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历史观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5)02-0075-07
在民国初年，除了王国维、陈垣、胡适、梁启超等人在历史研究上的创新和建树之外 ，推动史学前进的还有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这一时期，在政治黑暗、思想空气恶浊的 一片荆天棘地之中，新思潮却经过长久的蓄积而涌动，如春雷乍响，震动神州大地。这 就是以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新文 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进行思想启蒙，向旧思 想、旧文化、旧道德展开猛烈的批判，他们发表的大量政论，同时具有重要的史论价值 。从历史观的角度言，陈独秀、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继承了“世纪之交”近代 进化论传播和思想启蒙的前进趋势，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的精神，并且 大大向前推进，把进化历史观和民主共和思想与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彻底的反封建主义 精神相结合，与深刻地剖析现实社会状况和剖析旧的道德、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激励民 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革新创造热情相结合，因而对于“五四”前后的历史研究和整个 学术领域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对他们两人的理论建 树分开予以论述。但特别应予说明的是，二人发表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和主要观点有很 多是共同的，他们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和其后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是声气相通 、互相支持进行的，因而他们的观点和见识有许多的共性。
一、陈独秀：“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于1898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并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01年到日本，入东京 高等师范学校。1903年7月，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以后在安徽、东北 、上海从事教学、著述和反清活动，参加辛亥革命。陈独秀曾三次东渡日本，接受西方 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1915年由日本回国即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死气沉沉 、风雨如晦的社会气氛下，连续发表剖析思想界状况和社会现实的文章，向顽固保守势 力和封建统治展开猛烈攻击，影响之巨，成为思想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陈独秀通过剖析明清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状况的演变，提出国人必须共同 认识中国问题彻底解决的途径乃在于“伦理问题”。他以历史的眼光作分析，认为自明 末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相接触相冲突，导致国人历经层层障碍，步履艰 难地逐渐有所觉悟。先是视刚刚传入的西教西器为夸诞不可置信，而后开始接受了西方 历法知识。至鸦片战争发生，因西洋武力震惊中土，于是提倡学习西洋制械练兵之术， 有了“洋务”“西学”之说。至甲午战后至民国初年，又认识到应实行“变法”，学习 西方政治制度。而现今之下，国人则不得不面对虽然有了“共和国体”却仍然“备受专 制政治之痛苦”的严酷现实。以“自经此次之试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固以勃 发；厌弃专制之心，固以明确。”如何能够保住共和政体，避免专制复辟的危险?中国 如何免遭亡国?如何走上欧美国家富强之路?这就迫使寻找对中国问题根本的、最后的解 决办法。他把上述历史的经验教训归结为如下的结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 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 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 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1](P34)陈独秀所强调的必须作 根本的解决之“伦理问题”，是对思想、文化、道德问题的总称，要从思想观点、政治 观点、道德观念等方面深入、广泛而彻底地除旧布新，解决民族的价值观问题。故他又 说：“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之最后 觉悟”[1](P33—34)。这也正是梁启超在此后总结新文化运动兴起原因时所言：“要拿 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2](P45)
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即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呼吁青年们实现思想 的解放，他称近世欧洲的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 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以此激励中国青年以“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的果敢精神，向陈腐恶浊的旧思想、旧 道德展开猛烈的冲击，“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3](P11)在此文中，陈独秀针对充斥于社会的因循保守习气，痛切地论述扫荡旧道 德、旧思想乃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极端紧迫的任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 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晳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 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趋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 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3 ](P12—13)因此他号召青年破除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虚文的人生观，树立自主的 、进步的、进取的、科学的人生观。
1916年9月，陈独秀又发表《新青年》一文，进一步号召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应实现一场 “除旧布新的大革命”。并进一步剖析旧思想、旧文化对国民最严重的毒害，在于人生 以做官发财、牟取私利为目的，由此导致种种罪恶行为和社会病态：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 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 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 ，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 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 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 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 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吾可 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 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 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4](P34—35)。
陈独秀又反复地用东西文化作对比，来激发青年和全民族的觉悟：“欧俗以横厉无前 为上德，亚洲以咸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欲求中国的富强 ，必须大力发扬进取、抗争、战斗的精神：“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 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 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 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 安重根!”他特别强调必须破除中国国情特殊的保守狭隘意识，以开放的世界眼光，大 力输入西方文明：“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各国之制度 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 潮流所及，莫之能违。”[3](P13—14)1916年底至1917年初，他连续发表《宪法与孔教 》、《再论孔教问题》两文，对孔教展开激烈批判。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之下 ，尊孔复古的逆流甚嚣尘上，北洋政府竟然仿效袁世凯阴谋复辟之时草拟之“宪法草案 ”条文，将孔教列入民国宪法之中。陈独秀深刻地指出，孔教的核心即为“三纲五常” ，它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区别尊卑贵贱，维护等级制度，对于新社会 新国家新信仰绝对不能相容。将遵奉孔教的条文列入宪法，完全与世界提倡民主平等人 权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 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 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5](P42)
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的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 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的文章，因其深刻地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喊出 人民大众尤其是全国青年的心声，因此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势如狂飚。顽 固保守势力则视之如洪水猛兽，群起反对，要追究《新青年》的罪责。这正证明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宣传的革命民主主义和进步历史观深深击中了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思 想观念的要害。面对保守势力的反对指责，陈独秀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 名文，更加勇敢地举起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立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 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 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 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 旧文学。
并表达了为宣传新思想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坚定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 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 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 血，都不推辞。”[6](P72—73)这正是自觉地代表社会革新力量，指导时代潮流前进的 思想界先驱者所具有的胸襟、献身精神和勇气，与李大钊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 文章”同样辉煌史册。1919年6月，陈独秀因亲自撰写和散发抗议北洋政府逮捕爱国学 生的传单，遭到官厅逮捕，激起了全国舆论界的愤怒抗议。李达在上海发表《陈独秀与 新思想》一文，称陈独秀是“鼓吹‘新思想’的书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 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 青年从朦胧提醒觉悟起来”。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7]。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 刊号(1919年7月)著文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 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欲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 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像，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 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 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 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 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他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8]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思想启蒙、宣传新鲜历史观的地位： 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他在那个时代的形象是一位屹立在反帝反封建最前沿阵地的 大刀阔斧勇猛拼杀的斗士”[9](P10)。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反 封建主义的姿态，宣告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史的新时代的到来。“五四”运动的爆发 ，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中国近代史学则进入了 以新历史考证学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观传播双流并进的新阶段。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 五四”以前，已经成功地运用进步历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问题，认清了 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以及封建旧文化的桎梏，因 此，当经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传入马克思主义之际，他们便胜利地完成了由革命民主 主义者向初步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成为最早宣传唯物史观原理的人物。陈独秀于19 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批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认为要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对 政治实行彻底改造，劳动阶级应该改造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治和法律，“用革命的手段 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并且阐释《共产党宣言》中论 述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 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此年夏天，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办了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陈 独秀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宣告了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 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 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10] (P129)
二、李大钊：由具有卓识的社会历史观点走向唯物史观
李大钊同样是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由于陈独秀主要活动于南方(1916年初以前以及 1920年初以后)，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方，故当时即有“南陈北李”之誉。李大钊关注 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与陈独秀有许多共性，同时又有其鲜明的学术个性。
李大钊早年读书即开始接触“新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学校。1913年入日本东 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初，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的斗争，次年5月回国，投入反袁斗争。同年8月任《晨钟报》总编辑。《新青年 》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李大钊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深切关注民众的命运、民众的意志，这就赋予其进化史观 和民主思想以深刻的社会实践性和科学性内涵。民国元年6月，他就撰有《隐忧篇》， 认为中华民国初建之际，正是各界人士面临“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以求 国家日臻强盛之时。“民国”之船本应有希望缓缓行进，最终到达彼岸，但它迟迟数月 ，犹处于“惶恐滩”中，“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 激荡”。环顾国中，现今正紧迫地存在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项危难 [11](P1)，亟需采取应对的办法。“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 正巨也!”[11](P1)次年又撰《大哀篇》，痛斥军阀横行、战乱频仍，造成民众陷于水 深火热之中!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 ，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并散发《 警告全国父老书》。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李大钊满怀义愤地列举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国民奋起自救，用“卧 薪尝胆”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志气，誓死反对日本侵略，鼓励国民“勿灰心，勿短气” ，坚持到最后胜利。[12](P8—18)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李大钊站在反袁斗争的前列，同时也由于袁贼上演这出称帝 丑剧，引发他对民众觉悟与国家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使其理论思维得以升华。当 1914年，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写文章为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时，李大钊即著文 予以痛斥。至1916年初，袁贼迫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但仍 腆然窃据大总统职务。民国已经宣告成立，举国公认实行共和政体，但袁贼为何能利用 当时出现的种种政治丑恶现象实现其复辟野心?如何总结出经验教训以杜绝帝制再度借 尸还魂?李大钊作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围绕国家政治制度与民众觉悟和组织能力，民众 如何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挥伟大的作用，以保证国家逐步地沿着民主、富强的道路前进 等问题作了分析，得出了极其宝贵的认识。他认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维护，必须 以民众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为基础。“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盖政治者，一 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良以事物之来，纷沓毕至，民能以秉 彝之纯莹智照直证心源，不为一偏一曲之成所拘蔽，斯其包蕴之善，自能发挥光大，至 于最高之点，将以益显其功于实用之途，政治休明之象可立而待也。”[13](P40—41) 再者，他提出必须正视中国几千年专制政体压迫民众造成的历史重负，要彻底破除民众 心目中对“英雄”“神武”人物依赖、迷信、盲从的落后意识，要教育民众相信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
两三年前，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之华、拿，忽变而为 人人切齿之操、莽，袒裼裸裎，以暴其魑魅罔两之行于世，掩无可掩，饰无可饰，此固 遇人不淑，致此厉阶，毋亦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耳!……残民 之贼，锄而去之，易如反掌，独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 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吾民纵人人有汤武征诛之力，日日兴南巢牧野之师， 亦且疲于奔命。而推原祸始，妖由人兴，孽由自作。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 ，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13](P47)。
由此，他又相当精辟地论述“民众”与“英雄”的关系，认为英雄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力，在于集中民众的意志而拥有，是民众意志的总积累，故离开民众的支持，是不存在 英雄人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 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13](P48)最后，李大钊针对民国成立、共和之政体虽已肇始，然而主持正义的社会舆 论反更受压制，言论自由愈淹没不彰的现状，阐释了法制、秩序与理性、自由二者的关 系。他指出，法制、秩序必须建立在理性和进步的基础上，社会才能进步：“群演之道 ，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 ，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 ，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13](P54)并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呼吁国民应以发展民主 思想、民主政治作为当今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民贼窃国的基础：“盖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今犹 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 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 ，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 也。”[13](P56)李大钊精心撰写的这篇《民彝与政治》，是标志着民国初年历史观取 得重要进展的珍贵文献。我们细心紬绎此文，可以发现：李大钊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 论述，已经自觉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具体地分析问题的方法，因而对一些重要的 命题的阐释，既继承了20世纪初年宣传进化史观的学者和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的进步观 点，且又明显地向前推进，在社会民众觉悟与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运作之间的关系， 民众的实际愿望与“英雄”人物的作为、成败之间的关系，法制、秩序的维持与发展民 众的自由意志、保障国民的民主权利之间的关系等项的认识，已达到与唯物史观原理相 通的高度，这就为他此后在历史观上实现意义更加重大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当1916年，北洋军阀不顾公然违背民众意志，要在宪法草案中列入“国民教育宜以孔 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李大钊同样予以有力的抨击，他指出：“宪法者，现代国 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 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14](P 77)但其文章又明确地表明他所严词批判的历代专制君主利用不断演化的孔教作为维护 其专制权力的法宝，而非指孔子学说本身。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 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15](P79—80)。这些言论，显示出他对儒学采取了 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辩证态度，是很可贵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把中国的希望寄 托在全社会中最有朝气、最易觉悟的青年身上。1916年，他连续发表《<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青春》两篇名文，以火热的激情，号召青年乘风破浪，勇往直 前，担负历史的重任，冲破一切旧势力、旧思想的阻碍，再造民族的生命，把国家引向 光明幸福的未来。他说：“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 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 ，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16](P63，P60)“凡以冲决历 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 望矣”；“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 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 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 乎远矣”[17](P71，P75—76)。
如上所述，李大钊作为思想界的先驱者，在1917年(这一年他刚28岁)以前，他所具有 的坚决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和自觉担负救国重任的崇高历史责任感，他 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他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对于文化问题所持的既严肃批判又 作辩证分析的态度，都证明他是无愧于站在时代潮流前头引导潮流前进的卓越人物，而 且决定他由此走向唯物史观的更高境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极大的鼓 舞和启发，1918—1919两年，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 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他批评了国内有的人认为俄国 革命所要解决的是“面包”问题，必将导致社会混乱的错误看法，而认为：“不知法兰 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 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 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8](P102)预言十月革命的胜利预示着 20世纪全世界大变动的到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专号。他本人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 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 联络起来”[19](P177)。故此文的发表，是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由此也 更可证明李大钊在革命史上的伟大功绩。
李大钊在从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十分重视与史学工作结合起来，阐明 唯物史观指导对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史和开辟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他于1920年在 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其讲义内容包括有《史观》、《今与古》、《 鲍丹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题目，(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李 大钊文集》时，已按《讲义》原来的顺序将这11篇文章收入。)其中有的文章如《唯物 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曾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李大钊指出历史资料与历史 的区别：“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 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历史“不是 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 生命。”[20](P264—265)他批评：“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 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 固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21](P346)他强调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对于推进历史 研究的意义：“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 。”[20](P267)并批评各种错误的观点。李大钊在这时已经有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 旧史的思想。他对于旧史学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因此，他很快地又在讲授《史学 要论》课程的基础上，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 史唯物主义并将之与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的著作。李大钊在书中论述了应当把客 观存在的历史与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分开的观点。这对于当时的旧史界把历史文献看做历 史本身，是一个深刻的、很确切的批判。他在书中高度评价史学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 ，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 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 珍国宝。这一层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 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 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 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22](P76 3)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的：“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 的遗著，还觉汗颜。《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 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集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 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 道路的人。”[23](P640)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80年的发展历程，它由鸦片战争前后肇始，取得突破传统史学旧格 局的历史性跃进；以后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突出地宣 传“历史必变”和“变法”的思想，直接介绍西方制度文化，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借 鉴；戊戌前后至20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进化论在国内迅速传播，成为国人观察历史和民 族前途的指导思想，并在史学理论和通史撰述上结出硕果，宣告了严格意义上“近代史 学”的诞生，同时革命派人物在运用历史知识宣传革命思想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至民 国初年，虽然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但由于近代史学在观点上、方法上、史料上经过长时 间的积累、蓄积了有力的势头，因而在史学研究和历史观点上都引人注目地创辟了新的 局面，预示着中国史学将跨入新的时代。
收稿日期：200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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