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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要受制于社会对教育价值及其教育投资经济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一定时期对教育价值的不同认识与评价往往会对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与影响。因此，对教育及教育投资的价值，尤其是其经济价值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教育及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而且对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拟对西方关于教育及教育投资价值的研究作简单的介绍和说明。
一、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
进入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后，在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原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教育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教育的经济功能与作用重新引起了西方一部分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和重视。他们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教育、卫生等影响劳动力素质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并于60年代初提出、形成了关于教育、卫生等人力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人力资本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他们在继承和发扬前人关于教育的经济价值思想的基础上，从资本增值的角度创造了独特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框架和方法，对教育及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作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这些理论，如果剥去资本的外衣，用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来研究劳动力再生产是有意义的，可资借鉴。
现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分析，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的属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不但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活动，即“一些活动影响货币收入，而另一些影响心理收入，即消费。……在职培训主要影响货币收入，而高等教育可以既影响消费又影响货币收入。”（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因此,对教育的支出,总的讲,既是一种消费品支出也是一种资本性支出，即对人的教育投入，可以形成一种能提高和改善人的未来收益状况的投资，这种投资因存在于人体内，故称人力资本。关于教育投资的消费属性，舒尔茨有过这样的论述：“因为教育总是创造一种消费爱好和消费质量的特征，所以，上述那些成本中（即教育支出）的一部分确属于消费”；（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而且，“教育投资的消费部分之实质是耐用性，甚至比物质的耐用消费品更加经久耐用。”（同上书，第26页）
（二）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人力资本理论看来，由于科技知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劳动者所能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关键，这种体现在人体内、对生产发挥着重要促进作用的有用知识和技能，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甚至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这样，若从经济增长的原因看，由教育所传授的这种有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而且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动力和源泉。
教育之所以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会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人力资本理论看来，主要是由于教育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力资源）在生产诸要素之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即现代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越来越需要引入更多的智力因素来取代原来的简单劳动力生产要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要靠人类知识的积累，而人类知识的产生和积累又主要依靠教育的传递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得到证明。比如，在不发达国家，主要由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生产和收入的提高即由于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来说明的部分只能占很少的部分；而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生产和收入提高的因素则占较大的比重。所谓列昂惕夫之谜，实际上即是对人力资本即科学技术的革新与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已占据了较大的份额的一处发现，即“资本充足的国家出口的却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原因在于投入这些商品中的劳动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同上书，第92页）这表明，“由于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力资本在各种要素间相比较，其作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同上书，第120 页）由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很重要的作用。据丹尼森等人测算，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1／5应归于教育。所以人力资本理论是可以借鉴的。
（三）教育对提高个人生产效率和个人收入的作用。教育之所以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在人力资本理论看来，主要是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微观基础；并且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这一论点，通过教育──生产率──工资这一连锁关系可以得到间接地证明。即他们首先假设，个人的工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由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效率的高低不同造成的；然后再用所谓的年龄──收入曲线进行证明；即然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个人受教育的年限与工资水平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者个人生产效率、提高劳动者个人工资收入的功能。对此舒尔茨讲道：“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家式的才能，这种才能在农业和非农业中，在家庭生产中……以及在向较好的职业机遇和生活地点迁移中，都很有价值。”（同上书，第48页）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投资是个人的，所以人力资本理论还认为，教育还具有提高个人处理经济条件变化的能力，也即是提高个人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重新配置其个人资源（如财产、劳动、时间等）以获得更高收益的能力。这种能力，被人力资本理论称之为个人的“分配能力”，或“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经济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谁能最先察觉到这种变化，并迅速地作出反应，重新配置自己的资源，谁就能抓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机遇，取得较多的经济利益；而这种分配能力的获得，在当代，一般讲主要是通过教育。教育可使人获得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使人能对周围环境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判断和适当的反应，而且所受的教育越多，这种判断和反应能力越强。因此，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分配能力”而给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此舒尔茨讲道：“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更容易获得恰当的经济信息，由这种优势所造成的收益可能就会属于受过教育的人。”（同上书，第110页）这种由教育的“分配能力”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是人力资本理论称之为教育的“分配效益”。即“在教育的收益当中，有一种‘分配给受教育者的收益’，由受教育者对经济增长的提供的各种机会之反应能力来确定。由于受教育最少的人对新机会的反应最迟缓，所以这种特定的收益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同上书，第125页）也即是说，因受教育多的人能最迅速而准确地对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因而所获得的“分配效益”，其收入水平也就比较高。这一点，对我国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低，而且处于不平衡的状况，因此，除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很高的部分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外，还必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因而教育投资还不可能全部由社会（国家）包起来，有相当一部分还得由个人家庭来承担。凡由社会承担的教育投资，其提高的分配效益就应该归社会。而由个人家庭承担的投资，自应归于个人。但是这样的多渠道投放，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对劳动力资源流通的合理运用是极为不利的。因而又必须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的，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中对按劳分配仍要运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确定教育投入的方式和分配效益。既有利于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又能达到公平与效益相结合。
（四）教育对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消灭贫困，使社会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化，是现代社会一直追求的一个重要经济目标。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对普及教育进行的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支付的一种切实有效和效率很高的开支。”（同上书，第44页）这是因为：(1)社会中很大的一部分收入分配差异，实际上是由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而引起的，“土地本身并不是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同上书，第15页）这样，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普及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而且可以缩小因受教育不同所产生收入差异，从而使社会收入的分配趋于公平。(2)对教育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全社会中劳动力创造价值所占的比重；由于“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教育投资的增长会使总的工资收入比全部财产收入增长的幅度更大，而财产收入分配造成的不平等要比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严重得多，所以教育投资的增长会减少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同上书，第105页）因此总的讲，教育及教育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缓和、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经济功能和价值。
以上几方面，即是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及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的主要观点和认识。这些分析和认识是深刻的，不仅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经济思想和观念，而且阐明了科学的劳动创造价值学说，从而明确了教育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这一学说，尤其是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经济思想一提出，很快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并成为很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人力资本理论自身，也在60年代以后一直在教育经济理论领域内处于主流学派的地位。
当然，人力资本理论也是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的，如它没有考虑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知识与技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运用以及社会经济过程对个人知识与技能运用的限制和影响，等等。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许多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制定的教育发展及教育投资战略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后,这样，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就产生了怀疑。于是，70年代后，西方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教育的经济价值进行了重新分析评价。
二、70年代后西方关予教育经济价值的一些研究
70年代后，西方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反映在所谓的“审查假说”（或“筛选假设理论”）、社会化理论以及劳动市场划理论上。这些理论针对人力资本理论，批判地提出了新的关于教育价值的观点。
1.审查假说。审查假说认为，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是因为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是雇主根据求职者的教育水准进行安排的结果。由于雇主在雇用职员的时候，对求职者的知识、能力、品质等条件不太了解，也难以预测求职者未来的工作实绩，于是他便把求职者的教育水准当作区分新雇员个人能力、成就动机和发展潜力的审查工具，也即是根据教育的水准来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并根据教育水准来安排求职者的工作。由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的水平高往往意味着求职者的能力强，这样雇主在信息不完全的限制下总是偏爱受教育多的雇员，雇主便给予受教育水准较高的雇员以较高的工资。因此，在“审查假说”（或“筛选假设理论”）看来，教育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审查”或“筛选”作用上，而并不能代表现实的能力。所以这种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关于教育提高生产效率的论断是不正确的。
“审查假说”的这一观点，应该说从录用的角度评价了教育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它从社会角度揭示了70年代中追求“文凭病”的原因，同时也是对“过度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较好解释。并指出了“过度教育”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消极作用，因而具的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里的分析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出发；所以，这一理论的批判同被批判的对象都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因而都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2.社会化理论。社会化理论则认为，人力资本关于教育通过提高个人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现实社会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等级化、分工化，不同的工作对人往往只是要求具有一定的不同的知识和权利。因此教育在经济中对生产、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具体点讲，社会化理论认为，按社会生产结构，可以把职业分为高等职业和低等职业两类。高等职业，如经理、高级行政职员的工作往往需要具有独立自主性、怀疑的态度以及进取创新的精神等个性特征；低等职业，如秘书，普通工作人员等的工作则需要守则、温顺、接受权威等服从而不提疑问的个性特征。要使社会生产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秩序进行，社会就需要有这种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人。学校教育的经济价值，就是通过教育的社会化，为社会培养出能适应不同职业个性特征需要的劳动者，但在现实中，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差异性”的社会化过程，即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往往将受到不同形式及素质的学校教育。一般讲，富有家庭的子女有较大的机会进入一流的学校，毕业后很容易找到高等职业的工作；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往往只能进入条件较差的学校，毕业后只能从事那些比较低级的职业和工作。这样，受这种“差异性”社会化教育的制约，通过教育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受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教育自身也不可能具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功能和价值。所以社会化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分析是不实际、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本身的缺陷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不公平差异，归结到人才培养的差异，并据以否定教育的经济价值，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凡是不接触到生产方式的改革而妄谈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功能和价值都是虚妄的。
3.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这一理论的分析与社会化理论有相通之处，即都是通过分析劳动者在选择职业、就业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来阐明教育对个人的作用与影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与工资的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不精确的。它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结构对工人工资的影响，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应划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一般讲，在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可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大不同组成部分，而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市场中会受到不同的待遇。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公司、大机构的工作，工作待遇比较优厚，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主要提供小企业、小单位的工作，工作的待遇往往比较低且不确定。这样，一个人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在哪一个市场上工作。比如，在次要劳动力市场里，劳动者的收入就相对比较低，同时也不与劳动者所受的教育成正比。由于在雇主按教育水平选用雇员的情况下，教育往往是决定一个人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里工作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里工作的重要因素，故教育对个人的经济价值就主要体现在对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的选择上。这样，如果再考虑到因经济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教育上的不平等，那么对教育的投资与普及也不能起到使社会收入趋于公平化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在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与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成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以及教育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观点等，都是不正确的。
西方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最新研究及观点，对教育经济价值的认识是有益的。虽然这些新的理论都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批评目标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事实上，这些新的理论只找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不足和缺陷；它们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分析和认识并没有推翻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它们都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所以只能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评价的那样，这些新的理论与研究“与人力资本理论是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页）另外，关于教育的经济功能与价值，虽然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受到了“过度教育”、“文凭病”等现象的冲击，但一些国家依靠教育在当代所取得的成就，仍鼓舞着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信念。正如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加里·贝克尔在80年代发表的《教育—人才—经济》一文中指出的那样：“80年代，大学生的平均收入迅速上升，达到了过去50年间的最高水平。……如今，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教育过度的美国人’”，“近几十年来，日本、台湾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令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生动地再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几乎所有能源都得进口，但他们依靠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工作勤勤恳恳的劳动大军，使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加里.贝克尔：《教育—人才—经济》，《经济译文》1992年第5期）
三、对西方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研究及观念的评价
西方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和认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这既反映了人们对这一现象认识的一般进程，同时也说明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而日渐显露和增强的。在这种不断深化的研究过程中，西方很多学者对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育经济思想，为我们建立起了全新的关于教育功能与作用的观念。
不过我们也应同时看到，西方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尤其是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以“资本”概念对教育经济价值所作的研究，是有一定的缺陷和局限的。这种以资本带来价值的观点，虽然从形式上也说明了教育及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能带来较高的收益回报，并证明了教育及教育投资的重要性，但在实质上这只是从“分配”的角度即从资本──利润的角度说明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生产劳动过程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制约和影响。这不仅违背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科学原理，陷入了庸俗的生产三要素、资本创造价值的框架中，而且也使人力学说的发展走入迷途。7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评，很多即是从这一点入手的。所以西方关于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带来较高经济收益的论断，在形式上虽然是对教育经济价值分析的改进和完善，但在实质上却是一种退步；它使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分析陷入了庸俗而狭隘的资本创造价值的框架中，从而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阶级局限性。
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复杂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等原理，已为我们正确认识教育与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我们知道，社会财富及其价值，按照劳动价值论，都是通过劳动创造的；任何一种参与社会财富生产及其价值形成过程的要素，其对社会生产与价值形成的贡献，都不可能脱离劳动而自然形成，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教育及教育投资对社会生产及其价值形成的贡献，即教育的经济价值，同样体现在人类的劳动中，只是教育的这种经济价值首先转换表现为教育及其投资形成了一种较复杂和较高价值的劳动力而已。由于较复杂和较高价值的劳动力可以从事较复杂的劳动，而复杂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创造倍加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故教育可以为劳动者个人带来较多的价值和收益；不过这种较高价值和收益，并不是什么“资本所创造”的，其实这正是劳动力发挥作用也即是劳动的一种自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较多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3页）所以，教育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能生产出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体现在这种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能在社会中从事复杂的劳动、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的分析认识，应该说是比从资本创造价值的角度所作的更全面、更科学的分析；它把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分析放在了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循环过程中，不仅可以揭示教育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而且可以反映出教育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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