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物质时代的人文情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怀论文,人文论文,物质论文,时代论文,于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10月，丰台区柳村的农田边，走着一位穿白棉布连衣裙的年轻女孩，过腰的秀发和庄稼一同在秋风中摇曳。她手拎着大大的尼龙网兜，里面装着脸盆和刷牙缸子，叮叮当当地走在土路上。
突然，路边蹿出来两只瘦瘦的大狗，在她腿上边蹭边叫。她恐惧极了，也一直不停地哇啦哇啦叫，叫得腿肚子都转筋了，却也无路可逃。正绝望时，闪出来一个农民小伙，带着愠怒，对姑娘吼道：“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的！”
听了这句话，哭笑不得的姑娘心中忽然涌现起一种卡夫卡似的黑色幽默：原来，我也能把狗吓到。
柳村往事：从幻灭到接地气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知青一样，一直在蜜罐里长大的独生女于丹就这样带着户口被下放了——这意味着她很有可能就落户在乡野永远回不来了。那年于丹刚刚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但“插队”却分到了柳村的印刷厂里，每天的工作要么是蹲在地上擦油墨，要么是裁整一摞摞的铜版纸，弄得脏兮兮不说，双手还常被锋利的纸边弄出十几道血痕。
一同被下放的九个人，住在四间土坯房。门是马口铁的关不严，房顶简陋到用砖头压着几片毡子而已。每天晚上在小破屋里，九个人就坐在一起，摸着黑听崔健的摇滚，唱《一块红布》，吼《花房姑娘》，跟着崔健唱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摇滚，流着眼泪，喝着啤酒，彷徨着彷徨。读了18年书的于丹，也觉得一身学问无处倒，甚至一整年连个字都很难看到，那种幻灭感不亚于当年“文革”时代知青上山下乡。
绝望的意义是让希望更令人惊喜。有一天，于丹偶然在车间听见分管生产的领导来说有个古文的稿子要校，她拿来一看，兴奋得泪光闪闪，拿着稿子如同读到母语，她高兴地找来另外两个学古文的男孩，以最快的速度就把外人视为天书的东西校出来了。第一次，于丹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工厂里派上了用场，也正是这一次，让于丹他们获得了当地农民们的敬重。戏剧性的转变就此开始。后来一有勘校之类的“技术活”就找他们，粗活累活一律不让他们干了。
于丹的第一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每天晚上写书写到11点多，于丹就关上灯，拎着椅子走到场院里，放在路灯下面——那束如同舞台上的追光似的光束散落在她身上——她就那样一个人坐在那束光里，夜凉如水，一天又过去了。
后来，有一天于丹骑车从柳村经过新街口，人声嘈杂之中，忽然听到街边小店有个特别清晰的男声唱着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于丹“咣”地就把自行车扔在路边，掏出仅有的十块钱买了一盒磁带——罗大佑的《恋曲1990》。当于丹一手拿盒带，一手拿着两块钱走出来的时候，她眯着眼睛，抬头看着早春的天空，在那个时候她才明白，人是要穿越很多事情之后，才会明白，真正难舍的，却是再简单不过的蓝蓝白云天。
回忆起那段青涩却充满激情的岁月，于丹说道：“十年前的我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坚定。人在成长中都会经历很多彷徨、悲观、失望。但人在穿越近乎寂灭的悲观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见到很多东西被颠覆，才会再次相信人性；朴素的生活才会走到最远。”
柳村的日子让于丹心存感激，这让于丹告别了过去的矫情，曾经心中满满的那些风花雪月和空中楼阁，都在柳村接上了地气，这之后，不论是后来去大学教书，还是去电视台做讲座，于丹再做事情时就开始有根基了，以至于后来讲《论语》、《庄子》的时候，于丹都难忘柳村培养出来的草根情怀。
与国学大师的美好邂逅
十年前，人人都以国外的事物为好为时髦，甚至连国外的月亮，看起来都更圆一些。十年后，大家发现有种文化是如此亲近我们的心灵，有些话语是如此朴素却融入于我们的血脉，迷失了太久的中国人一下子终于再把目光聚焦在曾经被抛弃的传统文化上。
于丹还记得2006年初踏百家讲坛的时候，在座的听众都是些老头和老太。当穿着亮丽套装的于丹站在镜头前时，下面开始议论纷纷，质疑怎么找了这么年轻的人，言词间流露着不信任。然而，当第一讲结束，老人们在下面竟然都兴奋地跺脚，还大声地问：“于老师下周还来么？”导播一说：“来，以后期期都是她讲！”下面随即叫好声一片。
似乎所有的一夜成名都伴随着毁誉参半，于丹一路走来，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回首那些被质疑和被批评的日子，于丹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有更多的感恩，因为有无数的人在风头浪尖上给予她支持，这些支持她的人中，有一位她特别敬重的学者——李泽厚，这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正是《〈论语〉今读》的作者。在“于丹热”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之时，远在美国的李先生在媒体上公开说了一段话：“我支持于丹。1994年时我就说过，如果今天从《论语》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
于丹内心充满感激，不仅仅这是来自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的支持，更是因为她多年的努力在一直敬仰的大师那里得到肯定。要知道，早在90年代初，当李泽厚先生计划出《论语新读》一书时，做编辑的于丹就被派去找他谈样稿事宜。初出茅庐的于丹闯到李先生家里坐下，完全没谈和稿子有关的任何事，而是激情澎湃地大谈《美的历程》对她们这代人的影响，大谈起自己对国学的热爱，大段背诵经典论著里面的段落，两个人聊得越来越激动，性情中人的李先生忽然跑到冰箱前，拉开门拿了一大堆巧克力和零食，让还是小毛丫头的于丹吃——面对这个热爱国学的孩子，大师选择用最质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涌动的热情。
生命是一场奇遇，于丹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生命里多么美好的一次邂逅。没人想得到，那一老一少，竟在今日，还被媒体拿出来反复比较。“其实，我传递的不仅是对国学的诠释，还是对人性的信任，我信任善良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虽然饱经挫折与坎坷，却是人类一直传承不改的核心价值。”
就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少大风大浪，内心充满感恩的于丹甘愿做一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摆渡人，她一直在歌唱生命，歌唱着生命里的真善美。在她看来，与生命里那么多的美好相比，再多的阴霾也不值一提。
于丹解析物质时代的人文情怀
QCC：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于丹：当然是人文情怀。把所有的知识熔铸后，岁月磨洗后让心灵越来越柔软，意志越来越坚强。心灵柔软了才能悲天悯人，意志坚强了才能无往不胜。其次应该有担当，人文学者应该有担当天下的情怀。
QCC：您如何定义人文精神？
于丹：人文精神在每个时代有不同内涵，从精神气质上讲，使命与关怀很重要。
宋儒张载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我理解的人文精神。
QCC：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支融之中，如何才能够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于丹：每个人都在当下，把生活坐标建立在现代，让传统价值在当下能被我们生命所用，不需让自己完全回到传统，跟自己较劲。不用跟生命较劲，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