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昭儒家教化传播的三个层面
张宁宁
(莆田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 阐述黄仲昭充分利用自身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诗人的社会角色，在多个层面积极传播儒家教化理念。制度层面:通过行政权力推行儒家教化；史学层面:利用方志编纂强化儒家教化；文学层面:通过诗文创作传播儒家教化。
关键词: 黄仲昭；儒家思想；教化；传播
儒家教化传播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治国之术。在明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等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教化传播的主要内容，通过教育、科举、风俗等途径和政策导向策略，牢牢把握教化传播话语权，促使文人学士学习程朱理学精义，并通过他们将儒家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社会行为规范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民众，以形成社会共同意识。文人士子中一些有名望的文人或官员，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或个人影响力，对儒家教化传播具有更强更有效的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契合李普曼的观点:“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
采集病料带回实验室后，进行细菌学检查，常规方法进行涂片镜检，未发现被阴性或阳性染色的致病菌。将病料粉碎后，划线接种到几种常见的培养基上，恒温箱内培养48 h，温度控制在37 ℃，在几种常见培养基上均没有出现致病菌生长。
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在人间，人们也称善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为伯乐。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孙阳。
黄仲昭即属此类人物。
黄仲昭，莆田人，“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学”，明朝宪宗成化二年 (1466)丙戌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授编修，曾任江西提学佥事，“翰林三君子”之一[2]3169。黄仲昭既是著名的方志学家，又是文学家，一生著述甚丰，方志著作有 《八闽通志》 《兴化府志》 《邵武府志》《延平府志》 《南平县志》等，特别是 《八闽通志》为现存最早的福建省志；别集有 《未轩公文集》 (又名 《皇明理学名臣黄未轩公集》)。莆田在明代有 “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之美称，人才辈出，出过进士525人，占明朝进士总数2.3%①。黄仲昭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诗人，他充分利用自身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多个层面积极传播儒家教化理念。他通过行政手段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借助方志编纂、诗文创作等方式，在客观上大大推行了儒家教化。
一、制度层面:通过行政权力推行儒家教化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教育密不可分，两者往往互融互通、相互促进。中国古代官方教育作为培养统治阶层官吏的重要途径，既传授知识，更宣扬、传播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牢牢掌握教育权力，借其传播儒家道统，以达到教化目的。明代官学制度承继前代重视学校教育的传统，把官学作为培养其治国人才、传播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平台:将教育与出仕做官相结合，规定生员做官的前提条件是要经过科举考试或入选岁贡生员；在设置各级官学管理人员外，不断完善唐宋的官学监察制度，设立专职监察官督导学校教育，于英宗正统元年 (1436)正式设立提学官监管学校教育，地方各省的提学官由按察司副使或佥事担任。弘治元年 (1488)，黄仲昭担任江西提学佥事，主要负责监督江西省官学教育，主要任务是监督学校教育，纠劾师生风纪，负责教师的考核、评聘等，学生的考试、推荐、奖罚等，同时监察地方风俗习惯、世俗人心等。在此期间，他借助职务优势不遗余力地传播、推行儒家教化理念。
当前基层宣传大多采取大水漫灌式的方式开展，没有综合受众的文化层次、年龄差异、理解能力、职业特点等具体情况开展宣传工作。有的组织者甚至自身都没有吃透上面精神，宣传的重点和需要不清晰，导致在开展实际宣传工作时，无论是宣传的内容还是宣传的形式，都缺乏针对性、角度性，萝卜白菜“一锅煮”，最终宣传效果不尽理想。
在古代社会，教化的传播者与文化的传播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交叉互融。古代教化重视 “文以明道”，以 “文”承载、传播教化之 “道”，把教化思想贯穿在各类文化教育活动中，从而使民众接受儒家教化规范。黄仲昭与众多儒学名家一样，深谙此道理，将儒家教化 “文以明道”思想内化到创作中，借助文章传播儒家之道。
1.传播圣贤之道
明代正统年间，朝廷颁布敕谕规定提学职能(下文简称 “正统提学敕谕”)，其中第一条便指出:“学者不惟读书作文，必先导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使见诸践履，以端本源。”[3]为贯彻实施正统提学敕谕的此项要求，黄仲昭编订 《冠昏丧祭仪礼》，并刊布。他认为当时 “学者急于仕进，忘义理而不求，惟浮华是骛，甚至断裂章句，穿凿经旨，……，其弊反有甚于辞赋之学者”[4]卷三，与学校 “立学养士之初意”背道而驰。黄仲昭对学校办学和学生学习内容提出要求，认为学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导向，传播圣贤之道。“圣贤之道”的起源与传播发展不是短暂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持续的甚至是曲折的发展过程。黄仲昭认真梳理了 “圣贤之道”发展脉络，指出:“斯道至尧而始大著，尧以是传于舜，舜以是传于禹，禹以是传于汤，汤以是传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没而是道不行于世，天下遂不复知有善治矣。”[4]卷三客观指出儒家 “圣贤之道”的源头。同时，黄仲昭认为孔子就是集群圣之大成者，是儒家教化传播者的标杆。他有意拔高 “孔子之道”，赋予其新的意义。认为 “吾夫子之道犹天……万物不能逃乎天，而亦不能外夫子之道也。”[4]卷三众所周知，儒家注重敬天、事天、畏天、法天。黄仲昭则直接把 “孔子之道”同于 “天”，看作为万事之法，认为天下间任何事物、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夫子之道，只要传播、践行 “孔子之道”就是“法天”，就可以达到教化传播的目的，使百姓大化，天下安宁。
2.传播圣贤之书
创作实践上，黄仲昭利用诗文创作传播教化。他的散文创作大多能做到辞惟达意、意惟主理，言必有补于世、论必有合于道，具有温柔敦厚的风格特征。他的散文往往征古引经以作议论，借助六经和史实增强文章说服力，显得沉稳而有深度。如 《谏元宵烟火诗疏》引 《尚书》之语、尧舜之事来告诫宪宗。《读尚书》从唐虞之治说到夏商周之治，再说到周室东迁等，来论证 “文章之高下系乎气运之升降”。再如 《阶梯勋业诗序》，此序是为送吴至善应贡而作，主要表达对吴至善的期望， “亦在于学孔子而已”。[4]卷二文章写的委婉平和，不迫不躁，层层推衍，曲折达意。提出勋业的四个层次:安社稷利生民；学术正而未纯，勋业着而未大；中无所主，而驰骋其才智以就功名于一时；君子居是官，则尽是职，职无不尽。通篇文章语句没有浓丽的色彩，没有严苟教育之言，整体感觉像是一位温和的长者，侃侃论理，循循善诱，体现出醇雅庄重的风格。黄仲昭创作诗歌也倾向于反映道学的延续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内容。1)诗歌内容直接表现理学内容。黄仲昭在 《谒延平书院》其二中表达对道脉不续的担忧， “道脉承伊洛，心传在考亭。池涵新涨绿，碑蚀古苔青。坠绪今谁续，斜阳草满庭。” 《谒延平书院》其一则表达道统不续的原因之一是 “仙梵争华侈，伤哉吾道穷”。具体评判佛家追求奢华，给社会带来了大量不良影响，并对儒学不能力克佞佛行为感到忧心。当时 “世俗信浮屠，诳诱于其亲之丧，或饭僧供佛、或写经造像、或修建塔庙以资冥福……自邪说横流，坏人心术，天下滔滔，信奉之甚者，至于倾家破产而后已，先儒力与之辩，犹莫能胜，譬若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4]卷一。黄仲昭期望道统垂续，“星聚奎躔开道化，天将文教付名贤。千年坠绪思重续，掘井何人已及泉”[4]卷一。2)民风问题。诗人观风行县，案牍不停。闲暇之余，检阅民风。 “白石炼灰培
稏，青山锄雨种蹲鸱。烟村桑柘通幽径，野店杉篁护短篱。闻说昌黎遗爱在，千年尸祝有严祠。” “颇闻儒术惭邹鲁，却喜民风似魏唐。太守词林旧文雅，行看弦诵蔼宫墙。”[4]卷十由上述二诗可知，袁州儒风不振，稍可慰藉的，其民风淳朴可以上追陶唐之世，有韩愈的遗泽，诗教甚美，民居宫观之间，时时传出雅致的弦诵之声。龙南 “山如盔甲偶然事，民习干戈遂得名。司牧倘能兴道化，贪泉宁凂隐之清”[4]卷十。当地两峰分别叫 “铁盔峰” “铁甲峰”，不是因其形如盔甲，应源于当地百姓爱习干戈。赣州与南安“两郡提封数万家”，“守令几人崇道化，士民比屋事豪奢”[4]卷十。赣州南安两郡人烟稠密，富庶豪奢，赣州南安两郡之治绩民风如此，此非他所崇尚，批评地方官不以教化敦俗为先。
黄仲昭根据封建统治者的人才观安排筛选人物。在 《兴化府志》中，他将人物分为10大类20卷，包括践行师表的 “儒林传”、忠君泽民的“名臣传”、恪尽职守的 “宦业传”、事亲笃爱的“孝友传”、委身为国 “忠义传”、纂言达意的“文苑传”、抱道自乐的 “隐逸传”、兴利除弊的“乡惠传”、忠贞不二的 “女德传”、精于一艺的“杂传”。可见，《兴化府志》收录人物的标准侧重于那些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者，通过 《人物列传》的编修，宣扬爱国忧民、诚信仁和、节义清廉等民族传统，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士习风气。同时，黄仲昭以教化、治世的贡献度对人物进行排序。黄仲昭在修编方志中的人物志时，非常讲究次序排列，将 “儒林”排在第一，一方面是因为 “孔子所谓君子之儒欤!使当时用之能究其所蕴，则天德王道之治，将复见于天下”，另一方面，他认为:“道学则取其渊源伊洛，师友考亭，而弗畔于其道者。儒林则取其学明经术、行循矩度，而足以表率后进者。”[12]892儒生对于教化天下、国家治理具有重大作用。其选取的人物次序也基于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度衡量，他在《兴化府志·人物列传》中说:“先之以郑露者，所以著莆人之倡儒学始于此也。次之以方仪者，所以著莆人之建学立教始于此也。又次之以林光朝者，所以著莆人之倡道学始于此，且以示儒者之准的也。……”[12]892次序排列也是一种信息“把关”，使得黄仲昭能借助方志排序蕴含的内在规则和意义，突出儒家教化重要性，潜移默化地提高方志的读者受众对儒家教化理念的认识。
3.教育成效明显
提学任上，黄仲昭说自己 “历遍西江列郡城，口宣天语示诸生”[4]卷四(《瑞州分司次璧间诸公留题韵二首》其二)。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尽自身努力传播正统提学敕谕，传播儒家教化，取得明显成效。郑岳说他 “迁江西提学佥事，拳拳教人以行实为先”[5]。方震也说他 “迁江西提学佥事提督学校，至则严教条以身倡率之，势宦子弟未尝假借”[6]卷下。 《全闽诗话》 说他 “诲士先行检而后文艺，以身倡率之”[6]卷下。
据 《江西通志》载，江西省分别于 “督学名臣祠”“乡贤祠”②祭祀黄仲昭。古代时期，乡先生去世之后，往往被乡民祭祀，乡民内心佩服、崇拜乡先生的德行。 “一乡之贤，里刊相接，封畛相连，而其人之德行、风节、文学、事功、遗风余烈洽于所见所闻者，至亲且切，有不待旁求远访而后知也。”(《乡贤祠记》)[8]乡贤祠、名臣祠的入选必须经过儒生公举，再逐级申请，层层覆查，确保呈报人员的信息无误，方可下发入祀乡贤祠、名臣祠的批文。可见，官方、江西儒生以及民众对黄仲昭教育影响的肯定。
黄仲昭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认为 “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丰年，乃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 “提督之任，必能造就人才，裨益风化也。”(《苏州教授林智秦府右长史郑循初列传》)[6]卷上黄仲昭在江西提学任上，凡经识抜皆一时名士，如罗钦顺、刘玉、汪伟、陈凤梧皆是[4]。罗钦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翰林编修，时称 “江右大儒”，《明史》将其列入 《儒林传》，认为罗钦顺潜心理学，深有得于性命理气之旨[2]7237。刘玉，弘治九年 (1496)进士，他自称早列黄仲昭门下，“每辱进而教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为有德者之言也，抑先生之于教，匪徒有诸身而已” (《刻未轩先生文集序》)[6]卷下。刘玉后期兴建书院，传播儒学的做法当受到黄仲昭的影响。“玉任辉县时，立教条以兴民行，新百泉书院，正康节诸儒之祀，以课诸生。为河南学政时，兴大梁书院，购群书与诸生讲习。” “玉学一主诚，故终身无浮词伪行，孝友信让。”[7]汪伟是弘治年间进士，以忤逆刘瑾改南靖礼部主事。嘉靖年间，大礼议起，汪伟等人上议，上滋不悦，遂抗疏引疾归。陈凤梧是江西吉安人，精通经史子集。
二、史学层面:利用方志编纂强化儒家教化
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地方志编撰工作，曾几次颁发 《修志凡例》，从制度层面规范方志编纂的细则和标准，以期宣扬统治阶层意识形态。从方志编写者和受众层面看，古代方志一般由官府机构主持编修，印发后递送给朝廷、官府、府县学、书院以及部分知名文人学者等。因此，这些读者一旦认同方志蕴含的教化理念，转化为具体言行实践，便可在更高的层次上、更有力地推动教化传播。黄仲昭应官府邀请，一生撰修了《八闽通志》《兴化府志》《邵武府志》《延平府志》《南平县志》，其中，《八闽通志》主修为镇守闽地的御用太监陈道，其他4部方志主修均为知府、郡守，上述方志均具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 《八闽通志》更是影响巨大，奠定了黄仲昭作为著名方志学家的地位。在撰修方志过程中，黄仲昭充分利用了 “依法修志”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通过方志编纂，客观上大大推行了教化传播[9]。
1.继承方志教化传统
教化的基本内容是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而宣传的主流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教化内容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具体要求而变化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中国古代方志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教化是资治内容的一部分，赖存史而立。常璩指出: “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10]马光祖也指出:“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11]统治者往往将其主流意识贯穿到修志中，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传播。黄仲昭也重视方志的教化功能，他指出:“然则斯志也，其亦郡邑资治之鉴。……见夫庠序之废举，学术之邪正，风俗之媺恶，人物之臧否，宁不思所以为民移风易俗者乎?”[6]卷上 《兴化府志》 亦言: “近世郡邑有志，……非徒以纪故实夸文献而已，亦将以端政化，厚风俗。”[12]1190劝告地方官员，要借鉴方志，发挥其在儒家教化中的移风易俗作用，鲜明地体现出黄仲昭方志的功利性意识。
2.充分利用方志文献的社会评价功能
为了将儒家圣贤之书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并践行之，黄仲昭非常重视学习方法讲授。他具体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史书，认为读史要 “简以入繁，守约以该博” (《书重刊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后》)，“断以纲目 (《资治通鉴纲目》)为主，而以前编 (《通鉴前编》)及我朝所修 《续编纲目》以足其前后历代事迹”[4]卷四，如此， “宇宙间切务吾儒所当知者，可以尽得于已，推以应天下之事，将沛然而不穷矣”，最后再深入阅读十九史，由简以入繁，“虽程子复生亦岂得以玩物丧志而讥之哉”[4]卷四。这种治学方法论宣扬，有益于学生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对推行儒家教化起到积极作用。
3.关注方志文献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黄仲昭重视具体化、细节化的行为示范标准对教化传播的作用。古代教化传播中对儒家思想的宣扬往往是单向传播，特别是统治者政治介入的强烈需要，很多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往往是根据教化需要高度提炼归纳、加工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形象有时偏于象征化，言行过于抽象和概念化，导致受众对此类典型形象只是简单膜拜，影响传播效果。黄仲昭注意到具体、细节性的行为示范的引导作用，他在方志、文章中选择那些与民众立场、态度相近的典型人物，并具体描述他们的言行，如: 《梅涧处士茅公墓志铭》中，从 “处士之孝” “处士之友” “处士之尊祖敬宗”“处士居乡之义”“处士之教”“处士之乐”“处士之感乎人”等方面形象生动、具体入微地阐述梅涧处士一言一行，以 “处士之尊祖敬宗”为例:“先祠圯，撤而新之，昕夕必展谒，出入必告。……先世之遗像、谱谍、重器、书籍、图画则谨辑而藏之。”[4]卷三 《寿乐轩居士李公七十序》中谈到李公 “事母尽孝，事其兄甚谨，有艰虞辄代之无难色，抚诸子曲有恩意，家庭之内雝雝如也；先祠久且敝，与族人戮力新之，族凡有义举辄以身为诸子侄倡，妻之母老而独迎至其家养之，始终无违礼。乡邻姻戚有贫乏者，周以财贷，而不能偿者，弗问也。上俞东桥圮，行者病焉，因率乡人修之”[4]卷二。这种做法，某种意义上打造了具体性的行为示范准则，使得典型形象生动起来，更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更容易让受众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4.重视方志文献行为示范的实现机制
方志文献的灵魂是潜移默化地将当时封建统治者儒家教化理念沉淀，融入并规范社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地方志是古代官方主持修撰，具有权威性、正统性特征，具有很好的意识形态教育作用。以人物为例，凡得到官方志书中宣扬的人物，某种意义上具有传播学上所言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反之，能对偏离儒家规范的行为者造成巨大压力，惩戒奸佞效果亦然。黄仲昭意识到这种传播效应，一方面，在编撰方志之人物卷时，将儒林放在首位，对名臣、宦业、孝友、忠义、寓贤、乡惠等人物典型进行编册，还详细记载了宋代福建文人与朱熹等人的交友论学活动，并对宋代福建当地文人的儒学传承史进行梳理。他认为典型人物 “上焉者善其政而风以淳，下焉者端其学而俗以美”[4]卷二，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强化对符合道学规范传承者的宣传，提高儒家思想传播效果，以达到教化目的。另一方面，编制 “奸佞志”，将不符合儒家社会规范的行为公之于众，“使夫官于斯者，有所监戒，而知亲贤远奸，以善其政；生于斯者，有所法守，而知崇德修慝，以善其身，其于世道亦或有万一之助云”[12]1191。让奸佞之人的丑恶行为公之于世，引起社会舆论的批评，从反面强化儒家教化施行效果。
三、文学层面:通过诗文创作传播儒家教化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啊，终于有一个短篇收到《四川文学》一封手书的回信——而且是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你（不是“您”）的这篇小说（不是“大作”）我们小说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读”）过了，都觉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发表。但据我们所知，今年第三期广东的《作品》将要发表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内容和你这篇几乎相同。你这篇我们如果采用，最快只能发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时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遗憾。不过，这篇小说证明了你写小说的能力，我们等着你的下一篇。
1.主张文学载道，强调通过诗文传播儒家教化
理念上，黄仲昭主张文学载道，强调通过诗文传播儒家教化。他认为， “诗文”要服务于“道”，有益于教化。首先是 “文章本于道德”。他在评价徐铎时，提出了 “文本于道”理念。徐铎，字振文，宋神宗熙宁九年 (1076)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因与蹇序辰编写 《元祐诸臣章牍事状》受到诟病。黄仲昭认为徐铎“与蹇序辰编类章牍，流毒元祐，名臣忠义士为之一空，是则文章不本于道德，虽工奚宜”[12]1126。他认为文章好坏关键在于是否有益于儒家教化的传播、传承，以儒家道德教化为内容的文章多能纯正和平，否则，即使形式唯美也于事无补。黄仲昭还认为政治、道德、文章是同一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其中道德根本，政治、文章都是以道德为出发点。只要心存道者，发于文者为徳言，施于民为徳政。道德孕育于心，发为文章则驰骋不放，严整不滞；著为政治则民深受其惠泽。其次是 “诗教”传统。诗教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借助审美手段，诗歌具有较强的教化传播功能。对此， 《毛诗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3]诗歌能使人兴发感动，能对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生产生影响。诗歌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功能是 “诗教”的重点内容之一，诗歌为统治者提供观民风、考得失的文献资料，并非单纯为艳情而作。黄仲昭在 《竹溪诗集序》中提到:“子朱子释孟子之 ‘知言’，谓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予窃以为此非独可以知言，其于观人之诗亦不外此也!盖言者，心之声。而诗，又言之精者。诗有纯疵邪正有不本诸心乎?”他还认为 “近世之诗，学豪壮者多流于狂诞而尠和平之气，学缛丽者多流于纤靡而乏正大之体，学冲淡者多流于浅俚而无隽永之味。”[4]卷二究其原因:“是岂独诗之罪哉?盖其心不明乎正理而各有所蔽焉耳!”[4]卷二显而易见，就是规劝他人要认真吸收儒家传统思想，提高道德修养，如此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2.利用诗文创作传播教化
传播圣贤之道需要借助特定的载体。明代正统提学敕谕第二条指出: “凡生员， 《四书》本经，必要讲读精熟，融会贯通。至于各经子史诸书，皆须讲明，时常考试勉励，庶几将来得用，不负教养。”[3]对此，黄仲昭认为，学生要 “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体认精切，使其理莹于内，道积厥躬见之于事而无不宜，畅之于辞而无不恊(协)”，如此，“虽未尽合成周之制，而其为学体用”，即使无法达到儒家教育的理想状态，也能学有所得、学有所用，达到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这也是 “圣祖所以期待学校之深意，而凡游于学校者皆不可不以是而自期待也”[4]卷三。为使学生更便捷地学习圣贤之书，黄仲昭亲自编辑、刊印儒家典籍。视察江西诸郡之后，他发现书商因无法赚取利润而不刻印 《或问》等典籍，学生大多未诵习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大学或问》 《中庸或问》等书，于是“选取 《大学或问》逐节刊附 《章句》之下，……，刻辑略 《或问》全书于江西提学分司”(《书新刊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后》)[4]卷四。看到学生历史知识匮乏、难以读遍浩繁史书，刊刻了《通鉴前编》 《纲目书法》 《历代帝王纪年纂要》。林翰在黄仲昭墓志铭中也肯定了这种做法，指出黄仲昭 “虑诸生于唐虞三代知识有未知也，于是有 《通鉴前编》之刻；虑诸生于朱子纲目之旨有未知者，于是有 《纲目书法》之刻”[4]卷四。作为儒家教化思想的载体，儒家典籍的刻印流通，为教化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基础。
根据最基本的元动作——移动和转动，可将元动作单元分为移动元动作单元和转动元动作单元，而数控机床则可视为由一系列元动作单元组成的复杂机电产品。
黄仲昭一生都在为传播儒家道统理念、推行儒家教化而努力。作为著名方志学家，黄仲昭的思想观念中深深地烙上了史学意识，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功利性色彩，既能客观看待教化传播现状，也能借助著名方志学家、“翰林三君子”、江西提学佥事等身份带来的影响力，利用方志、诗文、学校教育等载体，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宣扬教化，努力实现儒家道统在民众，特别是在官吏、文人士子群体中的有效传播，以期达到端正风气、维护稳定的儒家教化目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源于对儒家道统的过于坚持，导致他的言行较为刻板，郑岳就认为他在江西任职期间“值额例行，简汰太严”，导致 “物论哗然”，等等，诸如此类行为甚至影响其仕途发展。但不论如何，通过了解黄仲昭儒家教化传播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窥见了当时以黄仲昭为代表的一部分方志学家、文人、官员对儒家教化传播的态度和言行，这也是对明代儒家教化传播研究的有益补充。
注释:
学生社团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抑郁的学生往往不愿意参加社团活动，偏爱选修心理类课程。高校可成立心理沙龙，使抑郁的学生获得心理辅导和心理安慰。
① 根据民国 《莆田县志·选举》统计，明代莆田进士有525人。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统计明代全国进士有22980人。
② 督学名臣祠，在南昌校士公署后堂。明万历间署，提学参政姜士昌举祀江西学使者黄仲昭、苏葵、邵宝、蔡清、李梦阳、徐一鸣、徐阶、江以东、王宗沐、朱廷益。后学使蔡增誉复举祀王珏、陈璲、李龄、夏寅、潘子秀、邵锐、张岳凡十七人。”乡贤祠祀黄仲昭以下凡一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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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preading Factors of Confucian Educational Concept by Huang Zhongzhao
ZHANG Ningni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Huang Zhongzhao is an official，a scholar and a poet.He made full use of his different social roles to actively spread Confucian educational concep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he promoted Confucian educatio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y， he strengthened Confucian educat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in aspect of literature， he spread Confucian education by creating poems and verses.
Key words: Huang Zhongzhao；Confucianism；education；spreading
文章编号: 1672-4143(2019)04-0061-07
中图分类号: B222；G0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12-22
基金项目: 2018年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项目“黄仲昭儒家教化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 张宁宁(1983-)，女，河南周口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林振梅]
标签：黄仲昭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教化论文; 传播论文;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