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协调发展论文,人口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不同社会形态下，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原始社会自然经济状态下，人口非常稀少，生产力极低，人类只有从周围环境中采集和狩猎来获得生活资料。此时期人类的生活需求有限，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基本协调。一个古人类群体，在把其周围的资源（鸟兽、果实等）索取枯竭后，必须扩大其生活范围。但由于当时人类数量太少，生产力又极度低下，对整个地球的环境和资源还不能形成较大的破坏。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迅速提高，人口猛增，对耕地的需求急剧扩大。草地、森林在一些号称古代文明的国度里受到了很大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盐碱化出现并加速。其总的后果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人民生活穷困，甚至不得不迁往外地谋生。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激化。在一些开发最早的地区尤为严重。如我国的黄土高原、西亚的两河流域、印度的西北部拉贾斯坦地区。这些地方正好处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带，生态环境本来就很脆弱，承受不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
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时期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一些国家（如美国、前苏联部分地区）土地，森林过渡开垦而引起巨大的生态灾难。另一些国家（如日本、英国）由于国土狭小，个别地方排放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而引发空气、水域、土壤污染，使一些城市环境恶化。而核污染和化学毒物危害，也严重威胁当地居民健康及生命。如日本的水俣事件、伦敦和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切尔诺贝利事件等。这样，环境问题已和资源枯竭、人口爆炸共同成为国际上三大问题之一。
2 发达国家部分地区的环境灾难
美国在1880年耕地面积仅76万km[2]，而到1985年耕地已达到189.9万km[2]，几乎增加了1.5倍；同期土地总面积仅从770万km[2]增为916.66万km[2]。人口则从5015.6万增加为27773.8万，增长了3.5倍多。在本世纪初期，当追求大量商品性谷物的巨额利润，农场主大规模开发了半干旱的中部大平原，使大量肥沃的草原变为耕地。大面积小麦丰收，本实际二十年代就成为美国中部大平原的“极乐的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开垦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土壤侵蚀和尘暴。1934年5月中旬美国整个东海岸包括首都华盛顿和芝加哥都受到远在半个大陆外大平原刮来的3.5亿t肥沃表土组成的尘雾。是时，美国全国有8000万公顷土地受到加速侵蚀的损害，其中1/4只得弃耕。后来由于谷物过剩和粮价大跌，开垦停止或弃耕，但后果严重而影响长远。1993年夏季洪水所带来上百亿美元的财产经济损失也未必与此无关。
二十多年后，前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为了解决全苏对谷物需求的迫切愿望，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等中亚干旱地区大规模开荒种粮。1954-1960年间有4000万公顷土地被开垦而耕作。全国谷物产量猛增1/2，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这是人对自然斗争所取得重大胜利。在五十年代苏联已有农民和农业专家对此提出怀疑，他们建议每年应使耕地的1/3休闲，以保护土壤，避免风蚀，但拒不采纳，仍坚持全部耕作。六十年代初，灾难开始降临，大自然对这种愚蠢作法进行了猛烈报复。哈萨克斯坦一个地区从1955～1959年每年有180万公倾的谷物受到风灾减产。1960年欠收达45万公顷，1962年高达150万公顷。原预计哈萨克斯坦谷物产量每公顷达到2t，但产量最高的1956年才1.1t（折每市亩63kg）。据苏联一位高级农业专家计算，1962～1965年处女地共有1700万公顷土地遭到风蚀危害（占总开垦地40%），其中400万公顷颗粒无收（约1/10开垦地）。同样，这种不合理的开垦引起了大范围的黑风暴。
3 发展中国家的突出事例——非洲撒赫勒
撒赫勒(Sahel)一词源于阿拉伯语中的“边界”，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边缘诸国，后来扩大到该沙漠周围地区，尤指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乍得、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自然出生率达44.2‰～51.6‰），引起开垦和扩大耕地（马里1964～1966年耕地增加22%），砍伐森林（尼日尔同期森林减少30%），又受连年干旱袭击，使土地沙漠化加剧。在过去50年中，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约65万km[2]适于耕作（或采集放牧）的土地已丧失在撒哈拉沙漠中。有数十万人因荒灾和饥饿而丧生。更多的人涌入大城市或仍在忍受饥饿或等待救济。这在1968～1973年成为举世关注的特大新闻。加之原来一些国家又陷入政治动乱和内战（如索马里、安哥拉），更加剧了灾荒危害，成为全球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其原因除了国内外政治因素外，主要是人口爆炸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导致扩大开垦，滥泛森林，引起土地沙漠化。沙漠化造成饥荒、贫穷，形成恶性循环。与前苏联不无巧合的是这种事情又发生在干旱半干旱这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其人口密度也和前苏联中亚和美国大平原类似，每平方公里不超过10人。现在联合国有关机构正大力进行救济和援助，年均受援粮食从五十年代的420万t增加到1241万t。其中，苏丹一国从五十年代的30万t增至八十年代的531万t。但对这个上亿人口的地区来说仅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印度和中国——另一组对比
印度自然地理可分为三大部分，北部喜马拉雅山地，中部为恒河——印度河平原，南部是印度半岛的德干高原区。在1965～1970年和1985～1990年间，印度人口出生率为40.2～28.1‰，而中国同期则为36.9～18.49‰，显然印度出生率高于中国，因中国实行计划生育颇有成效（文革十年除外），而印度则收效不大，故有人预测，在下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人口总数可能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在人口密度方面，1989年印度为273.6人／km[2]，中国为119.1人／km[2]。人均耕地（1985年）中国为0.10公顷，印度为0.22公顷，是中国的一倍多。不毛之地占土地总面积印度为1%，中国为20%。按这些数字来看，印度在人地关系方面，矛盾要比中国小。但实际并非如此。本文且以干旱地区的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和中国黄土高原对比。前者人口密度为61人／km[2]，这种密度按印度科学家的说法是：“从有限资源来看，（人口密度）也是相当高的”。由于人口压力的结果，耕地已扩展到接近塔尔沙漠的边缘地区，使该地成为尘土世界。牧地减少（印度1964～1966年牧场减少近1/5），而草食牲畜数量却大大增加（1974～1976年全国黄牛增加10%，绵羊、山羊增加30%，骆驼与水牛增加22%），造成过度放牧、风蚀与沙漠化的恶性循环。拉贾斯坦西部牧地1961～1965年放牧草场从1300万公顷减少至1100万公顷，而山羊、绵羊和牛的数量猛增到1440万头。六十年代十年中，拉贾斯坦西部的耕地则从占总耕地面积的26%扩大到38%，从而吞没了更多的放牧草场。农业产量低且不断下降，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愈来愈贫困甚至陷于饥荒。这种状况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特别是陇中和宁南地区相类似，都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中、宁南地区与印度西北部有若干相似之处。同属干旱地区，也位于沙漠边缘，人口密度过高，开垦过度，森林荡然无存，放牧草场所剩无几，土地生产力低下，缺水、无煤等等情况相似。总之，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间矛盾尖锐，极不协调，其根源在于人口超负荷。
陇中黄土高原位于乌峭岭以东，六盘山以西，秦岭以北的甘肃中部，总面积约6万km[2]，农业人口约720万，开垦指数高达40～50%，林地（天然林、灌木林、人工林）不到200万亩，是一个梁峁破碎、沟壑纵横、荒山秃岭的地方。人口密度130人／km[2]，较印度西北部大一倍。比撒赫勒和前苏联中亚及美国大平原要高达10倍，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一般认为人口压力过大主要表现在食物尤其是粮食缺乏、饥饿。这在印度西北部和撒赫勒可能正确，但陇中黄土高原却不然。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农业和实际人均耕地多（人均3～5亩）。因此一般年景农村人均产粮230～300kg，其中马铃薯（按5:1计）比重大，故可以勉强果腹，若遇灾荒年，则又当别论。但燃料则成了最大问题。因此地无煤、缺树、少草，只能以庄稼桔杆和畜粪作燃料，还缺3～5个月，于是出现铲草皮现象。据调查平均每人每年因烧炕而铲草皮12亩。本来就是荒山秃岭，加上普遍铲草皮作燃料，更使生态环境破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称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最突出地区之一。陇中黄土高原上述境况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成倍增长，虽然农业生产有较大提高，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仍未扭转。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具体作法是供应煤炭，禁止铲草皮，并植树种草：另一方面，将过多的人口迁到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减轻人口压力。这些措施已见初步成效。该地农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一些山岭（如定西华家岭）已披上绿装。按当前政策和措施，生态环境可逐步改善。
5 西北与西南
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方面我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既相似又有显著差别。在此，我们选了区位条件不如沿海优越的西北和西南两个小区作对比。以甘肃中部黄土高原的定西地区和四川北部广元山区为例。
这两个地区类同点是：原都是该省的贫困地区，均有铁路通过，近年大力扶贫后，贫困状况有所好转。不同的是：定西居半干旱地区，垦殖指数大，原有植被基本破坏，生态环境恢复困难；广元为温暖湿润地区，原来1/2的土地被森林覆盖，以前几十年森林虽砍伐严重，但近年有所恢复，覆盖率达1/3。两地最显著差异是降水量相差2～3倍，森林覆盖度相差10倍以上，水土流失面积相差6～7倍，农村燃料自给率相差1～2倍，农村人均社会产值相差一倍。而在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密度方面两地相差不大（见下表）。
注：此表据参考文献④统计制成。
从上述比较可见：定西地区从资源到环境容量而言，现有人口已超负荷，故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最核心的问题是燃料和现金收入奇缺，粮食次之，但粮食勉强自给是建立在过度开垦基础上的。为此，当地采取迁出过多的人口和供应煤炭及种草植树。广元山区当前人口密度过大问题不突出，但仍应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逐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将25°以上陡坡退更还林，实行林粮混作，坚持科技兴农、兴林、兴牧，不断提高单产。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使人口、资源和环境逐步地协调发展。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人口、资源、环境三者都是变数，而且可塑性很大。如新加坡面积675km[2]，人口密度4460人／km[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7万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且环境优美。但非洲一些国家，如撒赫勒地区人口密度仅10人左右，但环境恶化，人们陷于饥荒。②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人口不能超过当地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宜增长过快。这种情况，尤以发展中国家为最。在旧中国，陇中黄土高原人口密度达到50人／km[2]时，往往会遇到饥荒和战争，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人口大幅度下降，达到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大体平衡。③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多在世界上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但是，同样在干旱地区，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灾害要比发达国家更难以解决。这反映了经济发达与否对克服环境灾害起着很大作用。④同样在我国贫困地区，温暖湿润山区在扭转和克服环境灾害方面，要比干旱、半干旱地区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