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亿容[1]2003年在《高等农业院校教育资源利用及办学经济效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深刻阐述了研究高等农业院校教育资源利用及办学经济效益的意义，通过收集有关高校大量的数据资料，从教育经费投入和产出情况、固定资产利用情况，、人力资源利用情况及学科专业建设情况四个方面对目前高等农业院校教育资源利用及办学经济效益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利用典型分析方法，把高等农业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资源利用及办学经济效益进行了比较，找出了影响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并从教育收费投入不足、人员经费比例上升、物力资源使用效率低及财务管理不善，监督机制缺失几个方面针对性地探讨了提高高等农业院校教育资源利用及办学经济效益的途径。即：改革外部管理体制、完善宏观决策机制；抓学科建设，创造品牌，形成特色，寻求持久的办学经济效益；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到2010年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15％，高等教育进入从量的划分上的大众教育阶段，高等农业院校要在改革的大潮中稳步前进，必须在稳定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教育活动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加强教育成本核算，以更少的投入培养出更多的合格人才，以满足我国农业现代化及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
邵华[2]2007年在《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大学生就业制度已逐步由传统的国家“统包统分”转变为国家就业政策指导下的“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在此转型过程中，大多数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生都能正确把握就业形势，转变择业观念，强化竞争意识，积极迎接人才市场的挑战，主动投入到自主择业的行列。然而，也有不少毕业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人才市场感到无所适从，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由于转型期的政策、制度还不够完善和配套，使毕业生对就业产生了诸多困惑，毕业生供求关系失衡及其结构性矛盾，也使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对就业感到压力重重，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本文以人力资源理论为理论支撑，利用系统原理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方式和特点，以及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形势，较全面地把握了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现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误区；就业渠道不畅通；就业结构不平衡；就业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比较普通以及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较为突出等。并从社会环境、用人单位、高等农业院校和毕业生自身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制约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是：高等农业院校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改进就业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加强政策调控，规范就业市场；用人单位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念，构建长效用人机制；大学生自身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全社会珍惜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资源，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本论文创新之处在于本人关于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不仅着眼于就业本身，而是对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的对策进行系统、综合、全面的研究。
陈志娟[3]2005年在《市场经济下我国高校的竞争与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高校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本文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历程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渐进式改革向整体推进战略转变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分析了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竞争的主体和目标以及高校竞争的特殊性,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院校的竞争态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存在招生就业渠道不畅、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社会地位不高、人才培养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高要求、办学无特色等问题,高等农业院校在高校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高等农业院校的相应的发展对策:明确各类高等农业院校的生态位;在“综合性”发展的同时寻求特色;努力建立多元投资体制,争取扩大办学自主权;创新招生、就业机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以服务“叁农”为办学宗旨,多层次、高质量地培养人才;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着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积极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师资队伍质量;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加强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等。
马涛[4]2016年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内外系统中各个要素,例如:外部系统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内部系统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出现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好的或是我们期望的一面,又有不足或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一面。“今天是昨天的明天”这一经典未来学命题想表达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源头都已潜藏于昨天。过去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人类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和立足现在以自己的行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未来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如果我们期望未来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待或任其发展,而必须积极的行动起来。为了避免行动的盲目性,确定符合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和行动方案是必要的,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目标和制定行动方案?自古以来,人们对未来根深蒂固的执着和探究从未停止,建立在不同观念、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的预测是其主要途径和方法。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未来是怎样的,如何使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符合其本质属性且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过程中能做什么,应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都需要通过事先预测和调控的方法来完成。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外系统要素的变化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学者给予较高关注的研究领域。对高等教育规模未来发展的研究,预测是学者们采取的主要途径,预测又因观测和研究角度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具体方法:即社会需求法、国际比较法、成本收益法、毛入学率预测法、百万比例法和地方政策法、基准增减法等;这些具体方法应用在探索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规律和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状态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仅为我们确定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目标提供了参考,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的规律,为预测技术和模型选择提供了依据。基于预测思路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又有:时间序列分析法(包括趋势外推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马尔可夫链概率分析法、灰色预测法等)、学生流法、回归预测分析法等。这些统计预测方法设计的思维逻辑主要是事物以往发展的趋势或影响因素会延续到未来,或可以根据以往趋势推导出未来,或过去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仍然是未来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这种思路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以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为基础,但从设计目的的角度来看,对未来期望精确判定则是预测走向末路的最大问题。为了达到对未来的精确预测,在缺乏系统关照和数据的条件下,只能采取越来越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基于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现实分析和目前研究成果的借鉴,依据高等教育的本质、现实条件和未来目标,通过假定影响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因素多数不变,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高中生源、主体专业为变量,以重点行业、产业、工种与本专科专业的拟合系数及其权重为参量,预测未来五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的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专业规模及办学条件规模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与状体,预测结果被称为预测量。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和专业规模的预测量和预测量趋势可以作为对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量和需求趋势的参考值;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为变量和现有办学条件为定量,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预测在现有办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随预测在校生规模的变化,办学条件可能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差度。在这一预测思路的指导下,本项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八核预测模型,即由八个核心预测步骤构成:(1)总招生数预测;(2)本专硕博招生总数预测;(3)各本专科招生数预测;(4)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5)各高校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6)各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预测;(7)各高校办学条件系数与在校生规模比较;(8)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核定高校办学条件总规模和各高校办学条件规模。为了证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将s区域2015年高校办学规模数据带入模型,以基础数据和预测数据,预测和分析了s区域高校办学规模的现状与趋势;根据预测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未来发展可能趋势和状态,结合专业与重点产业、行业、工种的吻合系数,以调节和控制专业、产业、行业、工种权重,进行办学规模和教育资源的动态调控。预测本身并不是目的,预测是为了给决策者提供决策和行动方案制定的客观依据,决策和行动方案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因此,预测也不会一次完成,必然是一个预测与调控持续循环反复的过程。本项研究建构的预测模型就是建立在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理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是对2016年——2020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与调控模型,乃至今后各年度办学规模,均可以据此模型进行预测和调控。该模型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模型,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增加指标,扩张数据库;同时,还可添加高教系统中的其它指标,比如专业评估、学生学习成绩与发展、教师教学与发展、网络课程与教学互动运行、管理效力等,实现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而且还可以扩展到基础教育,通过添加基础教育学校与各项办学指标,构建整个教育信息系统,以实现对整个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历史责任,也是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一种社会责任。尽管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还存在着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如社会需求预测、对行业产业结构未来变化的预测、预测数据的收集、存贮、使用的技术和制度障碍等;但这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基于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理想在这一极其困难的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项研究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提供一点具有可行性的参考。通过理论分析,本项研究构建了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希望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现代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思维、方法的提出和应用都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提供了更好的技术路径,我们也意识到本项研究构建的预测与调控模型还有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朝着真正能够促进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包平[5]2006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农业教育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清朝末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传播西方现代科技的新式学堂开始兴起，农业学堂就是其中重要的实业学堂之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教育在20世纪100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兴起时全面仿效日本，到学习借鉴美欧，到全面参照前苏联，再到学习借鉴美欧，平均25年左右就出现一次重大的调整与变革，多次调整与反复，反映了缺乏构建适应中国农业教育体系的明确思路。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外成功的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农业教育今后发展道路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论文以20世纪中国各层次农业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综合运用教育学、统计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100年中国农业教育的变迁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变迁的动因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与分析；通过中外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比较，在归纳和阐述现阶段我国农业教育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我国农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正文在阐述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背景后，以教育思想和学制的重大变迁与变革为主线，首次从宏观的角度将100年农业教育史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分别是肇始时期(从清末到1922年)、体系创立时期(1922～1952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教育(1952～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业教育的发展(1978年到现在)。并分析了不同历史分期的特点和分期的依据。在宏观上进行历史分期后，本文打破传统分时段研究的惯例，尝试从100年农业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演变与创新，农业教育规模和人才培养的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演变，师资队伍的变化，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变迁，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发展等6个方面，对20世纪100年农业教育这几个主要方面的变迁，分别进行客观描述。在前几章史料梳理的基础上，第四章对100年农业教育变迁进行动因的分析，从理论与实际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农业教育与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教育规律等方面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情况。在分析国家经济总量与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总人数变迁的相互关系方面，运用相关度量化测评的方法，计算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GDP与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人数高度相关，相关度r值为0.885；第一产业产值与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人数也高度相关，相关度r值为0.892。其中1952～1978年，我国GDP与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人数之间没有相关性；1970～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与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人数之间的相关度为0.901。通过相关度量化及比较研究发现，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学生数与国家经济总值之间相关度水平与日本存在较大的差距。论文五、六两章，对中外农业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归纳现阶段中国农业教育的存在问题，分析未来中国农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而提出面向21世纪我国农业教育的几点战略思考。主要战略有：1、建立农业科教专门法规，避免政治及人为因素对农业教育发展造成不良影响；2、解决从业农民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不高状况的基本思路；3、加强对农业教育规律的研究，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和规模结构，鼓励进行多元化办学模式的实践；4、打破体制性障碍，实现农科教一体化，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5、用优惠政策，激励农业院校学生到农村服务。
刘红梅[6]2007年在《农业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及补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农业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需求的根本变化。服务“叁农”是农业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宗旨,以满足“叁农”需求为目标,促进社会注意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农业职业院校的根本任务,也是保持农业职业院校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机制。但是,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在获得一定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办学效益管理水平低、办学成本高、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等问题给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不利于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培养,解决不好将影响整个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的建设。本文通过对农业高等职业学院教育成本核算和成本补偿的研究,以期明确农业高职院校的成本核算和成本补偿的相关问题,提出农业高职院校成本核算的可行性方案和成本补偿的建议,有效降低办学成本,缓解学校财务困难、减轻学生负担,以进一步提高农业高职院校的管理水平,提高办学效益,从而实现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在第一部分,论文全面阐述了关于教育成本核算和补偿的基础理论,明确界定了相关概念,探讨了教育成本核算的内容和方法,教育成本的补偿标准和方式;在第二部分紧扣农业高职院校,研究了其教育成本核算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第叁部分,全面论述了农业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并以实例予以分析研究;在最后一部分,研究了农业高职院校成本补偿,包括成本补偿的依据、原则等理论基础,并以实例分析了农业高职院校成本补偿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农业高等职业院校成本补偿的建议。
朱世桂[7]2012年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叁,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陈然[8]2008年在《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高等农林本科院校是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数量有限,却在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中发挥着其他类型高校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独立设置的38所普通高等农林本科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了困境,在招生、就业、专业与学科设置、经费投入等各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尝试从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的起源开始追溯,分解放前后两个阶段回顾其发展历程,厘清其发展脉络,总结了一百余年来这些院校的五种发展模式,即解放前的“独立-合并/独立”与“综合-综合”模式、解放后初期的“独立-独立”模式与目前的“独立-综合”和“综合-独立”模式;接着介绍了目前我国农林院校在组成与布局、学科与专业设置、重点学科与硕、博士点分布、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基本状况,说明尽管当前的农林高校都已变为多科性院校,并向综合性院校发展,但从根源上看是传统的农林学科因专业目录调整后扩展分布到与农学相关的工学、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急速扩张造成的,其优势与特色还是在传统的农学领域;然后论述高等农林院校的社会适应性,先从社会外部环境着手,就经济、教育政策体系、宏观教育环境与人口等叁个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对农林院校的影响和作用;再从高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分析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提出解决我国农林本科院校发展困境的政策与战略,说明农林院校要实现良性发展,不可能单纯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政府必须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农林院校也必须在从专门走向综合后不断巩固与强化特色。论文最后选取5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农林院校做了较为详尽的个案分析,在实践层面上对前述研究结果做了适当验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全国农林院校从初创到当前的总体情况做了全面梳理,概括出农林院校发展的五种模式,并利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来分析农林院校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从高校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解决发展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毛德智[9]2006年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指根据农村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现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政治法律修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并通过加强医疗保健等措施提高其身体素质，以协调其数量，提高其质量，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从资源结构看，我国资源的最大优势既不是物力资源，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当前，在人力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涉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多角度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论文的选题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 本论文共七章，从逻辑上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第二和第叁章为总论部分，以理论分析为主。主要内容是概括性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在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历史考察与现状评价，并对美国、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剖析，将其概括为“先发模式”和“后发模式”，据此提出了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与借鉴。接下来第叁章系统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尽相同，地区间有明显的差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第四、五章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详细阐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问题，以及在当前市场化与国际化不断加速的社会进程中，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角度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农业教育是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第六章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农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开发的经验借鉴，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现状的农村职业技能开发之路。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思路的基础上，从观念开发、教育性开发、制度性开发、迁移性开发、政策性开发等角度，系统探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本研究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比较优势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以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本文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贸易比较利益，使静态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但从动态看，由于放弃了具备潜在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结果会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的迟缓及国际分工低级化和边缘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结合社会经
魏丽卿[10]2009年在《中加高等农业教育合作办学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中加高等农业教育合作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中国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产物。本研究以福建农林大学与加拿大新斯科舍农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运行机理,并对合作办学的驱动力以及发展历程进行归纳总结,再以实际案例对中加高等教育办学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结合问卷调查,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探讨中加高等农业教育合作办学的成效及其不足。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明确研究方法,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第二部分,利用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需求价格弹性理论以及博弈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第叁部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国内外驱动力以及发展的历程进行总结归纳。第四部分,通过以福建农林大学与加拿大新斯科舍农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为例,从入学条件、人才培养、质量控制、学生科研、教学评估等方面探讨中加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第五部分,通过福建农林大学与加拿大新斯科舍农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展情况,结合对中加合作办学项目的2005级和2006级学生所作的问卷调查,分析探讨中加高等农业教育合作办学的成效及其不足。第六部分,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中加高等农业教育合作办学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高等农业院校教育资源利用及办学经济效益研究[D]. 欧亿容. 湖南农业大学. 2003
[2]. 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 邵华.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3]. 市场经济下我国高校的竞争与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对策研究[D]. 陈志娟. 湖南农业大学. 2005
[4].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D]. 马涛. 西南大学. 2016
[5]. 二十世纪中国农业教育变迁研究[D]. 包平.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6]. 农业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及补偿问题研究[D]. 刘红梅.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7].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8]. 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D]. 陈然. 厦门大学. 2008
[9]. 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D]. 毛德智.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10]. 中加高等农业教育合作办学模式研究[D]. 魏丽卿. 福建农林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