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两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定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验区论文,两大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8)04-0074-04
长久以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和重要理论课题。2007年以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对于中部地区来说，随着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我国第四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使得“两型社会”建设更是当前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国家对两大城市群（圈）的综合改革试验所制定的战略定位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就是要求中部率先探索一条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之新途径和新经验。所谓“战略定位”，在概念上是由美国特劳特伙伴公司创始人杰克·特劳特最早于1969年首次提出，当时是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的决策的核心问题。战略定位的本质，是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选择一个具优势地位的“决战地点”，实现某个领域的主导权。而我国对于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也借鉴了这一理念。
在宏观发展战略上，中国经济社会最大发展战略就是渐进式改革开放与区域“非均衡”发展。在微观战术方面，自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中部的安徽农村开始以来，总体上是先“点”后“面”，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分项分期推进，逐步实施和完善。每一项重大改革都需要通过局部先选点试验、探索经验、总结教训、论证得失，然后逐步全面推广实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都是按照中央战略统筹部署和未来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形势需要，首先选择最具备条件、改革要求最强烈、具有一定典型示范性的部门、行业、产业和地区作为改革试验点。到目前，我国已经根据不同的改革方向和主题先后分别在上海浦东、天津新港、成渝地区和新近批准的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共设立了四个国家级大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四大试验区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实际，各自不同的目标、主题和任务，由国务院对其进行不同的战略定位。
总体上，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这两大沿海地区综合改革试验区都基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区位与资源优势，及南北两大城市战略经济区与全国改革发展的战略需要来进行战略定位的。这两大综合改革试验区主要是为了获得经验尤其是基于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外向型”经验。尽管多年来的试验和经验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但试验结果不一定符合内地的实际，所以在许多方面难以适合在内地推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一直向各方呼吁，“外向型”改革经验固然重要，但是，立足于本土资源开发的内生型改革经验同样重要。
因此，国家综合考虑到沿海与内地的不同特点，为平衡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特别是为了西部大开发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需要，也先后在西部地区的成渝地区设立“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中部地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了“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沿海地区两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同的是，在战略定位上，国务院将中部这两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定位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战略性决策。这里我们对这一战略定位进行以下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一、国家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定位的主要考虑因素
1.“两型社会”建设战略定位的基础与发展条件
以中部这两大城市群（圈）分别作为同一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内地的一种新尝试。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属于不同省份，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以省会为“主帅”以各地市级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城市集群，在各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是绝对的主力与核心力量。在战略目标、任务和发展战略定位上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市为中心，以100公里直线距离为半径的地域相邻交通通达的城市群落，其主体包括武汉及其周边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等8个城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1”城市圈。土地面积约5.78万平方公里，占湖北省土地总面积的31.1%，人口占湖北省人口总数的54.9%。（数据截至2006年底）这里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其经济战略辐射和影响力能够达到邻近各省数个地市，也是整个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核心区之一。相对中部其他地区，武汉城市圈有自己独特的优势：(1)武汉老工业基础相对深厚，近代中国和新中国“三线建设”给武汉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2)雄厚的高教和科技创新实力。武汉东湖高新区位列全国第八，在中部名列前茅；人才优势造就了中铁大桥局、中南电力院、华科、武大等众多的人才摇篮；最近武汉光谷和最近建立的生物基地，犹如九头鸟新长一对翅膀。(3)武汉是中部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武汉就是无法绕过的核心和焦点，武汉在中部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中心交汇点的独特的优势。长株潭城市群则是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三个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周围县市区域在内的城市群，采用了3+5泛长株潭城市群概念，即以长株潭为中心，1个半小时通程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城市群。土地面积约为5.83万平方公里，占湖南省土地总面积的29.7%，人口约占全省的39.3%。（数据截至2006年底）它是湖南省经济的重心所在。
2.决定与影响两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内在因素
选择中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这两大城市群作为新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不仅是因为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和优越的条件，而且还考虑到这两大城市群地区在城市发展特质、资源利用与环境建设方面的典型示范性，这些城市既有典型性又有全局意义。
从现阶段来看，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如加工、制造业，特别是钢铁、汽车、电子和纺织业等，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越来越不适应未来中部及全国的发展。另外，中部地区崛起对资源的利用与环境的保护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以能耗效能方面为例：2006年，武汉城市圈耗电量最高，为1731.80千瓦时／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原城市群为1322.15千瓦时／万元；皖江城市带为1128.80千瓦时／万元。而长株潭用电效益最好，为863.29千瓦时／万元，为全国平均耗电量的62.2%。由此看来，在能耗效能方面，长株潭城市群高于武汉城市圈，在四个城市群平均水平之上，居第一位，说明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对外开放水平和节能降耗能力总体上高于中原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
从两大试验区的城市群发展特点看，武汉城市圈具有一超独大，即所谓城市首位度过大的特点。通过比较，可知武汉市在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转化能力、经济外向度、科教与科技资源上都胜于中部其他城市，然而与中原城市群相比，武汉城市圈的综合经济实力却要弱，原因在于武汉城市圈的卫星城市规模小，发展速度较慢。目前，圈内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武汉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黄石、鄂州、仙桃处于工业化中期起飞阶段，而黄冈、孝感、咸宁和天门则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武汉城市圈还存在综合经济实力不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带动较弱、行政体制分割严重、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等劣势和具有中部典型性问题。长株潭城市群则具有另一方面的典型性，即缺乏实力超强的中心大城市，虽然，长沙市比其他城市经济实力较强一些，但总体差别并不十分悬殊。长沙市在城市群中首位度并不大，而且三个城市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相对独立性较强，缺少相互的依赖性，群体性发展特征尤为突出。其他如河南省中原城市群、安徽省皖江城市带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和问题。因此，如果城市区域间协调到位，则群体间分工协作密切，优势互补，其整体竞争能力不可小觑，否则也更容易造成“群雄割据”的“诸侯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会更加显现，成为城市群体发展的障碍。总之，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在一体化过程中都面临着深层次体制障碍。解决体制“瓶颈”、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特别是解决资源的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在国内其他城市群中也普遍存在。而这两大城市群不仅是在中部地区的产业化发展中具有典型性，而且还在全国区域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大综合改革试点可为突破这些体制障碍找到一个“试验田”。需要指出的是，中部这两大城市群被批准成为试验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备内在条件典型性，国家还考虑到其他因素。
3.影响两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外在因素
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看，20世纪末，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产业链条对接成功。产业链条的延长使得双方产业转移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向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承接了大量的转移产业，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水平及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如我国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拼资源、拼环境和拼市场”等现象。不可否认，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在近年来改革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过程中，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使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地位提高，但也为此付出了资源高消耗、污染严重、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惨痛代价。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就是明显的前车之鉴。我国中部地区整体上既是资源丰富、品种齐全，资源配套较好的地区，也是生产和自身消耗都非常大的地区。许多省市实际上是靠“资源战略”来振兴经济的。如河南、山西两省都是煤炭资源大省，除山西省煤炭生产大部分输出全国之外，河南的煤炭则大部分“自产自消（耗）”了。近年来，无论是GDP还是工业总产值提高速度均处于中部六省甚至全国前茅，其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迅猛其根本原因还是靠“拼资源、拼环境”得来的。就长远来说，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建设要求。而湖南省的长株潭城市群与中原地市群的发展极具有此类相似特征，只不过是长株潭城市群整体上没有中原城市群资源生产和消耗那样巨大。国务院选择长株潭城市群而不是中原城市群，是因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范围小，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相对没那么复杂，综合改革试验能够比较灵活机动，难度较小更便于展开。湖北省的武汉城市圈虽然这方面的情况不太突出，但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因此说国务院选择这两个城市群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是有很高远的战略眼光的。
总之，国务院选择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将战略定位为“两型社会”建设，就是希望从1978年以来，东部沿海发展战略和南方特区的实验中跳出来，从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中跳出来，探索一条新的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而且还要解决一些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问题。
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战略定位的主要方案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包括：
一是战略空间定位。从决策层的思考上，要加强两试验区及其所在省市高管阶层的合作、沟通，定期会商，畅通渠道、信息共享，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可发挥“九省通衢”的中部十字大交通的优势作用和作为珠三角战略“后花园”的战略腹地的作用，对资源进行南北交流、东西调配，发挥资源利用的最佳效益。产业发展大力承接东部产业的战略转移，承东启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打造“两型社会”建设的空间战略架构。
二是战略时间定位。如何在时间上更好地布局“两型社会”建设，安排好时间步骤等战略问题值得高层决策者的高度关注与有前瞩性的科学预测，特别是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外和各省内外的产业经济、服务贸易、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等全局性问题，应该根据不同阶段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对策。
三是试验区本身的具体功能定位。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和试验区本身的情况，对战略重点重新规划和战略定位，如将大城市特别是省会中心城市定位为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上做出表率，然后对其他城市及其产业提供经验和技术支持；其他地市级中心城市则立足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承担改革试验任务，积极参与两型社会建设探索，共同寻求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三、关于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的新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部这两大试验区的综合考察和对国务院的有关战略定位和部署，我们认为还应该采取如下战略行动：
一要主动有选择地继续进行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产业链的合理对接，延长中部产业链，扩大中部特别是试验区的战略发展空间，以便加快资源节约型的产业体系的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
二要加快试验区内产业的结构调整，大力采用先进技术在吸收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产业改造和技术升级，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资源消耗少的新型高科技产业。如加强武汉光谷电子与生物工程和长沙电力节能设备制造与开发等，将其打造成主导产业。
三要继续打造人才人力资源培养基地，增强两试验区的软实力，利用中部丰富的人才资源、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高技术产业企业与科研院所等努力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实验区的核心竞争力。
四要加强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在思想指导与政策层面上，通过加强各级党政、立法、行政和执法等机关工作制度和方法创新与观念更新，以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制定科学的政策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依据和制度保障。
收稿日期：20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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