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联盟”战略与中美关系——刘建飞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美国论文,民主论文,教授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现在正集中力量研究美国“民主联盟”战略。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民主联盟”战略是怎么回事？
刘建飞：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正研究的这个“民主联盟”战略并不是美国政府已经制定出来的战略，而是学者们的政策建议，是美国战略研究界的构想。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发表了一份题为《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成果。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其中，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记者：原来这个报告只是学者们的建议。可是，为什么它这么受重视呢？
刘建飞：它虽然是学者们的建议，可是却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报告。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历时两年多，有408位专家参与，他们都是在美国学界、战略和政策研究界有影响的专家。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和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担任项目的共同主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翰·艾肯伯里和安尼玛丽·斯劳特担任项目的共同主持人。如此庞大的研究队伍，过去是很少见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理查德·哈斯、基欧汉、福山等前政要，著名战略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是项目参加者。
记者：很有意思，雷克曾在民主党政府任职，而舒尔茨则在共和党政府任过职。在普林斯顿项目上，二人联手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刘建飞：对，除了阵容庞大外，研究队伍跨民主、共和两党也是这个项目的一大特色。不仅跨两党，实际上项目参与者包括了美国战略研究界各个流派的人士。除了主流的自由派和务实派外，还有非主流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都是参与者。他们中有些人的学术观点和战略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但却坐到一起共同探讨美国的全球战略问题，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出谋划策。
记者：单从人员构成上就可以看出，这个研究项目非同一般。那么研究内容上它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呢？
刘建飞：它的研究内容确实不同寻常。研究报告的正标题是“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副标题为“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报告正文长达60页，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21世纪美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第二部分讲美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序言中，作者将该报告与乔治·凯南的“X文件”相比。1948年，凯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指导了美国整个冷战时期的安全与外交政策。普林斯顿报告认为，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冷战时期不同，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存在像苏联共产主义那样单一的外在威胁。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必须应对的就有：新兴大国崛起、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和已经全球化的经济。美国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包括中东的不稳定、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核武器扩散、传染病的散播、全球变暖。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如此多的威胁，美国缺少一个明晰的、能得到两党支持的安全战略原则表述。布什政府虽然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出台了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会中的一些委员会和小组以及许多思想库也都提交过国家安全报告并提出了一些原则，但是却没有将它们整合起来。普林斯顿项目就是要仿效凯南，为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立一个宏观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框架。
记者：从上述的宗旨看，普林斯顿项目报告确实不同寻常。那么，“民主联盟”在项目报告提出的美国新战略构想中占据什么位置呢？
刘建飞：与美国已经出台的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战略报告相比，“民主联盟”是普林斯顿报告的一大特色。或者说，“民主联盟”是该报告所提出的新战略构想（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我们暂且称之为“普林斯顿新战略”）的一大亮点。按说，早就有人提出过建立民主联盟的设想。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主张建立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美国要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不过，那时，这种建议只是个别人提出的，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普林斯顿报告则大不相同。
报告第一部分“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三节，分别是“目标”、“成功战略的标准”和“法治下的自由世界”。报告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保卫美国人民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总目标下有三个具体目标：国土安全、健康的全球经济和良性的国际环境。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就是建设“一个法治下的自由世界”，即推进民主。报告盛赞：“美国已经寻求在世界推进民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报告还肯定，“布什政府最近几年已经认识到，民主的缺失是世界范围内的邪恶势力的关键驱动力，布什政府已经将推进民主作为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最突出的部分”。报告提出美国应从三个角度来推进民主。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得民心的、负责任的、公正的政府；二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三是在国际事务中恰当地使用武力。关于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报告提出了五点措施：改造联合国；建立民主联盟；振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治理全球化；建立一个网状的秩序。
记者：原来“民主联盟”是推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建立“民主联盟”与推进民主的其他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刘建飞：你说得对。在“普林斯顿新战略”中，推进民主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而推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建立“民主联盟”则是建立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
记者：非常有趣。现在的国际秩序不就是美国主导建立的吗？怎么它还要建立新秩序？这个新秩序是什么样的？
刘建飞：冷战后，美国一直有建立新秩序的诉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苏东剧变后，特别是海湾战争后，美国看到苏联不仅已发生“质变”，而且实力明显下降，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于是力图构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1991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世界新秩序”作为绪言的标题。报告提出：“世界新秩序还没有成为事实；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也是一种机会。我们已经抓住了几代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的非同寻常的机遇——由于我们周围的旧的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国际体系了。”看得出来，美国正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来考虑世界的未来，冷战结束使美国终于有了机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来构建国际秩序了。
记者：“普林斯顿新战略”很重视联合国，将改造联合国作为建立新秩序的最主要手段。这与冷战刚结束时提出的新秩序有什么不同吗？
刘建飞：二者非常相近。我把1991年报告中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作“新秩序战略”。在这个“新秩序战略”中，美国非常重视联合国。在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90年代的政治日程”这部分，报告将“联盟、联合和一个新的联合国”放在首位。报告对联合国的状况是这样阐述的：“40多年来的政治分歧、集团政治和煽动性的言辞，使联合国未能发挥其创建者们所说的全部潜力。现在我们看到联合国已开始按照它原定的目标行事了。它不再受到经常阻碍意见一致的超级大国的对抗的影响，也不太受到经常削弱其信誉的形式主义的反美主义的阻碍了。”可见，美国对联合国一度是非常不满的，认为它未能发挥其潜力，其原因就是超级大国的对抗和“反美主义”的影响。现在这些阻碍因素都不存在了。
不过，同联合国创建时一样，美国重视联合国，希望它发挥作用，并不是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而是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美国要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领导下的秩序，而联合国的作用要纳入到这个框架内。美国历来重视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将其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看成是重要的“软实力”和实现美国战略意图的重要途径。在“实力霸权”和“制度霸权”两者之间，美国通常更喜欢“制度霸权”，因为这样，实现、维护霸权遇到的阻力小，需要付出的成本低。美国试图将联合国重新改造成它用以实行“制度霸权”的工具。
记者：原来那时美国就要将联合国改造成“一个新的联合国”。那么，与那时的改造联合国的思路相比，“普林斯顿新战略”的改造思路有什么新意？
刘建飞：最突出的新意就是建立“民主联盟”。
普林斯顿报告认为，联合国目前处于危机中，它已不具备应付各种危机的能力，必须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建设一个新的联合国。这一点，与“新秩序战略”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讲得更加具体。普林斯顿报告建议，改造联合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组安理会。一方面将印度、巴西、日本等大国吸收进来；另一方面修正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取消要求采取行动事宜上的否决权，只保留具有宣言性质议案上的否决权。与“新秩序战略”相比，“普林斯顿新战略”在改造联合国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如何促进联合国改革上比“新秩序战略”更进了一步。普林斯顿报告指出，考虑到改革联合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美国必须做两手准备，建立一个“民主联盟”。这个“民主联盟”有两个功能：第一，必要时用它取代联合国；第二，它也可以事先被用来对联合国改革施加压力。
记者：那么，“民主联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刘建飞：按照普林斯顿报告的说法，“民主联盟”是全球性的组织，宗旨是加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为它们能进行有效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提供一个机构。它还可以作为“民主和平”的制度化身来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联盟，但是必须以遵守联盟的协议为条件。普林斯顿项目为“民主联盟”拟定了章程，共八条。主要内容包括：盟员决不用武力或计划用武力反对其他盟员；盟员承诺定期举行多党、自由、公平的选举；盟员承诺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公民人权；盟员国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民饥荒，当这些政府未尽到此种义务时，同盟就有义务干预。
记者：作为全球性的组织，“民主联盟”有多大，或者说能有多少成员国？还有，这个组织内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如何？
刘建飞：现在已经有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国际组织，即“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y)。它是2000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的，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加入，每两到三年举行一次外长级会议。迄今为止已经分别在波兰首都华沙（2000年）、韩国首都首尔（2002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2007)举行了四届部长级会议。
与“民主共同体”比较起来，“民主联盟”在组织上更紧密一些。“民主联盟”的英文对应词“Concert of Democracies”寓意深刻，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后曾出现过一个“欧洲联盟”(Concert of Europe)，它是欧洲大国协调、合作的机制，对维护1815-1854年间欧洲的和平、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功能上来说，“民主联盟”肯定要比“民主共同体”更有制度约束力，更有力量，就像欧洲联盟要比欧洲共同体高一个档次一样。
记者：在您看来，“民主联盟”有什么特点？
刘建飞：从普林斯顿报告和斯劳特教授的说法来看，与“民主共同体”相比较，“民主联盟”的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成员国参加联盟活动的官员层级高，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而“民主共同体”只限于外交部长；第二，成员国数量相对少一些，也就是对成员国的标准要求较高；第三，有一定的规章约束成员国的行为，而“民主共同体”则比较松散。此外，“民主联盟”不同于北约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组织，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再者，与G8相比，它也有所不同。首先是成员国明显比G8多；其次是它有章程，而G8没有。
记者：现在清楚“民主联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了。前面提到，建立“民主联盟”的用意是在于要用它取代联合国。这是不是会给联合国带来严峻挑战？
刘建飞：是这样。如果“民主联盟”设想成为现实，联合国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按照美国的意愿来进行改革，最终成为美国制度霸权的工具；要么就有可能被“民主联盟”架空，因为美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如果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就会去寻求“民主联盟”的支持，从而使其国际行为获得“合法性”和道义基础。
斯劳特教授在同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强调，建立“民主联盟”并不是要用它“取代”联合国，而是用它“补充”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安理会有时没有效率，比如在苏丹问题上；现行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影响安理会的工作效率。她认为，就目前来看，联合国授权是国际行为特别是武力行为合法性的基础。美国在科索沃、伊拉克的行为虽然无合法性，但是有合理性。“民主联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使合法性与合理性统一起来。
她的观点表明了建立“民主联盟”的动机：就是要为美国的国际行为寻找合法性来源。联合国不听话，就用“民主联盟”来替代它。当然，并不是说有了“民主联盟”，联合国就不能存在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斯劳特教授所说的，“民主联盟”不会“取代”联合国。但是，如果美国经常利用“民主联盟”来“补充”联合国，实际上是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民主联盟”实际上“取代”了联合国的许多功能。这是问题实质所在。届时，世界可能会更不稳定，因为实际上等于在联合国之外又多了一个“小联合国”，它可以同联合国一样授权某些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对别国动武。
记者：除了对联合国构成挑战外，“民主联盟”对国际政治还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建飞：我认为，建立“民主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冷战思维的味道。因为很显然，“民主联盟”将使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联盟”成员和非“民主联盟”成员两部分，即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部分。这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也与全球化大趋势相悖。但是美国这一战略将使世界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联合到一起，从而对“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巨大战略压力。一些美国学者也批评这个主张。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麦克尔·麦克法尔教授认为，“民主联盟”战略可能会不利于美国同“非民主”国家的接触与合作，进而不利于在这些国家推进民主。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所副总裁、著名民主问题专家凯若瑟斯教授还专门撰文批评“民主联盟”构想，称它是一个“孤立的联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专家都是普林斯顿项目的参与者。当然，有些美国专家不同意我前面的分析。斯劳特教授就强调：创建“民主联盟”不是冷战思维的体现。“我们不想把世界分成对立的两部分”。
记者：“民主联盟”会不会将世界分成两部分，我们且拭目以待。您能不能谈一下“民主联盟”对中国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建飞：负面影响是明显的。首先是与联合国有关。如果联合国被架空，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的影响力就相对下降。如果联合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改革，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实质否决权，中国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普林斯顿新战略”为“民主联盟”所设定的成员标准，中国肯定会被排斥。如果“民主联盟”真的将世界分成了两部分，那么中国肯定不属于“民主联盟”成员那一部分。如果“民主联盟”成了与联合国并立的一个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那么中国不在其中，因此也就没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机会。总的来看，“民主联盟”的建立肯定不利于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
记者：那么，“普林斯顿新战略”是将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了吗？或者是推进民主的主要对象？
刘建飞：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后一问题，如果从长期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美国的心目中，中国是最大的“不民主”国家；但是从近期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目前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重心是中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普林斯顿新战略”没有把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但是它特别关注中国。在“主要威胁和挑战”一部分，普林斯顿报告将“崛起的中国与东亚秩序”列在中东、全球恐怖网络、核扩散之后，排在第四位。中国是唯一在报告目录中出现国名的国家。
不过，《普林斯顿新战略》并不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同意将中国看成敌人。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两面性的国家。就双边关系来说，“美国同中国有多维的关系，从贸易伙伴到潜在战略对手，再到许多人权问题上的对抗者”。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同美国又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在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上、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上、在控制传染病散播上。报告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活跃的地区外交已经引起东亚的权势变迁——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上升。”报告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经济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世界贸易和能源带来冲击；在政治上，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起着领导作用，而且正寻求构建地区政治机制，并且鼓励试图建立排斥美国的东亚共同体的行动；在军事上，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军力建设，而且这种建设一直受到经济持续增长和台湾问题的刺激。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显示出中国正处在迅速重获历史上的大国地位的轨道上。尽管如此，报告肯定2005年9月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讲话中所阐述的对华政策基调，希望中国和平崛起，强调要同中国合作，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报告还指出，虽然历史上大国崛起都会引起国际局势不稳甚至冲突，但是这种经典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崛起。中国在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并未按传统崛起大国的方式行事，而且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遵循西方制定的规则，比如：它的实力主要源于市场经济；它开始融入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和WTO；它不受进攻性意识形态驱使；除了台湾，它没有表现出领土扩张的野心；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并实质性地使美国受益。
记者：这些实际上谈的是总体上的中美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普林斯顿新战略”中，中美目前在经济和安全上是合作关系，而在政治上则是对抗关系？
刘建飞：前一句话是对的，后一句不确切。“普林斯顿新战略”从推进民主这个大目标出发，强调要通过合作、接触来影响中国，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并不是要寻求对抗。当然，“普林斯顿新战略”也很重视同民主国家的关系。在亚太，美国仍然要加强同其民主盟友的关系，特别是要加强美日同盟，将其作为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础；美国还要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而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中国。正如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所说，“美国与日本、台湾、韩国、澳大利亚，最近也与印度建立的各种联盟关系”，对中国来说，“显然存在遏制的因素”。确切地说，在政治上，中美之间是合作与对抗兼具。客观上存在着对抗性，但主观上双方都在寻求合作，而且也存在着合作的潜力和空间。
总的来看，“普林斯顿新战略”是将在中国推进民主与应对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它强调，美中关系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必须认识到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中国现在不是威胁，将其当作威胁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往最坏处着想，这种政策会导致一场不必要的新冷战。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正带来重要的战略影响，对这些影响失于防范，只会增强中长期的国家安全危险。“普林斯顿新战略”中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两面性的。一方面要同中国合作，在合作中谋取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在合作中进一步融合中国，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又要防范中国，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以及中国有可能选择同美国对立的战略道路。
记者：既然“民主联盟”对中美关系会有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民主联盟”战略呢？
刘建飞：这里我只提几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1.鉴于推进民主极有可能成为美国长期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而且这一战略很有可能得到欧盟、日本、印度、东盟、非盟、美洲国家组织等重要力量的认同，我国应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上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显示中国是走向民主的，尽管我们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2.鉴于美国有可能推动建立“民主联盟”，并将其作为联合国的替代物，我国应积极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促使联合国在国际社会更有权威、工作更有效率。
3.在民主问题上，我国除了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还应加强宣传，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有效地向外界展示出来，让他们了解、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面的涉外人员，不应避讳谈民主问题，甚至应当主动地大讲、特讲民主问题。我们应当争夺在国际舞台上讲民主的话语权。
4.加强有关民主的理论研究。我国所走的民主政治道路和所采取的模式，肯定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应加强，而且要尽量用西方人能理解的语言、概念表述出来。
5.就民主问题加强同美国思想库、战略界的交流，阐明我们的立场、观点、思路。如果我们所讲的确实有根据、合逻辑，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是能够接受、理解的。
6.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民主对话机制，就像人权对话机制那样。
7.如果“民主联盟”建立起来了，我们应当与其建立联系，保持沟通和接触。现在也应当同“民主共同体”沟通、接触。我们应当警觉，台湾当局可能打民主牌，主动同“民主共同体”和“民主联盟”建立关系，如果成功，我方将非常被动。斯劳特教授主张：“民主联盟”是开放的组织，成员可不断扩大。中国也可与其建立关系，就像同G8的关系那样。”她还强调：“台湾不可能加入‘民主联盟’，因为它是主权国家的组织。美国等民主国家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允许台湾加入。”她还说，她“不赞成美日印澳在亚洲搞针对中国的民主联盟”。可见，主张建立“民主联盟”的美国战略专家并未将“民主联盟”作为对付中国的工具，这为我们将来发展同“民主联盟”的关系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