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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L.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673-5609(2008)02-0079-05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种国家经济免受各种破坏性行为或异己力量威胁或损害的状态。国家经济安全历来受到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在冷战之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国家安全问题的非军事化，使得国家经济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可能源于国内，也可能导因于国外。传统的经济安全研究大多侧重于国内诸多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家经济安全更多地集中到国际经济运作对本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这种国际化取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使经济利益不受侵害，并有效抵御各种经济风险，以保证国家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地位。
一、影响中国经济安全问题的因素分析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取得可喜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倾向，都是中国经济安全的隐患。具体阐述如下：
(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掩盖下的经济质量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安全中的最大隐患
未来中国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内涵和质量方面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6％，目前中国GDP是世界第四，中国在2005年GDP达2.2万亿美元以上，2006年达2.65万亿美元左右，2007年将超过3万亿美元，预测中国2010年至少达到4.5万亿美元，2015年至少为7.5万亿美元。这种势头肯定会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内涵和质量方面的差距缩小要慢得多。在具有科技竞争力的可以比较的49个国家中，中国大约排在第28名左右，只能算中下水平。这同GDP和贸易总额在世界的排名状况不相适应。由于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依靠资源消耗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发生根本改变。相反，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高污染和高资源消耗使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扩大经济规模而不是提升经济内涵与经济结构，人们更关注的是眼前而不是长远的根本利益，那么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规模差距缩小的同时，经济结构和经济内涵方面的差距最有可能扩大。这又会影响未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伴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速度也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这是我们要十分警惕的。
(二)某些重要部门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现在中国生产和出口的许多高新技术产品，比如MP3、MP4等，都是用外国的技术生产的，代价是要付给外国人高昂的专利费，而我们只能赚取很少的劳务费。发达国家争夺的主要是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目的是垄断和主导世界经济及其发展方向和运行机制。知识和知识产权是发达国家的优势所在，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劣势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时代，因为美国在知识经济方面占有明显优势，美国已经形成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方面美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在知识经济方面，这样的严峻挑战则几乎等于零。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我们明显地落在了后面，这给我们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
(三)外贸依存度过高降低了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了我国经济脆弱的一面
2006年中国GDP为20.9万亿元，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7.8汇率计算，外贸依存度为65％。而2006年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1.8％，法国为46％，日本27.4％，俄罗斯36.4％，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脆弱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只要需求稍为不足，就发生供过于求的现象，进而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最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90％以上，但就业岗位只增加了10％。我国的外贸顺差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国家，中国通过对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取得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投入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一旦国外对以美元为票面的投资失去信心，大量抛售股票和债券等美元资产，可能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引发美国经济的危机，继而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要降低外贸依存度的增长速度必须扩大内需，提高内需的增长速度。但在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人难以敞开消费。另外，农民的收入也亟待增加。所以目前看来，我们降低外贸依存度的空间不大。
(四)跨国公司并购活动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挑战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并出现明显的独资化倾向，这加强了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我国部分行业的外资集中度明显上升，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合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的可能性减少了，中国经济受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和策略的影响增大，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与社会的稳定。鉴于并购是目前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们不可能完全限制这种活动，但应对并购进行管理和疏导，这是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多年的办法。比如美国要求对外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对外资并购设置了规则和措施。德国法律规定，在跨国并购中如果投资人收购德国公司的股权超过一定比例，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比如：美国国会阻止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法国政府阻止百事可乐竞购达能，就是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例子。现在，美欧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势力打着“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爱国主义”等旗号，推动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政策，矛头所指超出了贸易本身的范围，而扩大到反对外国企业并购本国所谓“战略性部门”等领域。非经济因素更加明显地介入到了对外经济决策中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制定《反垄断法》，并在外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方面制定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估体系和标准。
(五)能源和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石油短缺，而是自然资源的全面短缺。从1990年到2001年，在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的同时，中国的钢消费量增长了143％，铜增长了189％，铝增长了380％，锌增长了311％，10种有色金属增长了276％。自1992年起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能源生产总量，至今能源供应低于能源消费的趋势有增无减。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余年间，能源生产总量的年均增长为3.3％，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长为4.2％，相差约0.8个百分点，国内资源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增长。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单位GDP的能源消费上看，无论用官方汇率还是用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的能源效率都属世界上最低的一类，再从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上看也比发达国家高12％-55％。从消费总量看，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铁矿石、铜和铝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到57％、57％、70％和80％。按照这种开发和经济发展强度，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只有11种能依靠国内保障供应；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9种；到2030年，则可能只有2-3种。而铁矿石、氧化铝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矿产资源更将长期短缺。
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措施的国际比较
在日趋加快的全球化趋势下，在一系列国际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矛盾中，一国能否维护自己最为根本的国家层次的经济利益，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不难看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非但不会消失，而且还将发生新的利益交叉，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将演变得更为复杂。由此一国特别是弱国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特别是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问题。下面就西方典型国家如何维护各自的经济安全作一比较：
(一)美国
战略贸易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是新时期美国对经济安全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带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揭示和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战略贸易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贸易理论，它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对贸易结构和特征变化的分析，提出了保护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的手段和途径，还广泛涉及了科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因而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由于它强调贸易和产业结构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强调国家经济竞争力与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联系，因而它又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着眼点在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在于下个世纪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优势，我们把这种理论看作是美国对经济安全的一种诠释。
战略贸易理论揭示的经济安全带有鲜明的知识经济的特征，强调对知识和技术的保护。它特别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新的经济成长点已不再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安全不仅仅是保障资源供给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在较长时期内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保障知识外溢的有效控制。近年来美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正是这种新的经济安全观的产物。随着80年代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日益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扩大就业机会联系在一起，因此提高国际竞争力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按照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工作报告的界定国际竞争力包含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竞争力”思想是战略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它将企业的竞争力同国家的竞争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总统克林顿被广泛引用的那句话，即“每个国家就像个大公司一样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就是这一概念的通俗表述。战略贸易理论带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强调国家的经济行为主要是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和长远利益服务的。这一理论之所以深受美国现政府的重视，并已经将其变成了政府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它抓住了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加剧、知识经济来临的现实，抓住了怎样主导21世纪的大问题。
(二)日本
目前，日本主要从两方面来制订和实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及时迅速地应对当前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针对国内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如外部资源供应及供应渠道，产品销售及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外国产品、资本和服务对国内市场的冲击等而采取的行动，属于典型的经济安全政策。日本对关键部门和领域实行“自立政策”，减少重要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另外还有一些预防性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来防止出现对己不利的事态变化，以对经济不安全因素实行预警。另一方面在各种内外政策中体现经济安全的要求，特别是经济安全的中长期目标，进而形成相应的两个安全措施体系。经济保障体系主要指以国家安全政策体现的经济安全措施。首先，将国家安全政策作为最大的经济安全政策。战后日本执行“与强者为伍”的国家安全方针，坚持与美国结盟，借助它的核保护伞，利用其巨大市场，采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低姿态，以“较低的国家安全成本”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利益。其次，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经济安全政策的地位与目标。再者，执行国家安全政策时将经济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三)俄罗斯
俄罗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偏重于对内摆脱经济危机，对外抵御外来威胁，恢复其大国地位。1996年7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对俄罗斯经济安全概念的界定是：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状况实现稳定，并在保持国家社会的政治和军事稳定的前提下，有效地满足社会消费，保持技术独立并使国家不受外来和内在威胁之影响，维护俄罗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利益。2000年1月10日，俄代总统兼总理普京批准了新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为确保跨世纪的俄罗斯的经济安全，俄在新《构想》及总统安全咨文中，提出了维护经济安全的新措施、新政策。这些新措施极具可操作性，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实施后的这6年时间里，许多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既是一个新的认识问题，也是个紧迫的实践问题。战略贸易理论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从俄罗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指标设计及其防范措施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策略的选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俄罗斯并没有准确把握本国的国情，其大国意识决定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比如：在引资方面，俄罗斯更倾向于举债，而认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会造成其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在发展科技方面，俄罗斯一直不愿承认本国的民用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的现实，在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上特别强调自主发展，而忽视了必要的学习借鉴；在人口政策上，面对短时期难以逆转的人口负增长，俄罗斯人仍然难以接受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这些认识上的问题直接反映到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及防范措施上，也是其早期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缺乏成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普京上台之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转向，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准确把握国情对科学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决定性作用。另外，虽然俄罗斯所确定的衡量其经济安全状况的指标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其通过官方正式公布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量化指标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科学界定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确定并公布经济安全的量化指标，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提供相对较为准确的依据，另一方面有利于国民形成稳定的预期，对于保障国家的稳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如何在更加开放的形势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狭义地讲，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在不受伤害条件下正常运行的态势。能够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来自国内也有来自国外的。然而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最重要也是最捉摸不定的威胁来自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一例。在新的国家间利益关系中，一国能否维护自己最为根本的国家层次的经济利益，就是所谓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它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一国经济在整体上的主权独立、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不至于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或损失过多的国民经济利益，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经济危机。
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一国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在不受伤害的条件下正常运行的态势”“把经济安全的本质规定为经济和政权机构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利益的捍卫，政策的社会目标，足够的国防能力，即使在内外环境均不利的条件下，都能够得到保障”等等。考虑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前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我们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内涵的理解和定位是：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重点是，来自外部的冲击通过内部怎样的传导机制一步步地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并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的，强调的是“过程的经济安全”，即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的发生需要内部的一定传导机制的作用才能真正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传导机制包括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影响机制、国际经济组织规则设定对我国不利的机制等方面。只有这些传导机制才在我们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彻底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锁住这些传导机制，而不可能是阻止外在冲击的发生，比如，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阻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当这一危机发生时，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本国的内在机制，将这一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降到最小。对这些传导机制的研究也是我们在国际经济间经济控制与反控制、影响与反影响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
在我们全方位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对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才可能有新的认识。第一，国家安全包括主权利益、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战略利益不受伤害。由于这些利益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改革开放和发展带来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生存尚难维持，主权和利益的维护就成为无源之水。第二，经济安全具有军事和政治安全所难以比拟的隐蔽性，它不直截了当，不像后两者那样，行动导致的后果能被预测，而是充满混沌；它更多时候不被人察觉。例如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是间接的，它是国际资本打着为东道国服务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第三，国家经济安全自身也有个多层次性，全球化条件下，企业行业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更紧密结合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既不可分又有矛盾。国家经济安全有赖于企业整体的经济安全，但国力提高和经济繁荣是通过竞争得来，竞争的加剧使很多企业倒闭。所以我们说，对付经济威胁从而捍卫经济安全的难度是在不确定因素极大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给制定政策留下难题。
我国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根本上讲也就是如何实现稳定有序的快速发展问题，“发展是关键，弱国无安全”。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理想的安全状态应该是：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渗透力，强大的军事威慑力，稳定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再加上对外部世界的高度开放。从实施战略上看，我国的经济安全应实施“积极而稳健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这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进攻型经济安全(我国相当长时间内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即使具备，我们也不能采用进攻型经济安全战略)，也不同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经济安全(这是由我国的大国国情所决定的)。从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很强的实用性特点来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构建一套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安全导弹型防控体系(以指标体系和软件系统表现出来)，以动态掌控经济运行过程、把握我国经济安全命脉，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安全危机“一矢中的”，使我国对现存或潜在的国家经济安全危机能防之有据、应之有策，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提升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