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意识——《随想录》人文思想资源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尊严论文,人文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随想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金的散文巨著《随想录》，很值得深入再研究。已故文学评论家冯牧曾经深刻地称它为“一本大书”〔1 〕但同时他却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于巴金晚年以他的病弱之身，用坚强的毅力写成的作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免使人产生一些冷落之感。”从冯牧发出感慨至今，十年过去了，对《随想录》的重视和研究，依然远远不够。
近三年来，人文精神讨论在不断深入过程中，提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问题。而一旦要开掘“思想资源”（或称“精神资源”），人们立即感到它的贫乏，甚至产生虚无之感。“在民主与法制、个性等等问题上，中国的传统资源比较贫乏”〔2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在人文的层面上，却失却了它应有的代表。‘人文滞后’现象是确凿无疑的。”〔3 〕“我怀疑的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人文精神”。〔4〕应该说，人文滞后，思想资源贫乏，确实是存在的。 但“滞后”“贫乏”并不等于“无”。
人文精神，不但有形而上层面，也应该有世俗层面，不但有精神内容，也应该有物质内容，人文精神不但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课题，而且又是一个很具体的实践课题，人们总是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生存状态——包括精神状态与物质状态，来对人文精神进行质询的。至于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那就不单在历史上人文精神宏扬的时期，有当时人文思想家的著述与积累；而且就在历史上人文精神式微的时期，也不等于当时的人文思想家停止思想，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文革时期，都有人文思想资源的积累，远的不说，聂绀弩写于文革的著作《瓮中杂俎》，就不乏人文精神的闪光。
人们之所以对人文思想资源容易产生悲观的印象，是由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时代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资源的累积，是成正比例的；政治清明，人文精神宏扬，思想资源就丰富；反之，则是贫乏。其实并不尽然。从20世纪中国来看，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证明，思想资源往往不是人文实践的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是精神追求的产物。鲁迅的杂文巨著，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聂绀弩的《瓮中杂俎》，莫不如此。
《随想录》的总体内容，是对“文革”的反思。《随想录》共五卷150篇， 巴金在《合订本新记》中写道：“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文革是人文精神全面窒息的时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科学、民主、理性、良知等等，这些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荡然无存；社会盛行的，是对人类这些基本的人文精神的公然践踏。《随想录》是一个精神性陈列的“文革博物馆”。由于“文革”精神禁锢的深重，新时期初期全民族仍然处在惊魂未定、心有余悸的时期，巴金用“讲真话”来恢复自己的良知，并唤醒全民族、全社会的良知。他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成了重新孕育人文精神的摇蓝。而巴金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期新启蒙主义的先躯者。尽管这种人文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五四精神的回归，但因为这是失而复得，也就弥足珍贵。《随想录》不但是新时期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同鲁迅的杂文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百年丰富的精神宝库的一个部分。值得认真的发掘和研究。
讲真话、忏悔、苦难意识，是《随想录》三个最重要的思想。本文准备集中重新认识巴金的“讲真话”。
“讲真话”是巴金新时期向全社会的第一声呐喊，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讲真话”是对被文革的“假、大、空”搞坏了搞乱了的社会风尚的有力反拨，客观上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扭转了不良的风气。从主观上看，“讲真话”是“巴金同志全人格的体现”〔5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认为《随想录》“这五本都可以用讲真话来概括”，对“讲真话”包含的深刻思想，王元化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写道：“讲真话，一方面对自己本身来讲，得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对自己，对整个生活，对各方面，要采取一种非常公正的、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那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主观思想感觉，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除了你有一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揭示出来的愿望，决心之外，你还应该对世界、对实践、对人生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假使没有这种胸怀，纵使你想抒发一些东西，有时抒发出的也是虚假的”。〔6〕
王元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张光年评价巴金“全人格的体现”的一个具体注解。这些评价都是十分深刻的、准确的。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巴金“讲真话”，除了表现他主观上的科学精神和博大胸襟以外，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自我的灵魂洗礼和人格重塑。
重读《随想录》，明显感到巴金是一个字一滴血地来讲真话的，虽然内心极为痛苦，同时也极为放松。他是用全心灵来倾诉。他不但全书都贯穿着“讲真话”的精神，150篇中随处都重复强调“讲真话”， 而且他还专门有五篇文章冠以“讲真话”、“写真话”、“说真话”为题。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最近一位青年学者也触及到这个问题，他写道：“老年巴金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要讲真话，其心理症结何在？”〔7〕这个设问句中，有两点值得商榷， 其一是巴金讲真话，完全是自觉的行为，他已经不断在讲真话，他无需也没有什么需要向世人隐瞒，因此，用“告诫自己”，似乎自己不断有难言之隐需要再下决心，显然并非如此，因此此言不贴切；其二，“心理症结”是一种病态，从150篇随想录看，老年巴金告别文革、 告别精神扭曲的时代，他的身体衰弱多病，而心理却比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的当时同代人都要健康。因此用“心理症结”一词，明显有一种时代的隔膜感，也是不贴切的。
在“讲真话”的背后，追寻巴金的心理原因，我们可以找到《随想录》一个重要的人文思想，这就是——人的尊严意识。随着人的尊严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面前屹立着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大写的巴金。
人的尊严意识，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课题，人文精神宏扬的时代，必定是人人有尊严感的时代，人人自尊自爱的时代。关于这个课题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随想录》“从自己做起”的讲真话，启示人们对人的尊严的思考。我以为，人的尊严意识有两种：一种是富有人情味的人的尊严；一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带神学味的人的尊严。所谓富有人情味的人的尊严，是实现马斯洛关于人的五种基本需要理论的人的尊严：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者缺一不可。所谓不食人间烟火的带神学味的人的尊严，是指只要满足第五种最高的需要，其他一切关于生存需要，都可以在所不计：可以箪食瓢饮陋巷，有如孔丘弟子颜回；可以舍生取义，上刀山下火海，面对强暴不低头不气馁、仗义执言。巴金《随想录》所表现的人的尊严，属于前面一种。后面一种，是极为崇高的，但鲜有人能做到。长期以来，宣传的高扬的是后面一种，在和平时期的这种宣传，宣传的人和附和的人，都不准备去实行，也不需要去实行，留下来的只是一堆“假、大、空”的漂亮话。文革时期“向封资修开火”、“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火”、“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造反派”们这类话语，其假其大其空，更是幼稚可笑。“文革”一声令下，“封资修、资产阶级权威”早已成为“死老虎”，打“死老虎”何须“上刀山下火海”？当时真正“上刀山下火海”的，恰恰是被“批斗的对象”。
巴金“文革”中不敢讲真话，也讲过假话，其中有两种心理因素：一种是恐惧，这种恐惧没有超越与马斯洛五种需要中的前三种需要：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这种恐惧还在“文革”前就已经产生，在《说真话》一文中写道：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到了文革，他成了“批斗对象”，恐惧加深了，但这种恐惧依然没有超出前三种需要。在《说真话之四》一文中又这样写道：“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当然，文革时代是一个覆巢时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避免家破人亡的愿望终于落空，爱人萧珊终于受尽迫害忍辱死去。但是，在那个蓄意迫害人摧残人的时代，一个已经跨入老年时代的作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妻子儿女的安全，在人最基准的生理、安全、归属和爱的要求上，不但合乎人情之常，而且在乎情理之中，本是无可指摘的。可是，就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巴金都是内心不安，自我谴责：“讲假话是我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也有错误”（说真话之四）。“我讲过假话……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真话集》后记）“有时我受到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恶”……。作为一位作家，一位人文知识分子道德自期是很高的，即使在被迫无奈、为生存而不得已违心做事，依然不逃避良知的裁判，产生深深的痛苦的愧疚之情，这正是在最严重的人生遭际时刻，人的尊严依然保持未泯的证明。人们不仅不会因此而轻视他，反而因为其不隐讳的坦诚，而格外地敬重他。上面提到的那位青年学者摩罗，这样写道：“如果作家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对恐惧意识进行深入的挖掘、真实的表现、有力的反思、则可以最真切地揭示我们的生存状态、表达我们对生命尊严、健全人性的关怀与祈求。”巴金的《随想录》正是最早做这项启蒙的。
巴金曾经在文革时期讲假话。不敢说真话的第二个心理因素，是他的真诚和轻信。《十年一梦》这篇文章，讲到他在文革造反派批判他“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的时候，曾虔诚地相信，由于自己在官僚地主家庭长大，“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看人看事”，因此觉得“造反派”有理，自己有罪，并且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表示“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甚至66年以后，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他自己也高举右手响应。到了1967年以后，他已面目全非，“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受‘造反派’的一切‘指示’”。这是毫无心理内容的阶段，他把这个阶段叫做“奴在心者”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结束，是巴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讲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他终于不相信苦行能达到自我改造。他尽管“屈服于权势”，却开始实行精神自救的内心活动。
巴金是用讲真话的态度，来反省并反思自己曾经讲假话的历程，讲假话是有失人的尊严的历程，反思讲假话则同时又是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尊严意识的过程。巴金对文革充满恐惧，粉碎四人帮后，他还经常被恶梦惊醒，他的恐惧，不单是对危及个人身家性命的恐惧，更是对社会中“人变兽”的恐惧。人变兽是一种暴行，一种恐怖，这种精神恐怖的氛围，长期笼罩着人们的生存空间，文革对人的尊严意识的全面践踏，一直到新时期开始以后多年之间，惊弓之鸟的人们，还无暇思索做人的尊严，社会上浑浑噩噩的是芸芸众生，其中也包括受害最深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因此，巴金的反思，实际上为不同程度经受心灵创伤的不同阶层的人们，树立一个人文典范，对重建全社会的每个个体的人的尊严意识，意义不可低估。
以上分析巴金反思讲假话的两个心理因素，巴金在为了生存可以理解的三个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即使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形中，依然能够自拔自救，保持人格自尊的一份清醒。但是，这种尊严意识毕竟还是内省式的，而且是不完整的、残缺的和浅层次的。
真正树立起一个人的尊严意识，是马斯洛实现人的基本需要的五个层次全面实现，尤其是“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包括自尊和他人的尊重。巴金坦然讲真话，是人格萎缩的人不可同日而语的，讲真话本身就是自尊的表现，讲真话受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赞许，则是来自他人的尊重。“自我实现”按马斯洛的话说，就是“一个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这种需要是“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象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这应该是人的尊严意识的最高境界。
巴金是否实现了人的尊严意识的最高境界了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实现，是巴金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十年一梦》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么，“自己”是什么？巴金是作家，是人文知识分子。作家、人文知识分子如果只是鹦鹉学舌式地人云亦云，“我注六经”，那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也就失去了他的人格尊严。
在《随想录》中，巴金的“自己”，“自我实现”（后者为马斯洛语，二者实际同一），是“独立思考”。在《三论讲真话》中，巴金极其沉痛地回顾自己“独立思考”的失落的过程。他说：“但是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摔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经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在《未来（说真话之五）》一文中说：“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这也是痛惜“独立思考”的丧失。
重读《随想录》，可以明显发现，巴金讲真话思路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独立思考”的《思路》上。统观《随想录》，在《未来（说真话之五）》这以“真话”为题的最后一篇后头，紧接着是《解剖自己》（第84篇）、《思路》（第86篇）。在《解剖自己》一文中，巴金写道：“我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而在《思路》的结尾一段写道：“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应有的结论。”
“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巴金终于回到“独立思考”的位置上来。独立思考，即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巴金在文革浩劫中“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的信任。”（《说真话之四》）现在，他恢复了独立思考，也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巴金通过讲真话达到了自己一生人格尊严的制高点，通过独立思考达到自己全人格的实现，通过《随想录》完成了一部民族启示录的“一本大书”，通过《随想录》，巴金终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大写的巴金。
注释：
〔1〕巴金《随想录》五集笔谈，《文艺报》1986年9月27日
〔2〕王元化《简论道德继承》，《学术月刊》1996年9期
〔3〕许明《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精神取向》， 《文学评论》 1993年4期。
〔4〕《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陈思和发言，《读书》1994年3期
〔5〕张光年《语重心长》、《文艺报》1986年9月27日。
〔6〕文汇报1965年9月29日。
〔7〕摩罗《孤独的巴金》、《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6期
〔8〕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思洛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