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的回归——新近美国哲学中的一种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新动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世纪英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通常被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哲学家弗雷格的思想。弗雷格的贡献不仅表现在逻辑和数学领域，重要的在于他把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替换为语言哲学问题，用语言哲学取代了认识论在哲学上的中心地位——这就是分析哲学家们对弗雷格所作的总体评价。但是近年来，这种评价出现了重要变化。因为弗雷格的工作是以抛弃自然主义和从哲学研究中取消自然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为代价的。而在弗雷格之后的分析哲学发展中，许多哲学家实际上广泛地探讨了众多学科领域，汲取了来自心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观念，并由此重新形成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中的传统问题。这样，曾被弗雷格所蔑视的和被维特根斯坦视为不合法的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近年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倾向，而这种倾向的总体特征就是反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关于高于具体学科的纯哲学的观念。
一、什么是自然主义
普特南在《理性为何不能自然化》（1983）一文中曾把当代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称作肤浅的、科学家式的、非哲学的观点。相反，那些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则把弗雷格开创的分析运动看作哲学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是对哲学任务和哲学之根的彻底抛弃。这样，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自然主义在现代认识论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当代哲学家们的普遍理解，自然主义的认识论面临的依然是这样一些传统的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是可能的？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获取知识或改进我们信念的认识特性？由于科学是人类知识的最好体现，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必然导致科学哲学的产生。事实上，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就是试图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或者说，对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作为当代认识论中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弗雷格之后的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彻底抛弃。迄今为止，对许多英美哲学家来说，上述认识论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概念分析或语法等方面的问题。知识被看作是一种真的信念，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详尽说明和分析关键的第三条件，即确定何种逻辑属性或命题中的逻辑关系得以成为辨明（justification）的条件。同样，对怀疑知识可能性的怀疑论看法的反驳也转换为表明，构成怀疑论的命题不但是令人乏味的，而且超出了语法可能允许的界限，因而，怀疑论的命题无法用在有意义的话语中，最后，在改进信念方面，分析哲学家们完全继承了弗雷格对数学证明的严格分析。他们由此认为，一种理想的科学逻辑包容了所有基本的归纳形式并诉诸于简单性、说明能力以及其他方法论上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基于两个重要的预设；其一，和弗雷格与前期维特根斯坦一样，这些分析哲学家们是以非心理学的方式研究认识论问题的，认识论讨论中使用的术语不是心理学的，而是逻辑的；其二，他们把哲学反思的结果看作是先验的，即知识必定被赋予一种逻辑分析，怀疑论被看作是由某种微妙的不协调造成的，而方法论的改进则最终形成于科学的逻辑。
现代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正是对上述两个预设抛弃的结果。这种抛弃有着广泛的意义。自然主义哲学家们依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把我们人类看作极易出错的认知体系，是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他们质问道，我们的心理和生理能力怎么可能与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研究毫无关联？我们对自身的科学理解或者我们对科学史的反思，怎么可能表明对怀疑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回答会是先验的？由此，诸如德累斯克（Fred Dretske）和戈德曼（Alvin Goldman）等哲学家就完全取消了弗雷格对心理学进入认识论的禁令，而诸如劳丹（Larry Laudan）等人则强调认识论不可能是先验的，并由此把认识论与科学史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有的哲学家重新构造传统的认识论问题，目的在于反思认知科学及其历史，反思参与这一历史的人们的能力，以求获得对认知科学目标的可改正的阐述以及可改正地描述为获取这种目标而提出的策略。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如此构成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就是试图解决传统的问题，并把自身看作是继续着对科学参与者的方法论上的反思，更为极端的自然主义哲学家把先验论的破灭看作是任何可能的规范评价的终结。在他们看来，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都是描述性学科，是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或科学史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无论何种形式的自然主义，那些宣称自然主义的哲学家都坚持这样两个基本原则，即反对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把心理学逐出认识论和反对先验论，其结果自然形成两个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观念，即心理学的重新引入和强调科学自身的增长。
二、心理学的重新引入
在美国，心理学被重新引入认识论是悄悄进行的。知识分析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要保证知识是已被证明的真信念，它的任务就是要提供对辨明的描述。但这种信念在60年代遭到怀疑。格蒂尔（Edmund Gettier）在他的一篇短文《已被证明的真信念就是知识吗？》（1963）中首次指出，人们可以拥有真信念但并不拥有知识。随后，莱厄（Keith Lehrer）和帕克斯通（Thomas Paxton）等人则在一系列文章中以正统的非心理学方式为可能带来疑问的主体的信念设定了逻辑条件。还有的哲学家（如戈德曼、斯金姆（Brain Skyrms）、厄格尔（Peter Unger）等人则区分了在主体拥有知识的情形中产生信念和保持信念的不同过程。尽管这些对知识和信念的不同研究基本上仍然采取的是非心理学的方式，但在这里已经出现与正统的非心理学观念的裂隙，这就是哲学家都已表明在分析知识和辨明时的确需要涉及心理学的概念。这是心理学被重新引入认识论的前奏。
到了70年代，出现了对心理学认识论的有力论证。对知识概念的分析不再被看作是阐释主体所相信的各种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描述有理由产生信念的各种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包括心理过程。哈曼（Gilbert Harman）在《思想》（1973）一书中指出，主体缺乏知识和辨明，完全可能是由于他信念中的心理联系，这与逻辑关系无关。譬如，某人有理由相信P、P→q，因而相信q。通常认为，他相信q是由于从前面已被证明的命题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他的信念与这种逻辑推论无关，因为他并没有做出这种推论，他的信念完全是由于某种生理和心理的过程。或许，非心理学的认识论会用更为复杂的限制条件来调整这种情形，但这也只能掩饰这样一种基本点，即信念的认知特征完全依赖于它的起因，因而也就是依赖于关于主体的心理事实。
对心理学的重新引入，戈德曼也提出了有力的论证。他在《辨别与知觉知识》（1976）一文中指出，要摆脱非心理学的认识论只能是承认心理学概念对分析认识概念极为重要。随后，他在《认识论与认识》（1986）一书中用心理学成果构造认识论原则。在以往的非心理学哲学家看来，我们所接受的逻辑原则就是对思想的规定，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理性的概念真理，由此形成我们期望的理想。但在自然主义哲学家看来，这种规定必须依据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获得认识目标的。像非心理学哲学家那样简单地断定这种规定展现了我们的理性概念，实际上只能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是围绕着休谟的归纳问题展开的。像斯特劳斯和卡尔纳普等人认为，采纳了归纳原则和实践，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的理性概念。但斯金姆在他的《选择与机遇》（1986）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把我们目前的理性概念视为有特权的，因为与我们有着不同实践和原则的共同体完全可能模仿我们对休谟问题的回答，并宣称他们的归纳方法也构成了他们的理性概念。所以，这里的真正问题是，运用我们的归纳原则和实践是否可以引导我们实现认识目标。
斯特劳德（Barry Stroud）在《哲学怀疑论的意义》（1984）一书中指出，一旦一种认识论告诉了我们某种特殊的信念固结（belief fixation）已被证明或者说某种特殊的推论是合理的，并告诉我们这些陈述是分析的，它们展现了我们的辨明和理性概念，那么我们就会询问，我们为什么应当关心这些概念？根本问题是，由这种理论提出的方法是否真的适合于达到我们的认识目标，而这是无法简单地用我们目前的概念加以解决的。在斯特劳德看来，如果我们目前的理性和辨明概念是有价值的，那只是由于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观念可以使我们做得更好，即使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目前的概念是为获取更好的概念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概念分析也只能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起到作用。那么，我们现在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对可能会变得更好的理性本身提出建议而不管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吗？或者说，难道只是对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变得更为实际的我们自身提出建议吗？对此，自然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认识论的原则应当是对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生活得更好提出建议，而这种建议则是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念。分析哲学家们的认识论错误就在于，它们过于理想化而背离了人类认识的实际过程，或者说，它们试图掩饰在某个特定世界（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真实原则。
戈德曼在《认识的社会习俗与科学的认识论》（1992）和《较强与较弱的辨明》（1988）等文中认为，理性和辨明概念的归属问题出自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可以评价他们所获得的信念是否为真。对于无限制的存在者来说，这种归属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认识活动仅仅凭籍获得真理就可以得以评价。而对于在认识上受到限制的存在者来说，他们在竭力克服限制时就会做得有好有坏。我们不能把这种限制仅仅看作在事实方面，其实他们在如何构成自己的信念方面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我们可以原谅自己和我们的先辈没能做到无所不知一样，我们也应把用于评价他人行为的理性和辨明概念看作是我们方法论上的缺陷。
这样，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就放弃了分析哲学家们把理性和辨明概念视为内在理想的观念，认为对这些概念的评价与确认必须依赖于我们实际的认识过程。即使这种评价可以看作是先于改进的判断，那么，对理性与非理性、已被辨明的与未被辨明的这种哲学上的两分法所需要的也只能是替换而不是分析，严格地说，需要对所出现的认识过程做更多心理学上的解释。
三、强调科学自身的增长
根据劳丹的理解，当代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们更加关注的不是把心理学重新引入认识论，而是抛弃先验认识论原则的观念。他在《进步或合理性：规范的自然主义观》（1987）和《规范的自然主义》（1990）等文中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转变中的关键步骤看作是无认识论的（metaepistemological）。他认为，要想令人满意地提出有关知识的问题，只能考虑古今人物实际探究的各种方式，而只有通过对科学发展进程的考察，我们才能揭示认识论的非先验性。
自然主义哲学家对认识论先验性的批判主要来自奎因反对分析概念和库恩对科学革命的独特理解。奎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攻击，特别是他明确提出任何陈述都是可修正的观念，实际上都直接意味着，认识论原则是用于阐明形成或修正信念的方法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会随着经验得到修正。这样，任何认识论原则都不可能是先验的。哈曼在《奎因论意义和存在1》（1967）一文中曾指出，任何试图反对奎因观点并竭力维持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努力都忽略了这样关键的一点，即分析性概念实际上起着传统哲学指定的认识论功能，就是说它解决的正是先验问题。一旦我们表明分析性概念不再是必要的，传统哲学赋予它的先验问题也就会随之消失了。奎因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坚持陈述的真值只能基于经验而得知，而反对者则认为真值是由陈述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加以确定的，所以可以独立于经验而得知。
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先验的知识》（1980）一文中认为，奎因反对先验性的论证也可以放在心理主义认识论中加以理解。如果辨明和知识表明了是对产生和坚持信念的过程的刻划，那么，先验的辨明和先验的知识就来自于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经验的这些过程。而如果我们想要确认可以独立于经验产生知识的过程，我们就只能有很少的选择：一种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理解公理和构造证明的过程，另一种是我们只能诉诸对语言的理解。第一种选择会使人产生疑惑：这种过程是否可以起到产生知识的作用，而它对经验背景的反对也使得它的可靠性遭到明显的怀疑。在第二种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经验可以对我们所依赖的概念的效用产生有理由的怀疑，因而，我们目前的知识完全依赖于支撑着我们概念框架可应用性的经验。事实上，产生知识的过程都依赖于我们对先辈经验知识的吸收，所以我们总是依赖于先辈为构成适于描述世界的语言所进行的奋斗，也就是依赖于他们的经验。
这一结论同样出自库恩的论证。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曾强调了方法论上的判断与科学家们实际应用的推理之间是极不协调的。除非人们可以表明对历史记载的关心将会消除哲学家的方法论与科学家的实践之间的分歧，否则方法论本身的运用就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或者继续坚持哲学家知晓关于确证和证据的先验原则，并认为科学家们的实际推理在认识上是有缺陷的；或者抛弃先验的方法论主张，用过去与现在科学家们的活动作为向导去构成一种关于确证和证据的可错的理论。因为第一种选择的傲慢之气令人难以接受，所以诸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都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作为对库恩提出的困境的最好回答。
但库恩对科学增长的反思似乎损害了传统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许多方面。譬如，在库恩看来，共时地重建人类知识的观念是极为荒谬的。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前人那里汲取观念的，而且在认识上也是依赖于这些观念的。科学家们努力推进他们的认识程度是诉诸广泛体现着共有价值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本身就是用先前对自然的信念构造起来的。所以，库恩在《必要的张力》（1977）一书中指出，在接受或反对新观念中发挥作用的方法论准则，是与真实的信念密不可分的。这样，我们反对先验认识论观念的重要理由就是，它不过是一种神话，它对科学自身的增长毫无意义。
四、传统的与当今的自然主义之异同
弄清了当今自然主义哲学家们的基本观念，我们就有必要了解这种自然主义与传统的自然主义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既然当今年的自然主义是对传统的回归，因而，了解传统的自然主义，也就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这种自然主义的回归。
其实，“传统的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因为在被认为属于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们那里并没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信念贯彻他们的思想始终。但在培根、笛卡儿、洛克、休谟、康德、穆勒这样一些哲学家那里，的确有一些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念，即他们继续完成着古典的规范纲领，并把认识主体与他们的相互作用的世界看作认识论的主要领域。基切尔在他的长文《自然主义者的归来》（1992）中把传统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念归结为以下四点：
(1)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人类认知行为的认识特性，并且阐明人类用于推动认识程度的各种策略。
(2)一种状态的认识机制依赖于产生和坚持它的过程。
(3)主要的认识论纲领是通过描述可靠的过程而得以制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些过程常常会在认识论上产生人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善良状态。
(4)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先验地得知的，特别是，没有任何认识论原则是可以先验地得知的。
基切尔认为，关于(1)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里所提到的策略既包括构成新的表象（或者说发现）的方式，也包括评价已被表现（或者说辨明）的表象的方式。其二，这里的问题是被表达为推进现有的状态，而不是去构造某种专门的信念。以往许多的认识论都是以后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把推进认知程度视为拯救智力贫乏的第一步。应该说，奎因和库恩的观念，恰好印证了这里的(1)，即他们认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过去的一切。此外，这里的(2)也恰好否定了弗雷格之后的认识论所采取的极端非心理主义的观点。(3)表明，可靠性的标准并非来自对我们日常的理性、辨明或知识等概念的分析，而是来自我们希望能使我们达成一致的理想。(4)则是直接表达了奎因和库恩的思想。
但是，传统的自然主义似乎是在早期的认识论与抛弃规范纲领的认识论之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上述争论的每一方都会把它看作一种陪衬而否认中间立场的可能性。弗雷格之后的认识论反对传统的自然主义是认为它直接导致了不可接受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相反，激进的自然主义则把传统的自然主义说成是没能摆脱弗雷格之后的认识论的错误。所以，如果我们必须对自然主义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就得弄清接受(1)-(4)会带来什么不同，以及对它们的修正可能会产生更为激进的看法。
在这里，接受(4)可能带来的是传统的自然主义与当今（激进的）自然主义之间的重要分歧。在传统的观点看来，先验性概念是基于认为，先验的知识是独立于经验的，而且由此表明，说P是先验的，就意味着P是在经验不可能损害知识的意义上而得知的。所以，基切尔在《数学知识的性质》（1983）一书中指出，哲学知识的正常来源不会产生先验的知识。但激进的自然主义对先验性的理解似乎与传统的观点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仅仅承认认识论的来源不再被看作是先验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来源需要用经验研究加以替换或扩充。相反，对我们实际的认知活动的经验研究（无论是心理学的、生理学的还是历史的），在认识论的规范纲领中只是起到很小的作用。传统的自然主义展现的并不是规范原则的哲学来源，它们只是提供了元认识论的原则，即释放这些来源（或者说由这些来源产生的一切知识）都不是先验的。
当然，传统的自然主义并不否认使用哲学技术（如形式逻辑、概率论等）去构造关于知识的观念是一种合法的活动，或者说，它不否认这些工具是有用的，但它否认对使用这些工具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大肆渲染（譬如以为由此可以产生先验的知识等）。它认为，从心理学、科学史等学科中得到的工具同样可以对认识论有深刻和直接的作用。这与它的哲学目的有关。因为它的哲学目的就是要产生可以用于推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过程的原则，并坚信使用我们关于世界特征的现有信念就可以构成这种原则，但这实际上希望建立一种规模的认识论。现代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们已经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方面指出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根本无法实现。柯林斯（Harry Collins）在《变化的秩序》（1985）一书中、多倍特（Gerald Doppelt）在《关于科学中方法论标准的自然主义观念：一种批判》（1990）一文中，甚至认为传统观点对规范纲领的追求恰恰违反了它反对先验性的初衷。基切尔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科学史已经向我们表明，研究的目标总是会从一个领域变到另一领域，而且随着时代发生变化，因而不可能有任何普遍的规范的认识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只能是对人们实际形成信念的方式的描述，或者是对在特定的语境中哪些工作如何推进它们的目标给出具体的说明。由此，当代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普遍倾向于把规范认识论观念视为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
此外，传统的自然主义还把构造认识论问题看作是以命题的方式表达知识。这种观念在对认知行为的历史与社会分析中和在当代人类认知理论中，就显得软弱无力。霍尔（David Hull）在《作为一种过程的科学》（1988）一书、戈德曼在《社会认知的基础》（1987）一文、基切尔在《认知的劳动分工》（1990）一文中，都强调指出，如果不考虑个体所属的共同体，我们就无法阐明推进个体认知状态的策略。可一旦我们相信个体的认知状态依赖于他们的前辈和同时代人，那么研究鲁滨逊的知识就又会变成无法理解的了。这表明，认识论必须考察由共同体和个体两方面得到的知识，应当研究能使共同体达到其认知目标的策略。不考虑个体所属的共同体，我们就无法确定个体所要遵循的恰当的策略。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回归在美国尽管不是近几年发生的，但自然主义哲学家们反对弗雷格以后的分析哲学发展中拒斥心理学和明显的先验论倾向，这对至今在美国哲学界仍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来说，依然是一个新的（或许是致命的）挑战。而且，不少美国的心理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甚至包括一些生理生物学家等）开始把自己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以及成果用于解释和说明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这的确是近年来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心理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内卓有建树，形成了诸如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理论以及心智（精神）哲学等众多新的学科。因此，了解和关注这种自然主义的回归，对于我们清楚认识分析哲学的发展趋向和当今美国哲学的现状，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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