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非均衡困境之理论探讨与政策求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客观现实：一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商品市场非均衡。据统计，目前仅有1.68%的商品供不应求，其余要么供过于求，要么供求平衡；二是颇大的再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非均衡。迄今已有上千万的职工下岗待业。而且生产过剩与再就业压力相互强化，致使银行因企业缺乏投资机会而“持币惜贷”，居民因预期收入下降而“持币待购”，进而共同促成了当前“银行货币净回笼大幅度增加”，“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注：项怀诚：《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载《人民日报》，1998年8月31日。）的经济困境。该应该说是我国经济长期非均衡增长所累积的体制性矛盾的集中反映和必然结果。那么，如何尽快摆脱当前经济困境呢？本文拟从理论上对当前经济非均衡困境的经济根源和货币支撑机制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宜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经济非均衡困境的经济根源
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过程，首先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运动，其次也是经济增长过程。要做到经济循环和经济增长的统一，必须保持经济平衡。又由于在每一循环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所以，经济平衡本质上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同样，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生产不足，进而就会出现失业。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平衡呢？答案只能是合理的分配和交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循环过程中分配环节的扭曲是造成生产过剩与社会失业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低收入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的拉大甚至悬殊，主要是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拉大。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1994年以后，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虽然不再扩大，但绝对差距在不断增加。目前的城乡差距从我国居民储蓄构成上可以得到充分反映，以1996年末为例，我国居民储蓄总额为38321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储蓄额为30850.4亿元，农民储蓄额为7670.6亿元（注：《中国金融年鉴1985、199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也就是说，占总人口不到1/3的城镇居民掌握着4/5强的居民储蓄。迄今，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才到80年代中前期城市的水平，尚未进入家用电器的普及阶段；而城市居民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进入家用电器饱和阶段。而且城市中出现了灰色高收入阶层。作为改革的一种代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少数人利用其特权或其他便利，也挤入了先富的行列。之所以称之为灰色高收入阶层，是因为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有钱不敢花”。
可见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分配环节上，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现象，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拉大。这就从客观上限制了占我国人口2/3的农民的消费甚至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通工业品生产迅速扩容，国民经济因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以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这巨大普通工业品生产力的正常运转，最终要以相应的国民收入总量和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为前提。
以家用电器为例，相对当前巨大的冰箱、彩电生产加工能力，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所以“持币待购”，而农村居民虽然对冰箱、彩电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收入太低，所以“欲购无币”。于是出现了消费断层：冰箱、彩电城市家庭不再需要，而农村家庭需要却支付不起，冰箱、彩电行业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和闲置。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服装等其他行业也同样存在，而且这些产业的闲置又必然会引致其上游诸多产业的过剩和闲置。于是中国经济中形成了5万亿存款和3万亿库存并存的局面，社会化大生产四环节循环严重受阻，结果便是社会生产严重过剩和闲置，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千万职工下岗。
而且，在结构二元化程度不断扩大的中国经济中，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基本接近零，相应地其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也就低得多。在当前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低收入的农民必然大量向现代工业部门（城市）转移，大大增加城市劳动力供应，从而进一步加剧城市中失业现象（注：Lewis: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School of Economics & Social Studies,1954,22.）。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城乡收入差别的存在与扩大，农民收入的提高严重滞后于现代工业产能的扩容，从而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颇大的再就业压力，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收入过低，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又通过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导致过大的城市再就业压力。
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分配结构的扭曲由来已久，为什么问题在1994、1995年才开始显现，1996、1997年集中暴露呢？这一矛盾何以得以掩盖和累积呢？这主要源于我国特有的货币支撑机制。
二、经济非均衡增长的货币支撑机制
（一）非均衡增长的货币传导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实物收入的增加（包产到户），所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对货币经济的冲击微乎其微。然而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企业改革则对中国的货币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先是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接着便是企业分配向职工倾斜，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而且其收入主要是货币收入，过惯了穷日子的城镇居民于是向银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储蓄资金，居民储蓄一直以用国际常规难以解释的速度增加着，直到90年代中期。居民的高储蓄，通过银行的高信贷，支持了实的经济生产能力的迅速膨胀，原本十分短缺的生产能力迅速膨胀起来了，企业收入迅速增加，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又进一步推动了高储蓄，于是形成了如下循环；
到了90年代初期，这一循环不断往返的结果，就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基本上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应该说这种循环方式在短缺经济情况下，能够通过支持高投资，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保证较高的就业率。但是，在短缺经济完结之后，如果继续这种循环方式，就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东亚各国目前基本经济层面的严重过剩，显然与其长期以来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实践有直接因果关系。
（二）非均衡增长的最终贷币来源
当前中国经济中巨额闲置生产力和闲置库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那么，在整个累积过程中，这些未实现资产的货币最终来自何处呢？有人可能简单地从以上货币传导机制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其最终来源是居民储蓄，是居民的高储蓄为这些未实现资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然而，居民的高储蓄从哪里来？前述分析指出，我国的储蓄存款主要来自城镇居民，而城镇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其所在单位，这其中又主要是企业，所以，居民高储蓄主要来自企业。那么，企业资金从何而来？中国企业近80%的高负债率说明企业资金主要来自商业银行贷款。
商业银行贷款资金又从哪里来？如果说这些贷款资金是来自居民储蓄，那就会陷入逻辑上的死循环，因为前面分析推出居民高储蓄来自企业资金，企业资金又来自商业银行贷款，即居民高储蓄来自商业银行贷款，所以，不能再将商业银行贷款归结为来自居民储蓄。那么，商业银行贷款究意来自何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用于闲置资产的货币主要来自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截止到1996年底，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再贷款达14210.10亿元人民币（近几年我国货币乘数约为3倍，故这些再贷款在流通领域中可形成约4万亿货币资金），是1985年年底的6.3倍（注：《中国金融年鉴1985、199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正是源源不断的央行再贷款通过商业银行，为工商企业的闲置资产提供了资金来源，也形成了目前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货币基础。一句话，我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最终货币来源是中央银行再贷款。
可见，我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货币支撑机制为：居民高储蓄和银行高信贷为之传导机制，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之最终货币来源。
三、解决问题的顺序安排
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颇大的再就业压力，尽快启动有效市场需求乃当务之急。市场需求按需求对象可划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总供求对比中，消费需求实际上使供给相对（需求）减少，而投资需求则使未来供给相对增加。我国当前是明显的产能产量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并且投资需求不旺也直接导源于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间，应优先选择启动消费需求，然后以转旺的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按消费主体划分又可分为：城市消费需求和农村消费需求。由于城市居民是“持币待购”，而农村居民是“欲购无币”，所以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得多。边际消费倾向愈大，乘数之值愈大，一特定量投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和GDP变动亦愈大（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7页。）。而且当前我国过剩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已普及而农村居民又支付不起的那些产品，如家用电器等。所以在城市消费需求与农村消费需求之间，应优先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即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的全面启动，会使城市巨额闲置的消费品工业产能得以充分利用，企业进入良性产销循环，从而使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并使他们对未来经济和个人收入形成良好预期，进而扭转其“持币待购”的现状；然后，再通过消费信贷的全面启动，为其购房购车等提供必要信贷支持，这又会启动城市房地产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市场；进而全面启动资本品工业的市场需求。
从目前我国政府启动市场需求的战略与政策来看，其优先考虑的是启动城市消费市场，其政策设计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消费信贷，启动城市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市场。然而，笔者拙见，在普通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市场转旺之前，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其未来收入会继续其保守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持币待购”的状况就很难根本改观。而且，即使通过消费信贷支持，刺激城市消费市场旺盛起来了，社会资金会因城市消费信贷的活跃而更多地集中到城市，这实际上会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手中没钱，需求不足，那么目前严重过剩的普通工业品与生活用品卖给谁？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城市居民收入从哪里来？消费信贷还款资金来源岂不又没有了着落？到头来不是又形成更多的银行不良资产和更大的再就业压力吗？
由此可见，优先启动城市消费市场是行不通的，1997、1998年的经济实践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适宜的顺序安排应为：先农村消费市场，再城市消费市场，最后是投资需求市场。
四、走出困境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尽快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当年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今设为任何理由，利率之下降速度，赶不上资本边际效率之下降速度，则即使把持有财富之欲望转向于经济上不能生息之资产，亦足以增加经济福利”（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7页。）。当前，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过剩，利率水平虽自1996年以来已先后调低了5次，但真实利率水平较之目前社会平均资本边际效率仍然显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顺理成章。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紧密联系起来，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其消费成本，进而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为此，一者，在城市基础设施与农村基础设施之间，更要侧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江大河防洪工程等；二者，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尽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而非资本密集型技术，尽量避免基础设施建设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
（二）通过适量财政性贷币发行，执行适度通货膨胀政策
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着导致内生性通货紧缩的危险，1997年10月到1998年2月份物价水平连续5个月下降（与上年同比），而且幅度不断加大，分别为-0.4%、-0.8%、-1.2%、-1.5%、-1.9%（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鉴此，进行适量财政性货币发行，筹集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逆向操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根据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宜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水平上，这样，一者降低真实利率，减轻企业负担，二者刺激有效需求，三者为基础设施筹集了部分资金。事实上，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各国，财政性货币发行即通货膨胀税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和掌握适度。
（三）建立个人收入所得税抵扣制度
通过建立个人收入所得税抵扣制度，即个人年度消费额可以冲减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基数，刺激高收入者的当期消费。
五、走出困境的金融对策
（一）尽快解决单元金融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消除银行外生性金融抑制
中国经济呈现较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然而我国金融制度无论从政策制度上，还是商业金融机构内在管理体制上，都呈现明显的单元性特征。这种金融制度的单元性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之间就必然产生体制性矛盾。
以利率政策为例，按规定各商业银行必须执行中央银行制定的统一利率标准。然而二元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与城市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相对而言，农村比城市资金要匮乏得多，相应地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也就高得多（中国农村不同地区间农副产品价差明显高于不同城市间工业品之价差就是其例证之一）；而且农村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比城市要分散得多，相应地银行放贷和吸存成本也就高得多。又由于借贷双方进行借贷决策的依据是不同的，借方是用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与利率作对比，贷方（如银行）是用资金的贷款利率与吸存和收贷成本之和作比较。由于农村资金边际利润率高，农民愿以高利率借款；由于银行在农村吸存和收贷成本高，银行要以较高利率放贷，所以，农村借贷均衡利率明显高于城市借贷市场。在城市、农村执行统一利率标准的情况下，结果只能是银行在农村放贷的欲望受到强烈抑制，单元性的利率政策强烈地抑制了银行在农村的放贷欲望。这种金融抑制的结果便是：银行有款不贷；农民欲贷无望。作为市场的一种本能“反抗”，目前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名目的基金会，一般都是高息放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银行外生性金融抑制的客观存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心。这种外生性金融抑制严重妨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而妨碍了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为纠正单元金融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之矛盾，一是应进一步扩大银行利率浮动的自主权；二是引导并规范业已存在的地方政府甚至民间农村金融机构；三是商业银行应研究建立与农村信贷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此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突破口。
（二）尽快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消除银行内生性金融抑制
上面所述银行外生性金融抑制，是来自银行外界的金融抑制，事实上当前银行的“持币惜贷”还来自其内生性抑制。这种内生性抑制主要来自银行对业已积淀的不良资产的恐惧，所以要克服当前商业银行存在的“持币惜贷”现象，还须尽快化解其不良资产。其主要措施是加大核销力度，核销的对象主要是呆滞呆帐贷款，对于逾期贷款则不宜列为核销对象，以免使本已十分淡薄的信用观念进一步弱化。根据权威机构估计，我国目前银行呆帐率为2%，呆滞率为4%，合计6%（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据此测算中国目前约有呆滞呆帐银行不良资产4500亿元，用4～5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核销掉。核销的资金来源有：(1)银行自身的坏帐准备金；(2)银行的税后未分配利润；(3)财政性货币发行弥补，当前的通货紧缩现实为此提供了可能。
实际上，银行经营中出现坏帐和工商企业出现坏帐同属不可避免现象，问题的关键是要像工商企业一样定期清理核销其坏帐，避免问题累积。美国当前所处的“新经济”阶段，与其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刀阔斧地成功地清理了其银行不良资产不无关系。日本当前的“坏帐危机”，则是其银行不良资产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当前，我国国有银行环帐核销尚未形成制度，其问题在于国家财政对国有银行统得过死，各国有银行总行对其基层银行又统得过死。笔者提议，对于用税后未分配利润冲销呆滞呆帐不良资产，国家应给银行以自主权，各银行总行又应给其基层行以适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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