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和学术失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学术论文,专家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3)02-0095-06
近些年来，学术失范乃至腐败已成为学术界以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造成学术失范的原因，学术界已做了不少研究，大致将其归结为“学术政治化”“学术经济化”，学术机制的约束力弱化和学者道德滑坡三大原因。笔者认为这些分析是十分深刻的。笔者所思考的是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某些学术失范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也很明显，而西方学者是将其放在技术专家治国论背景下加以分析的。考虑到我国社会生活结构性的变化和学术发展与国外接轨的大趋势，我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传播，可能也是造成我国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在揭示学术失范、腐败与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联系方面做一点探讨。
一、技术专家治国论及其话语
技术专家治国论或科技治国论是一种主张专家政治，由科学技术专家或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的原则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培根、圣西门和孔德，而圣西门则被西方学界视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之父。技术专家治国论认为，在当今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成为新的权力基础，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将成为统治人物([1],p.375)。技术专家治国论被认为是开辟了一条各阶层都能接受的通往较完善的社会的道路。
学术界普遍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本质是依照技术的规则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其理论基础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这是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工具理性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合理化，它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技术专家治国论原则管理国家，都以追求效率、产量和经济增长为目的。
然而，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以功利目的和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它造成了现实和先天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的分裂。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这个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纵的深层基础([2],p.290)。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的分析，大致包含了专业主义、技术崇拜、学术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
现代专业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它认定理智的不断成功将促进人性朝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现代专业主义则进一步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一个主要从事专业的阶级。艾尔文·古尔德纳(Gouldner,Alvin W)指出，这个新阶级“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它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识来增加其利益和权利，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3],p.8)。专业主义认定专业人员必须经受合乎标准的正式训练，领取合格证书，坚持共同的开业标准。也就是说，“侧身于一门专业之内，意味着正式或非正式地得到本专业同行或某些已确立的结构的认可”([1],p.406)，这就意味着只有专业人员才有能力相互评价。专业主义还进一步认为，专业人员强有力的法人身份维持着他们特有的“服务方向”，因此，其自主权自然会符合公众的利益。
然而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专业主义实质上是专业技术阶层或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动声色地把新阶级奉为公正、合法的权威典范，以其专业技能和对社会的奉献、关心而进行操作”([3],p.23)。同时也肯定了专业人员能凭借他们的教育、专长和社会作用对权威提出特别的要求。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专业主义在充分肯定专业人员权益的同时也内含着将专业人员与大众隔开的趋势。
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一方面对推动学术的发展和专业人员地位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根据博格斯的分析，专业主义造成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专业主义造成了学术生活的实证化的倾向，任何学术活动乃至文化事业都必须接受实证主义标准的指导，在“科学”客观化、经验主义、过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以及量化方法论的框架内运作，非常不利于学术的多元化；其次，专业主义为使学术经得起量化的检验，而将其细化和专业化至极端的程度，学术生活的实证化和分裂，严重妨碍了知识分子作为集体力量谈论公共社会政治主题；第三个问题是，专业主义和社会利益化的结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独立的特权阶层，他们更关心自身的利益而非大众的利益，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独有的超越自身利益、充当社会普遍良心的特性。
和专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技术崇拜。技术崇拜是技术理性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它的基本特质是关心在技术上能做什么，而漠视这些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它的出现表明，今天技术已经不仅仅是工具，它本身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正取代宗教和政治权力成为人们的崇拜的对象。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当代技术崇拜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计算机崇拜的出现。有些计算机科学家认为，思维和机器的界限似乎正在消失，计算机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文化。新“人工智能”技术能将世界变成一个能动的思考网络。这个网络有自身的心理过程，超智能机器甚至比人更聪明，将替代人做出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决策([4],p.106)。沿着这个思路，不难得出计算机比人聪明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进一步延伸为计算机的特征同样应该成为人的特征，或者说人应当以计算机为榜样。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所说，技术崇拜使以理性为基础的技术非理性化了。
技术的初衷在于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而当这种控制扩大到自然之外的人类社会中时，控制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则，人自身反而成为控制的对象。当计算机取代人成为认识主体时，计算机特征也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特征。技术崇拜内含着用机器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世界的原则。它认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是依靠计算、精确、衡量以及系统的概念，因而它强调用逻辑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有条理的和有纪律的方法来处理客观事物，从而与传统的宗教、美学、直观的思维方式相对立([1],p.381)。当这些原则用于人的管理时，人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机器，成为技术崇拜的牺牲品。技术崇拜出现表明在当今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如此广泛，以致于“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5],p.2)。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学术生活合理化。学术生活的合理化即合理性化，根据韦伯的观点，合理性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学术生活合理化不仅是一个学术自身的转变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全部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一部分，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而出现的。学术合理化的进程在大学教育制度的变化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克拉克·克尔(Kerr,clark)在《大学的作用》中的论述可能是对这个问题最早的系统表述。他认为，将出现庞大的“多科大学”，这种“多科大学(multiversity)”处于多元化兴趣网络的中心。在那里，知识的生产被功能性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之中，大学不再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也不是改革思想的潜在论坛。多科大学这种学术生活合理化集中体现于大学脱离象牙塔式的学术生活，努力与工业制度联合在一起，成为体现国家目的的主要工具。它的结构和课程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现代化经济不断提高的技术要求，大学和经济部门的界限日渐模糊([4],p.137)。在这一环境下，教授体现出经理或企业家的特征，反映了科学和技术世界与学术世界的融合。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传播，对当代学术生活产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多为人们普遍肯定，本文所要讨论的则是它消极的方面。
二、学术的单一化、狭窄化、形式化
随着实证主义对学术领域的殖民化，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积累的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量化的方法论原则渗透到知识分子工作的各个方面。这样形成的学术框架带有科学的客观性，经验主义，过度专业化和量化法的特征([4],p.139)。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学术框架，也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框架。在这一学术框架内，一切学术活动必须遵循“严密”和专业化的准则，学术人员的职业、升迁、出版著作同样受到这种制约，这样规范化对学术生活发展当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它造成的一系列负面的效应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1.学术单一化
学术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自由探索，是拟真性和真理性的融合，求真性和有用性的统一。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多种方法论的对话和相互补充，远比单一方法论有利得多。然而，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则要求学术人员必须遵循统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如果拒绝这种“科学”的标准，就有可能使论文、著作的发表受到阻碍，甚至可能使自己的学术威望和学术生涯受到影响。我国学术界现在存在的课题选择的实用性，表现形式的实证性，已经出现了某种学术单一化的倾向。以主流学术内容及形式排斥其他类型的研究，可能会造成墨守成规的风气，扼杀突破常规的学术研究成果。
2.学术的狭窄化
在专业主义的影响下，某些学术领域被分解和专业化至极端的程度，而分解和专业化的准则有两条：其一是要经得起量化的检验，其二是只有内行才能理解和评价，至于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意义和大众的接受能力却考虑不多。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形成大量相互分离、各不相关的学科和研究课题。学术人员不再像过去知识分子那样面对着非专业的群众，而只是面对专业人士，他们所研究的内容有可能只是“学术现实”而不是“社会现实”。结果可能会产生出一些对“学术”是有意义的，而对于社会现实意义不大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学术狭窄化使知识分子很难作为集体一个研究社会重大问题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从而出现人们现在所说的只有专家而没有知识分子的现象。
3.学术形式化
学术研究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过程。健全的学术研究需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结合，尊重现实和批判现实的结合。然而在技术专家治国论学术框架内，涉及事物本质内容的定性、思辨、批判性研究日见式微。学术的形式化研究特别是定量化研究出现了片面发展的趋势。定量化研究本是一种进步，它使内容研究更加精确。然而，离开了思辨和批判性的量化研究容易产生出缺乏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造成学术生活形式化特点。其结果可能是使人们在检验学术成果时，主要不是根据它的内容，而是根据它的形式。
现在确有一部分学者，根据他们摸熟的套路，根据他们的主观需要，任意玩弄数字游戏，一路顺风地创造大量合乎“规范”而空无一物的成果，在申报课题、成果鉴定、评定职称等方面做足了技巧的功夫，从而学化为术，在学术界中形成了一种投机取巧，虚而不实的倾向。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学术形式化的倾向存在密切关系。
三、学术管理中的非人本化倾向
技术崇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将世界看做是非生命的技术装置，是按数理规律运转的机器。许多学者认为，学术界一段时间来的浮夸式的大跃进是造成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大跃进的形成在笔者看来又与学术评价中的量化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量化考核标准不仅体现对学术成果的要求上，又被进一步延伸到对学术界各项工作的考核上，以至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全部工作都可能被迫数量化。这样一来，就迫使整个学术界掀起一股追求数量化热潮，规定一个学者一年必须申报多少课题，完成多少论文。某省一所医学院校，规定教师晋升应发表在一级学刊的论文，竟包揽了中国全部医学一流学术期刊所能容纳的内容，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实行学术的量化考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是要使考核更客观，更有科学性。这对于避免主观随意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存在把这种量化标准绝对化的倾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偏向的问题，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看，可能与技术崇拜造成的以强制性的数量考核为杠杆的非人本化管理模式不无关系。这种模式有两大弊端。其一是无意中将学者视为创造学术成果的机器，不断施加压力，而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不少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们现在讲可持续发展，人是最宝贵的资源，知识分子更是宝贵的资源。把知识分子的健康乃至生命拼光了，我们还谈什么发展。其二是这种管理模式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有血有肉的学者的学术生活渐进性的特征，也忽视了每个学者不同的情况，一刀切的数量指标迫使人们急功近利，制造了不少有“独”无“创”，有“创”无“用”的“学术成果”。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造成了不好的学术风气，甚至引发了抄袭、剽窃等一系列学术腐败现象。
四、专业主义制造出新的利益集团，造成部分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
专业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西方学者认为专业阶层可能阻止资本主义滑向经济衰退和道德堕落，专业主义发展最终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公正。然而，正如美国学者博格斯指出的那样，现实却是专业主义使专业阶层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了一个特权地位，从而拥有建立在对知识和技能的垄断，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官僚杠杆基础之上的利益。
在我国，在极左思潮占统治的时代，专业主义是批判的对象，外行领导内行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而，给学术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专业主义开始兴起。专业主义是建立在知识专业化、专家对特定科学领域拥有发言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专业主义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专业主义使学者，专家对自己本行有了更多的权利，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国在现阶段还很需要专业主义，以保证学术发展，少受来自外部的干扰。然而，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专业主义发展有可能使部分知识分子形成特权阶层，从而使他们能够利用多种权力，为自己获取超常的经济、社会利益。现在存在的学术权力化就是这种特权的典型现象。
在学术界内部，正如博格斯所说：现代学术环境在教授和学生之间，在学科守护人和进取的专业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师徒”之间一种工具化关系，学术潮流分野之中掩盖着的是神秘的师徒关系([4],p.144)。这就在学术界形成师徒相帮，近亲繁殖，从而划分成不同势力范围的不正常现象。在评定职称、课题申报，评奖等一系列问题上，用权力原则取代学术原则，实行庇护同门同派方针。
在学术界外部，从知识论角度看，它可能造成知识分子垄断知识，在专业范围外用一种“外行”无法明白的话语谈话，从而使知识发展越来越脱离大众，脱离实际生活。这不仅造成知识精英和大众的矛盾，而且可能使一些人利用大众对专家的仰视与崇拜，愚弄大众，以谋取私利。在我国医学和保健领域伪科技传播行为频频发生，就是典型的表现。
总之，专业主义片面发展可能造成了学术界内部不平等，不公正的局面，也使整个学术界日益脱离大众和社会现实，成为失范和腐败的重要原因。
五、学术生活理性化造成学术政治化、经济化倾向
学术生活合理化意味着学术正在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融入社会结构之中，特别是社会科技和经济结构之中，从而使学术发展越来越受到技术和经济标准的制约。在我国由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现代化和传统体制的多重矛盾，情况更加复杂。学术生活理性化不仅使学术生活出现向经济一边倒的倾向，而且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学术生活还容易受到政治领域明显的制约，这就使得政治和经济力量能够轻易殖民学术界，造成学术政治化，学术经济化倾向。一方面是学者官僚化，学者商人化，学者世俗化，甚至有少数学者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出卖学术良心，以其专家身份参与经济集团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政界，经济界人物利用手中权力，财力，轻易获得“学术成果”，最终造成学术贬值，学术腐败。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知识合理化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合理化主义而来的，人们往往将其看成是学术规范、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却没有看到这个合理化本身的专断性质。在合理化过程中，思想将作为不合理的东西被排斥和取消掉。知识分子逐步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为了消费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学术合理化的结果是生产“思想狭窄的教授和中性的专家”。他们是知识的忠实看守，而对人类的命运则完全缺乏关怀能力。
六、限制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负面影响
技术专家治国论之所以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此。以往我们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出发，强调科学的生产力功能，着重探索了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对科教兴国的推动作用，鼓励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近些年的现实情况看，仅仅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科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理不够全面的理解。时下这种流行的看法只注意了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忽视了它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只看到它的正面作用，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只将其作为创造财富的工具，忽视了它对于人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6],pp.4-5)。
从更高层面看，这种认识比较接近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实际上作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理解。随着对现代性认识的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虽然对社会现代化、学术规范化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它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作为一种单一工具理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存在着深刻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在促进学术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术界出现重经验，轻思考，重现实，轻批判以及迷信数据，过于量化的倾向。造成学术视野单一化、狭窄化、形式化和技巧化，造成学术界内在隔阂，造成学术界过于依附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弊病以及新知识贵族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学术失范和腐败的重要原因。
对此，西方学者认识较早，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作为技术专家治国论理论基础的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这个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纵的深层基础。以功利目的和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用黑格尔、马克思学说传统中的批判理性对抗工具理性。并且进一步提出，要扬弃技术的异化，最根本的途径是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向形而上学倒转，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7],p.251)。这些论述为我们突破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局限性，塑造新的科技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亦有不少表现。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作为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在限制或消除技术专家治国论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方面，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工作：
1.恢复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知识分子变成专家的过程。因此，要限制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负面影响，首先应当恢复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使现代专家学者身份能与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份统一起来。在这一方面，美国学者博格斯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分子可分为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technocratic intelligentsia)和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前者坚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学术规范，后者则对现存的权威、价值观具有反抗性。博格斯认为新一代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成长，有助于冲破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统治。
笔者认为，在我国没有必要去机械地划分两种知识分子，然而，博格斯所说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确实集中了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充当社会良心，对现实持有批判精神。没有这种品质，只能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蜕变为专家正是当代学术失范和腐败的重要原因。为此，现在应特别提倡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批判的精神；要特别注意弘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理性批判精神，以抗衡当代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这种精神将促使知识分子自身的觉醒，既把自己当做本专业的专家，又把自己的专业自觉地与社会健康发展联系起来，勇敢地肩负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从而在推进专业化的同时突破专业主义的局限性。
要做到这一点，应当重视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的交流与合作，重视科学人文主义的培养。在当代，科技中心化和人文边缘化已成定势，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必然丧失，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在当代科技理性盛行，人文精神相对低迷的状况下“象牙塔的营造”成为人文知识的重要使命，面对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面对世俗主义甚至是庸俗主义，尤其是媒介的暴力和诱惑，象牙塔将成为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象征，它将为差异和多种异质文化的存在提供可能([8],pp.45-46)。面对居于中心地位的科技知识分子来说，若不能弘扬科学和技术内在的人文精神，自觉地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批判精神恢复仍然是句空话。
2.学术研究应超越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研究框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性正受到人们普遍的质疑，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学术发展都不能建立在单一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工具理性而且更需要实质理性，不仅需要技术理性，而且更需要人文价值理性。因此，为了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充分关注后现代主义和重建现代性的学术见解，在学术的指导框架中努力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融合起来，将实证研究和理性批判结合起来，将坚持现代化的方向和完善现代性结合起来，将继续学术专业化和坚持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结合起来。这样的学术框架应以科学文化为基础，人文文化为主导，既服务于现实又不断批判和超越现实，把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推向前进。
3.鼓励学术成果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学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而任何学术思想的发展都要经过“前科学”阶段。因此在肯定主流学术“范式”的同时，鼓励“另类”、边缘的研究，才能使学术界始终处于生气勃勃、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是由学术创造性的本质所决定的。现在由于学术腐败严重，人们比较关注学术求真制度的建立，其实更基本的乃是求新机制的建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让人更为忧虑的是，现在让人关注的还仅仅是保障学术活动‘求真’目标实现的‘底层规范’——技术性规范，而保证学术活动创新性的行为规范却不在我们视野之内。而实际上，学术规范不仅是以规定（引证他人成果必须注明）、排斥（不得作伪）等形式保证知识的可靠性和发现的优先权，而且以赞同、偏爱和提倡等方式激励学术研究的创新性”[9]。只有真正的创新才能避免抄袭一类的腐败现象。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都一再表明，只有遵循学术自由规范，才能带来竞争性的协同，从而保证学术繁荣。[10]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确地对待量化研究。学术研究既需要定性研究也需要定量研究。然而，定量研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定性研究的深化，从来没有脱离定性问题独立的量化研究。然而，学术界现在似乎有一种唯量化的倾向，结果使一些未有一定量化的论文尽管有思想深度和学术见解，被一些杂志拒绝刊用，其成果不被承认，这种绝对化的标准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思想性下降，技巧性上升，甚至出现了玩弄数字的现象，使学术研究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出现的向自然科学看齐的潮流，这本来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技术专家治国论带来的技术崇拜，诱发的数字崇拜，使量化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数字化生存渗透进学术生活，不仅带来学术精确化，也会带来数字游戏。据报道，国外学者玩弄实验事实，捏造实验数据也时有发生，其原因亦是数字崇拜。而且可怕的并不是少数学者玩弄数字游戏，可怕的是这样的成果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长此以往，将有可能使学术研究的意义在越来越高级的数字统计游戏中化为乌有。因此，我认为现在应提倡返朴归真、宁拙勿巧的学术态度，坚持思想性第一的原则，还学术以其本来的面目。
4.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改变片面量化的学术考核方式。学者的工作表现和学术成果以数量化的方法进行考核是管理科学化的表现。其本意是使考核避免主观性，增加客观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管理的科学化不一定是合理化，正如精确性不等于正确性一样。学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单纯的数字所能够完全表现的。量化考核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片面性，近现代以来，工具理性不断扩张，实质理性不断萎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与知识和经验存在着的数学化倾向有关。更何况现在往往将量化考核局限在学术成果数量上，以学术成果的数字决定学者的地位和待遇，这就在客观上将学者作为创造成果的机器。这样做不妥之处在于，一是将人视为手段，将学术研究本身变成目的；其二是无视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结果是不利于学者全身心地、无私地投入学术事业，诱发急功近利的行为。而且，随着量化考核的不合理的加码，终将严重损伤知识分子群体的健康，消耗这最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更何况，量化管理的尺度往往随着权力杠杆而摆动。合理的方法应是全方位的学术管理方法。在公正，平等，民主，公开以及从尊重个人差别的原则指导下进行。让人文历史的管理思想进入学术考核系统，首先是确立全面的、公正的、尊重历史和差别的考核原则，切实排除权力的干预；其次是真正做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最后，应实行定量考核的全面性。是学者全部付出而不是单纯的学术成果决定学者的命运。
5.在学术界形成真正民主，切实打破少数人在专业主义旗帜下，垄断学术界情况。我们需要的规范是学术的专业化，而不是专业主义，更不是专业霸权主义，在学术界真正坚持公正、真实、宽容的学术活动准则。
6.学术不能只体现工具理性，更应当体现人文价值理性。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最终都应当体现真、善、美的统一。学术的价值首先在于其真，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坚持学术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这是学术活动健康发展的前提。在现代化时代，学术界不大可能像传统的学术界那样，持完全独立沉思态度，但决不意味着可以化解学术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学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并不是意味着学术成为政治，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附庸。正如朱亚宗先生所言，人类文明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价值系统，任何领域都有其主导的价值观。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求真是压倒一切的主流价值观[11]。
学术界在与社会其它方面的互动中应该坚持“独立性”和“适应性”的原则，只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发展，学术界越保持自身独立性，才越有能力参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学术研究需要经济支撑，如何既保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又切实发挥它对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作用，即在学术的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我们设想国家是否可能在学术界和经济界之间建立良性的中介联系或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学术界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成为经济集团的附庸。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和经济充分互动的时代，而这种知识转化为经济的前提是它的真实性、科学性。只有知识的真才能使经济获得实在的利，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否则只能是学术的腐败和经济的失败。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多元互补而不是单元一统的过程。
技术专家治国与学术失范和人们现在谈的很多的学术腐败有联系也有区别。学术腐败已严重影响学术正常发展，其原因多植根于传统体制，解决它主要靠道德和法制建设。而技术专家治国论引起的学术失范刚刚显露，其原因与新的社会建制相关，解决它主要依靠学者理念的升华和政府的干预。尽管如此，可以预料到它对学术的负面影响将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加大，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科技主义”极度膨胀了再来纠正，人们现在开始认识它并采取一定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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