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之于文化自信的价值和作用
沈丽颖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 佛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中国佛教在道德建设、本土文化发展、生态建设和人文价值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佛教出现了一些过度商业化和契理性弱化的现象。当下，中国佛教的发展要进一步现代化、知识化、国际化、和谐化，要以勇猛无畏的精神，融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时势，在夯实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 中国佛教；文化自信；价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有这样一段重要讲话：“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1]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既能遥契佛陀‘慈悲、智慧’的本怀，又能因应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儒家‘人本、入世’的思想文化背景，走出一条既契理又契机的中国化之路，这是佛教在中国获得成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2]47。佛教思想与哲学、文化、艺术、生态等相互融合，与当下社会发展需要相契合，对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很明显。教师教得头头是道，学生学得没有兴味，原因是教为教而教，学生为考而学。教师过多支离破碎的分析，代替了学生的整体认知。诗味、诗美难被发掘，和师生仿佛处于墙里墙外：墙里桃花盛开，春光满园；墙外苦心费力，探头探脑，难以接近。
一、中国佛教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
印度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10 年（公元67 年）开始传入中国以来，到如今人间佛教、都市佛教的盛行，从兴起到冲突，从鼎盛到衰落，大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西汉末年至东晋。这一时期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汉代的“方术”和魏晋玄学。汉代佛教宣讲的内容大体上是“神不灭”和“因果论”。魏晋玄学时期，以老庄思想的“道”或“无”和以僧肇的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的“空”和“有”，得到迅速传播。在这一阶段，“我们可把僧肇思想看成是魏晋玄学的终结和中国佛学的开始。”[3]4
第二个时期，从东晋末年到隋唐之前。这一时期是印度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冲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首先是经师讲论的兴起。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译经人员的增多，对于佛教经典的理解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其次，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冲突，体现在忠孝和人性问题上，比如“沙门应否敬王者”“因果报应有无”等问题。甚至于在北魏和北周，还发生了灭佛事件，但是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其发展趋势依然生气勃勃。
第五个时期，民国时期至今。这一时期主要是“人间佛教”的兴起与发展。从太虚、印顺、赵朴初先生到星云大师，历经百年，“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其主要思想是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以及自利利他广大行愿，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设施契时机之佛学，以实现“人间净土”为目的，强调以人为本。因此，“人间佛教”具有超越意义上的普世化，与社会高度融合，更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
第二，中国佛教契理性的弱化。中国传统的佛教想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发展，必须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人间佛教”的提出正是体现了这一需求。入世化的“人间佛教”对其契机性的体现较强，而往往忽视了更为主要的契理性。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间佛教”所弘扬的依然是佛教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它所要契理的依然是佛陀之本心。“人间佛教”不是世间学，它区别于儒学的入世性，如果只发挥其契机性，遮蔽了其本质，那么中国佛教自身的独特价值就难以彰显，而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从全球几大宗教的发展来看，坚持宗教本身的基本教义和思想的延续性，才能保证宗教的良性和健康发展。“人间佛教”为契机而做的适应性的调整，更应该秉持佛陀本怀，这对于“人间佛教”的实践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时期，从隋唐到宋明理学形成。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佛教宗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印度佛教的三论宗、唯识宗和密宗，前两宗不适应中国当时的发展需要，逐渐衰落，密宗在西藏地区获得较好的发展。第二类就是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这三个宗派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心性论”。中国佛教还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发展，比如程朱理学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而形成了“理一元论”的思想，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心性说而形成了“心即理”的学说。
语言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在语言系统不断地对环境的适应中逐级进行自组织，不断地涌现出来的。传统的语言发展观认为语言的发展源于新旧语言知识的简单叠加，语言习得需要先天机制的存在。在这种认知模式下，我们无法解释语言学中的一个经典话题：为什么人们能说出从没听到过的句子？实际上，这种语言现象正是语言系统自组织性的具体体现，可以归因于语言系统自动对外部环境进行自适应。
当代中国佛教的特质，主要表现在普济性、调和性、利他性和生活性。
佛教的普济性，体现在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维摩经·佛国品第一》说：“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4]14,15。意思即佛国、净土都要从众生身上求，离开了众生，就成不了佛。
与上述情况相反，以前尚不属于“国人”的庶人、工、商、人臣、隶圉等，因兼并战争的时代际遇，不断获得身份的上升或解放。《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7]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家、道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对塑造中国人的内在品格和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人们普遍对中国佛教文化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先生说：“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有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8]2中国佛教文化在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佛教的调和性，是指中国佛教的形成是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各个时代不同思想的妥协、迎合、吸收和融合。佛教为适应中国各个时期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中国原始的宗教信仰、统治思想、儒道学说等，在矛盾和冲突中不断调和，才逐渐发展为现在的中国化的佛教。
佛教的生活性，体现于它的修行方式。当代佛教的修行方式简易，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乃至行走坐卧，处处都可以修行。禅宗六祖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6]58；怀海大师订立了禅门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佛教与社会生活逐渐融合，佛法和修行方式融入生活中，佛教的慈悲、持戒、般若等智慧，都体现在生活中。
二、中国佛教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
佛教的利他性，主要体现在“示教利喜”，佛陀教化众生，给予众生喜乐，以利他为本怀。“利他”这个词现在广为社会学引用，实际上“利他”原为佛教用语，“利他”指的是佛的“菩提心”。《现观庄严论》中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5]3这种菩提心，就是抛开自利的利他之心，使天下众生离苦得乐，获得如来正等正觉果位的希求心。
为了增强室内空间的自然感引入自然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营造空间氛围。同时满足室内照明，减少人工照明，达到节能目的。然而，从理解上可以看出，注入自然光并不完美。在满足室内照明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夏季室内温度上升，让人感觉不舒服，导致空调负荷增加。当然，这种矛盾也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解决。例如，它可以通过使用节能玻璃，或遮阳伞等来解决。
中国佛教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树立了一种典范的作用，表现出深厚的人文情怀。首先，中国佛教的圆融思想，具有兼容并包、广纳一切的胸怀，在借鉴和融通各种文明，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圆融思想是“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中国化佛教的重要内容，意为圆满融通，无所障碍，即事物圆满无缺的成为一体，没有矛盾和冲突。佛教的这种圆融观，可以运用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引导人们用整体观和因果观来看待问题，从而控制自身的欲望，认识到世界的和谐和圆满。当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是局部地区的冲突和争端仍旧存在。中国佛教的圆融思想对于加强各个国家和团体之间的尊重和理解，消除战争和贫困，创造和平稳定的全球环境，是非常有益的。其次，佛教的中道圆融思想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呼应。中道思想是佛教认识论的基本思想，指认识事物要不偏不倚，走中正之路，体现了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坚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达到合作共赢。中国佛教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与灵活性，使佛教能够成为跨文明交流中积极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打下思想的基础。再则，中国佛教文化是“一带一路的文化桥梁”。“一带一路”覆盖的东南亚各国大多都是以佛教为国民信仰的国家，自古以来就与我国的佛教文化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国佛教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通过各个国家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更有利于服务“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与发展。
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丰富和充实上，佛教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融合，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其影响绵延至今。首先，中国佛教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发展史的第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构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开始，到隋唐时期佛教哲学的兴起，特别是天台、华严、唯识的思想形成和发展，到宋明理学中“儒表佛里”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中国佛学思想的本体论思维模式贯穿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其逻辑思维方式也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其次，中国佛教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方面，随着大量佛教经典的译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现在流传下来的很多常用词汇都来自于佛教用语，比如“刹那”“习气”“因果”“净土”等，及一些常用的成语“镜花水月”“醍醐灌顶”“现身说法”等。在文学内容方面，佛教经典中的《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等，本身就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佛教经典还为古典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搜神记》提供了故事情节。在文学形式方面，般若学对于魏晋玄言诗、宋朝的山水诗，禅宗对于唐朝的禅诗的盛行，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再则，佛教在艺术、建筑、音乐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俗讲和变文的方式，推动了平话、弹词、戏曲等艺术的形成。佛教的造像技术由来已久，佛教的一些建筑，如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大同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等中的精美壁画，以及一些极具特色的佛塔，都极具审美价值，是我国恒古不变的艺术瑰宝。
由表3及图2可知，当需要满足氨水浓度＞15%的要求时，气相摩尔分率约0.292，此时吸收温度约为30℃。
在社会主义生态建设方面，中国佛教文化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在佛教思想中，“缘起性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万物相互依存而生、相离而灭，所以要顺应自然、合乎自然。万物既然互相依存而存在，当然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存在的。这种平等观蕴含着珍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是佛教提倡的基本精神，更是当代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首先，佛教的五戒中的第一戒即不杀生，不杀生是众生平等的慈悲心的表现。佛教提倡的平等，不仅仅是众生的平等，涵盖了世间万物生灵之间一种无差别的平等。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应该善待一切生灵，与一切众生和谐相处，所以要不杀生、不滥伐树木，爱护环境，珍爱自然。其次，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不舍有情众生，特别强调净土信仰。佛教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种观念提倡将个人身心净化，扩展到社会的净化，充分表现出菩萨不舍众生的崇高理想。佛教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环境的保护，许多佛教胜地依山傍水、绿荫环抱、空气清新、风光旖旎，不仅是环境的净化，更是心灵的净化。佛教的净土思想的根本在于净化人心，以进入清净、美妙、庄严的佛国净土为最高理想。再则，佛教用“业报轮回”的思想来阐释行为对于后世的影响，宣扬个人的行为举止会导致与之相应的业果。所以，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后人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佛教的生命观、自然观、价值观无不体现了平等观念的广泛和普遍意义。我们应该以平等的观念对待与人类共存的其他生命，本着自利利他的目的，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
通过这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对自己在校期间的首要任务其实是有清晰的认识的，学生知道、也有能力评价自己是否真的脚踏实地的完成了学习任务。通过比较问卷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得出了这一结论：有七成的学生表示应为了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努力学习。但是我们看得出“认识到”并不等于“真正做到”，似乎有一个中间环节破坏了学生从“理想”到达“现实”的通道，这些破坏者不仅仅有各种娱乐活动，甚至还包括“心情”和“有无其他安排”，足见学习地位之卑微。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中国佛教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自信和心性修养。首先，佛教的伦理核心思想“慈悲”“平等”“利他”等，蕴含着浓厚的道德情怀，对社会个体的心性修养和整体的公共道德建设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缘起性空”是整个佛教教义的基石，“缘起就是指一起事物和现象的生起，都是有相待（相对）的相互关系和条件决定的”[9]114。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没有独立存在的自体，是为“无我”。“无我”的思想，体现在社会道德层面，就是佛陀倡导的大慈大悲精神。《大智度论》有言：“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10]256慈悲思想有利于鼓励人们乐善好施，在修行实践中去恶扬善，提升道德境界，塑造良好的品格。利他和慈悲的思想影响和促进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实现了社会道义的再分配功能，并且日渐趋于规范化和规模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其次，佛教所建构的道德自信，是以佛教的业果论为基础的。业果论是人生苦恼解脱的理论根据。业报轮回说强调“业”的作用，众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带来相应的果报。这样就会引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强调道德的责任和自觉，促进社会风气的净化，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再则，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融合，极力宣扬孝亲、孝顺、孝德，推行与传统道德相契合的孝文化。《梵网经》中把“孝”和“戒”相融通，将行孝和持戒联系起来，将佛教的出世与道德实践联系起来，“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觉。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11]1004。
三、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佛教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佛教健康传承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国佛教的过度商业化趋势。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存续和发展，佛教一直在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由出世逐渐走向入世。佛教生活与世俗生活达到融通，这是佛教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一些佛教寺院因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环境成为观光胜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这本无可厚非。可是有个别组织或个人利用佛教文化资源大做文章、巧立名目，借机敛财，比如发展一些附属机构，以传播宗教文化、促进经济发展为由，从事非法的宗教活动，甚至利用功德箱来收取捐献等。这些行为，利用佛教作为牟利的载体，削弱了佛教自身的教化功能和传播功能，扰乱了佛教寺院的公共秩序，造成了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四个时期，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在衰微中延续着。元朝时期，皇家信奉喇嘛教，禅宗虽然也在流传，但是出现了其他的民间宗派，禅宗也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明代，皇家为了维护统治，整顿佛教，限制佛教发展，但出现了一些在家修行的居士，对佛教的复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清朝，皇家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虽然佛教的主要宗派都传承有继，但也主要就是禅宗和净土宗得到一定的发展。
四、中国佛教能够为文化自信做出积极贡献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流传中，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在道德伦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稳定、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都体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增强文化自信，中国佛教应当义不容辞的担当责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应该立足当代，充分发掘佛教适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挥佛教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为中国的文化自信做出贡献。
首先，中国佛教需要进一步现代化。现代中国需要现代化的佛教，中国佛教进行现代化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佛教的现代性转型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太虚大师说：“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12]208佛教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转型，主要从佛教体系、语言系统和人才建设来进行。我们应该建立现代化的中国佛教体系，打破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体系之间的差异和界限，相互融通，求同存异，古为今用，倡导中国佛教的整体意识和全局意识。中国佛教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还要建立现代化的语言系统。佛教的语言系统，难以被现代人接受，应该加大对佛教经典的现代释义和解读，进行话语转换，可以尝试用白话文进行翻译解读，使佛教的受众面更广泛，加强佛教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才的现代化。佛教僧人作为佛教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代表了佛教的健康形象。目前，一些有影响力的寺院都建立了佛学院，培养佛教专门的高端人才，提高理论和知识素养。同时，社会上也应该加大佛教高学历专业人才的扩充力度，共同组成现代化的佛教高水平人才队伍，引领佛教的现代化发展。
其次，中国佛教需要进一步知识化。佛教不仅仅在于信仰，还贵在实践。学佛贵在知见，即知识和见解，知识不足，那么就不会产生见解。正确的佛教修行不能忽视知识的重要性，要重视知识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在探索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促进作用时，一定要注重对佛教知识方面的发扬。佛教经典浩瀚如海，深奥难懂，在解读中要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哲学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从学术、客观等多角度深入研究。整合佛教文化资源，要充分利用好佛教研讨会、学术会议，梳理佛教理论发展中出现问题，形成思想上的合力，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中国佛教的教义思想和文化特点，蕴含着许多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元素，可以将佛教理论与时代发展需要相融合，发掘出更深层次的实践意义，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探索和创新，在更高层面上提升中国佛教。
第三，中国佛教需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佛教还应该积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立足于全人类的文化和信仰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的今天，文化领域的交流也越来越多，通过宗教外交，积极将中国文化传递到世界。佛教的缘起、慈悲、中道、圆融等理念，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人类。佛教文化与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相互支撑，在与国际文化接轨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冲突，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5 月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13]中国佛教与东南亚、欧洲等地的佛教是同一宗教体系，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推动中国佛教的国际化进程。要讲好中国佛教故事，增加中国外交活动中的佛教文化元素，增加大国外交的文化特色。此外，一些在国内发展较好的佛教寺院，可以尝试在海外开设一些分支机构，开辟中国佛教的海外基地，加大中国佛教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新秩序”时期印尼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对稳定，语言规划得以重视，政府提倡“优先印尼语，维护地方语，掌握外国语”，再次巩固了印尼语的地位。苏哈托政府试图同化华人，华人作为一个民族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华语不论是作为华人的民族共同语还是印尼的地方语也均未获得官方认可。
第四，中国佛教需要进一步和谐化。中国佛教在与其他宗教交流过程中，在教义教理、修行方式、宗教内涵等诸多方面都会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建立和谐宗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佛教在处理与其他宗教的交流对话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圆融、平等的精神，尊重各个宗教的特点，包容不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推动宗教教派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国佛教要加强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宗教文化交融的良好局面。在文化自信的引导下，中国佛教应该以广阔的胸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不同的文化形态，通过与多元文化的和谐交融，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发挥中国佛教的调和性、包容性的特点，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宗教传播和融合，开展跨宗教的对话交流，共同打造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中华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面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应当探索和发掘有利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以更加自信、包容的心态，推动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中多次指出，我们的文化自信要有充足的底气。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无论是缘起因果论还是伦理道德观，都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要讲好中国佛教故事，大力弘扬优秀佛教文化，使其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时势，在推动世界文明的和谐共赢，在夯实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中国佛教要以更加勇猛无畏的精神，融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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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 1672—4496（2019）03—071—06
收稿日期： 2019-08-11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联2019 年度重点课题“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2019lslktjd-019）。
作者简介： 沈丽颖（1983-），女，辽宁沈阳人，山西师范大学教师，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 赵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