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陪都电影市场的好莱坞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陪都论文,好莱坞论文,景观论文,电影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① 至此，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山城重庆一夜间陡然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即所谓陪都。此后，直到1946年4月30 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陪都重庆不但承担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的任务，同时也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从1937年11月20日至1946年4月30日，总共8年又5月零10天的陪都时期，作为中国战时的大后方和文化艺术中心，重庆的电影市场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观，而其中，又以好莱坞电影的消长而最见戏剧性。借助对这一有趣景观的解读，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微轨迹。是为本文写作之缘起。
陪都时期重庆电影市场的好莱坞景观绝非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相反，其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势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上述的一切就是好莱坞景观演出的背景，离开这一背景，则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景象。所以，我们的观察也就离不开上述的一切，甚至应该将其纳入一个叙事的整体。由此，我们就只能选择抗战这一宏观的历史框架作为本文写作的基本叙事框架，同时，其也将作为本文写作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史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7 日“珍珠港事件”，也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中国抗战的前期。而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4年底这三年多的时间，称为抗战中期。进入1945年以后，随着雅尔塔会议召开和联合国的成立，随着广岛、长崎上空的原子弹爆炸，历史也就走进了抗战的后期。而本文对陪都时期重庆电影市场好莱坞景观的描述，也将以上述三个分期为依据。
一
国民政府自1937年11月20日决定迁都，到1938年12月9 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统帅机关自衡阳飞抵重庆，整个迁都过程基本结束。据史料记载，至1939年1月，内迁工厂复工率已达80％②。至此，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兀然而立。由于远离战区，虽有敌机不断轰炸，但由于多雾气候和起伏地形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当时敌机轰炸技术的相对欠缺，以及四川省内丰富的物产在短期内未及消耗殆尽等原因所致，颠沛流离数千里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多年未得的安定，更由于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口的比例占到陪都全市人口的70％以上，于是，其对电影市场的需求也随之凸现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陪都电影市场影片供应总量达269部。与今天电影市场的销售情况相比较，269部的年供应总量绝非小数；如果加入战争背景的考量，则几乎就要令人咋舌了。
1939年陪都电影市场供应的269部影片中，国产节目为121部，占总量的近44.98％；进口节目为148部，占总量的55.02％。其中，美国电影为82部， 占总量的30.48％；苏联电影为34部，占总量的12.64％；包括英国电影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为32部，占总量的11.90％。以上数据表明， 抗战初期陪都电影市场上国产节目是占据了较大优势的，进口节目中占据第一位的美国电影数量，也只占国产节目的67.77％。
1940年陪都电影市场影片供应总量为160部。其中，国产节目为59部，占总量的36.87％；进口节目为101部，占总量的63.13％。其中美国电影为82部，占总量的51.25％；苏联电影为12部，占总量的7.5％；英国电影为2部，占总量的1.25％；其他国家电影为5部，占总量的3.13％左右。
到1941年，陪都电影市场影片供应总量比上年上升94.3％，达到311部。其中，国产节目为121部，占总量的38.91％；而进口节目为190部，占总量的61.09％。其中美国电影为144部，占总量的46.30％；苏联电影为29部，占总量的9.32％；英国和其他国家电影共计为17部，占总量的5.47％。尽管这一年国产影片的供应量恢复到了1939年的数量，但在总量上所占的比例却与上年基本持平，而好莱坞影片的数量则上升了75.61％，并首次突破百片大关。
比照抗战前期三年中陪都电影市场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到几个多少有几分扎眼的事实。
第一，1939年国产片在陪都市场独领风骚。造成这一景观的原因， 主要在于1939年对于居住在重庆的大多数电影观众而言，是一个心理上激情喷发的时期。此前相当长的时间中，执政的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味采取退让政策，民族自尊饱受伤害。“8·13”淞沪抗战虽然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但也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提升了民族自尊自强自立自救的信心和决心。而此一时期陪都电影市场上供应的国产节目中，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占据了较大份额。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保家乡》、《好丈夫》，中央电影摄影场出品的《孤岛喋血》、《中华儿女》，以及香港大量私营影业公司摄制的大量抗战影片等，都获得了不菲的票房。尤其蔡楚生在香港导演的抗战影片《孤岛天堂》，于1939年10月10日至13日在“国泰”和“新川”两家影院同时上映，场场爆满，票房可观；11月15日后，又由“新川”独家放映至11月30日。《新蜀报》称：“打破任何影片在渝卖座纪录”。③ 对于数十万抛家别子，离乡背井，千里迢迢辗转来渝的外地观众而言，他们跟着政府来到偏远贫穷落后的西南后方的目的，不仅在于躲避战祸，而更多的是为了参与民族复兴的大业，因此，他们此一时期对电影的需求，就主要体现为激励斗志的抗战影片。应该说，此一时期陪都电影市场上放映的国产片最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影需求。也正因为此，国产影片在陪都电影市场才独领了一年的风骚。
第二，1939年、1940年、1941年三年的市场供应总量呈马鞍形，两头高，中间底。造成1940年供应总量下滑40.52％的原因， 应首推日本侵略军对渝实施的空袭在1940年达到高峰，进入4月下旬以后，一遇晴天，日机必来， 且动辄出动上百架次，轮番轰炸，电影市场遭受的打击也就可想而知。在1940年6月的大轰炸中，重庆最大的影院“国泰”遭受严重破坏，停业达5个多月。然而在这一年中，供应量下滑的主要是国产影片，而好莱坞影片却以82部之数与上年持平，其在总量中所占比例则超过了国产影片14.38个百分点。
第三，随着法西斯德国对欧洲各国的全面开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在此大背景下，好莱坞也及时调整制片路线，推出鼓舞人民不畏强敌，誓死报国的影片，以适应市场。1939年11月，在陪都上映的20世纪福斯公司出品的《精忠报国》的广告词，是“宁使三军无生还，不愿丧失半寸国土。掷头颅洒热血为祖国争光而战死……启示爱国健儿一齐踏上光荣之路。”④ 而1941年2月哥伦比亚公司推出的战争片《孤城壮士》更是以彰显忠勇战士的事迹为卖点，既鼓动了人民，又赢得了市场。而《胜利之路》等反映欧洲战场战事的纪录片则翔实地展现了现代机械化战争的特点，让中国的观众大开眼界。这一类的题材，加上好莱坞精良的技术手段，其夺得市场魁首当然就不是难事了。
二
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9日，在陪都重庆的中华国民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发布对日宣战书，并同时对德、意两个法西斯轴心国宣战。从而结束了中日之间自“九一八”以来战而不宣的尴尬状态。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同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元旦讲话指出：“日本今天是进入了无穷无尽的广漠，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新华日报》1942年1月1日）并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抗战胜利和反侵略国家共同奋斗成功。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1942年陪都电影市场节目供应总量为398部。其中，国产片为134部，占总量的33.67％；进口片为264部，占总量的66.33％。其中，美国影片为214部，占总量的53.77％。与上年相比，绝对数上升了70部，所占比例上升了7.47个百分点。1943年陪都电影市场节目供应总量为469部。其中，国产片为197部，美国片为219部。
1944年陪都电影市场节目供应总量达到创纪录的870部。其中，国产片为255部，美国片为419部，分别占节目供应总量的29.31％和48.16％； 而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影片总共为196部，占总量的22.53％。如果将相持阶段1942年—1944年三年陪都电影市场总起来看，则共消费影片达1737部，其中，国产片总共投放了586部，美国片总共投放了852部，分别占总量的33.74％和49.05％，二者相差266部和15个百分点。
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陪都重庆的电影市场可以说是空前繁荣。但如果从节目的类型和内容来看，则好莱坞投放陪都市场的除了少量战争片以外，占据多数的则是各种类型的娱乐片了。
下为1942年1至2月间陪都电影市场好莱坞影片上映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1月1日—10日，民众影院上映米高梅《铸情》（莎剧改编）。
1月8日—10日，唯一影院上映雷电华《三剑客》。
1月16日—17日，民众影院上映米高梅《最后一吻》。
1月15日—21日，唯一影院上映20世纪福斯《银色舞后》。
1月18日—24日，民众影院上映米高梅《招财进宝》。
1月22日—26日，唯一影院上映米高梅《龙凤烛台》。
1月28日—29日，唯一影院上映联美《凯塞琳女皇》。
1月30日—2月3日，唯一影院上映华纳《征歌选凤》。
1月29日—2月3日，民众影院上映米高梅《孤儿乐团》。
2月4日—6日，唯一影院上映派拉蒙《美人香饵》。
2月7日—10日，唯一影院上映联美《牛郎织女》。
2月10日—13日，民众影院上映环球《儿戏婚姻》。
2月11日—14日，唯一影院和抗建堂同时上映环球《豺狼情》。
2月11日—13日，新川影院上映20世纪福斯《流水歌声》。
2月14日—25日，民众影院上映米高梅《绿野仙踪》。
2月15日—，新川影院上映美国片《兽国女皇》（出品人及截止日期不详）。
2月18日—20日，唯一影院上映华纳《蔷薇处处香》。
2月21日—25日，唯一影院上映米高梅《泰山情侣》。⑤
如果将1942年—1944年这三年陪都电影市场上映的全部好莱坞影片罗列出来，那将是一篇长得令人厌烦的清单。不过，仅1942年1—2月的统计就可以看出，这期间上映的18部好莱坞影片中，没有一部同战争有关，而全部都是娱乐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撤退搬迁到大后方的国营制片机构在这一阶段已经举步维艰。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受到经费紧张和器材短缺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三年多消耗战，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几乎达到承受力的极限，而为了抗战，还不得不增加税赋，以补充军费；与此同时，抗战初期所急需的全民动员任务已经大体完成，无须对宣传工作给予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即使资金有保障，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等南洋诸岛落入敌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海路通道断绝，人员、物资的往来多靠空中航路，而航空运输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运量有限，因此，同样也将造成陪都制片单位在胶片、灯具、冲洗药剂、机械配件等电影生产所必需的器材难以为继。正是上述两个主要因素的夹击，国产电影生产的困境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1940年，中央电影摄影场在出品《长空万里》以后，西北影业公司在出品《风雪太行山》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问世，而后者1940年投拍的《老百姓万岁》一片，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夭折。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在1940年以年产《东亚之光》等5部抗战影片的创作高峰期过后，1941年—1942年连续挂了两年的“白牌”，到1943年才有1部《日本间谍》问世，此后，1944年和1945年也仅各出品2部。
那么，从前面统计中体现出来，这一时期国产影片在陪都电影市场仍然占据百分之三十几的份额，其节目源自何处呢？其主要来源是香港沦陷前的港产片，以及大量30年代出品的复映片。与上面列表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942年1—2月，陪都电影市场上映的国产电影计有十几部，它们是《青年中国》、《夜半歌声》、《返魂香》、《一箭缘》、《三次湘北大捷》、《林冲雪夜歼敌记》、《王先生做寿》、《塞上风云》、《红花缘》、《血溅宝山城》、《花解语》、《美人计》、《四千斤》、《新地狱》等。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新闻纪录片1部，新出品抗战题材故事片3部，其他要么是港产片，要么是“孤岛”片，要么是国产复映片。
1944年陪都电影市场投放的影片总数达到创纪录的870部， 足见其社会风气的纸醉金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应付美国，将其军力大量调往东线，再也无力西进；加之美军第14航空大队进驻中国，有效地保卫了大后方的领空，使日本轰炸机再也无法飞临重庆。这样，就给了陪都重庆以难得的建设机会，然而，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必将带动商业活动的繁盛，商业活动的繁盛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则必然导致畸形发展，必然导致走私猖獗，必然导致权钱交易，必然导致腐败孳生。当时重庆街头流行一句讽刺社会风气的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所谓“紧吃”，就是拼命地吃喝，海吃海喝。应该说，正是这种醉生梦死的社会风气，为870部（其中419部为好莱坞出品）电影节目的投放贮备了充足的购买能量。根据前面的统计分析，到1944年，国产抗战题材的电影仅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两部，那么，其余在市场上放映的253 部国产影片就只能是复映片和敌占区上海和香港生产的影片，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可想而知，至少也是相当暧昧和含混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支撑一年870部影片上映的繁荣景象的， 是怎样一种社会的美学氛围和观众的精神气质了。如果将这种氛围和气质同前方、敌后正在与敌人作殊死搏斗的人群相比，其萎靡与颓丧则更为昭显。而当此后几年两种力量逐鹿中原之时，其胜负成败的结局，不是早已被注定了么？
三
其实，早在1944年6月5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全世界就没有人怀疑德、意、日法西斯轴心三国必将遭到战败的命运了。随着1945年美、英、苏三国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度假胜地雅尔塔聚会，秘密对战后各自利益进行讨价还价，并作出相应的妥协和安排，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局大棋，也就进入了收关阶段。
陪都电影市场在这一高歌猛进、人心振奋的时期，却戏剧性地比上年萎缩了40.34％；全年投放市场的影片总量只有519部，比上年减少351部。其中， 国产片为167部，美国片为272部，其他苏、英、法、印度、马来亚等各国影片为80部。美国电影所占市场份额为52.41％，其霸主地位已经不容撼动。
导致1945年陪都电影市场大幅萎缩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对抗战胜利以后未来中国之命运忧心忡忡。1944年间，虽然年初日军就发动了自河南向广西一线的“一号作战”，意在打通从“满洲”到马六甲的陆上快速通道，但进展却远远谈不上顺利。中国军队在湖南、广西一线与日军展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都在数十万众。尽管从理论上说，日军取得了预期的胜利，但其遭受的损失却是大出意外的，而且，其理想的陆上通道也并未形成。因此，醉生梦死的陪都市民完全可以充耳不闻，依旧沉迷于好莱坞提供的梦幻之中。1945年的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蒋介石不顾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上亲口承诺的实行民主宪政的未来目标，1945年开年就改口，在多个场合只强调“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而闭口不提宪政改革的事。明眼人一看即知，一旦赶走日本侵略者，重庆的蒋介石就要向延安的毛泽东“摊牌”。而经过8年抗战的洗礼，如今远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其党员人数已逾百万众，领导着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要想一口吞掉，谈何容易！由此，一场恶战似乎将不可避免。到那时，必然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普通民众岂能不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政府高层中，各位大员眼看胜利在望，无不开始盘算自己的小九九，怎么复员？怎么接收？怎么发财？等等。总之，各色人等似乎都再也没有心思沉溺于银色的梦幻，而是一心思虑着眼下实际的利害了。由此，电影市场的萎缩，也就在情理之中。
上述电影市场迅速萎缩的现象，同样可以从陪都发行量最大的5 家报纸《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所刊登的大型电影广告数量上得到印证。翻开抗战前期和中期重庆出版的各类报章，各种大型电影广告随处可见，许多重要的电影宣传甚至摆在报纸的头版，而到了抗战的后期，这种大型电影广告的数量骤然减少，这无疑同电影市场的票房疲软直接相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大型电影广告是指占据相当篇幅，甚至配有简单图片和招徕性广告语的电影宣传版面，而不包括一般小型的电影消息和电影公告。1942年全年，5家报纸共刊登大型电影广告964条，这一数据在1943年为1029条，1944年为1945条，到1945年，这一数据就降为952条。而到了政府“还都南京”的1946年前4个月，这一数据竟然降到了129条。此时，距离蒋介石于当年6月26日调集193个旅（师）共计160万兵马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1946年，随着政府的“还都”，外来人口大量复员还乡，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东移，重庆也就失去了“战时首都”的地位，购买力骤然下降。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好莱坞的大亨们也不得不黯然“收秤”，逃离这座因对外战争而兀然耸立，而短暂繁荣，又因对内战争而索然萧条、迅速边缘化的城市，到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的传统电影市场淘金去了。
四
逝者如斯。
如今，作为陪都的重庆早已退入了历史的纵深，而作为陪都纷繁景观中小小一面的电影市场，却为我们今天的电影史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这其中，又以好莱坞电影在这个市场上颇富戏剧性的兴衰起落，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种种疑问，最令我们难以释怀。限于篇幅，今仅择其要者凡三，罗列于下，以供同好诸公玩索。
我们的第一个疑问是，如果说由于国民政府因战争开支而经费不足，从而无法支持国营单位的电影制作，导致了国产电影产量的萎缩，那么，当时国产抗战题材电影的市场反响并非不好，至少是完全能收回投资，并有一定盈余的，由此也就可以推断，以市场回报来维系国产电影的再生产并非不可能。因此，我们大约可以将上述理由推翻。而一般史家称，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阻断海路，从而导致器材短缺，致使中国电影企业生产的停滞，那么，为什么在1941年以后，好莱坞电影却能源源不断地运抵陪都市场呢？如果好莱坞影片可以通过空中航路运来，为什么制作影片的各种器材不能照此办理？
我们的第二个疑问是，史载1944年和1945年两年中，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共出品了《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警魂歌》等4部影片。目前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这4部影片的市场反响，但可以想象的是，前2部影片淹没在1944年868部的“娱乐片大潮”之中，其究竟能激起几朵浪花，恐怕难以乐观。 问题在于，这一年正是陪都电影消费的高峰期，翻开当时的报刊，不时可以看见为“劳军”、“献金”而公映电影，收入全部作为抗战捐款的大幅广告，可是，为什么这些被用来“劳军”、“献金”的电影中，多是好莱坞巨制，而少见国产抗战影片露脸？用好莱坞提供的娱乐电影来“劳军”、“献金”，来为神圣抗战筹集款项，其时，重庆这座所谓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堡垒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氛围，果真当得起那样的荣誉和责任吗？
于是，我们不得不产生第三个疑问，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当局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时候，除了必须将这些援助用于向美国军火商购买战争物资而外，还有多少其他与战争无关的条件附加在其中？而国民政府当局对此又做出了何种的应对？且这些附加条件的实效期限制在何年何月？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该作何评价？
（特别鸣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熊学莉少校慷慨提供其在过去一年中，从重庆各大图书馆所搜集的大量史料。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② 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抗战陪都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0。
③ 新蜀报，1939—11—21（1）。
④ 新蜀报，1939—11—25（1）。
⑤ 以上所有统计资料来自当时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蜀报》、《大公报》刊登的电影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