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两岸经贸关系展望研讨会综述_台湾经济论文

21世纪两岸经贸关系展望研讨会综述_台湾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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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3—4日, 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台湾研究会主办的“21世纪两岸经贸关系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两岸经济学界的专家教授40余人出席了会议。

(一)两岸经济发展轨迹与战略比较

伍伯麟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论文,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轨迹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除去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之外,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外部经济环境,又都先后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所以,在强调差异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两岸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共性的因素,特别是两岸经济在发展起点上的相似性。大陆在经济发展中选择了赶超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而台湾则利用资源禀赋优势,依靠市场导向技术与制度创新,两岸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殊途同归。

许光泰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分析了祖国大陆集体企业并购问题,以浙江平阳的两个集体企业并购案例,深入分析了兼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成功兼并所带来的效应。赵伟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为,祖国大陆的集体企业普遍存在产权不明问题,企业改制与兼并搅在一起,加大了难度,但外商在大陆仍然可以通过大量间接的、隐蔽式的并购获得利益,所以制度构建对大陆政府来说相当重要。海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指出,目前祖国大陆企业兼并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同时外商的机会也很多,外商常利用法制条例的不完善来廉价兼并大陆企业。企业兼并不仅是制度规范的问题,还存在经验上的不足。同时,外商有帮助中国政府建立规范的制度的责任与推动力。

赵苏成助理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以浙、粤、鄂、黔、滇为样本,分析了大陆各省区外贸与外资发展的政府取向与绩效。认为区域失衡与省际经济发展的差异不仅是由于各省区地理与资源禀赋不同,更是由于各地政府的政策取向不同所致。浙、粤两地在吸引外资中干预相当小,而鄂、滇、黔三省依赖中央,干预较大,引资反而困难。分权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也会造成地方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海闻则持不同观点,认为不平衡是发展的必然,放权造成区域发展上的差异并不是一件坏事。差异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些制度性因素,制度瓶颈往往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

(二)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

1.两岸产业结构的比较与借鉴。郑治明教授(台湾东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介绍了台湾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基本情况,描述了台湾产业发展与结构演进的轨迹,尤其指出了电子业在台湾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台湾的电子产业的组织形式与韩国的以大公司垂直整合不同,而是建立了完善的动态的垂直分工协作体系,在企业制度上实行了员工分红入股,再加上有力的科技园区和优惠的产业政策扶持,大大促进了电子产业的发展。他还强调了创业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史晋川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着重分析了浙江省的整体经济水平,浙江省目前已达到工业化的中期,现在面临工业化推进方式的选择问题。较之于台湾与韩国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认为台湾在工业化进程中直接发展了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组织结构上也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垂直分工体系,似乎更值得象浙江这样的省份借鉴。海闻也持此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信息产业方面有人才优势,而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由于起点的要求比较高,要赶上外国相对来说更困难。肖文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为,目前国家重视开发西部地区,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传统产业可相应转移到西部,从而可以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

2.两岸金融业的发展与交流。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祖国大陆与台湾金融业发展情况及其对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专家分析了海峡两岸保险投资的监管及资金运用的不同之处,对祖国大陆保险资金运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有专家以温州寿险业为个案,描绘了中国寿险业的发展情况。还有的分析了我国期货交易的基本情况,对我国期货交易由火爆到被冷落的原因进行了解释。闻岳春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以浙江为例,探讨了金融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我国必须进一步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尽快形成多层次的金融组织结构体系。有专家认为,大陆中小企业由于受到金融约束,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将受到很大压力,尤其是面临加入WTO的挑战。 台湾在金融支持中小企业上有很好的经验教训,值得大陆学习与借鉴。台资银行如能对大陆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双方都将有利。

温英干副教授(台湾东华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介绍了台湾的金融制度与金融自由化进程。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台湾之所以受损不大,原因在于:台湾经济基本面强健;国际收支情况良好,经常项目有盈余;外汇储备充裕;外债极少;金融制度相对健全。而大陆则得益于资本项目的不开放、国际收支情况较好。许光泰认为,在金融制度设计上两岸存在很大的差别。大陆金融制度的一个致命缺陷是金融机构隶属于政府,中央银行是国务院而非全国人大的一个机构。李国雄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也认为,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从财政部的“出纳”角色中独立出来,但仍间接地隶属于财政部。刘映仙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主任)指出,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影响也较大,有数十家公司破产,说明台湾的金融制度也尚未健全,金融监管一体化目标到现在尚未完成。温英干说,台湾早期的金融自由化是被动的,本准备在2000年实现资本帐目的完全放开,但亚洲金融危机后延缓,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放开。

3.两岸经贸往来的现状与成果。两岸经贸往来在过去的20年里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进出口量与投资规模与日俱增。林德昌副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台湾在大陆投资的四个不同时期,即自由市场政策、南向政策、亚太运营中心和戒急用忍。他认为,两岸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复杂化了台湾在大陆的投资政策。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最大障碍仍在于政治因素,而台湾当局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限制了台资进入大陆的数量,使得台湾在大陆投资金额的比重仅占大陆所有外资的6%。

刘映仙指出,两岸经贸交流自1979年起步以来,取得了可喜发展。目前两岸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正逐步形成。但总体来看,两岸经贸关系尚未能突破“间接、单向为主”的不对等与不正常状态。两岸的直接“三通”也没有实现,仍然是“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吴能远研究员(福建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也认为“三通”对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尤其对台湾方面有利,台湾工商界和台湾人民也是极力主张“三通”的。

赵伟认为,两岸经贸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祖国大陆经济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合作层次的提高也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主导因素在祖国大陆方面。经贸合作的现状有三个特点:台湾对大陆的依赖程度更大;两岸的贸易是互补性的,不是竞争性的;两岸的贸易渠道是间接性的,没有实现“三通”。

(三)台湾选举及两岸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2000年3月17日,台湾地区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人, 对两岸今后的经贸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纪之交,海峡两岸又面临加入WTO 后合作与交流的压力。就陈水扁上台对两岸经贸往来关系的影响,大部分与会专家都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在海峡两岸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台湾领导人会采取更务实的行动。吴能远认为,两岸加入WTO 为双方经贸发展提供了新的规范化框架,从而为两岸经贸关系迈向新的境界开创了契机。大陆加入WTO不仅大大降低关税,而且将开放服务贸易等领域, 市场容量将大为扩大,从而为台商提供更大商机;随着大陆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两岸投资规模必将扩大,贸易也会相应增加。李国雄指出,陈水扁上台后,对“三通”会保持更有弹性、更务实的做法。双方之间的善意姿态反而会缓和彼此的关系。WTO 等于是两岸和平交往的建设性机制,只要两岸能够珍惜这项机制和管道,就有可能打造21世纪和平共荣的台湾海峡。温英干认为,加入WTO 与两岸实现“三通”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双方都可以引用“互不适用条款”,而且“三通”涉及更为敏感的航运权等问题,必须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

海闻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为例,指出经济合作的日益密切,使得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统一进程会加快。海峡两岸应当找到一条更好的中间路线,在经济上更好地融为一体,彼此的依赖度增强,从经济上影响政治。两岸加入WTO后,开放“三通”对台湾的经济利益更大, 大陆的市场对台商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台湾方面应当纠正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扩大双方的合作空间。

刘映仙认为,台湾方面的禁止两岸“三通”与“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与WTO的原则格格不入,面临调整, 有关限制会逐步有所放宽。21世纪双方经贸整合的有利因素在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的发展;两岸加入WTO后的客观需要; 祖国大陆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的市场诱惑力;台湾经济本身扩张的需要。但对陈水扁的大陆经贸政策的放宽幅度与开放步伐不宜过分乐观,在陈水扁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很难期望两岸“三通”谈判能获得明显进展。林德昌却认为,在两岸加入WTO后,不仅是“戒急用忍”政策在台湾失去其动力, 两岸之间的“三通”问题,在世贸组织的架构下,亦必自然的成为理所当然。

李国雄深入探讨了两岸加入WTO的农业合作问题。 他认为目前两岸的农业都面临诸多困难。台湾有三大难题有待解决:农产品开放竞争后,小农低收入家庭的生存问题;商业化农产品的价格与农业收入偏低问题;未来的农业发展与政策问题。大陆农业也面临三大难题:由于农产品价格体制不健全,可能导致供需失衡;大陆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农产品进口的挑战;大陆某些农产品由于质量欠佳,对农民收益和农村经济构成影响。他认为两岸应该携手合作确保农业安全与发展,强化两岸农业教育及实务上的交流,提高两岸合作领域的规模与档次。张仁寿教授(杭州商学院副院长)认为,双方有着不同的优势,应当取长补短,促进两岸农业的发展。大陆资源较为丰富,而台湾则有较为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以通过合作来加强双方的优势。为此,及早解决阻碍两岸农业合作的一些制度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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