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基于西方一个学科形成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学科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萌芽、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历史源头，都是以前人的认识为基础，由知之不多向知之较多的逐渐推进过程。本文将以“行政伦理”作为研究基点，通过对行政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作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梳理，以探求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轨迹。
古希腊哲学：行政伦理的思想之源
1.古典早期的西方行政伦理思想渊源
古典早期，思想与文化的发展还处于人类认识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认识主要集中于自然哲学领域，因为此时系统的政治学与伦理学还没有产生，因而，早期的哲学家与思想家的行政伦理思想只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只是某种政治倾向、看法与态度的碎片式的表达。
第一，“七贤”的“中庸”与“尊法”的思想。“七贤”的行政伦理思想主要散见于他们的箴言之中，其言论零散而又众多，但其主线可以概括为：(1)社会治理的“中庸”主张。泰勒斯主张，政治上中产阶级统治、反对贫富过度悬殊。(2)秩序维护上的“尊法”理念。奇仑、比大各及梭仑都强调对法律的尊重，认为法律是最高威力的化身，因而人们应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七贤”之中，一些思想家认为，民主政治优于僭主政治，这是感性而又朴素的政体思考，为后世的政体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思想启迪。
第二，毕达哥拉斯的正义、和谐与秩序的伦理议题。毕达哥拉斯认为正义就是公民间的相互平等与和谐，就像健康、全善及神一样是一种美德，秩序则是一种对称的美，需要以传统的习惯与法律加以维护。一方面，他指出实现和谐与秩序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法制，因为法制可以克服僭主与独裁统治，可以避免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他指出实现这种社会和谐与秩序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其中，对官吏进行教育尤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护贤人政治，认为国家应该由为数不多的博学者来管理，这样可以克服群盲的非理性意见的弊端。
第三，德谟克里特的公益与民主伦理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最早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社会、国家和法的起源。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城邦国家的形成也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是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境遇的需要；法制则是城邦实现其幸福生活的需要。(2)德谟克里特和古希腊的众多思想家一样持整体主义观点，认为公益高于私利，国家高于个人。因而，他们都主张人们应为公益和正义而献身。(3)对城邦治理，德谟克里特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拥护者，他主张在民主制度下，选举那些有知识、有教养、有品德的优秀而高尚的人从事国家管理；同时，他也要求公民应当尊敬法律、尊敬长官、尊敬最贤明的人。①
2.城邦时期的西方行政伦理思想渊薮
城邦政治学以追求城邦的善德与善业为目的，把小国寡民的城邦看做是实现理想政治的基础，强调城邦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归依，视正义为城邦理想政治的追求目标与最高道德标准。城邦政治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三位思想巨匠对城邦政治学的历史和危机的反思中，其言论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是西方行政伦理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基因之一。
首先，苏格拉底作为西方轴心时代的领军人物，开创了西方哲学由“向外”到“内向”探索的研究路径，他也是第一个对道德问题展开系统理论研究的思想家。其行政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中。主要内容有：(1)知识是德性的基础。命题中的“知识”不是感性的知识，而是对德性的概括性、理性之把握的知识，是一个理念的知识，善的知识。(2)有益是德性的标志。(3)幸福和快乐是德性的目的和结果。(4)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德性是可教的、可传授的。②在“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的引领下，苏格拉底提出的政治主张是贤人政治，这样，苏格拉底就将德性从个人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③
其次，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以全体公民的幸福为目标的、真正和谐的正义观，即“德性正义观”。这一理论设想包括：(1)国家应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应具有智慧的美德；第二等级是武士，应具有勇敢的美德；第三等级是生产者，应具有节制的美德；三个等级的成员各安其职，各司其职，就达到了“公正”的美德。④国家正义就是通过这种内部分工得以实现的。(2)柏拉图对个人正义的论证是从人的灵魂开始的，他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组成，与此对应的三种德性是智慧、勇敢和节制，当人的灵魂在理性的统领下，尽其本分而不越位，和谐有序的个人正义就实现了。(3)柏拉图认为，贤人制、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五种政府组织形式，有其相应的内在道德原则或标准，他们分别是智慧、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其成分和作用呈依次下降的趋势。⑤
再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探讨国家的起源、本质、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主题，其中闪烁着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为后人理解政府道德内涵拓宽了渠道。(1)提出了“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这一命题表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政治伦理价值主体的人，其本质既是“政治的”与“追求共同生活的”，又是“理性的”。(2)提出了“中道”政治伦理观。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城邦的治理者，在城邦的管理过程中其行为选择既要避免“过度”又要克服“不及”。这种“遵守中道”的德性就要求执政者通过法律来实现“中道”，正如其所言的：“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⑥(3)主张中产阶级执政的行政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贵族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共和制政体是最为稳定、最为优良的政体形式。在共和政体中，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可以避免“过度”与“不及”，实现城邦的至善。
近代人文主义：行政伦理根基的营造
1.天赋人权：近代西方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根基
“天赋人权”是近代人文主义反对神学政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为行政伦理学的孕育培育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天赋人权”理论的完善经历了萌生、发展与入宪的三个阶段。(1)萌生阶段，格劳秀士强调人类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即与自然和理性相和谐、与正义相符合的具有道德属性的“天赋人权”；斯宾莎诺主张人类具有天赋的生存权利，同时又承认生存权中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洛克不仅重视生命权，而且关注财产权。(2)发展阶段，以卢梭、狄德罗、杰斐逊、潘恩等人为代表，主要围绕自由、平等、财产、人身安全、追求幸福等内容展开系统的论述。至此，天赋人权的思想体系日益完善和趋向系统化，并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3)宪法化阶段，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启蒙思想家所诉求的自由、平等、生命安全、追求幸福等人权第一次被写入宪法；1791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再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天赋人权，并将之进一步具体化为平等、安全、财产、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出版和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⑦
2.分权制衡：近代西方行政伦理思想的制度支持
启蒙运动以降，针对君主制的种种弊端众多思想家提出了分权思想，认为克服滥用权力的最好方式是对权力进行制衡，并具体论证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而设之的制度方案。洛克的分权制衡模式是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即议会行使立法权、国王行使执行权与对外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制衡思想，认为：“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⑧为此，他提出的方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分权制衡理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建构的实践中得以本土化。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等联邦党人既汲取了远自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总结了美国各州政权建设的已有经验，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建构了众参两院的立法权、民选总统的行政权、法院独立的司法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权均衡与制约的政治体制架构。总之，三权分立的理论与实践为行政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3.民主政治：近代西方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资源
源远流长的民主思想在近代的自然法与社会契约理论的滋润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斯宾诺沙、卢梭与托克维尔是民主政治这一思想的卓越引领者。斯宾诺沙认为在君主、贵族与民主三种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公意”概念，在此基础上，卢梭从主权的视角来论证民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政治观点主要体现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认为，一方面，美国的民主是多数的民主，这种多数人的民主参与可以培养美国人的公共精神、权利观念和对法律的尊重，其民主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⑨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是多数的专政，即在肯定多数人的民主同时也看到了其诸多的缺陷，即“多数人的暴政”。针对上述缺陷，他设计出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从而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之外，为限制国家专制和暴政提供了一种“社会的制衡”，即“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替代方案。
行政学的诞生：行政伦理问题的生成
1.现代行政伦理思想的早期助产士
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是现代西方行政伦理的萌芽阶段。其实，早在行政学创立之时，现代行政伦理研究与行政学的发展就已如影随形了，只不过行政学研究处于人们关注的主流位置，而行政伦理的研究则处在边缘地位。换言之，在效率至上的诉求中，行政学是人们研究与关注的重点，行政伦理则是隐藏、分散在行政学研究之中，最多是作为实现效率的一种注脚而已。这一时期的行政伦理思想主要散见于如下几位学者的言论之中。
第一，伊顿是最早涉及行政伦理的，其主要观点是对公务员进行道德定位。在1880年《英国公务员考试》一文中伊顿反思了“长期制造公共权力商品”所带来的困境，即污染与麻木了英国关于公共行政这一主体的道德感。在《大不列颠的公务员制：一部滥用权力和改革的历史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一书中伊顿又指出，公务员的聘用不应该由腐败专横的少数几个人在幕后策划，任意决定，以业绩为基础的竞争上岗才是值得赞许的进步。从这点出发，公务员改革也可以说是在实施意义上道德的行动。⑩
第二，威尔逊的学术地位常常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始祖，是主张政治与行政二元分立，即持行政价值中立原则。其实，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他(威尔逊)的关于教育、人性和有道德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对行政伦理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11)甚至在政治、行政二元论的代表作——《行政学研究》中，虽然其重点是论述在美国建立行政学的重要性，但也看到了美国当时的文官制度对公共行政伦理的影响。威尔逊关于行政伦理的思想因效率至上的时代主题而未能凸显；然而，透过政治与行政二元分立的耀眼光辉，学者们仍可以追溯到其现代行政伦理思想的源头。
第三，提高行政效率一直是古德诺的学术研究的主旋律，尽管如此，古德诺的著作中还不时地闪现出行政伦理的思想火花。在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题的《政治和行政：对政府的研究》一书中，很少提到道德之类的字眼，但细心的读者可以透过字里行间领悟其对行政伦理的思考：要实现廉政，光靠以业绩为基础的公务员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通过“合理的中央集权”予以控制。(12)在《政治与行政》一文，古德诺在威尔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论述了“政治老板”难题，为防止“政党分肥制”，他主张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可见其论述中蕴含着责任、公正、透明性等行政伦理的议题。
第四，魏洛比提出了人事管理的道德标准。在《行政学原理》一书中，魏洛比也是行政效率与行政的科学原则的追随者，但是在实现政府的有效管理的途径上，提出了科学管理手段要与道德相结合的论断，并强调评价体系中要倾注更多的道德关怀。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人事管理要考虑道德标准。无疑，魏洛比对人事制度的这种伦理诉求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意义诚如李文良教授所言：“对行政伦理学的形成来说，魏洛比的努力具有很大的意义，不仅丰富了行政伦理学的规范内容，而且在行政与伦理的融合进程中，他论证的平等标准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纽带’。”(13)
2.现代行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20世纪3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是现代西方行政伦理初步形成的阶段，行政伦理研究逐渐由边缘境遇走向了中心地带，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首先，自由裁量权引发内外控制之争的伦理诉求。20世纪30年代的约翰·高斯、狄莫克等出版了《公共行政新领域》，该书描述了行政学中官员拥有大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事实，从控制公共行政责任的角度来论述行政伦理问题。这一命题随后引发了以赫尔曼·芬纳与卡尔·弗里德里克为代表的“内外控制之争”。前者从理性人的角度认为内部控制是虚弱无力的，强调“客观责任感”和“外部的制约”。后者则认同高斯所倡导的“内部检查”体制，其理由是在现代复杂的机构中，外部控制不足以保持政府行为的责任感和道德性。
其次，义务与责任彰显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20世纪40年代的行政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义务与责任方面。马克斯在《新民主中的公共管理》一书中指出行政伦理应包含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因素的责任、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公民的利益、公共官员角色的责任等；考尔德韦从公务员的义务和责任的角度，对于公务员价值中立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只要人们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个人自由的热爱，而且只要公务员具有杰弗逊所阐明的服务意识和自律意识，美国将无需担心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问题了”；(14)利文顿也反对那种苛刻的、绝对的“政治中立”论，认为行政人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最终忠于人民和民主，而不是政治家，并倡导对公务员进行公民精神和美国民主传统的教育。(15)李斯则从应用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行政伦理的研究方法，在《道德和行政裁决》一文中，他认为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分为技术自由裁量权、社会计划自由裁量权、协调政治冲突自由裁量权，同时针对不同裁量权提出了相应的伦理指导建议。(16)
再次，民主与组织之整合凸显行政伦理价值。20世纪5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的主题是民主与官僚制组织的整合，其代表人物为保罗·阿尔普比。早在1947年的《通向更好的公共行政》一文中，阿尔普比就曾指出：支持民主的价值观是行政官员的义务，对社会大众的需求不能置若罔闻是他们的职责，关注公众利益是他们的工作重心。(17)在1952年出版的《民主政府的行政与道德》一书中，作者试图进一步地将官僚制与民主整合起来。在阿尔普比看来，官僚制实际上是一种绝好的责任机制，这种体制安排使得行政行为成为对民众意愿的回应，从而使公共行政承担起通过民主议程制定的公共政策。(18)同时，通过对行政伦理与组织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阿尔普比认为行政组织的官僚制是行政组织反映公共意志的责任结构，这种官僚制只有借助于行政伦理才能使组织承担的责任以民主的方式在其内部得以实现。(19)
最后，行政伦理规范的基础与伦理行为必备条件的探析。20世纪6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的代表人物为罗伯特·戈兰姆比乌斯基和斯蒂芬·贝利。戈兰姆比乌斯基的研究也涉及了行政组织，但与阿尔普比试图将官僚制与民主整合起来的路径相反，他明确地指出官僚制不仅在技术上存在问题，而且道德上的问题也更加严重、不容忽视。他认为组织本身从属于一种外在的道德秩序，因而对“正式组织……是行为的唯一的和最终的裁判者”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20)他的思考路径既不是西方哲学传统，也不是美国政治遗产，而是求助于宗教倡导的犹太-基督价值。尽管犹太-基督价值作为行政伦理规范基础的论述因其狭隘性而备受责难，但是戈兰姆比乌斯基关注的组织道德环境对行政伦理的演变具有深远的意义。贝利进一步深化了卡尔·弗里德里克的内部控制学说，提出了行政人员的伦理行为必备条件为三种思想态度和三种道德品质。前者是“与道德的模糊性、环境的侧重点、公共生活程序的自相矛盾相关联的思想态度，是政府官员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后者则是指政府体制中的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21)
新公共行政运动：行政伦理成为科学
1.当代西方行政伦理研究者的涌现
判断一个研究领域是否成熟的标准首先是看是否有一批研究主体的存在，即库珀所言的：有许多对这一主题具有广泛而持久兴趣的学者存在，至少他们当中有一些自称为这一领域的专家。(22)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从事行政伦理理论研究的学者和专家最起码有：斯克特、戴维·哈特、沃尔多、约翰·罗尔斯、弗雷德里克森、米歇尔·哈蒙、罗赫尔、考德沃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论证了行政伦理的合法性。80年代至今，既有众多对行政伦理持续关注的学者，又涌现出大量的新生力量。比如：哈特、昌德勒、特里·库珀等学者对行政伦理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为行政伦理的学科构建搭起了理论框架；理查德森、尼格鲁、汤普金斯、汉斯、梅耶尔，费舍、斯图尔特、海卡·爱肯斯、马里尼、詹姆斯·鲍曼等学者的加入，极大地拓展行政伦理的内涵理解与研究视野，引领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实践的不断深入，并为行政伦理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当代西方行政伦理研究成果的形成
库珀认为研究成果是检视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核心标准，即库珀所言的：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期刊杂志和专门刊登行政伦理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公开出版物源源不断地问世。(23)
据库珀的这一标准，笔者梳理了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来行政伦理研究的成果：(1)行政伦理的专著。据库珀统计，仅80-90年代十年间，除去有关政治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立法道德、心理道德发展、商业道德等领域中涉及公共行政伦理议题的书籍外，至少新出或是再版了11本对行政伦理具有直接、广泛和重要影响的书籍；(24)(2)以行政伦理为主题的期刊及其文章。刊登行政伦理文章的主要期刊有：《公共行政评论》、《公共行政季刊》、《美国公共行政评论》、《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国际期刊》、《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期刊》、《公共廉政年刊》、《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公共事务教育期刊》、《国家与地方政府评论》等十余种。蒙赛尔和卡逊对1970-1998年之间发表于上述杂志上的行政伦理文章进行统计和分析，指出在这一期间从1970年的几篇增长到1998年120多篇，1990以前以概念性研究为主，之后经验性研究急剧增加。(25)(3)有关行政伦理知识的理论框架。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来，在上述行政伦理研究者的引领下，行政伦理的知识体系不断积累与完善，形成了公民权与公民理论、德性伦理、奠基思想和美国宪法传统、组织背景、哲学理论和观点、伦理教育等六大不同主题的行政伦理的理论架构。
3.当代西方行政伦理传播渠道的拓展
库珀判断行政伦理作为一门学科成熟的第三个标准是：在大学职业教育计划中开设有关行政伦理课程。(26)在这里，库珀实际上谈到的是学术传授对一个学科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行政伦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与科学性的确立既离不开“学校课程设置”的积极影响，也离不开学术组织、学术会议等多方推手的积极作用。
第一，有关行政伦理研究与传播的学术组织，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个：(1)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其主办的《公共行政时代》与《公共行政评论》成为公共行政领域最权威的刊物。(2)全国公共事务和行政研究院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宗旨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高公共服务的教育和培训质量。(3)道德组。1997年美国公共行政协会(ASPA)设立了道德组这一常设部门，其宗旨是通过确认成员的专业精神来促进公共行政的科学、进程和艺术。道德组以期刊-《公共廉政》、电子简讯-《今日道德》及电子邮单-《道德漫谈》等方式就有关公共行政中的伦理课题、顾虑、事件等交换思想、观点和信息。(27)
第二，有关行政伦理的学术会议。据库珀的统计，自1957年第一次举办的以“公共服务的道德”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以来，到1999年，公共行政学会已成功地举办了30余次全国性的行政伦理专题讨论会。(28)纵观历次行政伦理专题讨论会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自1974年起，每年都召开一次行政伦理专题讨论会；(2)自1976年起，每次讨论会的议题都不止一个。其中，1986年与1990年都高达10个议题，1980、1982、1988与1989四年的专题讨论会多达6个议题；(3)自90年代中期起，行政伦理讨论会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性会议，议题更加广泛，行政伦理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一现象诚如特里·库珀所言：“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数以百计的学者和行政官员正在把它们主要的工作致力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推广和提升。”(29)
第三，当代行政伦理的发展日益受到高等院校的关注。据相关统计，70年代，已有10余所高等院校的MPA教育注意到行政伦理的重要性；80年代，关注行政伦理的MPA院校增加了一倍，达到20余所；1989年全国公共事务和行政研究院联合会(NASPAA)把行政伦理正式列为MPA课程的必修课程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成为NASPAA成员的高等院校中，78所大学在其MPA课程中开设了伦理课程。(30)
综上所述，西方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遵循着这样一条基本的轨迹：它汲取了古希腊哲学中各种伦理思想的耀眼光辉，深深地扎根于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殷实根基上，借助于近代行政学学科诞生的契机，在新公共行政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伦理诉求中，渐次由边缘走向中心，乃至于即将成为本世纪的显学之一。
注释：
①⑦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24、273-281页。
②王华：《美德论——传统美德与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5-66页。
③④王国银：《德性伦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65、65-66页。
⑤(13)(19)李文良：《西方国家行政伦理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37、43页。
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9页。
⑧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
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
⑩(11)(12)(27)马国泉：《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3-4、3-4、11-14页。
(14)Caldwell,Lynton K."Thomas Jeffers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3,50:p.253.
(15)Levitan,D."The neutrality of the public servi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2,2:pp.317-323.
(16)Wayne Leys,"Ethics and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3,3:pp.10-23.
(17)Appleby,P.H."Toward Better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7,7:pp.93-99.
(18)Appleby,P.H.Morality and Administration in Democratic Government,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2,.p20.
(20)Golembiewski,K.T."Organization as a problem",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2,22:pp.51-58.
(21)Stephen Bailey,S.K.(1964)."Ethics and the Public Servi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4,24:pp.234-243.
(22)(23)(24)(25)(26)(28)(29)Terry L.Cooper,"The emergence of administration ethics as a field of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ry L.Cooper,ed.,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Second and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Marcel Dekker,Inc.,2001,pp.1,1,16-32,16-32,1,16-32,28.
(30)Diane E.Yoder,Kathryn G.Denhardt,"Ethics Educ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ffairs:Preparing Graduates for Workplace Moral Dilemmas",in Terry L.Cooper,ed.,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Second and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Marcel Dekker,Inc.,2001,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