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及其特点
——以话语权与中国特色翻译学为例
詹鑫鑫/黄河交通学院
摘 要： 纵观中国译论史，中国译论自古以来成就颇丰。然而，与西方译论比较，虽历史悠久，但在理论系统的构建方面远远不及。中国优秀的译论历史并不比西方的差，但是我们却在理论构建方面一再借用人家的理论，中国译论却没有话语权可言。针对这些，亟待建立一门独立的中国特色翻译学，从而确立中国的翻译理论话语权。而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翻译理论需要“和而不同”，建立“和谐共生”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 传统译论特点 话语权 中国特色翻译学 和而不同
一、中国传统译论特点
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史稿》，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译论史，分四个时期，以下是对四个时期的特点进行的概括：
“芒果基地看百色，百色芒果阳圩甜。”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阳圩农场是百色市芒果果品质量最优、售价最高的种植区之一。多年来，农场致力于优化芒果品种结构，实现芒果良种化，大力推广发展台农1号、金煌芒、桂热十号、贵妃、玉文6号、凯特等优质品种，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色“果篮”。其中，台农1号芒果获得了2017年广西“十万大山”品牌产品一等品、“广西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列入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1）中国古代译学理论，主要集中于经书翻译，内容零星，但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有“文质之争”，“五种不翻”等）；
（2）敏捷团队组建。按照项目背景，选择部署单一或多种模式，并按照任务特性选择团队成员。其中，须注意审慎设置团队规模，宜小不宜大，以此保持敏捷性。对待不可忽视的人员缺口时，应优先考虑团队内部挖潜与培育。同时，亦可减少目标产品初期迭代目标。
（2）晚清民初译学理论，则由信仰翻译向科技翻译转变，而期间发生了两次较大讨论，一次是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等，另一次则是关于译名问题。
（3）民国时期译学理论，可以从社团与流派角度来区分。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论语派、哲学研究派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争论的焦点主要为翻译的“外部研究”。
（4）新中国成立后译学理论，即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史，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大部分论者都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意运用哲学方法来分析问题。二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翻译马列著作的经验和理论得到了总结和发扬。
实际上，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而且翻译是个语言之间相互转换的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最常接触的翻译实践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印欧语系内部各语言之间的翻译，一种是印欧语与非印欧语之间的翻译。后一种最典型的就是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对译我们发现，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翻译实践，不但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是不同的翻译实践，甚至从印欧语到中文与从中文到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也是不同的实践。这个不同典型地体现为加法和减法的不同。印欧语是形态语言，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态，形容词和副词的级，都要用严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汉语，作为孤立语的典型代表，不需要这些。这样，在进行英译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减法，把原文中那些对汉语来说累赘的成分一一去掉；而在做中译英的时候，就必须视译文需要，将原文没有明示出来的东西一一加上。在中国传统译论中，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种不翻”及“译场”分工，鲁迅对文学翻译的“不用之用”等等，或多或少都体现了中国语言特有的译论思想，而这些正是在他们从事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中国译论有自己的特色，在建立自己的译论专著时，对于外国的系统理论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借用。我们要坚持“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思想，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才会不断完善，不断趋于完美，中国译论的话语权才能得以保障。
从哲学角度讲，前人所做的努力都可以说是量的积累，而我们要以此为基础，争取做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借助当代科学的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要客观定量以及准确描述，综合各个学科的最新成果，引进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作为借鉴，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译论进一步分析总结，为早日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而努力，为确立中国译论的话语权不懈奋斗。
二、中国特色翻译学
潘文国教授的《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里提到，有人会质疑“理论的国别之分”，会有人说，理论是共性的，应该是普世存在的，而不应该是个例的，这样就不成理论。廖七一教授曾说过，但凡是理论，都有它的盲区，因为理论只是相对而言的。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谁能说这些就是普世存在的真理呢？可能到了另外一个星球，这些理论就要失去意义了吧。总之，中国的翻译是离不开中国特色语言的，汉语文化博大精深，从甲骨文演变到现在的汉语，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所以别人不提什么“美国特色”、“英国特色”之类的词语，可能是他们的文化历史并没有中国悠久，我们要高瞻远瞩，不能处处看人家眼色行事，要敢于做别人未做的事情，积极主动建立适用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翻译学。
根据查阅，“中国特色翻译学”是要在解释一般翻译现象以外能够解释汉语与中国文化特色、中译外和外译中各自的特殊要求、特殊标准、特殊方法的理论，是要能指导中外互译实践、既为历史所证明、又能得到当代翻译实践家认可的理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途径之一就是要跳出西方的框架，回归中国语境，寻找中国话语。
据记载，中国有史料记载的翻译活动可追溯至千年之前的周代。直至今日，中国翻译界成绩斐然。可是，说到系统的翻译理论，我们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这与中国的汉语言文化特点不无关系。今后的翻译理论工作应注重理论研究，使之科学化，系统化，不能再停留在一般的具体的经验之谈上。
近日，沃尔沃卡车为其FH、FM及FMX车系的D11、D13柴油发动机展开一系列改进，以满足最新欧6 D阶段排放标准，进一步为运输从业者降低燃油成本。
那么，我们怎样总结成为系统的理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笔者认为，研究这一特色，首先必须从汉语语言切入，从汉语与印欧语言的差别着手。而中国译论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因而“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中国文化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传统也必然会反映到翻译理论上来，从而产生与别的语境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说“话语”。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翻译学”即使有，也只是个特例。这话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站在国际翻译学的立场上，岂但“中国特色翻译学”是特例，“印欧语特色翻译学”何尝不是特例?普世翻译学正是这些特例的总和。不肯动脑子去研究这各种“特例”，却急急忙忙地宣布他们所接受的某一或某些建立在印欧语互译基础上的翻译理论就是普世翻译学，这既是对中国翻译学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普世翻译学的不负责任。而强调做好自己的事，提出解释中外翻译这一“特例”的理论，正是中国译学有可能对普世翻译学做出的贡献。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具体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为突出的就是落实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安排之中。同时，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依法治国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基础上制定的；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目标指向是人民当家作主，法律的实施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三、话语权及其如何重建
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翻译历史、海量翻译作品的泱泱大国，在全世界搞得热火朝天的译学研究中，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很不正常的。一百多年来，中国译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这是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翻译学、不需要翻译学以及只要引进、不需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原因。有2000年历史的中国译学到了二十世纪为什么会失语?从更深的层次找原因，笔者认为，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实则“西化”的结果。从五四运动时期，到现代各学科“跟着转”的研究范式，（“跟着转”这个词是吕叔湘针对语言学研究提出来的）我们举两个中国译论“失语”而随着西方译论起舞的例子。一是“文质”，二是“信达雅”，而这两个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字眼也被西方的理论话语权分崩瓦解了。
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白雪晶莹，树木挺秀，这里每年3月15日是独特的赛鹿节。拉普人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扶老携幼来到伊利那大湖周围比赛场地，场上帐篷处处，旗帜飘扬。比赛在冰冻的湖面上进行，每头赛鹿由一名手执缰绳的驯鹿者驾驭。驯鹿者身穿滑雪衣，头戴护目镜，脚上系着滑雪板。号令一响，许多赛鹿便在冰上跑了起来。驯鹿者要驱使赛鹿跑完2公里的路程，还要顺利地通过一个特设的急转弯，然后抵达终点。
什么是理论呢？要具备四点特征：（1）研究对象。（2）研究方法。（3）要成为体系。（4）一套“自恰”的相关术语。从西方的学术实际来看，一个成功的理论往往有其自身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往往有其自身专门的一套术语。无非就是说的上述四点特征。什么是话语权呢？提出一套话语，别人认可你这套话语，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话语发展到一个程度，以至别人讨论相关话题非得使用你的话语不可，你就有了“话语权”。如果自己没有话语，讨论任何问题都要使用别人的话语，这就叫没有话语权。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说到底，就是要取得中国译学的话语权，在国际译学的研究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那么，我们如何重建中国译论话语权？就是中国应该跳出西方译论的束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借助当代科学的方法对翻译问题深入进行一些客观定量分析和准确描述。这就要综合利用当代语言学、心理学、数控论（包括概率论）、电子计算等等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大量引进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作为我们的借鉴，同时也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传统译论作进一步的总结与分析。
举两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文质之争”与严复的“信达雅”。应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将这两个理论总结分析，最终成为我们中国特有的理论，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听到中国自己的声音。当西方人要引用中国译论时，不得不提起“文质之争”、“信达雅”“对译”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到那时候，我们的译论话语权就得以实现了。
四、中国特色译论要“和而不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有二：（1）强调的是群体中个体的共同发展，而不是像某些沙文主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弱小者消融或吞噬，或将众多个体融合为一体，合众为一。（2）强调的是和谐适度，不走极端。中国博大精深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东西方思维、文化、语言等方面差异如此之大，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据许渊冲先生说，西方语言之间同于异，有90%以上可以对等，而西方语言与中国汉语却是异多于同，只有40%左右能够对等。西方译论只能解决我们的低层次科技翻译问题，中国译论却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我认为，只有实事求是、灵活运用西方翻译理论和方法，结合我们自己的理论，才能解决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其间的不同事物在相生相克中也才能得到发展。对本来差别很大的事物一味趋“同”，把西方的理论生硬地套在我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就是抹杀东西方思维、文化和语言的相异性。
中国文化走不出去，除翻译理论建构问题外，很大一方面是写作及阐述方法不合西方人的思路。所以我们要加深理论修养，借用西方分析论证方法，深入浅出，精密而有条理的推衍，使其系统化、科学化。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和谐共生”。
五、结语
总之，中国传统译论博大精深，虽留下的系统理论很少，但是这些零星议论的成就不容小觑，我们要以此为基础，总结前人经验，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学会分析，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为普世理论做贡献。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借鉴西方先进理论方法，有选择的吸收利用，做到“和而不同”、“和谐共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有属于中国自己的译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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