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专业视角的实证分析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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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源于质量的提高。在这些要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当属活劳动①，因此，依附于活劳动之上的人力资本便成为人们研究经济增长的重点。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学者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代表性的有：崔玉平采用教育综合指数法研究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李进江建立VAR模型，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表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性；[2]毛盛勇和刘一颖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3]

       优化学科专业，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是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鉴于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所掌握的技能不同，从事的行业各异，从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贡献也大相径庭。因此，笼统地考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足以深入解析其效能。就此，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高等教育分为不同的专业类别，考察它们对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从而厘清高等教育的哪些专业对国民经济的何类部门增长贡献更大。这对于我们认清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合理优化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更好地协调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

       本文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将产出表示为物质资本K、劳动力L和人力资本H的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其中，A是外生性知识和技术进步率，下标t表示年份。舒尔茨认为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而受教育的年限又是体现教育程度的一个常用变量，[4]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简化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函数：

      

       将式(2)代入到式(1)，得到新的生产函数：

      

       为了有效地克服异方差和更好地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在式(4)的基础上，借鉴叶茂林[5]在研究教育对产出的影响时将就业劳动力总人口数(L)分解为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人数(HE)与普通劳动力人数(PL)，L=HE+PL②。估计方程如下：

      

       本文旨在考察不同的高等教育专业劳动力对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于是将高等教育按专业分为五个类别，分别考察它们对三大产业产出的影响。在式(5)的基础上，得到最终的模型：

      

       其中

分别表示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农业部门的产出；

分别代表农林类、理工类、经管类、人文艺术类和医师类五个高等教育专业类别的劳动力人数，分别对应表2中的AF、ENS、FE、HPL、MTP；α表示物质资本每增加1％，所带来的产出增加的百分数；普通劳动力每增加1％，产出增加

％；

代表高等教育的五个专业大类分别对三个部门产出的边际影响；γ表示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所带来的产出增加的百分数。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满足弱平稳性，在必要时候加入自回归移动平均项，构建Reg-ARMA组合模型③。

       (二)变量与数据

       样本数据包括1978—2010年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三个部门的产值④、物质资本存量、就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高等教育累计毕业人数。数据来源于1993—2011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制作的《中国教育50年状况数据》(1947—1998年)；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著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经网数据库。

       国内生产总值Y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GDP数据。物质资本存量K借鉴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对1978—2010年物质资本存量的有关研究成果。[6]年度就业劳动力L由相邻两个年度即年初就业人口与年末就业人口的平均得到。人力资本存量E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替代变量，本文采用Carsten A.Holz的估算数据。[7]高等教育存量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1978—2010年的历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以1978年毕业生数作为基年存量数据，逐年进行累加得到，比如1979年的高等教育存量为1978年数据加上1979年新增毕业人数，以此类推。

       分专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G采用逐年毕业人数。首先收集1978—2010年历年高等教育⑤分学科毕业人数。然后参照Tin-Chun Lin的方法将所有专业归为五大类：农林类AF，包括农业和林业专业；理工类ENS，包括工科和理科专业；经管类FE(Finance & Economics)，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人文艺术类HPL，包括文学、艺术、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医师类MTP，包括医学、师范和体育专业。[8]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有过个别变动，因此我们在统计时略作调整。(见表1)

      

       二、实证分析

       (一)高等教育各专业与工业部门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一直是我国生产和生活的重要部门，占总产出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5％左右。而工业部门又是技术含量较高，对高等教育需求较大的部门。考察高等教育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模型(6)，当i=1时，进行回归分析。高等教育对工业部门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工业部门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可以看到在工业部门，资本较劳动对工业产出的影响大，且显著。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每增加1％的物质资本投入，工业部门产出大约增加1.8％。正是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使劳动力素质整体上升，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更高，单位资本的产出更大。但在2003年以后(扩招以后)，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基本变为了负数。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物质资本的过度投资，社会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人口相对过剩，在未达到拐点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相对资本更便宜，从而形成劳动对物质资本的替代，物质资本的投入相对工业部门的产出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各专业对工业部门产出的影响大小与方向各有不同。农林类、理工类、经管类影响为正，人文艺术类和医师类为负。理工类专业毕业生每增加1％，工业部门产出增加0.591％。农林类专业2002年前影响为-0.034，之后为1.489，总体上为1.455，即农林类大专以上毕业生每增加1％，工业部门产出上升高达1.455％。21世纪初正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潮之际，2002年前后的这种变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林类专业毕业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熟悉农业技能的人，而是掌握农业产业化技术的劳动力，他们在那些与农业相关的工业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经管类专业在扩招前后对工业部门产出影响不同，2003年前为-0.03，之后为0.392，不仅方向发生了变化，而且影响的力度也变大。这说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工业部门不仅需要掌握一般技术技能的蓝领工人，而且需要懂得经济规律和善于管理的高水平人才。人文艺术类、医师类专业由于专业不对口等原因，对工业部门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且为负效应。(见表2)

      

       (二)高等教育各专业与服务业部门经济增长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会逐年上升。一般来说，较高的比重能反映较高的生产水平和人们较高的生活水准。在我国这一比重从1978年的24％上升到2009年的43％，短短30余年翻了将近一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段距离。高等教育作为提高全民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理论上对服务业部门产出有积极的影响。那么高等教育究竟对服务业有怎样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产出值得深入研究。

       基于模型(6)，当i=2时，进行回归分析。从表3可以看到，与农业部门普通劳动力显著、工业部门物质资本显著相比，服务业部门中物质资本、普通劳动力资本基本上同样显著。人力资本存量对服务业部门产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3年之前影响为负，之后为正，且更显著。但总体上为正效应，从2003开始，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服务业产出增加1.6％左右。

       高等教育对服务业产出的影响，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影响不同。农林类、理工类、经管类、人文艺术类专业对产出的影响总体上为正，但只有后两个专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这些专业毕业生分别每增加1％，服务业产出分别增加0.014％、0.672％、0.465％、0.243％，理工类影响最大，经管类、人文艺术类次之，农林类最低。可能的原因⑥，一是服务业本身对前两个专业的劳动力有需求，也就是说随着服务水平的升级和服务业务的细化，越来越需要有一技之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二是从2003年以后此类专业对服务业产出的正影响来看，有可能是大规模的扩招，加之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致使大量的理工类、经管类、农林类毕业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入门槛较低、需求较大的服务业部门就业，从而增加了服务业部门的产出。医师类作为服务业重要成员，实证结果却是负数，可能的原因是，服务业部门对吸收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尤其是服务型的毕业生有限，更多的是需要医师类中等职业教育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劳动力，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此类专业的毕业生越多，反而对产出无正效应。(见表3)

      

       (三)高等教育各专业与农业部门经济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生产工具落后，农业技术水平不高。较低的生产力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不必需要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技能，而高等教育培养的是较高能力掌握高技术的劳动力。因此，在现阶段高等教育可能对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基于模型(6)，当i=3时，进行回归分析。在农业部门中，普通劳动力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基本上是正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劳动力每增加1％，农业产出就提高约1.8％左右。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对农业产出影响在扩招前基本上不显著。但比较而言，农林类、经管类、人文艺术类专业对农业产出为正效应，而理工类和医师类专业为负效应。其中，农林类专业毕业生对农业的影响最大，每年农林类专业毕业生平均每增加1％，农业产出增加0.307％。经管类专业毕业生每增加1％，农业产出平均增加0.086％。而且上述两个专业2003年后对产出的影响增大，表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步，越来越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来指导农业发展，改造传统农业。人文艺术类专业对产出的影响也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理工类、医师类专业毕业生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过剩，但专业不对口，一般不愿转移至农业部门就业，因此，这些专业的毕业生的增加，不会带来农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反而对产生的影响为负。(见表4)

      

       三、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分专业的视角就高等教育对三大产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细化产业部门、细分高等教育各专业的情形下，物质资本、普通劳动力、人力资本对服务业部门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农业部门普通劳动力对产出的影响突出，而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农业部门现代化水平较低，仍属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对高等教育就业者吸收程度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国内经济和国际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投资中最主要的就是物质资本投资。从实证中可以看到，在工业部门中，与普通劳动力相比，物质资本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更大。

       第二，在不同国民经济部门中，不同专业的高等教育对产出的影响不同。在工业部门中，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理工类和农林类专业影响较大。尽管绝大多数专业对服务业部门产出的影响为正，但只有经管类和人文艺术类的影响在2003年后统计上显著。在农业部门，高等教育对产出的影响基本上在统计上都不显著，有些专业甚至为负效应。但相对而言农林类专业毕业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

       第三，高等教育同一个专业对不同的部门影响也不同。农林类专业对工业部门的影响要高于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表明农业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具有农林技术文化的大专以上毕业生更适用于与农业相关的工业部门，因此，对后者的产出影响也更大。2003年后，经管类专业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都为正且显著，但是对后者的影响较大。这表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一方面，服务业比重的上升速度与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生培养基本同步；另一方面，服务业中涉及经济和管理类的业务正在逐步增加，使得经管类专业对较活跃的服务业部门的影响大于工业部门。

       第四，高等教育各专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受扩招政策的影响。在各部门中扩招前后各专业对产出的影响不同，甚至影响方向也不同，但总体上表现为扩招后影响增大。我国在1999年实施扩招政策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空前增多，仅2002年、2003年毕业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30％以上，此后，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仅2009一年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就达到646万之多。一般认为，多年大规模的扩招，教学资源的相对短缺，不仅会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也会使得受教育者相对过剩，就业压力增大，但实证结果表明，扩招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对我国人口素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产生了诸多影响，本研究仅从高等教育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我国经济产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扩招之后的数年。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高等教育的专业配置和培养规模，我国目前三大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有序调整和升级，这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单位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同时，合理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和适当的规模反过来又会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认清高等教育各专业对经济各部门影响的基础上，需要重视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

       尽管我们在行文中力求完善，但仍有一些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马克思认为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增，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应该相当于数个普通劳动力，因此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简单地从劳动力人口中剥离出来，会低估高等教育对产出的影响。要克服这一问题需要寻找刻画高等教育质量更好的替代变量。第二，近年来就业难问题突出，使得当年毕业大学生对当年的产出影响小，或许要等到第二年，甚至更多年后才能对产出有贡献，因此本文采用了Reg-ARMA模型，即加入Gj的滞后变量，但由于样本数据有限，增加滞后期会减少样本观测值，损失自由度，另外，样本量小也容易在平稳性检验时产生误判，因此更有效的办法将寄希望于国家公布月度、季度数据以及省级面板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以提高估计的有效性。第三，人文艺术类对农业、医师类对服务业的影响其实证结果与直觉不符，文中也给出了可能的原因，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两大类在划分时各年度变化较大所引起的，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将人文艺术类和医师类进一步细化，然后再分析它们对部门产出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待在今后继续深入。

       注释：

       ①相对于物化劳动——物质资本而言。

       ②叶茂林(2003)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提出教育生产函数，将劳动力按照受教育程度不同，分解为四个层次：初等教育程度及以下劳动力

、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

、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

、研究生教育劳动力

，生产函数变为：

。

       ③应届毕业生存在当年不充分就业情况，如未找到工作，或者考取研究生或者选择出国，如果不加以处理会高估被估参数值。笔者认为即使当年没有就业，但随后几年也会参加工作，所以毕业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文本对误差项建立Reg—ARMA模型，便可以描述这种就业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从而在技术上克服了未充分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④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年鉴中对三个部门的说明如下：农业部门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工业部门包括采掘、制造、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服务业部门包括四类，第一类是流通部门，第二类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第三类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第四类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

       ⑤首先，本文所研究的高等教育(一般包括研究生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专指普通高等教育，即本、专科学历层次的教育。其次，本文所考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量化后，实质上是高等教育边际规模的变化对部门产出的影响。

       ⑥由于本文是通过数据和模型来实证分析高等教育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更注重实证的结论，而对于结论的解释也只能给出可能的、符合经济社会常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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