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思维模式比较研究———种结构-功能式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论文,视角论文,思维模式论文,结构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5-0056-06
一、结构分析方法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结构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维模式，它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方法后得出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看来，对社会的研究是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的结合。动态研究是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①静态研究是分析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注重对社会进行动态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同时，还强调对社会要进行静态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充分反映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看成是由五个要素组成，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阶级斗争。而这五个要素又可归结为三个子系统：第一个是经济系统，其中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此外还包括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第二个是文化系统，即要实现以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第三个是政治系统，即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政治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以确保社会主义的方向。由以上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功能，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功能的共同作用来实现。
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结构构成中的第一个要素，也是最基本的要素。自1953年开始到1956年底，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之后，毛泽东从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出发，先是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后来又急于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这一思想从理论来源上来说基本上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而毛泽东忽略了这个前提，急于把各种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殊不知，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同时还需要个体经济以及其它经济成分来补充。
毛泽东社会主义结构中的第二个要素，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这一经济运行体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一切生产均应由整个社会来管理。同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在中国形成了统一的经济管理体系，强调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将这一点上升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③当然，也要看到，在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过要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比如说，他也曾经指出，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不过，可惜的是，在实践中他未能完全落实。最终还是实行了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的政策，从而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践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排斥市场的机制，限制商品经济，这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按劳分配”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结构性构成中的第三个要素，它是毛泽东在发展社会主义进程中关于产品分配方式的观点。其思想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全面地阐述了按劳分配消费品的原则，“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按劳分配的重要性，批评否定按劳分配的思想。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做法。之后，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错误倾向。然而，毛泽东没有意识到的是，单纯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不够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要求相应地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毛泽东社会主义结构的第四个构成要素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取向。人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提高社会的先进程度可以通过提升人的道德和素质来实现。毛泽东十分注重人的道德品质和境界的塑造提升，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青年都在努力按照毛泽东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目标打造自我。这样一来，通过对全社会进行“政治思想”和“革命意志”的建设，以高尚纯洁、公而忘私的社会主义道德维系社会关系，继而弘扬和传承战争年代的革命干劲和热情，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积极和肯定的作用，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人人都像雷锋那样毫无私心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应该在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人发展，关心自己的正当权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毛泽东社会主义结构模式的最后一个构成要素是阶级斗争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都曾指出，要获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就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否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定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合理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实现了新中国的胜利。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认为阶级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上升为主要矛盾，显然是错误地运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扩大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形势。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斗争，这一问题本来已经在党的八大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八大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毛泽东这种结构分析的思维模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定时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思维模式在运用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首先，由于实行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单一的经济结构，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其次，由于侧重于以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文化结构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结构来发展社会主义，以至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的角度来发挥社会主义的功能，而忽略了从发展生产力来发挥社会主义的功能；最后，在注重社会主义结构对社会主义功能的决定性作用进行分析的同时，忽略了社会主义功能对社会主义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过多地强调了从社会主义结构角度去发展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二、结构—功能思维建构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结构—功能思维模式主要注重从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两方面的互动关系来分析事物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是随着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初便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把社会看作是与生物有同样或相似运动机理的有机体。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正式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成为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之一。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一些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四种功能条件：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以及潜在模式维系。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四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⑤。在帕森斯那里，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四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使系统保持稳定性。帕森斯的这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不仅强调社会结构对社会功能的决定作用，而且指出了社会功能对于社会结构具有反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社会结构的有序化。
通过考察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可以发现，邓小平的思维模式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不仅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结构思维模式出发去审视社会主义，而且以社会功能是否优化的功能思维模式出发去考察社会主义。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中，他不仅注重结构对功能的决定作用，而且还注重功能对结构的反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功能的分析中，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注重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平衡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功能的发挥，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思维模式的运用集中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发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在这里，结构维度主要指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而功能维度则是从经济功能的角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实现上。一方面，邓小平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作为结构维度。因为它是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都是从发展社会主义的结构思维模式出发的。
在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的基础上，邓小平更加注重社会主义的功能维度，特别是经济功能的发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改变贫穷的面貌。邓小平曾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⑦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⑧他先后多次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指出：“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⑨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⑩可见，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个优越性功能的发挥。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的功能目标。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制度，但由于受历史水平、发展水平、僵化体制和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既然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那么就应根据社会主义功能的需要来变革结构(体制)，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11)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主要应通过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通过改革，才能使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更好地结合起来，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体制，以优化社会结构，追求社会功能的最佳。
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他长期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邓小平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必须克服“贫穷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树立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坚定信念。他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3)邓小平还指出，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在“事实上不够格”，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要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来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共同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平均富裕。因为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的目标，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方法，这实际上体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相互辩证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邓小平首先指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于各个地区的资源条件、发达程度、人的素质不同，不可能同时先富起来，而且只有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给全国人民树立榜样，才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社会功能的发挥。但同时要提倡先富帮后富。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4)这里邓小平强调了在发挥社会主义功能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结构，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因此，从结构与功能互动关系出发，动态地、辩证地发展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思维模式的显著特色。当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时，他实质上是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本质的结构取向和功能取向；而当邓小平阐述“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时，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时，他主要在强调社会主义本质的结构对功能的决定作用，功能对结构的反作用。
三、毛泽东、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思维模式的结构功能分析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思维模式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一定的思维模式总是一定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的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曾指出：“那些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5)因此，研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思维模式，应同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
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是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形成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就肩负起救亡与图存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最先寻到了救国的出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要使得这场极其复杂的革命获得成功，最首要的问题无疑是要分清敌友，明确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主力军、依靠的力量和革命的同盟军的力量，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塑造具有结构分析思维的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各阶级，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长征以后，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进行反思后，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一文，集中体现了结构分析方法。例如，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都蕴含着毛泽东结构分析的思维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只有参考苏联建设的经验，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带有很强的结构主义的思维色彩。因此，受国内革命成功的经验和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毛泽东不可避免地会继续采用结构思维形式思考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使结构思维模式在适应范围上有所扩大，而且还作出新理论概括。这些思维集中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这时的结构思维模式运用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例如，在经济上，毛泽东将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等问题归纳到结构思维形式中；在政治上，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和集中等关系也纳入到结构思维的形式中。应该说，毛泽东运用结构思维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获得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但是，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及时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应该说这是时代给毛泽东带来的遗憾。
毛泽东的遗憾由邓小平填补上了。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列，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创造了新的科学思维模式。他敏锐地把捉到时代主题的脉搏是“和平与发展”，借鉴吸收了现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创立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
邓小平的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同建国后三十年左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教训，使邓小平渐渐意识到传统的以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去发展社会主义存在着不足。通过重新回到和反思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探究社会的结构制度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要从构成社会的人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出发，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重视生产力，也是因为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手段。因此，一切属于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是独立自在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们的去留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16)。
第二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结构功能主义思维模式是系统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思维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是在现代系统科学中孕育出来的。它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初步得到了界定；在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和超循环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系统工程理论中，又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得到综合的体现(17)。可以说，系统思维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认知方式。系统思维就是通过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描绘出现实事物所具有的功能性和结构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邓小平充分捕捉到这一思维模式，把它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才造就了具有结构功能主义思维的邓小平。
四、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思维模式异同的启示意义
通过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思维模式上的不同，不仅可以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两种不同发展逻辑，而且对于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从历史观来看，通过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可以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充分认识毛泽东晚年教训的深层原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研究有一个基本普遍的共识，即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想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发展社会主义。事实上，毛泽东的初衷其实是想发展生产力。在理论上，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18)1957年，他又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在实践上，他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初衷也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由于这种发展社会主义的模式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必然是不成功的。
因此，在分析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视角，而是要探求隐藏在这个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毛泽东分析社会主义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具体说来，他失误的原因主要是侧重于从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来发展社会主义。而这种思维模式不单存在于毛泽东的身上，全国人民身上都具有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子。理解了这种解释框架，毛泽东晚年的许多问题，都能得到清醒的认识。例如，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在他领导的“三面红旗”(20)。“三面红旗”包括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三面红旗”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结构主义思维下的产物。其中，“总路线”是引领发展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提高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构建平等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毛泽东实际上认为发展社会主义需要这三个因素和“人民公社”的生产模式的功能发挥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可见，“三面红旗”具有很浓的结构主义的思维色彩。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就要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其次，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来看，了解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思维模式的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绳先生曾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中指出：“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阻碍作用。”(21)这句话是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后的两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来的。事实上，也道出了在邓小平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引导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不仅如此，深入分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发现，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贯穿这一理论体系的始终。比如，邓小平关于实行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中，提出允许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有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这实质上突破了原来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下只能允许一种社会制度而不允许另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认识，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去实行祖国的统一。
最后，从拓展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来看，要进一步整合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思维模式，发挥其整体效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整合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要通过社会功能反视社会结构的思维模式来完成。这一方法要把握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要全面把握“功能→结构→环境”的辩证运动。比利时著名科学家普利高津在耗散结构理论中阐述了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分析了“环境”在耗散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来自外部环境或系统内部的偶然因素，都可能导致产生新的有序结构。因此，功能、结构与环境这三者就突显出一种辩证运动。普利高津的思想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系统结构与外部环境对于系统功能的影响，还把系统功能自身的优化反作用于系统结构和外部环境，从而进一步推动系统功能的优化。这就要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注重外部资源的引进，又要不断改革内部的体制。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式，促进我国体制变革，推动功能的优化。当人们获得功能优化的好处后，就会更加支持开放的政策和主动地推进体制改革。而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更好地调动人们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
二是要重视系统结构对系统功能的决定作用，不能忽视组成系统结构中要素对系统功能的影响。要素的数量与质量都是决定系统功能状况的基本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社会主义公平和效率问题上，做到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公平、以公平促效率。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障，是效率的内在要求。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中也指出，要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这实质上是在强调社会功能(效率)优化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结构(公平)的决定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整合结构思维和功能思维，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要的引导作用。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17页。
③(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0-731、771-77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⑤钟明：《20世纪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⑥(11)(12)(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0、364、63-64、155页。
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130、223、2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16)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8页。
(17)韩狄明：《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3期。
(1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1079页。
(20)参见刘林元：《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1)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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