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发展的区域环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环境论文,风险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硅谷模式，即“创新理念加上风险投资”，已成为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模式的代名词，硅谷也由此成为全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中心，这块不到100公里长的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目前聚集了7000多家新技术公司，1998年其产值大约为中国GDP的1/4。
硅谷成为创新的发源地，风险投资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反过来，从硅谷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投资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1992年的调查数据，美国1991年近2/3的风险投资基金集中于加州、麻省和纽约州，在加州主要是集中在硅谷地区，而在麻省主要集中在128号公路地区。1997年全美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中有一半以上投向加州、麻省，硅谷地区获得总额的28%。而1999年，全美风险资本募集金额为360亿美元，硅谷所在的加州地区达到182亿美元。这一点提示我们，在推动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必须重视区位的选择。
造成风险投资发展的区域集中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分别分析：
1.科技创新始发资源。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经济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生产、组织、传播和应用。波士顿大学Preer,Robert William(1990)认为，区域环境内一个不断成长并不断产生新知识的中心，对于创新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硅谷，这样的知识中心最初就是斯坦福大学。在128号公路，最初则是麻省理工学院，到后来，高科技企业也成为重要的知识中心。区域内部的教育条件、人才密集程度和质量对区域创新能力有很大影响。
硅谷地区1996年的注册专利数量达到3036项，居世界第四位，仅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研究开发的活跃产生了对风险资本的强烈的需求。
1996年主要工业国、加州、硅谷的专利发明统计 （单位：项）
1 美国61,104
5 硅谷地区
3,036
2 日本23,503
6 法国
2,788
3 加州10,471
7 英国
2,453
4 德国6,8188 加拿大 2,223
2.产业基础和企业模式。新技术、新理念产生以后，需要一定的高科技产业基础才能使之成为现实，也就是说需要良好的高科技产业配套环境。硅谷是技术多元化的经济，其高新技术产业有多个方向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如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计算机硬件和存储设备，信息服务业，集成电路，多媒体，网络，软件等，完善而集中的产业体系保证了硅谷对于新技术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保证了它经久不衰的生命力。1996年硅谷以高科技为主的产品出口达到293亿美元，在美国253个大区中名列第一。
美国学者A·萨克森尼安1994年在《地区优势：128号公路地区与硅谷》一书中指出，硅谷的企业模式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多实行灵活的工作制，并广泛地使用购股期权激励员工，硅谷公司内部等级制度不是那么明显，硅谷地区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任务外包也很常见，而且有效率。而128号公路地区的公司以大公司为主，具有分散的自给自主的组织结构，偏重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技术改进，对市场信息的重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因此，尽管两地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个市场活动，结果却是硅谷蒸蒸日上，而后者却日渐衰落。
3.投资环境。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参与性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家不仅提供资本，它还经常帮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营销策略、提供咨询服务，通过直接参与管理，对项目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够作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减少投资风险。由于地域距离影响着监管和参与成本，所以风险投资表现出区域集中。同时，风险投资家经常会合作对一个项目进行投资，以降低风险，这也是美国6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中的一半在硅谷的原因之一，聚集效应降低了相互的寻找和信息成本。硅谷还集中了众多精明能干的财会、管理、法律、营销人才，能够帮助风险企业快速成长。
4.人文环境。创新精神首要的就是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其次就是勇于接受新事物和追求自我价值，以及激励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编程员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创业精神。变化是硅谷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公司远胜过大公司。这一点在硅谷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也许要归因于移民国家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1998年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分别为512亿元、749亿元和655亿元，被公认为是我国目前以及未来最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条件的城市，也由此被认为是发展风险投资最有基础的城市。目前，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风险投资的发展从人文环境、科研力量、区域经济等方面最具有基础，然而其路径选择，应该结合自身特点。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的提法，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将要依赖于旧有的路径，盲目模仿别国经验的制度成本是巨大的。对比三地的区域条件，寻求适宜的发展路径，对于三地发展风险投资是非常必要的。
科技始发性资源
北京是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拥有世界罕见的智力密集度，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高校68所，校属研究机构309个，在校师生30万人，而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机构有489家，研究人员38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京院士达489名，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科研人员总数是美国硅谷的两倍，同时北京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5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2个，都占全国的1/3以上。每年推出科技成果1万多项，获国家级奖约占全国的30%左右，北京地区拥有国家专利3万件，占全国的10.4%。可以说北京最具有成为创新源头的实力。
上海是中国又一重要的科学技术基地，目前拥有各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363个，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258个，全市国有经济单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75.2万人。1998年上海共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34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9项，专利申请量3419件，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全国排序第8位。
然而，北京和上海的科研模式有重大缺陷，它们是以国有科研机构为主，这些机构几乎全部以财政投入为主，企业自主开发的项目或企业拥有自主产权的项目较少，政府担当了科研投资主体。截至1997年底，北京、上海两地“吃皇粮”的科研机构达1000家，科研人员40多万名，占全国科研人员的70%以上。这些科研机构的科研课题很少来自企业和市场。吃皇粮搞科研的结果是科研人员较少关心科研成果的转化，科研机构也缺少办企业的人才、经验和资金，缺乏把较大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手段和能力。这是制约北京、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深圳尽管在科研资源方面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如1999年9月才拥有历史上第一个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憨笨加入深圳大学），截至1998年底全市技术开发机构只有521家，但是，其中有477家设在企业，占总数的91.7%，研究开发人员90%集中在企业，使得企业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直接面对市场、消费者展开研究开发活动，形成了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良性循环，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全国平均不到20%）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287.8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45%，在全国遥遥领先。深圳成立了全国唯一的国家"863"成果转化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累计已有10多项国家"863"成果在深圳实现了商品化和产业化，10多项进入商品化、产业化准备阶段，涉及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这种情况同依靠国内一流科技资源的北京和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的上海市是不同的。
产业基础和企业模式
京沪深三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绝对规模大小看，依次是上海、深圳、北京；从增长速度快慢来看，依次是深圳、北京、上海；从占城市经济结构的比重大小来看，排序为深圳、北京、上海；从占其内部结构比重大小来看，电子信息产业排序为深圳、北京、上海；现代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排序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新材料排序为上海、北京、深圳。
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业已形成规模的主要是电子信息产业、现代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新材料三类。1998年电子信息产业在北京和深圳两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分别超过80%、90%，而上海为47%；上海以基因工程药物和天色资源药物为重点，1998年实现总产值180亿元，占该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为24%，北京、深圳的规模相对较小，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比重分别为9.54%、1.83%，产值分别为50.32亿元、12亿元；上海拥有包括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材料、复合材料、有机高分子四大分类24个小类的完整体系，新材料品种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在新型建筑材料、汽车材料、信息材料、生物材料、能源环保材料等五类新材料方面，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998年全市新材料产值达200亿元；北京、深圳的新材料1998年分别为40.09亿元、17亿元，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分别占7.36%、2.59%。
由上可以看出，上海在生物工程和医药、新材料方面相对于北京、深圳具有比较优势。而北京、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较为发达，1998年北京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占高新技术产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80%，深圳电子信息类产品产值达570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90%。
同时，北京、上海由于机械、钢铁、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传统产业存量资产的大量存在为市场要素的流动设置了整合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难以较快提升。
从企业模式上看，上海与深圳都是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但上海以引进技术为主，深圳则是以开发技术和引进技术并重。结果上海虽然短时间引进了一批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建立了包括上海贝尔、华虹等在技术方面领先于全国的大型合资企业，使上海与世界的技术差距迅速缩小，但这种高科技企业多为生产型企业，与传统的“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基地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资本密集型的。上海高科技企业的另一部分是国有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的比重很小，这与上海的历史起点有关，建国后，上海一直是老工业基地，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由于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由此造成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研究与开发的能力。
而深圳高科技产业的起点尽管很低，1991年其高科技产值只有22.9亿元，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1%，但由于其战略是出口加工型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培养开发型的企业，并将力量主要放在中小企业上，而且深圳企业以民营为主，较早地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80年代后期开始创业的华为、中兴等都仅仅是高科技小企业，但发展至今，都成为我国民族通讯业骨干企业，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1998年华为的科技投入达到8亿元，其最新生产的交换机已采用国际先进的0.25微米技术。
北京的高科技企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关村的“四方联”（四通、方正、联想），1998年其年产值都超过50亿元。这些民营企业的起步都非常早，但较长一段时间以简单的贸易和代理为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以生产性企业为主。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中关村地区4500家企业中产权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有2000多家企业存在各种产权问题，包括像“联想”这样的已经取得成功的企业，产权问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投资环境看，北京、深圳、上海三地都已成立了一些风险投资机构，目前三地的风险资本主要由市政府或市科委发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上市公司、信托公司、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及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参与。从投资方向来看，深圳主要是信息、软件产业及深圳市科技局的一些担保项目，上海的投向有信息、网络、生物医药、新型材料、机电一体化以及上海市科委认定的项目，北京则以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生物医药、环保、新材料和贷款担保为主。
三地都出台了一些财政政策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
1.加大财政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北京市规定财政性科技经费年增长率不低于20%，并且准予核销科技经费中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项目开发的属于按规定准予核销的部分；深圳三项经费2000年达到财政预算支出的2%，从1998年起，每年由财政向“高新投”（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注资1亿元，使其注册资本在2000年达到4亿元，增强其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能力；1998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拨款（科委管理部分）达到6.16亿元，其中科技三项经费1.75亿元，科研事业经费2.41亿元，专项科技经费2亿元，比1997年增加两倍，其增长率大幅度高于本市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2.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资金的扶持。北京市政府设立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创新资金，通过市场调研、项目开发、风险投资、贷款贴息、贷款担保等方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上海市政府设立总额6亿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资金，主要用于经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贷款贴息、股权投资和融资担保；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人民币发起成立深圳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3.提高税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优惠。三市税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优惠主要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实现的。上海市“新18条”明确规定，经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从认定之日起三年内，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地方收入部分由财政返还，对经认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则从认定之日起五年内，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地方收入部分由财政返还，之后三年，由财政返还50%；北京“自1999年起，经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从第一次销售之日起三年内，企业所得税地方收入部分由市、区县财政返还项目所在企业。”深圳市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快、转化率高，对引进并予以消化、吸收和投产的高新技术项目所获利润给予三年免征所得税的优惠。
在人文环境方面，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最富于创业精神，其市场经济化和商业化的程度相对也最高。北京中关村在近20年的发展中，涌现出柳传志、张玉峰和王选等一批创业企业家和创业科学家，在创业精神的氛围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上海作为一个开埠较早的海派城市，其文化气息较浓，生活质量也较高，比较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
三地风险投资发展模式的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在发展风险投资方面，从人文环境、科研力量、产业基础和企业模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基础，又各具特点。
北京拥有世界罕见的智力密集度，科研人员总数是美国硅谷的两倍，可以说最具有成为创新源头的实力，其创新的代表——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已经列为我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其发展可以较多地向硅谷模式借鉴。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加强高科技企业与科技始发资源的联系，理顺产权问题，以及由贸工技模式向技工贸模式的转换。
深圳的优势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多年出口加工的基础使其高新技术制造业比较强，可以结合其产业优势，在高增值的制造业方面求得发展，这一点台湾新竹模式是很好的启示。同时，深圳可以依托与香港的地域距离优势，大力利用香港成熟的金融业和咨询业人才。其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加强虚拟大学的建设，加强与内地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联系，以弥补科技始发资源的不足。
而上海未来的目标定位是金融中心，可以更多地在风险投资的退出方面做出战略性的考虑，通过对投资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支持，在培育风险投资家和风险投资机构方面做出努力。其发展风险投资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对中小企业更加重视和支持，并加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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