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穆宗论文,经筵讲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高拱(1513-1578)，字肃卿，明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从庶吉士除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在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及大学士张居正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逐离朝，家居六年而卒，年六十七岁。万历中期追论其当政时功劳，赠太师，赐谥文襄。高拱是明代的大政治家，为人刚直而好胜，屡与同事者争，行事有时专横，不尽公允，但有政治眼光，又勇于任事，故此屡建事功，《明史》本传称其“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①，是确当的叙述。
高拱的政治事业在明穆宗在位时期最为辉煌，主要原因是他和穆宗的多年密切关系，获得穆宗信任。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六岁的穆宗以裕王出阁讲学，高拱年四十一岁，被任命为讲官。此后日侍讲读，头尾九年，成为了准储君的穆宗所信任和倚重的要员。《明史·高拱传》说：“穆宗居裕邸，出阁讲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恺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②郭正域撰《太师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说，高拱“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王赐金缯甚厚，哽咽不能别。公虽去讲幄，府中事无大小，必令中使往问”③。除了遣中使到高拱居所赐予《明史》所说的两件书法之外，“又书‘启发弘多’四字赐之”④。高拱之能获得穆宗这样的爱重，和他在穆宗讲筵上的讲读表现和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
高拱在穆宗裕邸的讲筵上的讲章，嘉靖三十九年(1560)他升任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时，被辑成《日进直讲》一书，保存了他透过阐释和演绎儒家经典向穆宗灌输政治思想的文字。穆宗登基之后，高拱渐获重用，虽然因与首辅徐阶不和而在隆庆元年(1567)五月辞官，但隆庆三年(1569)冬被召回朝后，便已成为实际的首辅，因而负有组织和管理皇帝经筵、日讲活动的权责。隆庆六年他离朝回家之后，因为政治关系，不敢与政局中人交往，转而专心治学，写下有价值的著作数种，包括万历二年(1574)成书的《春秋正旨》，万历三年(1575)成书的《问辨录》和万历四年(1576)成书的《本语》。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晚年的学术和政治见解，是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学新知的重要资料。
高拱因在穆宗藩邸的讲读事业而得以进身政治高层，但我们对于穆宗在这些讲读场合中的表现，以及即帝位后的经筵和日讲中的表现，其实还未充分了解。对于高拱对这些场合的看法及其个人在这些场合中的表现，也有待探索。作为研究高拱阐释儒家经典的特色以及皇家经筵内外的说经异同情形的基础，本文主要探讨明穆宗成年后的经史讲读历史以及高拱在当中的表现和思考。
二 高拱与明穆宗经筵讲读简史
明穆宗是明世宗的第三子。世宗第一子，嘉靖十二年(1533)八月生，十月卒，谥为哀冲太子。⑤第二子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生，⑥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初一日，同日册封第二子为皇太子，穆宗为裕王，第四子为景王。⑦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月乙酉日，皇太子行加冠礼，但两天之后猝然去世，谥为庄敬太子。⑧世宗此后迷信二王不相见之说，没有再立太子。穆宗作为世宗在生的长子，被多数朝臣视作当然的东宫储君，但直到登基之前仍然只是裕王。
皇太子根据礼制，加冠之后便会出阁讲学。穆宗因为不是皇太子，所以没有举行同样事情。封为裕王的他，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三月朔日，才和景王一起行加冠礼。⑨加冠之后，朝臣也开始要求给予出阁讲学。⑩到了是年七月，世宗才顺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掌部事徐阶所奏，命择吉日举行裕王、景王出阁讲读之礼。(11)次月(八月)又为他们选任侍从讲读的官员。当时被任命任职于裕王府的官员如下：翰林院编修高拱和检讨陈以勤为侍讲；国子监助教尹乐舞(舜字之误)、郑守德改官翰林院待诏，为伴读；中书舍人吴昂、吴应凤为侍书。(12)高拱和陈以勤是同年进士和庶吉士。(13)
裕王讲读正式开始于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4)大约半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裕王和景王各自成婚。(15)裕王是时只有十七岁。是月礼部条上二王婚后的礼仪，世宗命令：“二王讲读于各府书堂，三月中旬行。”(16)由于世宗的重视，裕王婚后一月，便恢复了讲读。
裕王和景王的讲读方式和礼数，《明世宗实录》没有记载。裕王虽然没有皇太子的身分，但正如以后陈以勤对严世蕃所说的，他是被默许的东宫，(17)所以我们可以从之前及之后的东宫讲学仪注，推测当时的情形。世宗立的皇太子(庄敬太子)未及出阁讲学而薨，所以没有相关礼仪可见。前此的东宫讲学仪注，是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为八岁的皇太子(将来的武宗)出阁时所拟的。当时定工的讲读人员是“每日合用侍班官二员，讲读官四员，侍书官一员，校书官一员”(18)。裕王的侍班和侍讲读等官员，肯定没有武宗在东宫时的多，但讲筵诵读的形式和熟练的要求，乃至书法练习的要求，应该大致一样。此后的神宗，登基之前的东宫讲读仪注，《实录》也没有记载，但他十岁即帝位后，大学士张居正为随即举行的日讲所拟的仪注，也可供参考。(19)因为张居正和是时去位不久的高拱都曾任职于穆宗的裕邸讲席，(20)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会将同样的仪注延续。换言之，穆宗在裕邸的讲读内容，和神宗初年所讲读的，不会相差太远。
从武宗和神宗的东宫讲读仪注，可以见到在经典的选择以及讲读次序上有这样的特点：举行讲读的同一日内，讲官依次进读和进讲《四书》及经书或史书。(21)但世宗对于这个形式，很快便不以为然。裕王成婚的同月稍后，世宗对于裕王兄弟的讲读课程，作了重要指示。《实录》记载：
上谕大学士严嵩等曰：“二王讲读，朕闻昨秋止将《尚书》过口二三，岂成学业？还要自《书》入《经》，先读《大学》，熟记彻讲，方还以《中庸》等接读将去。卿等点字若何？……”嵩等对曰：“皇上追念皇考训恩，欲令二王殿下及时力学，臣等不胜钦仰。臣等切惟先《书》入《经》，乃古昔圣贤教人为学次第，臣等昨秋所进书程，据旧仪，以《大学》与《尚书》每日并读并讲，兹谨当遵谕而行。殿下所书字仿，臣等每日圈点，笔划端楷，日有进益……”(22)
高拱对于这次讲读次序及所讲书籍的变动也有所记载。其《日进直讲序》说，开讲之后，“拱说《四书》，陈(以勤)说《书经》。既又有谕，先《学》、《庸》、《论》、《孟》，而后及经，于是乃分说《四书》”(23)。从当时习惯地将《四书》与一经(循例是《书经》)分别由两名讲官同日进讲，改为只先专读《四书》，并由两名讲官分别轮流进讲，既是反映了世宗接受当时一般人所遵从的朱子所主张的授经次序，也可能反映了世宗在藩邸时其父兴王给他所定的课程。
世宗亲自给裕王兄弟订定课程的做法，虽然和前此皇帝命令阁臣拟定此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王子上课的时间，和前朝订定的还是基本一样。是年(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礼部言：“二王讲读旧规，开以二月八月初旬，辍以五月十一月初旬。今有闰三月，请于四月辍讲，不为例。内侍书官每日启王温隶，仍日书百字，送内阁圈注。讲读等官，每半月恭诣各府起居，如王更欲授书进讲，及质问疑义、字法，各官亦得自效。”(24)世宗同意。由此可见，讲读分为春秋二季，每季讲读三个月；学期提早结束时，讲官每半月可到王府与王子亲近一次，以便王子补习所学。
在这次讲读课程变动之前，亦即裕王开讲后的第一季，裕王的《四书》讲读本来由高拱一人专责，其讲读次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日进直讲》中《大学》部分是完整的讲说可见，在这季之中，高拱已经独自讲完了《大学》。从讲读《中庸》开始，他才与陈以勤轮值“分说”。这便是《日进直讲》中《中庸》和《论语》的讲题都呈现断裂的原因所在。(25)
高拱充当裕王讲官，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以翰林院编修九年秩满，升为翰林院侍读。(26)是年十月，穆宗第一子生，初为人父，年十九岁。(27)嘉靖三十九年三月，高拱升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28)时年四十九岁，才在任职超过八年之后，离开穆宗的讲席。他和穆宗相处的时间，在他是精壮之年，在穆宗是渐趋成人之年，他对穆宗必有一定的影响，穆宗对他也有一定的依赖。高拱这些年内所作的“直讲”，理论上也是他的成熟意见。
高拱离开穆宗的讲席后，裕王府的讲官也陆续有所任命。据《明世宗实录》所载，穆宗在藩邸时的讲官先后有高拱、陈以勤，均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任，至三十九年内离任；(29)张春，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任，四十年(1561)五月调职；(30)胡正蒙，可能在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任，可能至四十三年(1564)六月离任；(31)唐汝楫，嘉靖四十年六月任，四十一年(1562)九月革职闲住；(32)殷士儋，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任，直到裕王即帝位改官；(33)张居正，嘉靖四十三年七月任，四十四年(1565)六月或四十五年(1566)四月离任(34)。综合史料分析，裕王各讲官的任命次序应该是：高拱升官，张春继之；陈以勤丁忧，胡正蒙继之；张春闲住，唐汝楫继之；唐汝楫革职，殷士儋继之；胡正蒙升官，张居正继之。张居正离任之后，《明世宗实录》未见新的任命，可能世宗末年未及理会此事。
穆宗藩邸前后七名讲官当中，高拱和陈以勤的表现最为特出。张居正也是很成功的讲官，但他实任此职时间不长，没有留下显著的业绩。高拱的官运可算相当亨通，升迁比起同时任命的陈以勤快了很多。他由升职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离开裕王讲筵之后，嘉靖四十一年再升任礼部左侍郎。(35)以后又转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36)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升为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37)次年，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他被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办事(38)，踏入了事业的高峰期。
穆宗即位后，从前裕邸的讲官和侍从诸臣，都获得加官和重要的升迁。隆庆元年二月，除了加恩于大学士徐阶、李春芳、郭朴之外，高拱被升为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和张居正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均入内阁办事；翰林院侍读学士殷士儋则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39)他们仍然参与穆宗的经筵讲读活动，而高拱更在“提调讲读”的大臣之列。当时任命的其它经筵官和日讲官，还有带翰林院官衔的各级文官赵贞吉、林树声、潘晟、殷士儋、吕调阳、吕旻、王希烈、诸大绶、丁士美、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以及国子监祭酒林燫十四人。各人之中，大学士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五人和潘晟、殷士儋、诸大绶、张四维四人“日侍讲读”，而后者四人是名符其实的日讲官。(40)以后隆庆一朝续任的日讲官有林燫(41)、吕调阳(42)、丁士美(43)、申时行(44)、王希烈五人。(45)他们除了申时行之外，都是原班的经筵官。
穆宗在藩邸时期，讲读经史显得相当积极。高拱便说：“殿下聪明特达，孜孜向学，虽寒暑罔辍。拱乃于所说书中，凡有关乎君德、治道、风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际，必多衍数言，仰图感悟，虽出恒格，亦芹曝之心也。”(46)从《日进直讲》的内容分析，裕王的讲读确实没有停顿，高拱也在训释经文字句和演绎圣人意思之余，适当地敷陈自己对于人君所应留意的问题和所宜采取的治道的看法，以其自谦的“荒陋之说”来“自效”其能。裕王对于高拱所讲有多少“感悟”，尚待考究，但高拱的直讲甚为成功，从上文所说他和穆宗的关系已经可以充分反映。
但穆宗登基之后，对于经筵讲学其实并不热心。到了隆庆元年三月，才在大学士徐阶的请求之下，决定四月二十二日经筵开讲，日讲以次举行。(47)此次所进呈的经筵日讲仪注，和进呈给之前数帝的大致相同。经筵定于“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会讲。……先期，司礼监官陈设书籍、御案、讲案如前(如首次开讲时)。侍班、侍卫、侍仪、执事、进讲礼同，但各官止行叩头礼。每日进讲，上御文华后殿，止用讲读官及内阁大学士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讲官先讲《四书》，次讲经或讲史。讲毕，各官叩头退。”(48)穆宗的首次经筵，在隆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如期举行。(49)是否次日便开始日讲，《实录》没有记载，但看来即使如期举行，也没有进行多少次。因为次月(五月)二十一日便命令“以天暑辍经筵日讲。”(50)高拱也在是月离朝。整个首季的经筵日讲，进行了刚好一个月，经筵会讲最多举行了三次。
经筵和日讲是皇帝进学的场合，也是皇帝会晤有学问的近臣的场合，所以当时的朝臣都渴望其能认真举行。朝臣最理想的愿景，则是皇帝能将御讲筵和处理政事结合起来。隆庆元年四月，礼部尚书高仪等便疏请皇帝在经筵日讲之后，随即接见部院大臣，让他们在大学士也在场的情形下，报告、商讨和决定政事，并且容许“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参与评论，而皇帝则要主动咨询意见，决定政策。可惜，高仪这本有代表性的奏疏上后，“上报可，然其事竟不行”(51)。
到了暂停讲学后的次月，朝臣于是提出批评，要求改善。首先上疏的兵部侍郎邓洪震，借警告半年来的灾异，指出：“陛下临朝之时，圣容端拱，未尝时赐清问，体察民情；诸司奏章，少经御览；经筵日讲，止袭故常，未蒙虚心询访。传闻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升，所谓女宠渐盛者，未尽无也。左右近习，恩荫狥情，赐与颇滥，所谓嬖幸蛊惑者，未尽无也。号令非一，前后背驰，邪正混淆，用舍犹豫，所谓仁柔不断者，未尽无也。”(52)此疏指出了穆宗即位之后，在公开场合表现沉默，视朝不多说话，展现的只是如同礼仪具文等各种弊病，并且还婉约地指出穆宗怠于经筵的主要原因在于好色。
次日，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户科右给事中张卤等也上疏，提出补救的做法。针对停止经筵日讲便意味着连阁臣也没有面见议政的机会，他们请求：“经筵虽以盛暑暂辍，尤宜仿先朝故事，仍御日讲，即以军国大事，与辅臣面议处断，并召见六卿科道咨访政务。”穆宗同意由“礼部覆请施行”。此时御史钟继英也请求在“辍讲之期，命内阁儒臣撰讲章进呈，上于宫中检阅，以资圣学。”穆宗对于此疏也“报闻”。(53)钟继英所请求的做法，其实也是历朝的旧贯。礼部覆请经筵休讲而日讲不辍的请求，《实录》没有记载，可见和“报闻”的回复一样，都是皇帝在措辞上的虚应故事。
穆宗虚应故事的表现，在高拱离朝之后更为明显。高拱自入阁后，便不断遭到政敌攻击。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等论劾他不忠于职位和不忠于世宗皇帝。高拱上疏自辨，指科臣出于妒忌，诬捏事实，污蔑倾害。世宗“令拱供职如故”。《实录》史臣记载此事的缘起和后果说：“按(胡)应嘉倾危之士，时上体久不豫，而拱本裕邸讲官，应嘉畏其将见柄用，故极力攻之。疏入，会上病未省，不然祸且不测。拱自入直撰玄，与大学士徐阶意颇相左，应嘉又阶同乡，拱以是疑阶，谓应嘉有所承望，两人隙衅愈构，互相排(根)[抵]，小人交构其间，几致党祸，实应嘉一疏启之云。”(54)高拱和徐阶交恶加深后，与支持徐阶的言员也关系恶劣，一再被论，到了隆庆元年五月，终以养病为由辞官归里。高拱去后，能较有效地劝穆宗留心讲学的声音更加稀有。
穆宗也委实无意于经筵讲学。《实录》记载，隆庆元年八月十一日，“上初御文华殿日讲”(55)。这个记载如果没有错误，那么是年四月至五月间的日讲其实是没有举行过的，就连高拱也没有侍班之事可做。但次日的八月十二日，应该是经筵会讲的日期，《实录》也没有记载，所以“初御”日讲的记载容或有误(56)。即便这样，十月初六日，穆宗又“以天气渐寒，命辙经筵”。大学士徐阶等认为太早，上疏陈请：“先朝停免经筵日讲，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讲；嘉靖元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始辍经筵。即今天道尚未严寒，视前日期似为太早，宜以圣学为重，祖宗为法。”六科给事中魏时亮等、十三道御史王好问等，也各自“具疏，请如阁臣言”。但“俱以有旨报罢”(57)。从《实录》这几个月的记事形式看，是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上旬的经筵日讲，应该是如常举行的。问题只是穆宗不肯出席满全季三个月而已。这种情形，以后数年基本上一样。
穆宗隆庆二年(1568)起的生活，廷臣更加不满，形诸奏章的言词更加激烈。是年正月，吏科给事中石星上言六事，首先指出穆宗“清心寡欲，渐不如初。试以鳌山一事推之。夫为鳌山之乐，则必纵长夜之饮。纵长夜之饮，则必耽声色之欲。……酒色之害，实当深警。”接着要求穆宗如期举行经筵：“我朝祖宗，经筵日讲，每以二月。盖春气融和，则进修为易。今经筵一事，虽屡经言官请行，未见慨然俞允……伏愿陛下以务学为急，即将经筵及时举行。”其他四事是“勤视朝”、“速俞允”、“广听纳”、“察谗谮”，都是警告不积极处理政事的严重后果，要求仿照祖宗的做法进行改善。此疏令到穆宗大怒，“以为恶言讪上，无礼，命(石星)廷杖六十，黜为民”(58)。石星奏疏透露的消息是，穆宗因沉迷酒色，有不依期举行经筵的可能，因而公开将酒色和讲学连在一起，构成关系。穆宗好色，朝臣此前此后都有论及，石星此次明白直言，公开伤及他的体面，故此施与严惩。
石星奏疏隐含的忧虑，后来也成为事实。隆庆二年的讲读，看来只有春季的还能如期举行。《实录》记载，二月十二日“经筵开讲”，五月二十二日如期“辍经筵日讲”(59)。但同样的起止记载，是年下半年并未出现。
隆庆三年(1569)的情形恢复正常。春季仍然是二月十二日“开经筵”，次日“开日讲”，五月二十二日“辍经筵日讲”(60)。但在官员眼中，穆宗只是循例敷衍而已。是年闰六月，南京吏部尚书吴徽陈言六事，第一事说“勤召对”，便“谓经筵进讲，率循故事，无裨启沃，莫若时召近臣，相与考古论今，以求实效”。以下五事是“限轮对”、“容直言”、“崇节俭”、“正题覆”、“复执奏”。“疏入，上自采其前四事，而以后二事，下所司看详以闻。”穆宗容忍了这次的批评，还对请求加以回答，看来和他欣赏吴徽疏中隐含罢举经筵的建议有关。穆宗虽然还同意了都察院掌院都御史王廷支持吴徽的建议，(61)但对于召对大臣之事，其实并无落实。
是年的秋季讲读，八月初九日“开日讲”，十二日“经筵开讲”(62)。经筵日讲何时停止，《实录》失载。但八月二十五日，有任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吕调阳充日讲官的记载，(63)可见日讲应该有持续举行。高拱也在是年十一月被召回朝，入阁主政。但穆宗沉默不言的情形依旧。是年十二月，尚宝司司丞郑履淳上疏，指出穆宗登极三年以来，未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要求他“勿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疮痍，以昭阳细故之勤而和庶政”等等。穆宗发怒，指责郑履淳“假借陈言，妄议朝廷，怀奸生事，命廷杖一百，系刑部狱”(64)。可见，穆宗好色倦政，护短迁怒的毛病并没有改善。
隆庆四年(1570)的讲读情形也乏善可陈。是年二月初九日“开日讲”(65)，但接着的十二日应该举行的经筵会讲，却没有举行。《实录》只有五月十二日“辍经筵日讲”的记录。(66)其实二月十二日之后的经筵也连续两次没有开讲。根据是年三月中刑科给事中查铎所上的奏疏所说，十二日是“偶以风雨停止，继是二次，又皆以他故停止”。查铎奏疏的要点在于论说这种“暴少寒多，非日就月将之义”的缘故所在和要求改善。疏文说：“臣惟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得其旨趣，则嗜好自笃，循其故套，则厌斁易生。今者讲臣进讲，未及移时，辅臣屏息侍左右，皇上肃然而临，俨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劳，未获开悟之益，不过视为故常，循往迹而举行之耳。宋儒谓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殆是之谓也。臣愿诸臣之进讲者，务求开导之益，而不徒束缚于礼节。皇上听讲之际，亦务求体验之实效，而不徒取具于弥文。如其义未了然，时赐清问，辅臣从而发明之，则意趣可得而欲罢不能，自兹始矣。”是时礼科都给事中周诗亦上疏表达同样意见。“上俱报闻”(67)。穆宗回复之后，情况有无改善，本季剩下的讲读有没有继续进行，都不得而知。所可知道的是，直至此时，穆宗的经筵便如查铎所说，仍然只是徒具形式，本人不只“未见意趣”，还表现出勉为其劳的样子。隆庆四年秋季的情形，《实录》所载也和春季的类似，只有八月十八日“上御日讲”一项而已。(68)
隆庆五年(1571)春季也没有开经筵的记录。只有二月初七日“上御文华殿开日讲”，三月初八日“上御文华殿日讲”，以及五月十一日“辍经筵日讲”的记录。(69)五月十一日《实录》还载“刑科给事中丁懋儒请上暑月于宫中取经史诸书，定为程限，留心省览，以缉熙圣学。报闻”(70)。在穆宗敷衍其事的现实之下，朝臣只能要求这样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比较积极的做法，则是给皇帝进呈有帮助的“课余”读物。在皇帝没有日讲便也不会会见大臣、商讨政事的情形之下，朝臣只能借助他人之言，异代之事，来向他提供借鉴和补救之道。隆庆五年三月，礼科都给事中张国彦便做了这样之事。他上疏说：因为穆宗不召对臣下，“臣等伏睹先朝大学士李时所记《召对录》，始于嘉靖九年郊坛视工，终于十五年文华殿议事，中间一政令之兴革，一人才之进退，罔不召问臣僚，面决可否，与家人父子无异。盖先皇所以坐致四十五年之太平，实基于此，乃今日所当继述者。臣等谨以前录，删去繁文，撮其大要，总二十九条，缮写上进。伏望留神观省，锐意遵行，以光先朝盛事”。此次“疏入报闻，《录》留览”(71)。这样的做法，在明朝此前曾经出现，此后也还会出现，原因便是经筵所讲没趣，皇帝无心而倦勤。(72)
隆庆五年秋季的讲筵提早开始，七月十八日便“开经筵日讲”(73)。这个特别情形，或者与皇太子准备明年三月出阁读书有关。但此季的停讲时间，《实录》也没有记载。穆宗御经筵和日讲的记录，包括开讲和辍讲的日子，其实也到此为止。《实录》此后的相关记载，只有隆庆五年十月升任左中允申时行为日讲官和六年正月命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充日讲官二事。(74)六年二月还“命掌詹事府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侍经筵”(75)。这些任命看来都是例行公事而已，申时行也没有留下讲章或记述穆宗讲筵情况的文字。(76)穆宗是年六月崩，上半年因病而不御讲筵，完全可能。(77)
穆宗如果从隆庆五年秋季后便缺席讲筵，则其主要原因仍是与其纵情好色有关。是年十二月，礼科给事中蔡汝贤的奏疏婉转地说及这点。该疏说：“臣近因长至导驾，窃窥圣容微减于前……今微阳初生，正宜遏欲养静之时，愿于宫中斋居焚香，澄心涤虑，进御有常，毋令其溺志，游观有度，毋令其移情；日惟省览典谟训诰，以陶养此心，亲近师傅公孤，以维持此心，自然欲寡气清，神凝体固。以是理万几，则常朝可无免矣；以是亲经史，则经筵可无辍矣；以是事上帝，则郊祀可无摄矣；以是感召和气，则近时星飞雹陨、河决地震之灾，皆可消弭之矣。”对于蔡汝贤的勉励，穆宗也给予“报闻”(7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蔡汝贤实际上已不再强调帝御经筵之事，而是盼望其自览经典以陶养本心和保重身体了。
穆宗本人肯定对于经筵和日讲没有兴趣，看来他对于这样的课程也没有信心，不认同其被朝臣赋予的价值。影响所及，就连皇太子(将来的万历皇帝)的讲读时间，也大为缩短。隆庆六年三月初三日，东宫开始出阁讲学，四月二十一日，便令“东宫辍讲”。此时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上言：“四月至八月，为时旷远，除大寒大暑，余日尚宜讲读。”穆宗对此没有听从，但也没有否定。礼部言“宫中暇日，宜加温绎，不离正业，庶得存养之道，作息之宜”。穆宗则“是之”(79)。次月，礼部覆都给事中雒遵等奏：“东宫辍讲之月，除宫中温习外，宜于朔望日，令辅导讲读等官，恭诣文华殿，启请半月内课程疑义，庶餋正之功，缉熙无间。”穆宗也“是之”(80)。从这些奏疏的建议以及穆宗的反应看，穆宗显然并非不关心东宫的教育，但却不热心于传统的讲读方式。
三 高拱对于经筵讲学的反思
高拱对于当时他也参与的经筵讲学，后来也有无奈之感，但奇怪的是，隆庆一朝之中，他对穆宗的经筵和日讲表现，都没有形诸奏疏的意见。他对经筵内容以及讲官本领的反思，只有见于罢官之后所作的《本语》和《问辨录》之中。他直接检讨的问题是讲读的内容，但牵涉所及的则是皇帝对于经筵、日讲的关心和兴趣。
高拱认为当时(神宗初即位时)经筵和日讲所讲的内容不足，也不切实际。他主张在经筵中，皇帝要听讲“祖训”和历朝故事，年轻的皇帝尤其须要这样。这种主张建基于他一再强调的为治之要在于“法祖”的见解。《本语》中有一段他对神宗登基后的经筵讲读情形以及讲读祖宗故事的重要性的议论：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则贻诸子孙，以为一代精神命脉。我祖宗燕谋宏密，注意渊远，非前代可及。圣子神孙，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欤盛矣。迨我穆皇，未获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龄，穆皇上宾，其于祖宗大法，盖未得于耳闻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将何以鉴成宪，绳祖武乎？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谓宜先知祖宗家法，以为主本，而后可证以异代之事，不然，徒说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夷八荒，撮其紧切，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则日进数条，在法宫则日披数段，庶乎祖宗立国之规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渐之深意，弛张操纵之微机，可以得其大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须更费商证，而自无所不当。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开，必因而益溯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觐耿光，以扬大烈，以衍万年无疆之祚者，将在于是。则特为之引其端焉尔，是臣愚犬马之心也。方遂请之，而遂以废去，特述其意于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则犬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81)
高拱这里说出了穆宗在藩邸时所学缺乏实用性的一面。他没有得到世宗直接传予的治国经验，所以对于朝政的要领不易掌握。高拱提出在经筵和日讲的内容上增加讲读祖训的主张，后来张居正在神宗的经筵上便付诸实行。(82)张居正未必因为高拱的遗言而有此举，但高拱的主张比较实际，易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认同，却是无疑的。可是，高拱在穆宗的经筵、日讲中，居于“提调讲读”的职位时间颇长，却连提议也未见过，可见改变传统之谈何容易。
问题应该相当复杂，究其底蕴，便与讲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有关。当时的经筵官和日讲官，几乎都是翰林出身的文官精英，但高拱对于他们有否具备讲说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胜任讲说因应本朝历史而来的施政原则，其实有所质疑。在他看来，问题的结症在于翰林官员的训练与其工作要求不协。他指出，内阁辅臣和经筵讲官出自翰林，但“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为了使翰林用适其才，用得其所，他主张对他们分科训练：
其选也，必择夫心术之正，德行之良，资性之聪明，文理之通顺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职分之所在。如一在辅德，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其先，如何维持于其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学。虽未可以言尽，然日日提斯(撕)，日日闻省，则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变达权，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国是，虽难事事预拟，亦必当有概于中也。(83)
在此之后，还要给予一些共同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应用于不同的工作上。高拱说：“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之诗文，程士之文艺，在其后焉。”他认为经过这样的不断训练和考核出来的人才，必然会是真的有用之才。而对于当时翰林新秀的训练和表现，他是不以为然的——“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材，远矣。”(84)
总之，在法祖为治、认识和因应本朝历史而施政的原则下，高拱主张出身翰林的阁臣和讲官，先要给予特殊而有实用性的训练，才能具备职业所要求的技能。在为政以实的思想的指导下，高拱还主张内阁大学士不应只用出身翰林的官员，而应该参用其它衙门的官员。他的理由是：“阁臣用翰林，而他衙门官不与，既未经历外事，事体固有不能周知者，而他衙门官，无辅臣之望，亦不复为辅臣之学，此所以得人为难也。”他的应对之道是：“今宜于他衙门官，选其德行之纯正，心术之光明，政事之练达，文学之优长者，在阁与翰林参用之，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者然。恒有其人，继继不绝，庶乎外事可得商确，处得其当而无舛，而他衙门官有志者，亦肯习为平章之业，就中又可以得人也。”他并且引用先朝的故事来作正反两面的证明：“如李文达(李贤)、薛文清(薛瑄)者，皆自他衙门入，便以为例，有何不可。虽然，必是当国者访用惟公，鉴别惟明，乃可为此事。不然，亦止济其私，而刘宇、曹元入之矣。”(85)这个主张其实和经筵讲读是否有用，能否成功，大有关系。不难想象，阁臣和讲官如果都是能办实事之人，他们也能透过经典阐释来讲实际之学。高拱的经世思想浓厚，和保守道学家传统者的见解确实不同。
在操作的层面上，高拱也透露了一些讲官应该具备的讲读技巧。经筵讲读的对象是皇帝或储君，目的在于培养他作为人君应有的个人道德和治国能力，具体地则是培养他判断是非轻重，判断政策合适与否的能力。但首先要做到的事情，却是吸引君心，令他对于讲官所讲，能够听进而加以思考，获得启发，有所采信。高拱因而认为道学家引以为典范的程颐和朱子的经筵告君之体，并非成功可取之法。
他在绎说《孟子》“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一节的问辨上，清楚地表示了这个看法。他说，孟子此说是针对好货好色的齐王而发的“急则治其标”之说，是恰当的，也是有利的，因为能治标，才有或便有继续治本的可能。高拱设为问答如下。
曰：“救民之后，好货好色，亦任之而已乎？”
曰：“何为其然也？夫苟民之水火既脱，君之孚信自深，则又自有从容转移之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而好货好色皆有以化之矣。所谓缓则治本者也，本不可以急治也。”
曰：“伊川折柳之谏何如？”
曰：“其意甚善，而其作用则未然。”
“何以故？”
曰：“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能亲亲，难以责其仁民；不能仁民，难以责其爱物。何者？重者人所易明者也，而尚未明，乃以责其轻者，将信之乎？若既能亲亲，则必责其仁民；既能仁民，则必责其爱物。何者？彼既明其重者矣，因而通之，则轻者可举也，斯纳约之道也。夫柳乃物之至微，而折枝事之至细，彼宋君者，亲亲仁民爱物之理，全然未得，其虐民害物之事，不知凡几也，而乃以折枝为谏，则岂不笑之以为迂乎？则岂不扞格不入，而后有重大之事，将亦不之信乎？不能三年之丧也，而察其小功；放饭流歠，而止其齿决。故曰‘其意甚善，而作用则未然也。’然后乃知孟子之善引君于道也。”(86)
高拱论辨的伊川程颐在经筵上直谏年轻的宋哲宗方春折柳，有伤天地生物之意的故事，是一个道学家讲官向皇帝提出正直教训的经典事例。此例的要旨是，讲官应讲原则，应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其君注意遵守。高拱却认为这样做并非经典所说的“纳约自牖”的随宜劝说的做法，不要说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连入门也不可能。
这里涉及了进谏于君的方法问题。高拱认为，首先必须进谏者本身是个积诚有信之人，才能有好的开始。《问辨录》有如下一段详论如何“格君心之非”的问辨，可作说明。
问：“‘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谓何？”
曰：“大人者，‘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颙卭闻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释其邪心矣，于是乎引之以大道，养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诚，需之以宽裕，积久而化，自能喻诸德而归诸道也。”
曰：“其作用何如？”
曰：“难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视于无形，听于无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则格心之功也。《易》之御寇于蒙，牿牛于童，皆是义也。”
曰：“不以言语开导之乎？”
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则开导为多。但贵乎迎其未然之机，使之豫止而罔觉，潜顺而不知为妙耳。”
曰：“不以规谏乎？”
曰：“亦安能无。然又自有纳约自牖之道。孔子云：‘吾从其讽者。’《记》曰：‘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为主，不恃此耳。”
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又云‘君正莫不正。’谓何？”
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谓仁也。孑孑者非不义，然不可谓义也。能爱人，能恶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义之正也。是谓‘龙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
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
曰：“有。只在自己心上做。”(87)
从经筵、日讲的实际场合上来绎高拱以上的论点，可见高拱其实是说讲官必须是个正人君子，有声望，有信用，言行相顾，心口合一，而又头脑聪明，思维灵活，随机表达，能够给予人君见微知著、由小见大的启发。这种微妙的，间接行之的，自然若无其事的“格君心”之道，高拱在《本语》中也有强调。他说：“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机括，有次第，不在谏诤上也，还不在言语上也，还不在形迹上。相业无迹，其格心处，君尚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后人不在心上做，只务形迹，不在君德上做，只论事功，故相业鲜。”(88)宰相须要认真用心，才能成就相业，讲官同样必须认真用心，才能真格君心。
但“格君心”在明朝，尤其在明朝后期，最为难行。政治传统和时代风气使之难行，高拱也只能在《本语》中抱怨地说：
致君以格心为本，格心以诚意为本。今日辅德之事全未，且莫说朝夕纳诲，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曾讲论个道理？商量个政事？纵紧急不得已事，亦只札子往来而已。书既不能尽意，而又先经内官之手拆视，而后进上，机密之言，如何说得？君臣道隔，未有甚于此也。然事须面议，乃得其情，而面议不得开端，不止内官不乐人主与大臣说话，恐破其壅蔽，而辅臣亦不敢苦请面对。若忽然问一件道理，未必能知，问一件事体，未必能处，原无本领，当面说个甚？所以亦不乐于面对也。(89)
君臣无法直接会面商谈，是问题之所在。但看深一层，辅臣和讲官的能力，更是问题的结症所在。归根到底，辅臣须要有真“本领”才是第一要义。求诸讲官的，也是一样。讲官既要有诚心诚意，也要有真知灼见和真才实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本领，才能吸引君主而引之入道。高拱本人的成功，正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本领非凡。
明穆宗虽然有好色寡断的弊病，但并非寡德昏乱之君。他对讲官们应有的恩惠，从不吝予。对于被攻击的讲官，也能尽量保护。(90)但他在帝位上，却对经筵讲读之事缺乏兴趣，不能认真。矛盾的现象，看来不是一边之事。在看待穆宗皇帝的经筵表现事情上，高拱实际上主张臣下应该反求诸己，要求先有好的讲官，再求热心参与的皇帝，否则无法改变现状。这大概便是他在隆庆朝中没有明显表示穆宗应该如何常御经筵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640页。
②《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第5638页；又见[明]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56页。
③《高拱全集》(下)，第1395页。
④《高拱全集》(下)，第1395页。
⑤《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嘉靖十二年八月己丑(生)；卷一五五，嘉靖十二年十月己卯(卒)，丁亥(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5年。
⑥《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二，嘉靖十五年十月戊子。
⑦《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
⑧《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乙酉(生)、丁亥(卒)，《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丙申(谥)。
⑨《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三，嘉靖三十一年三月癸未。
⑩是月，礼科给事中章适首先作了这样的奏请，见《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三，嘉靖三十一年三月戊戌。
(11)《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七，嘉靖三十一年七年月壬寅。
(12)《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八，嘉靖三十一年八月甲子。按，“尹乐舞”这个姓名，《明实录》只在这里见过，其实是“尹乐舜”之误。《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四，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戊子条记载：升尹乐舜与郑守德及另外二人为礼部主事，“仍兼原职，给事二王府。”《明穆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乙未条载，穆宗以登极加恩侍从藩邸诸臣，他由户部员外郎升为光禄寺少卿。以后以此官衔又在《实录》出现两次，见《明穆宗实录》卷一六，隆庆二年正月戊辰；卷二八，隆庆三年正月乙酉。可见“尹乐舞”的“舞”字是“舜”字的抄误。
(13)《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五，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庚子，选取为庶吉士。
(14)《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八，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己巳。高拱《日进直讲序》，《高拱全集》(下)，第837页。
(15)《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四，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乙卯。
(16)《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四，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戊辰。
(17)许国撰《陈公以勤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七，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万历刊本。
(18)《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五，弘治十一年三月丁酉朔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5年。仪注由大学士徐溥等拟上。
(19)《明神宗实录》卷四，隆庆六年八月丙寅，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
(20)《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午：高拱罢官；同卷，同月壬申：高拱“准驰驿归里”。
(21)武宗讲读的史书，上引的仪注没有列明。神宗讲读的史书，仪注列明是弘治年间孝宗命令编纂的《通鉴节要》。
(22)《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四，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丁卯。
(23)《高拱全集》(下)，第837页。
(24)《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七，嘉靖三十二年四月戊寅。
(25)《日进直讲》现存《大学直讲》和《中庸直讲》的全部以及《论语直讲》的大部分，《孟子直讲》已经失传。
(26)《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己未。
(27)《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七，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壬戌朔。
(28)《明世宗实录》卷四八二，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己丑。
(29)陈以勤离任裕王讲官事，《明世宗实录》未见记载，其任职至此的升迁，也没有记载。《明史》卷一九三《陈以勤传》说他：“为讲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尝书忠贞二字赐之。父丧除，还为侍读学士，掌翰林院，进太常卿，领国子监，擢礼部右侍郎，寻转左，改吏部，掌詹事府。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潜邸旧臣，条上谨始十事。”可见他任裕王讲官前后只有九年，而服除之后没有再回讲席。《国朝献征录》卷一七，许国撰《陈公以勤墓志铭》，说他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升司经局洗马兼侍讲，而之前已升修撰，至“庚申(嘉靖三十九年)闻父丧，赐祭赙及彩币路资。癸亥(四十二年)复除，仍代制草。甲子(嘉靖四十三年)迁侍读学士，掌院事。”《明世宗实录》卷五三三，嘉靖四十三年四月庚寅日载，陈以勤以侍读学士升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其升迁轨迹如同高拱)，可见他丁忧离职在嘉靖三十九年。
(30)《明世宗实录》卷四八二，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任)；卷四九六，嘉靖四十年五月丙戌(调)。张春是被“六科都给事中梁梦龙等，十三道御史陈道基等”论劾而调职南京另外衙门的。
(31)胡正蒙的任命时间，《明世宗实录》没有记载，但其必曾任此官职，从《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甲午日所记“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胡正蒙卒”一条内的胡氏传记提到此职，以及《明穆宗实录》卷二二，隆庆二年七月丁巳日条所载“赠故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胡正蒙礼部右侍郎，荫其子承烈为国子监生，录上在潜邸时讲读旧劳也”之言看，可以无疑。参照上条《明世宗实录》所载，以及卷五一五，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戊子日所记“升翰林院侍读胡正蒙为左春坊左谕德”一条所载，胡正蒙任裕王府讲官，不会晚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因此，他可能是陈以勤的继任，而《明世宗实录》漏载此事。胡正蒙或在任至四十三年六月(或此时以侍读学士掌院事去)，而次月张居正继之。按，胡正蒙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乙未(《明世宗实录》卷五五○)由侍读学士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事，他离开讲筵最晚可以是此时，但张居正前此四十三年七月已经任命，而殷士儋未见离职，故他不可能与张居正同任。因此，合理的次序，是胡正蒙离任在前，而张居正为其继任。胡正蒙阅历职位一向稍前于张居正，张氏为其继任，在当时的习惯上也最为可能。
(32)《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八，嘉靖四十年六月辛酉(任)；卷五一三，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戊戌(革职)。按，唐汝楫革职闲住，与严嵩下台之事直接有关。
(33)《明世宗实录》卷五一四，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卯(任)。按，《国朝献征录》卷一七，于慎行撰《殷公士儋行状》，所记授任时间相同，并且可见穆宗登基之前，殷氏未曾离开裕王讲筵。
(34)《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六，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任)。按，《国朝献征录》卷一七，王世贞撰《张公居正传》：“预校《永乐大典》，复预修《兴都志》，始解裕邸讲，进翰林院侍读学士领院事。”《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七，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丁亥：“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居正，充《承天大志》副总裁官。”卷五五七，嘉靖四十五年四月癸酉：“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居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据此，张居正离开裕王讲筵当在这两个年份中的一个。
(35)《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壬子。
(36)《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嘉靖四十四年二月甲戌。按，此条首次见到高拱这个官衔，但此职的任命时间，《实录》失载。
(37)《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七，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戊子。
(38)《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己未。
(39)《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乙未。其他藩邸旧臣被加恩的还有：“升光禄寺少卿王凝为太常寺少卿掌尚宝司事，户部员外郎尹乐舜为光禄寺少卿，礼部员外郎刘奋庸为尚宝司卿，礼部主事吴自峒为尚宝司少卿，侍书制敕房办事中书舍人周维藩为光禄寺寺丞，鸿胪寺主簿吴自成为本寺右寺丞。”
(40)《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癸巳。
(41)《明穆宗实录》卷一六，隆庆二年正月庚辰：“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林燫为日讲官。”
(42)《明穆宗实录》卷三六，隆庆三年八月丙寅：“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吕调阳充日讲官。”
(43)《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辰：“以右春坊右谕德丁士美充日讲官。”
(44)《明穆宗实录》卷六二，隆庆五年十月戊申：“升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申时行为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充日讲官。”
(45)《明穆宗实录》卷六六，隆庆六年正月庚寅：“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充日讲官。”
(46)高拱：《日进直讲序》，《高拱全集》(下)，第837页。
(47)《明穆宗实录》卷六，隆庆元年三月庚辰。
(48)《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丁亥。
(49)《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丁未。
(50)《明穆宗实录》卷八，隆庆元年五月乙亥。
(51)《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丙午。
(52)《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元年六月壬辰。
(53)《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元年六月癸巳。
(54)《明世宗实录》卷五六五，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乙亥。
(55)《明穆宗实录》卷一一，隆庆元年八月癸巳。
(56)《实录》卷一三记载了十月的一个日讲场合的事情。初四日，“上日讲毕，问大学士徐阶以石州陷故，谕令选将调兵，加意防守。于是户部都给事中魏时亮上言：比者，陛下因阅御史奏而忧及虏寇，又于日讲之后，问辅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乃见我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也”云云。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也上疏称许和要求进一步行动。“上皆嘉纳之”。见《明穆宗实录》卷一三，隆庆元年十月乙酉。穆宗这样的讲读完毕，随即问及和处理政事，正是臣下最乐意见到的情形。故此言官也踊跃上言。但这也是《明穆宗实录》所仅见的记载。
(57)《明穆宗实录》卷一三，隆庆元年十月丁亥。
(58)《明穆宗实录》卷一六，隆庆二年正月己卯。
(59)《明穆宗实录》卷一七，隆庆二年二月壬辰；卷二○，隆庆二年五月辛未。
(60)《明穆宗实录》卷二八，隆庆三年二月丙戌；卷二八，隆庆三年二月丁亥；卷三二，隆庆三年五月乙丑。
(61)《明穆宗实录》卷三二，隆庆三年闰六月乙巳。
(62)《明穆宗实录》卷三六，隆庆三年八月庚戌；卷三六，隆庆三年八月癸丑。
(63)《明穆宗实录》卷三六，隆庆三年八月丙寅。
(64)《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三年十二月乙丑。
(65)《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丁未。
(66)《明穆宗实录》卷四五，隆庆四年五月己卯。
(67)《明穆宗实录》卷四三，隆庆四年三月辛未。
(68)《明穆宗实录》卷四八，隆庆四年八月癸丑。
(69)《明穆宗实录》卷五四，隆庆五年二月己亥；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己巳；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壬申。
(70)《明穆宗实录》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壬申。
(71)《明穆宗实录》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乙酉。
(72)这种情况见于明世宗时的研究，见Hung-lam Chu(朱鸿林)，"The Jiajing Emperor's Interaction with His Lecturers." Chapter in David Robinson,ed.,Culture,Courtiers,and Competition:The Ming Court(1368-164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pp.186—230。
(73)《明穆宗实录》卷五九，隆庆五年七月戊寅。
(74)《明穆宗实录》卷六二，隆庆五年十月戊申(申)；卷六六，隆庆六年正月庚寅(王)。
(75)《明穆宗实录》卷六七，隆庆六年二月甲子。
(76)申时行获任穆宗日讲官的同日，其同僚友好王锡爵也被调南京，两人因而都不能参与不久将会成立的神宗东宫讲读班子。申时行回忆此事，认为这是首辅高拱偏心所致。这和他判断在穆宗的日讲班中，只有虚衔，没有实职，仕途也不必见好的情形有关。详见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国家”图书馆等编《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2006年，第509—533页。
(77)这里须要考虑的问题是，见于《实录》的这样零星记录，是否记录不全所致？记录不全也有可能，但从《实录》前后不一的记载情形看，再从只有臣下上疏说及事情，事情才见诸记录的情形看，只开讲一次，循例敷衍了事，不再举行，只因臣下没有上疏谏争，因而没有记载，也不是匪夷所思之事。
(78)《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癸巳。
(79)《明穆宗实录》卷六九，隆庆六年四月丙子。
(80)《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六年五月庚寅。
(81)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5—1276页。《本语》还有别处论及为政“法祖”的要义，见同书第1273、1289页。
(82)参见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67—1378页。
(83)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7页。
(84)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7页。
(85)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7—1278页。
(86)高拱：《问辨录》卷九，《高拱全集》(下)，第1197—1198页。
(87)高拱：《问辨录》卷一○，《高拱全集》(下)，第1204—1205页。
(88)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6页。
(89)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6页。
(90)例如《明穆宗实录》卷一○，隆庆元年七月甲寅条载：礼部左侍郎潘晟被劾“贪冒不职”，穆宗便以言官“所论无事实，留(晟)待讲读如故”。《明穆宗实录》卷五六，隆庆五年四月乙未条载：“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疏言，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根据，以故不行。因指总督尚书王崇古弟、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父为大商，崇古及四维为势要，请罚治崇古而罢四维。四维自辩其父未尝为河东运司商人，亦无他子弟，永春奏不实，因乞避位，候勘以自明。上谓四维日侍讲读，素称清谨，令供职如旧。四维再请行勘，不许。”按，由此也可以反见，穆宗裕邸时期的讲官张春之调职以及唐汝楫之革职，都是世宗的决定，与穆宗至少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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