论文,艺道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3-0114-06
所谓原乡，从地理概念上是指一个宗系的本乡，指祖先居住过的地方；精神原乡，指涉的是个体的精神的本原，即指个体的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灵的始源。鲁迅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民族根性的批判者和改造者。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与他思想的两个精神原乡——绍兴和东京是密不可分的。
一
鲁迅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892年祖父卷入科场贿赂案，1896年父亲病故，这些使他过早地感受到社会变故和世态炎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经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境的破落，让鲁迅面临人生道路的第一次抉择。
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正路是考科举，败落户子弟则是当幕僚(到府署或衙门做事)或经商。鲁迅没有走这两条路。1898年5月1日，18岁的鲁迅顶着进“洋学堂”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压力，带着母亲给他筹措的8元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并由周樟寿改名周树人。江南水师学堂名义上是海军学校，实际上是海运学校。鲁迅进校后不久，便发现这所学校“乌烟瘴气”，毅然决定退学，是年10月投考江南陆军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改学开矿。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在南京的4年，鲁迅阅读了许多介绍西方的书籍，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接触了进化论思想，吸取了不断发展、进步、变革的观点。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的破产、1900年八国联军的暴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等，这些重大事件都引起了鲁迅的关注，他开始自觉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在1898年11月，鲁迅就曾刻过“文章误我”、“戛剑生”、“戎马书生”三枚图章，表明他爱国报国的志向，然而等到矿路学堂毕业，又“爽然若失”，感觉既不配“做半个水兵”，又掘不出“金银铜铁锡”来，“一无所能”。“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1](P297)，冀以留学所得贡献于祖国。后来，鲁迅在回忆中更用了“渴望”二字：“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2](P315)在家国动荡之中，鲁迅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
二
日本社会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思想文化方面，经过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政策、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后来的大正民主运动，日本已广泛吸纳和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
1902年3月24日，鲁迅由两江总督批准赴日留学。4月，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时年21岁。1902年，正值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高潮起始之年，也是中国酝酿变革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让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的日本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聚集地。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纷纷创办刊物，宣传反帝反清革命，《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河南》等相继面世。1905年11月26日，章太炎创办了《民报》，提出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并以《民报》为阵地，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围绕“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展开论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不可否认，一衣带水的日本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影响和声援是巨大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也就在这个时候。1902年，甲年海战已过了8年，日本的国力正逐渐强盛，如郁达夫的《沉沦》描述的，“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作为弱国子民，鲁迅也受到种种歧视，他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当年，留日学生来源复杂，志趣各异，对日本的感情也不尽相同，总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怨恨日本，如周作人笔下所讲，看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把自己的“屈辱”和“受苦”都归咎为不富强的“祖国”；二是藐视日本，“不是说日本全无文化”，就是说日本的文化“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不值得一看”；三是一味欣赏和钦佩日本的风土人情，把“异域”看作是“古昔”，交游议论，吃喝玩乐；四是用“虚心研究”的态度深入观察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潜心求学，客观看待中日差异。
鲁迅显然是留学生中“潜心求学”的代表，“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2](P558)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的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3](P153)显然，鲁迅对于“最理想的人性”①的思考，始于日本。林嘉骏在《国民性与国民经济》一文中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同为东方人，在理，当因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而同与英德等国之西方式的国民性对峙。不过就现代日本而言，其一切精神，吾人与其仍谓之为东方式，何如谓之为西方式或准西方式为愈，以其在在皆由胎息与进步西方文明而成也。”[4]
1902年前后，日本对尼采的介绍达到高潮。因甲午海战胜利而造成的“昂扬”的“国民意识”，为尼采“英雄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尼采热”促使鲁迅对“理想的人性”进行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性”同样也是个“国民性”问题。“国民性”指的是一国国民之一般的特性，构成国民性的因素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的因素复可分为气候，土地，物产，民族统系四种；精神的因素复可分为思想上的传袭，历史上的因缘，政治，文学，哲理，宗教，制度，风俗，习惯等项”[4]。“国民性”就是综合了上述种种因素铸造而成。民强斯国强，民弱斯国弱，民气之盛衰又决定了国势之强弱。从这一理念出发，鲁迅确立了自己的志向。1904年9月，他在弘文学院结业后，孤身一人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学医”，是鲁迅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抉择。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5](P83)
鲁迅研究并总结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而决定“学医”。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日本就是从对荷兰的“医学”感兴趣，从医学起步，由医学而及于西洋其它技艺、器械、用品，最终促成“维新之兴起”。鲁迅选择“学医”，显然是对日本社会的一个“仿效”，是与他到日本后一系列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
1903年3月，鲁迅在同班同学中第一个剪了辫子。在清朝，辫子是种族压迫的标记，是否敢于剪发辫，也成为保皇派和革命派的主要区别之一。鲁迅到了日本，剪掉辫子以“舒愤懑”[2](P189)，依然同日本整体环境的影响有关。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剪发和开发的变革”。1872年，明治政府公开宣传废除幕府时代的武家服饰，要求人们去发髻、留短发[6](P93)。鲁迅探讨“理想的人性”，他自己的这条辫子就非剪不可。鲁迅剪辫之后，在送给友人许寿裳的断发照片《自题小像》中写道：“灵台无计逃神州，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许寿裳解释说：“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3](P181)“舒愤懑”是鲁迅决心投身民族救亡革命斗争的起点。
在弘文学院学日语的一年多时间里，鲁迅发表出版的译作有《哀尘》、《月界旅行》、《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物理新诠》、《世界史》和《北极探险》共10部，研究者评述得最多的是《斯巴达之魂》和《中国地质略论》。1903年6月15日，鲁迅在留日学生组织“浙江同乡会”创办的刊物《浙江潮》第五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翻译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说它为“翻译创作小说”，是因为既不是翻译(找不到出处)，又不像是创作。鲁迅1934年5月6日在《致杨霁云》中说：《斯巴达之魂》“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7](P403)。小说记叙了斯巴达勇士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一场三百人迎战一万人的战斗，是力悬之战。结果，勇士们死战到底，全部阵亡，只有一个武士因眼睛患病，没能参战幸存下来。武士回家后，妻子认为他侮辱了国家、也侮辱了妻子，而劝丈夫去死。鲁迅在《斯巴达之魂》的引言中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3](P20)，这就是鲁迅写这个短篇的动意。同年10月，他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强种鳞鳞，梦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如雨”，列强是“我汉族之大敌也”，由此呼唤“豪侠之士”“奋袂而起”，以挽救垂亡的祖国。
“学医”，凝聚着鲁迅铸造民族健壮的体魄和“最理想的人性”的热切的期待，凝聚着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远志向，表现了青年鲁迅独立不羁的伟美品格。
三
1904年9月，鲁迅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年24岁。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他的《仙台与短刀——广濑川畔的鲁迅》中这样描述：鲁迅首先是憧憬明治维新，其次是憧憬对于明治维新有很大助力的“新的医学”，所以才到设有“新的医学”的仙台医专求学，可以说，他是怀抱着中国明治维新的蓝图走出仙台车站的。
仙台医专创办于1901年，据说外国留学生只有鲁迅一人，因而在那里颇受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并“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1](P303)尤其是藤野严九郎先生，特别器重鲁迅，他让鲁迅把课堂所记的笔记送给他检查，竟仔细地作了修改和补充。可发生在1906年春的“幻灯片”事件，让鲁迅受到强烈的刺激，促使他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再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砍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8](P417)由“学医”到“从文”，放弃医治国人之体魄，而改为医治国人之灵魂，这是鲁迅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抉择。这次的抉择决定了他今后一生的道路。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专门从事文艺运动的发动。他写论文、编刊物、作翻译、出书籍，迎来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一个高峰：1907年12月，发表自然科学论文《人间之历史》(收入《坟》时改为《人之历史》)，文章阐释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并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驳斥了上帝造人的“神创论”的唯心主义观点，对“抱残守阙”的顽固派进行了抨击。《人之历史》是我国早期介绍达尔文进化学说的重要论文之一。1908年2月和3月，发表《摩罗诗力说》，对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通译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8位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热烈赞扬，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摩罗诗派”是“精神界之战士”。针对中国缺乏“精神界之战士”的现状，鲁迅尤其批判了“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习惯势力，强调要“争天拒俗”，表现出一种勇猛、热忱的战斗激情，凸显了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觉悟、推动祖国向前发展的强烈愿望。1908年6月，发表《科学史教篇》，介绍从希腊罗马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阐明科学发展之历史，论述科学与艺文、宗教、实业的关系，指出洋务派的“惟枝叶之求”乃是舍本逐末。他特别强调，要“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倚”。在论及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同样是不平坦时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又说：“平和之物，不见于人间。其强为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乃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不难看出，鲁迅当时已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1908年8月，发表政治论文《文化偏至论》，批判19世纪文化思潮的偏向。针对洋务派鼓吹“富国强兵”、“竞言武事”，以及改良派倡言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等盲目崇拜西方“物质”和“众治”的错误，鲁迅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政治主张，强调“尊个人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认为只有强调个性解放和精神力量，才能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对专制主义弊病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从此，“立人”思想成为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中心。
《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这四篇力作正好形成一个思想系统，一个为拯救中国、开启民智、发动启蒙运动的纲领性意见的系统，因而被研究者称为“启蒙四论”。1908年12月，鲁迅又发表《破恶声论》，针对洋务派和改良派鼓吹的“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以及“同文学、弃祖国、尚齐一”等邪恶之声，进行了批判。可惜这篇文章没能够写完，只批判了“破迷信”、“崇侵略”两种。这里，鲁迅再次深刻阐述了个性解放，讲到要破“崇侵略者”之“恶声”。当时，一些进步的旧民主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借助于他们的力量推翻清政府。鲁迅却清醒地认识到，要把反封建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吸收尼采进化论思想的同时，他也批评尼采的进化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执进化之留言，攻弱小以逞欲”的“兽性之爱国”。鲁迅还批评了“灭裂个性”的言论，指出维新派高唱“维新”，实乃“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希望中国有爱国前驱者起来保卫祖国，使祖国早日摆脱荒凉落后的困境。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当时的《河南》杂志上。《河南》杂志1907年底在东京创刊，由刘师培主编，为留学界主要革命刊物之一，1909年12月第九期发刊后被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认为：《河南》杂志“鼓吹民权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许寿裳评论鲁迅的这几篇文章，“《文化偏至论》，《摩罗斯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匤救”[3](P177)。可见，鲁迅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般民众的“劣根性”，也包括那些“新党”的“思想”，他关注的是全民族的“精神”。
四
鲁迅留日期间的实绩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战线。这些实绩的取得，首先，源于他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勤奋苦读。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很多日文书籍，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同舍的沈瓞民回忆说：鲁迅平日顽强苦学，毅力惊人，边学习日语边翻译，偶尔也译英文书。“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为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独树一帜了。”[9]其次，得益于日本学界丰富的学术资源。这些学术资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学界丰硕的学术成果。1980年代，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写过一本专著《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冈正子经过深入考辨，发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几乎分论的所有部分都有材料来源”，“这说明《摩罗诗力说》是在鲁迅的某种意图支配下，根据当时找得到的材料来源写成的”[10](前言P1-2)。鲁迅显然是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前进。二是当年发行的外文书刊。就《摩罗诗力说》而言，除了吸取了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滨田佳澄、八杉贞利、升曙梦等人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参考了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丹麦的勃兰兑斯、匈牙利的利特耳、德国的约翰·克默迪的相关著作。鲁迅博览群书，摄取了大量丰富的学养，使自己的学识逐渐充实丰满起来，这才写成了《摩罗诗力说》这样的煌煌巨论。反过来说，如果当年日本学界没有这么丰厚的学术资源，鲁迅也就写不出“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求得救国救民方策的诗论”，而这篇诗论，正“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10](前言P1)。
1909年3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11](P155)
这篇“序言”，正如周作人所形容的：“气象多么的阔大，而且也看得出自负的意思来；这是一篇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的文字了”[12](P231)。“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域外小说集》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是年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刊登的一则消息说：“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叫《域外小说集》……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1909年7月27日，《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这二集共收外国小说十六篇：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捷克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大部分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留日时期的文学翻译有过总结：“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13](P511)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鲁迅原先筹办《新生》杂志“文艺部分”的计划。印书的费用由蒋抑卮帮助代垫一百五十元，出书后并在上海蒋家开设的广兴隆绸缎庄代售。原计划“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11](P161)。但由于当时读者对外国短篇小说还有隔膜，结果“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只卖掉二十一册。第二集印了五百本，也只卖了二十册，“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1920年，上海群盖书社将两集合为一集重印出版，鲁迅为重印写了新序《〈域外小说集〉序》，再次谈及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良苦用心，是要用外国文学唤醒祖国民众的觉悟。许寿裳就称鲁迅：“实在是绍介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3](P177)
五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为时7年的留学生活回国。鲁迅在日本的7年，年龄从21到29岁，正是风华正茂、世界观成熟并定形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知识、学问、思想、人格都是在日本形成的，那里是鲁迅一生辉煌的起点。在日本，鲁迅掌握了日语和德语，借助日语和德语，他接触了世界文学。回国后，鲁迅经过短暂的沉默，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2](P238)“表现的深切”指的是小说的思想内容，揭出人生和社会的种种病态，犀利而深刻的洞察交织着对个体生命的思考。鲁迅这时所延续和拓展的，依然是“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常谈到的相关联的问题。“格式的特别”指的是小说的艺术特色。鲁迅的阐释告诉我们，他的小说从“欧洲文学”中汲取滋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鲁迅凭借译作了解和掌握了“欧洲文学”的精神、观念和其它艺术，这个广义的“欧洲文学”也包括日本文学在内。周作人就曾说过，《阿Q正传》受到夏目漱石《我辈是猫》的影响[14]；鲁迅自己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他最爱读的日本作者“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鲁迅回国后再也没有去过日本。虽然如此，在他的心中，是有一份怀念的。鲁迅写于1926年10月的《藤野先生》这样说：藤野先生在他“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并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寓居的东墙上，面对书桌，“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深恶痛疾的文字。”[1](P308)鲁迅在上海时，与“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从内山书店购买大量的书籍，而且利用内山书店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出版的书托内山书店代售、所编的书托内山书店送到东京印刷、在内山书店约见朋友等，并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广泛联系，内山书店成为鲁迅与外界来往的中转站。鲁迅还租用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住过的房间，作为他的收藏间和读书室，同时，通过内山完造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如鹿地亘、增田涉、山上正义、辛岛骁、林芙美子、山本初枝、新居格、山本实彦等。1931年12月，增田涉离开上海回国，鲁迅作《送增田涉君回国》诗一首相赠。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表达了对“归客”的惜别和对日本的怀念之情。
也正是出自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共鸣，鲁迅翻译了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地宽、芥川龙之介、秋田雨雀、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鹤见佑辅、拓垣鹰穗、片山孤村、岛崎藤村、金子筑水、片上伸、青野季吉、升曙梦、上野阳一、中泽临川、生田长江、铃木虎雄、黑田辰男、千叶黾雄、野口未次郎、山岸光宣、上田进、立野信之、中根宏、冈泽秀虎、藏原惟人等许多日本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书籍。当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在日本并不怎么叫座，可经鲁迅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名声大噪，并成为大学文艺理论教材。厨川白村的另外三部书《走向十字街头》、《近代文学十讲》和《文艺思潮论》也相继在中国出版，不仅受到中国文艺界的追捧，“苦闷的象征”、“象牙之塔”、“十字街头”也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以“十字街头”为例，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写过《谈十字街头》的论文，著名演员赵丹演过《十字街头》的电影，鲁迅主编的左联刊物创刊，刊名也叫“十字街头”。周作人在谈及译介日本文学时说：“喜欢翻译日本文学的，有鲁迅、崔万秋、谢六逸、徐祖正，还有我。”[14]把鲁迅列在第一位。
也有的研究者说，鲁迅“虽有七年旅居留学的经历和众多的日本友人，可留给他的不是孤独屈辱的仙台记忆，就是寂寞难耐的东京印象，一生中很少谈及对于日本及其文化的观察体验”[15]。显然，这话有失偏颇。鲁迅对日本民族的“认真”精神，不将做事与做戏混同起来的严肃、认真的国民性格，以及“会摹仿”等优点，都是相当肯定的。鲁迅喜爱日本的美术，尤其喜爱“浮世绘”和“版画”，包括上野公园烂漫的樱花等，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在《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在纪念演讲会上讲话》中说：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您如果再有机会到日本去，想到那里去?鲁迅立即回答说：想到东京的“丸善”(笔者注：东京一家专门销售外国书籍的书店)去看看。青年时代，他在日本时，常到“丸善”去，从那里吸收世界文学和美术知识，因而直到晚年，仍从“丸善”函购书籍。……而且那时，先生说过，也想到仙台去看看……仙台这地方，在心里一直刻着年轻时的印象。[16](P79)
增田涉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感情笃厚，他是1931年12月回日本的，鲁迅这番话应当是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国之前所说。鲁迅在1934年给女诗人山本初枝的信中也说到，“我一直想去日本”，并接着调侃道：“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17](P555)。国内作家中，郁达夫对鲁迅的崇拜众所周知，鲁迅也很信任郁达夫。郁达夫写道：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36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18](P46)
郁达夫这篇《回忆鲁迅》曾在1939年3月至8月的《宇宙风乙刊》发表，又在同年6月至8月的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刊载。作为鲁迅的崇拜者和挚友，郁达夫的话是可信的，日本给了鲁迅许多难忘的记忆，他也曾有计划再去那里。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曾写到：第一次读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文章时，“给我留下了堪称为‘冲击’的强烈印象”，原先以为，那“不过是年轻人的习作而已。然而，读过原文后我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19](P59)。伊藤虎丸所讲的“原鲁迅”，实际上也指涉到一种精神原乡，因此如果追溯鲁迅思想的起源，那么东京和绍兴一样，都可谓个体之鲁迅的精神原乡。
注释：
①许寿裳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办杂志、译小说》里，所记是“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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