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演化和创新——对中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论文,体育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职业体育的发展历史不过是近两百年。然而，自1857年英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以来，体育的商业化、市场化浪潮首先席卷了市场经济较发达的欧美国家，而后迅速地向世界各地渗透。作为一种产业，职业体育不仅仅给世人展现了其巨大的经济效应，它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无所不在的体育赛事和新闻呈现在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体中，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而知名运动员的明星效应，更是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如迈克尔·乔丹、泰戈·伍兹、姚明等。素有“美国体育经纪之父”之称的利·斯坦伯格就坦言，职业体育通过不断地创造星级运动员，利用其广泛的明星效应和英雄效应，从而达到了提高新闻媒体的收视率，促使职业体育快速发展的双赢格局。反过来，这种明星效应又为星级运动员提供了在役（和退役）的高额收入，为特许经营商创造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同时，也为私人拥有职业队创造了更多的需求。
我国职业体育在国际职业体育快速发展的示范效应中应运而生，1992年中国足球率先推开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大门，紧随其后的是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围棋……
这些运动项目的商业化运作使得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渐与国际接轨，继而带动了体育赞助、体育广告、体育传媒、体育彩票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伴随着这种商业化、职业化运作的深入，也带来了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仅仅依赖于企业的赞助往往会导致联赛的不稳定，如何加强和促进职业联赛的稳定是促进我国职业体育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基于后发展的国家，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后发劣势，比如我国职业足球的组织形式从一开始借鉴和参照了英国的职业足球形式，但这种基于不同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形式能否在我国生根发芽，仍值得商榷。正如19世纪的美国，当英国的俱乐部制无法在美国本土上发展时，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联盟制应运而生，从而开创了美国职业体育的辉煌。
我国职业体育经历了萌芽期、动荡期，如今正逐渐地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阶段，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选择的引进和移植国外职业体育制度的过程。国外成熟的职业体育发展运行机制有效地节约了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改革成本，缩短了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进程，但我国原有制度安排固有的刚性和惯性，使得这个制度的引进和移植必然是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轨迹及制度安排的梳理，以期为发展中的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提供启示。
2 文献回顾与评论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外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与职业体育有关的经济活动，并涌现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尤其是在近期，有关职业体育的研究文章时常可见于经济学的权威期刊上。在这些研究中，影响力较大的著作主要有：Rottenberg(1956)《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Neale(1964)《职业运动的特殊的经济学—企业理论对运动竞争和市场竞争的贡献》、Peter J Sloane(1971)《职业足球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足球俱乐部》、Mohamed EI-Hodiri and James Quirk(1971)《职业运动联盟的经济模型》、George Daly and William J Moore(1981)《棒球联盟的外部性、产权和资源的分配》以及乔恩·乌尔曼的John Vroonman(1995)《职业运动联盟的一般理论》和Stefan Kesenne(2000)的《职业运动球队的收入分配和竞争平衡》等。
Rottenberg一文，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了职业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先河。Rottenberg运用经济学研究框架分析职业棒球联盟，Fort将其概述为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1)垄断的劳动力市场；2)垄断的产品市场；3)俱乐部的规模取决于参与人数而非人口规模；4)参与人数是一些关键变量的函数；5)保留条款(the reserve clause)无法实现优秀球员的均衡分布；6)选手制度的优势基本是个幻觉；7)高薪水吸引优秀运动员，导致运动员薪水差距拉大；8)棒球球队业主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者；9)竞争对手质量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10)自由的市场和分配资源配置的保留条款同时有效的（不变性原理）；11)保留条款的取消不会影响职业体育的数量和质量。Rottenberg关于棒球市场的这些观点，尤其是不变性原理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基石，这是确定的同时也是颇富争议的。如Rottenberg关于联盟内竞争对手质量均衡的观点、球队业主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等观点，受到了后来学者的反驳，在比较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发展轨迹中尤为明显。
Neale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了职业体育联盟的性质和特征。他认为，职业体育联盟是自然垄断者，认为竞争存在于运动竞赛层面而不存于职业联盟中，职业球队的市场成本和需求的特点是职业体育联盟间竞争程度降低的缘由。Neale指出，职业体育联盟的存在，有利于消除球队作为资方的市场垄断，可以增强运动员在工资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筹码；并认为，职业体育联盟这种特殊经济特征必须受到立法机关、法院及大众的认可，其行为模式的确立必须是基于大众性规范和法律基础之上的。
Sloane则提出了与Neale不一样的观点，认为俱乐部之间尽管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高度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生产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有必要被提升到“企业”的理论高度；针对俱乐部的目标函数问题，斯罗尔尼从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历史发展实践中指出，利润并不是球队惟一的价值取向，俱乐部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Sloane进而构建了英国足球俱乐部的效用目标函数为：
Mohamed EI-Hodiri and James Quirk则以数学模型的方式，掀开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职业运动的篇章。如今，这种数学模型已经成为分析关于职业体育联盟内机构与政策改革的竞争平衡问题的标准模型，诸如经纪人的介入、薪水的分发或收入分成等问题。
从国内看，尽管职业体育开展的时间较晚，但在职业体育方面的研究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谭建湘(1998)“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资产构成资产评估的研究”、刘民胜等(1999)“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实施股份制改革的战略思考”、张林(2000)“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和组织管理的研究”、钟秉枢(2001)“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若干问题的研究”、张孝平(2002)“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体制及其经营管理的研究”、丛湖平等(2003)“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制度创新与发展”、杨年松(2003)“职业竞技体育的经济学分析”、王庆伟(2004)“我国职业体育联盟理论研究”、张剑利(2004)“职业体育联盟及其相关法律研究”、张文健(2004)“职业体育组织的演进与创新”等。这些文献从社会学、行为科学和一般经济理论角度对国外职业体育的组织结构、市场环境、投资模式、约束机制等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而且，以大量的笔墨研讨了包括我国职业俱乐部产权制度、职业体育发展的市场竞争力、职业体育的经营管理、职业体育的运行机制以及职业体育发展的法律问题等相关内容。
然而，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以及国内职业联赛的发展经验，国内有关职业体育的理论研究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国内学者将众多笔墨集中在职业俱乐部如何经营和发展之际，无疑都蕴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我国职业俱乐部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假设前提在北美国家无疑是成立的，但在发展初期的我国，此假设前提是否正确，尚值得深思和商榷。国外的职业体育联赛已经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规划以及自我激励，自我盈利的制度体系，而国内的职业联赛更多依赖于企业赞助，如何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职业体育发展模式的同时，实现制度的创新，从而达到职业体育的稳定发展、提升职业联赛的竞争均衡，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探讨，文献较少涉及。因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学视角，以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轨迹为分析主线，考察了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根源与特征。
3 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3.1 俱乐部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追溯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不可避免地要回到18世纪的英国。在一定程度上，英国体育文化的输出源自于其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帝国权利的结果，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体育运动也随即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因此，把英国视为现代体育和体育管理的诞生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8世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显赫地位的贵族们开始成立体育俱乐部，目的在于为其俱乐部成员提供体育活动的服务。
英国的纯种马比赛堪称是俱乐部制的首类比赛。在1100-1650年，英国封建社会时期，英国的贵族们通常借助马匹以显示他们对农奴的权力和统治。在封建社会瓦解以后，马匹仍然保留它的象征功能，开始成为财富和经济权力的象征。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750年在英国的纽玛克特，一批贵族资助成立了著名的“赛马俱乐部”①。早期的比赛都是本地比赛，通常在假期举行并伴随着马匹的买卖。在18世纪中叶，尽管英国具有非常严格的阶层观念，但是，赛马比赛吸引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参与。马匹的所有者安排比赛和捐赠奖金去炫耀他们最好的马匹和显示他们的财富。这些社会的“精英”——所有者们，保留着传统和履行他们的社会义务去娱乐大众，而没有收取任何入场费用。
在组织管理方式方面，基本采用志愿者管理体系和拥有马匹和土地的富翁控制比赛赛事。这个管理体系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公平。因为，公众相信贵族们——这些有文化、富有的，正统的人们是不会受到了贿赂的诱使、宿怨的影响，从而得出不公正的决定②。此外，尽管马匹是显示财富的重要手段，但这些所有者很少有人有兴趣将管理体育比赛作为他们的商业兴趣。结果，赛马比赛和体育运动与资本体制累积的过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赛马比赛的存在是为了娱乐富有的俱乐部成员，而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自我支持的财政实体。
18世纪和19世纪，这种依赖于赛事公平、观众忠诚支持和志愿者管理体系的俱乐部体制，已经成为欧洲体育运动一种成功的组织管理方式。而这个管理方式在18世纪，随着英帝国的扩张，也传输到了美国。但这种在欧洲大陆盛行的俱乐部体制，在美国的发展不尽如意。美国在其基础上开拓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联盟体制，有趣的是，今天的欧洲反过来也借鉴了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制度，而且职业球队的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也在欧洲的职业体育中得以盛行。
3.2 联盟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在1800年的早期，美国上流社会体育爱好者就尝试把英国的俱乐部制度引入到美国的体育运动发展中，但结果收效甚微。俱乐部制度在美国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拥有支持俱乐部制度的贵族传统，以及其对体育运动的支持和合法化。
提高马匹品种的纽约协会③(NYAIB)首先克服了俱乐部制度的限制转而朝联盟体制方向转变。NYAIB一直为财政而苦恼，时常限于跑道所有者的债务中，而且，还不能够筹集到充足的资金去吸引最好的马匹参赛。在1828年，俱乐部成员之一Caldwalder Colden建议通过卖股票和收取入场费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俱乐部成员为了维护他们的专有性，拒绝在俱乐部中出卖股票的理念，但同意在1829年赛季，Caldwalder Colden采用商业的手段去管理和经营赛道。Caldwalder Colden改变赛制以吸引更好的马匹参加比赛和吸引更多的观众，严格限制赛事仅为所有者的娱乐服务，并向所有的观看者收取入场费。在以往，仅仅是看台观众需要支付入场费。Caldwalder Colden的理念显然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大众抵制这种关于入场费的政策，认为上流社会既然在推动这项运动并且获利，上流社会就有义务为大众免费提供这项娱乐活动。这个商业化的职业管理最终失败了。NYAIB成员们认为，Caldwalder Colden的商业策略割断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资助和控制。最后，Caldwalder Colden被解雇了，他尝试将赛马比赛经营成为一个在赞助和资本之间的联合伙伴关系失败了④。
当赛马比赛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之时，一种属于美国自身独特的运动项目开始发展——轻驾车比赛（马匹和四轮轻便马车是美国中产阶级通用和喜好的交通工具）。早期的轻驾车比赛在城市坚硬的街道中进行，任何拥有马匹和四轮轻便马车的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排外性。比赛由场地所有者和赛事推广者，而不是富有的俱乐部成员管理，赛事经营者主要依赖于门票的收入。因此，赛事组织者非常注重需求市场的培育。轻驾车赛事因其合法性的问题最终失去了观众对这项比赛的忠诚，但是，轻驾车比赛的普遍性和商业化运作使得体育运动的管理者和推广者认可了这种商业管理模式⑤。1870年，棒球成为第一个成功定位为联盟制度的体育运动项目。
在美国内战以后，棒球超过板球成为美国大众所欢迎的体育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棒球也按照俱乐部制度构建，由俱乐部组织比赛、租用场地、邀请其他俱乐部参加比赛。赛事主要依赖于赞助，但因为赞助的不稳定通常导致联赛缺乏稳定，结果一个赛季中时常可见球队的成立、瓦解和改革。
棒球赛事最终得以长期的发展和稳定，与William Hulbert的贡献密不可分，其杰出的领导和在美国体育管理发展中扮演的角色，William Hulbert被称为“棒球的沙皇”。1876年，芝加哥怀特长袜棒球队所有者William Hulbert接管了棒球协会的管理，他坚信棒球队如果能够将其所有和运营如同商业一般，棒球队就能够获得稳定和获利。而在俱乐部制度中，William Hulbert认为，俱乐部成员参与体育赛事存在随意性，而且，每支俱乐部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必要建立一个体育联盟，从而将职业体育的权威保留在联盟层面，而不是球队层面。为此，William Hulbert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建和维护国家棒球联盟的产生和发展⑥。
William Hulbert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职业棒球发展的定位，得到了球队所有者的认同，基于共同的财政风险，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严格的执行，不仅确立了公平竞争的联盟环境和稳定的联盟制度结构，而且，培养了球迷与球队之间的忠诚和信任。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需求市场的培育就成了William Hulbert主要关注的问题，为此，他做出了许多改革。首先是进行了赛制创新，创造了锦标赛，使得国家棒球联盟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一场冠军赛，而是来源于一系列稳定的棒球比赛；其次，控制联盟规模，使得任何一支球队都有获得冠军的可能；第三，培养球迷对本地球队的忠诚和自豪感。为了削弱国家棒球联盟所在城市其他独立棒球俱乐部的市场分割，联盟提倡国家联盟球队代表当地社区的理念，棒球联盟球队成为代表他们自己权力的本地机构，支持本地的棒球联盟球队视同为本地的骄傲；第四，实施收入分享计划、运动员在球队之间均衡合理分布计划，从而保证球队之间的竞争均衡。⑦
棒球这种联盟管理体制很快受到了其他运动项目的仿效，在当今的美国职业体育制度设计中依然可见其痕迹。当今职业体育联盟的成功之处，同样在于依靠稳定的联盟和强有力的联盟管理和控制；在努力经营管理联盟时，管理者们推广竞争与诚实的理念、所有者财政的成功和他们在球场上的成功密不可分；联盟赛事在球员和资源分配方面相对的平等，这种设计使得球迷相信所有的球队是在一个层面上进行竞争，通过营销的方式培养球迷对特定球队的忠诚，体育管理者推广赛事满足于每一个人的利益需要。
4 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机理分析
美国在职业体育的发展初期也借鉴了英国职业体育发展的俱乐部体制，但英国这种源自于贵族们为了社交和娱乐而发起的俱乐部体制，在美国因缺少类似英国贵族们的资助，而收效甚微。相反，另一种符合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的联盟体制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群在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方面的流行思想习惯。”这即意味着，制度是无法与个人或社群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隔离开的。缺乏支持俱乐部制度的贵族传统对体育运动的支持和合法性的认可，美国的体育俱乐部制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资本运营不足的窘境。因此，在英国俱乐部制无法在美国本土生根发芽时，美国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在职业体育的发展中得到了阐释。一种基于俱乐部体制基础之上的联盟制度产生了。这种联盟制度将俱乐部层面的运动竞争和联盟层面的经济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Rottenberg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分析：“职业团队运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商业领域，在其他商业领域中，假如一个企业能够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建立垄断地位，他就会取得成功。但是，在运动领域中，一个富有的球队不应该‘积累’球星到一种大大减少竞争对手的程度，如果一支球队真的将所有的优秀运动员集中在一起，他们所取得的效果将是适得其反。因为，在职业赛事中，比赛结果的悬念恰恰是职业体育最吸引人的一面。”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在职业体育推广者和所有者的坚持不懈地努力之下，职业体育的“特殊经济特性”获得了美国政策的倾斜——职业体育联盟享有反垄断豁免的法律政策。
4.1 管理者的创新是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实践主体
作为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实践主体——管理者，对职业体育市场的培育、职业体育组织的稳定、职业体育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William A Hulbert在联合了另外7名志趣相投的棒球所有者成立北美第一个职业体育联盟——国家棒球联盟(National league)。他们不仅要拥有最好的球队，而且，还要球队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这种始发动机中，国家棒球联盟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土地的领土权，规定国家棒球联盟的球队必须建立在人口至少超过75000名潜在消费群的城市中，而且，每一个城市只允许拥有一支球队，这样可以保证每一支球队的特许经营权。这样就使得球队的权力从运动员手中转移到了球队所有者手中。棒球成为所有者基于公平交易原理、承认合约和贸易完整性的基础之上，重点在于提升球队获胜来获得最大化收入和最小化工资成本。William A Hulbert认为，“每年支付给运动员2000美元的薪水是相当可笑的事情，尤其是只付给一个人800美元也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⑧。”由此，一条促使球员和运动队之间、不同球队之间运动员的服务以合约的形式予以设计，即保留条款(the reserve rule)。Rottenberg认为，“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对棒球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自由市场强加了约束和限制⑨，这种限制运动员服务的专卖权，是与自愿服务和公共政策相左的，为此，法庭较少促使运动员去履行合约，但在现实当中运动员却很少获得成功，反而促使棒球获得了美国法律的豁免。
随着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与演变，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也日益朝向自我管理的公司管理模式发展，由此，委托代理制在职业体育联盟中出现，尤其是1919年的“黑短袜丑闻案”⑩拉开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施用委托代理制的篇章，法官Kennesaw Mountain Landis成为美国棒球历史上第一个CEO。在职业体育公司管理模式中，球队所有者扮演的是董事会的角色，而委托者则扮演着总经理的角色。Lentze(1995)区别了职业体育中公司管理模式与一般意义上公司的委托代理制的不同，最大区别在于职业体育中的委托人拥有决定权、处理权以及讨论和解决问题的绝对的权威。
作为杰出的代理人，美国曲棍球联盟(NFL)的Pete Rozelle在其任总经理期间对美国曲棍球的发展功不可没。Pete Rozelle关于收入分享计划的理念使得美国曲棍球联盟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稳定层面。他劝说曲棍球的所有者放弃对本地电视广播权的垄断，而将电视转播权置于联盟的层面，由联盟统一去支配电视转播权。这种资源共享和共同分享收益的“联盟整体思考(League think)”理念，不仅起到维持联盟竞争平衡的作用，而且，能够促使联盟的长期发展。
他的这种将曲棍球的所有权建立在联盟的层面，而不是局限于每个球队，最终获得了所有业主们的肯定，同意将电视转播权打包统一出售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尽管在1961年这个举措受到了控诉，但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体育转播法案，允许职业体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和电视台进行谈判。结果，电视转播费用在这种由“零售模式”转向“批发模式”的商业举动中快速上升，在1964-1965年时期，CBS仅仅是支付1千4百万美元的转播费用，到1982年，3家电视网络支付给NFL的电视转播费用达到了5年总值21亿美元，而到了1998年，NFL同美国四大电视网(ABC/NBC/CBS/ESPN)签下8年总值174亿美元的电视转播合同，这是美国电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2004年，四大电视网和NFL续约，转播金额飚升15%，再创新纪录，平均下来，每支NFL球队光是电视转播费，每年能分到近8千万美元的收入。
而1984年开始，担任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总裁的David Stern继承和吸收了Pete Rozelle关于市场营销的观念，提出了“职业体育是一项娱乐活动，而且，职业篮球是一桩生意”的发展理念，促使NBA进入了高速发展期。David Stern鉴于NBA大多数球队亏本的事实，上台伊始就实行了薪水上限制度，一方面有力地缓解了联盟内各球队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也促使优秀运动员在各个球队之间的均衡分布，提高了联盟的竞争平衡。为了保障运动员的利益，David Stern进一步规范和制定运动员的自由转会制度，规定运动员的薪水占整个联盟总收入的53%，这就使得运动员的利益和比赛、球队以及整个联盟的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了多方面利益的均衡。此外，David Stern的包装明星、1992年的梦之队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及北美的扩张计划等，为NBA走向世界，促使NBA的全球化运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创了NBA历史上的辉煌。
4.2 促进联盟竞争均衡的制度安排是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发展的核心
通常情况，把赛制设计成升降级的联盟体制称为开放式联盟，反之则成为封闭式联盟。大多数欧洲的职业体育联盟是开放联盟，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则多是封闭式的联盟。封闭式联盟通常拥有固定的球队数量，在进入壁垒方面设置了很多的障碍。比如高昂的准入费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封闭式联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维持联盟财政的稳定，就必须保证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为了保证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合理有效的分配资源是关键。
联盟的竞争平衡，如国防一样，属于公共物品。竞争平衡对联盟内所有的球队都有益，但没有哪个球队能够有自愿供给或提高的动机。因此，在（联盟）的利益和个人（球队）的利益明显存在矛盾时，联盟有趋向获得垄断权力的动机，通过资源分配把这些外部效应内在化，籍联盟的竞争平衡达到扩大利润回报的效果。因此，职业联盟制定了很多目的在于维持联盟竞争平衡的机制，如保留条款、选秀制度、工资帽、收入分享制度等。尽管从20世纪50年以来，理论界采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模型验证这些制度对联盟竞争平衡的功效，尽管未达成共识，比如在NFL和MLB中采用的收入分享制度，赞同者认为，此规定可以使市场份额小或较贫穷的俱乐部财政得到改善，从而提高和富有俱乐部抗衡的能力，达到维护联盟竞争平衡的作用。但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机制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尤其不利于各个球队对于本地市场的开拓。尽管这个计划存在诸多争议，但为了考虑联盟内弱小球队的生存问题，在2001年，NFL修正章程“2002年NFL的所有常规赛和季前赛，客队收入在32个球队成员中平等分配”。而由于联盟收入分配体制毫无疑义的支持了每支球队均有可能进入决赛，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和联盟巨大的成功和声望，吸引着电视网络等媒体愿意支付巨额资金，从而获得相应的转播权，结果，巨额的电视转播权反过来又促进和维护了联盟收入分配体系的稳定性，从而促使联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获得持续的成功。
4.3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是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关键
与欧洲联盟不同，美国的职业联盟主要局限于国内联赛，面对的主要是本土的市场需求。尽管在制度层面，美国最终产生和发展属于本土特色的职业联盟，但英国职业体育那种球迷的忠诚在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演变中仍然保留着，尤其是在以商业化模式运行的美国职业体育，当这项职业运动项目被转化为商业性的娱乐活动时，他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观众的兴趣。Jay J.Coakley(11)认为，尽管观众对职业体育的依恋可能存在多个动机，但观众对职业体育的兴趣往往和3个因素紧密结合：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直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最后一秒钟，比赛结果仍然扑朔迷离）；与参加一项比赛相关的风险或经济回报（如下了多大的赌注）；预期运动员会做出卓越的、英雄式的或戏剧性的表现（有哪些球星参加？）。因此，积极的改变运动项目的竞争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比如提高比赛进程的速度，避免观众的疲倦；增加更多的得分机会，促使赛场产生更多的兴奋点；增加动作的惊险性和刺激性，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和体验。
除了关心观众提升赛事质量方面，联盟对各个球队授予的土地垄断权，这种特许经营权提高了进入壁垒门槛，而且，在没有经过联盟的许可和同意的情况下，球队不能任意迁移，否则，将被要求提供高额的补偿。为了创造收入，职业体育的存在依赖于门票收入、赞助商的支持和媒体转播权的出售。故而，在能够获取大笔资金、人们有资源从事闲暇活动以及强调消费和物质地位象征的城市地区，职业体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此外，职业体育的发展与城市经营、社区发展密不可分。从功能主义理论角度看，一个社会系统的有效运作必须存在使人们了解生活得以维持的基本价值和规则的方法，而且，由于人们在遵从具体的价值和规则时会产生紧张和挫折，社会中的人们必须有机会通过无危害的方式（比如参加或观看职业体育）予以释放这种紧张和挫折，甚至有些时候体育被描绘成“民族娱乐”，与理想人格、团结精神、公民团结和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11)。
5 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对中国同行业的启示
作为后发展的我国职业体育，国外成熟的发展模式为我们快速的实现职业化提供了发展的理念和路径借鉴。但如同杨小凯(12)所言，在谈到后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时不仅存在后发优势，而且，存在后发劣势，亦即“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在发展我国职业体育时，这个后发劣势也不容忽视。在借鉴和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和经验时，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简单模仿显然是不够的。比如从一开始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也采用了俱乐部发展模式，通过组建职业体育俱乐部，开展职业体育联赛；采用开放式联盟中升降级的方式以增加职业联赛的精彩程度，培养职业体育市场需求；在人才资源匹配方面，采用了封闭式联盟中有助于维持竞争平衡的选秀制度等；各项体育协会制定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准入制度、职业联赛商业开发、职业联赛开发收益分配，并在协会层面也实行了垄断……
然而，从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些对西方发达国家职业体育起到提高市场力量、市场绩效的有力措施，实际在我国的收效甚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联赛为国际赛事让路，导致联赛不稳定；2)联赛规模的改变依托于行政指令；3)信息交流不对称，导致职业体育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4)关联俱乐部的产生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融资，无利于职业联赛的发展；5)获胜最大化的激励机制导致运动员薪水的高速增长；6)忽视需求市场的培养导致门票、广告、转播、特许经营等联赛开发的艰难；7)俱乐部与协会未能形成利益一致的联合体……
由此可见，仅仅是从技术层面的模仿，而不从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当前我国职业体育低绩效的根源所在，而对于制度层面的创新，又无法与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脱离。在我国，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在这个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和相应的利益调整，尤其是政府与职业俱乐部之间的利益博弈（政府通过社会资本融资以促进运动竞技水平的目标函数与职业俱乐部倾向于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之间的博弈），决定着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每个主体表达自己影响的成本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决策规则只有一个，即预期边际收益大于预期边际成本，而制度均衡总是发生在讨价还价的停止点，不管是由于主体无法支付谈判成本而“被迫默认”还是“自愿停止”。(13)
6 结论与思考
在考虑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路径、安排和发展方式时，不可忽视我国社会、历史对体育价值观念的评判。是为国争光，提高职业运动项目的世界水平？还是为了提高和普及我国的职业体育运动，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的需求？抑或是为了筹集资金，缓解发展我国体育的财政危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是实现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首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体育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已经深入人心，如何与众多的休闲娱乐活动竞争有限的市场，关键还在于潜在观众需求的兴趣培养，尤其是地方观众对当地职业体育运动球队的忠诚，是培育职业体育市场的始发点。因此，选择适合的制度安排就显得非常关键。而目前我国职业体育常采用的升降级赛事安排，是否有利于发展比较薄弱的职业体育需求市场尚值得商榷。
第三，国外的职业体育联赛已经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规划以及自我激励、自我盈利的制度体系，而国内的职业联赛更多依赖于企业赞助。如何提升国内职业联赛的无形资产，其中，设计怎样的制度安排从而保证职业体育的稳定发展、提升职业联赛的竞争均衡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6-12-19；修订日期：2007-01-15
注释：
①鲍明晓，体育产业一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②Lisa Pike Masteralexis,Carol A Barr,Mary A Hum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Management.[M].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2 nd edition),2004.
③NYAIB:The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reed.
④Lisa Pike Masteralexis,Carol A Bart,Mary A Hum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Management.[M].Jones & Bart lett Publishers(2 nd edition),2004.
⑤Lisa Pike Masteralexis,Carol A Barr,Mary A Hum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Management.[M].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2 nd edition),2004.
⑥Lisa Pike Masteralexis,Carol A Barr,Mary A Hum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Management.[M].Jones & Bartlett Puhlishers(2 nd edition ),2004.
⑦Lisa Pike Masteralexis,Carol A Bart,Mary A Hum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Management.[M].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2 nd edition),2004.
⑧http://xroads virginia edu/～HYPER/INCORP/baseball/hulbert html.
⑨Rottenberg,The baseball players'labor market[J].J Political Economy,1956.
⑩8名来自芝加哥白袜队的球员被指控在世界系列赛事(world series games)中收受贿赂打假球.
(11)杰·科克利著，管兵，刘穗琴，刘仲翔，等译.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第六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2)杨小凯.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和劣势.http://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708/1343858582.shtml.
(13)盛洪.中国的过度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新1版：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