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彻底的改革和理性的抒情——重读《沉重的翅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理性论文,沉重论文,翅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沉重的翅膀》①是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它获得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但依然难掩其多舛的命运。这部小说发表于《十月》1981年第4、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在单行本中，作者对原作作了数十处修改，其中有二三十处是重要的修改。”②在历经了两年的修改后，198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第四次修订本。之所以用“终于”一词，是因为其批评、修改和出版的过程之烦难，是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何启治在访谈中回忆了这一过程：“在韦君宜的鼓励下，张洁深入生活，写出了第一部正面描写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韦君宜看完初稿后，让张洁作了认真修改。1981年夏秋之交，小说先在《十月》第四、五期连载，当即引起巨大反响。在一般情况下，编辑在一部书中的责任和义务都算尽到了。谁知风云突变，来自组织和上级的压力旋即接踵而至，当时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就多达一百四十余条，有的批评很严厉，已经上纲到‘政治性错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时刻，韦老太一方面反复劝说作者进行必要的修改。当时张洁已是全国知名作家，对批评意见中莫须有的部分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听之任之，可能会使一部作品从此被打入冷宫。另一方面，韦君宜又很有耐心地亲自找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同志，为这部长篇小说做必要的解释和沟通工作。这样，两年后，大改百余处、小改上千处的《沉重的翅膀》第四次修订本由人文社出版了，并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③如此曲折，无怪乎张洁会说，“要详细说它，恐怕又能写出一部《沉重的翅膀》那样的小说来。”④在获奖之后，《沉重的翅膀》在文学性上也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沉重的翅膀》着力于政治角度的描写，却没能深入到文学的内核，也就无法真正表现出中国政治的特色及内涵，而仍然只能是一种表层现象的扫描。”⑤这种意见，在文学界极具普遍性。一部小说，不仅仅是作者的创作，也绝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它势必要同80年代前期的历史语境、社会思潮、价值立场等多种结构力量形成复杂的关联，从而构成大写的“文本”。对这一大些“文本”的还原以及内在逻辑的考察，则是本节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以议论为诗
对《沉重的翅膀》的批评中，大多以其议论过多，不够精辟，影响了小说的艺术品质。稍举两例。在《沉重的翅膀》在杂志上发表以后，陈骏涛即撰文进行评述，在肯定了“总的思想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以后，认为“这部作品中有些地方涉及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涉及对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估价的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涉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的人事问题，都有一些描写和议论，是缺乏分寸感，不够严肃和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主观随意性”⑥。即使在修订本出版以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在序言中也这样写道，“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固然有些议论是精彩的，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是有些是不必要的，不妥当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引起严重的责难。‘你好不容易把读者吸引到你精心织造的形象世界中读者可以同人物共喜忧了，你跟着来一段议论，把读者从情景中赶出来……你多次多次地这样折腾读者，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我终于直率地向张洁同志面谈了自己的读后感。”⑦几乎在同一时期对《沉重的翅膀》的评论中，都可见类似对议论过多的责难。以上所引的两种评论，可以代表对该作品的两种批评类型。
第一种主要集中在议论的“内容”上。蔡葵作为见证人，在小说发表十六年以后写的文章，似可对当年的情况约略作一回顾和说明。蔡葵说，“《沉重的翅膀》至今未见一篇批评文章，知道的只是当时个别负责人的严厉的口头批评，说作品有‘明显的政治性错误’，是‘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的一个重要情况’，作者‘太放肆了’等等。其实他们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从小说中摘录出来的被认为‘有些比较片面和偏激，有些是很错误的，会造成坏影响’的文字。”⑧根据蔡葵的文章，不妨摘引出《沉重的翅膀》中有“政治性错误”的句子。
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经验。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将有责任，对忠实信仰他的学说的人们，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作出回答和解释。原有的理论，已经不够用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了。
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映，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女人可不可以烫头发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我入党，可不是为了党员那块牌子，而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要研究它，实践它，还要用它来改善党内的状况。改善我们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员仍然被小农意识控制，而不是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
郑圆圆倒也不像他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那样偏激。一提起入党，他们会带着轻蔑和惊诧：“入那玩意儿?!”她不过认为，尽管很多人都想入党，但这并不是判断一个人好或坏的唯一标志。
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
当文学作为文学的时候，有人很可能会把它当成擦屁股纸，也有人一辈子不会读上一本文学书籍。当文学作为政治奉献给人们的羔羊时，却成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会争着咬它一口。男盗女娼、物价上涨、倒卖黄金、小孩尿床、火车误点、交通拥挤、住房困难、不涨工资……无一不是文学的罪恶。文明古国里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⑨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议论，非但不出格，某种程度上还说出了部分真理，显示出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追求。然而，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垄断一切的社会里，政治话语被设定为不可触摸的“圣杯”。任何其他话语，包括文学作品，除了对此表示认同和维持，并不具有话语再生产的权力。张洁在《沉重的翅膀》里，不管是借助小说人物之口，还是直接发表关于意识形态的议论，有可能使“社会主义”遭到解构的危险。因此，《沉重的翅膀》被“规训”，恰好表征出这一时期的特点，亦即在新的意识形态即将被生产出来的前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对未来的某种焦虑。文学作品只能承担和维持，而不能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沉重的翅膀》因为触及了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边界”不得不承担其“艰难”的命运。
第二种批评话语虽然也涉及了内容不当的问题，或者说它的核心关切是“内容”，但批评的出发点是形式，即议论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是否能和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完美地结合起来。显然，按照张光年的看法，议论只会导致读者“出戏”，影响了读者将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感性接受。这一看法道理何在?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里讨论了“议论”之于小说的意义。布斯认为，批评家们对议论的态度大多是谴责。但是议论有其特殊的作用，它可以提供事实、画面或概述，可以将一些信念灌输或强加给读者，可以把个别事物与既定规范相联系，可以用来升华事件的意义。正如布斯所说的，“以上所有各种议论，都是为提高读者对一本书的特殊要素的体验强度而服务的。虽然它们可能同样起到其他作用，但是他们主要的正当作用，是按照一种或另一种价值尺度来造成读者的判断。”⑩蔡翔在分析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结尾“参军”一节之后指出，“议论构成了这一节主要的叙述方式，而过多的议论，难免会有‘概念化’的问题。但是，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所谓‘概念化’的批评，却又需要极其谨慎地使用。有时候，所谓‘概念化’或者‘符号化’的人物或叙述，却常常是小说最具想象力或者政治张力的地方。……一个作家，常常在生活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徘徊，他真正需要做的，恐怕正是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设置必要的关联，这也是所谓结构的作用。因此，恐怕不能对‘概念化’或者‘符号化’作一般的尤其是简单化的排斥。小说首先是一个整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叙述方式，最后完成从生活到想象的过渡、虚构乃至重新创造。”(11)那么，张洁为什么要插入许多的议论?其风格也由淡雅感伤一变而为激烈外露，又是为的哪般?
在《沉重的翅膀》一书中出现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进入人物内心，允许他们自由地对小说中发生的事件作评论。其中，小说的正面人物，郑子云被更多地授予了直接议论的话语空间。另一类是作者直接站出来，对社会现象、局面进行评论。这些评论，可以在上面所引的文字中窥其风貌。考虑到这部作品完成的“现场性”(小说脱稿于1981年4月16日)，几乎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改革所遇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的“现场直播”。正因为如此，作为“在场者”和“参与者”的作家张洁，迫不及待地要站出来，直接表达她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所谓的“越轨”“出界”的言辞，恰恰来自拒绝革命理念的失落。这一点，在张洁的自述里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张洁反复强调，“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人类所受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什么权利不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义无反顾地献出个人的一切呢?我们在入党志愿书上写过的誓词，决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一种谎言。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也绝非易事。但我以为解决的办法也很明确，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要说的是，我所以写，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还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便不再写了。”(12)事实上，这不是张洁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同一时期的许多小说都呈现了高度议论化的倾向。无论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还是谌容的《人到中年》，无论是王蒙的《布礼》，还是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很难想象，如果抽掉议论部分，这些小说还剩下了什么。如何看待议论?如果将议论仅仅作为语词的修辞手法，它是可以同描写、抒情、叙事等表现手法相并置。但是，如果将抒情看作一个大的结构性装置，那么，显然，议论是这一装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今天的文学史眼光回头看，重要的不是议论的内容，而是议论的姿态。作家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整合起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内，以或讴歌或批评的方式，体现了对现代化理念的支持，回应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询唤”，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从各种文艺、人事漩涡挣扎过来的张光年，之所以将讨论范畴从“政治”挪移到艺术形式，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护花”，为了呵护来之不易的文学的春天。
二、空洞的悲剧英雄
《沉重的翅膀》被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其结构、情节与细节确实与“改革文学”有着基本相似之处。比如，《沉重的翅膀》中的陈咏明，不能不让人想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在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推行改革方面不乏相同点；再比如《沉重的翅膀》中的杨小东等青年工人的形象，似乎是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刘思佳的孪生兄弟。甚至，“改革文学”的叙事框架与策略都如出一辙，即都是塑造勇于改革的改革者，在同阻碍改革的保守思想的斗争中，将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张洁不同于蒋子龙、柯云路的地方在于，在改革发生的基层单位——工厂之上，还设置了一个更高的属于政策决策层的科层体制——重工业部，改革的阻力不仅存在于一个个工厂中，在政策决策层，思想意识的改革更难以推进。或者说，较之于基层，更重要的是官僚体制的改革，那里社会的弊端更为积重难返。这也是张洁因为这部小说所受到的冲击的直接动因，倘若不是这么指向明确，就不会引得人们对号入座，也不会招致如此严厉的非议。
改革者如何去改革，操刀“改革文学”的作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象。考察“改革文学”如何改革，可以看出现代性话语、政治话语等多种力量构成的合力是如何左右文学的表达的。发表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一开篇就写道，“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13)在这篇小说中，蒋子龙是这么描述“时间”和“数字”的：“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14)今天，经过现代性话语洗礼的研究者不难敏锐地发现其中属于“现代性”的“秘符”——“时间”和“数字”。三者之间也不难以建立逻辑关联：“改革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想象，而“现代性”则大致可以看成是描述现代化过程的话语。有论者认为，“《乔厂长上任记》重申了现代的时间意识，从而再一次确认了现代性的叙事立场，因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正是这种线性的、历史的、进化的时间意识使‘现代’与‘古代’相分离，并循此建立起现代性叙事的所有内容。”“与对高效率的现代渴望同时凸现的，还有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永恒的焦虑。”(15)新的理论话语确实给研究者带来了新的视野，现代性草灰蛇线地潜行于“改革文学”之中，“改革文学”在历史性地承担确立改革合法性的功能的同时，也使自身具备了“再解读”的空间。然而，如果我们将“改革文学”诞生的历史语境重新代入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根据徐庆全的记述，“《乔厂长上任记》所写的‘一九七八年六月’的事情，恰是中国在历经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此时，全国上下都有了一种‘四个现代化’的意识。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英超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连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强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但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某些中央领导甚至盲目乐观，再一次重演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滑稽的一幕：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有这样一组数字：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要达到六千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二点五亿吨，建成十四个大型重工业基地。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到九月九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七八年就签订了二十二个大型引进项目，共七十八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由于这次‘跃进’以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为特征，因此被称为‘洋跃进’。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这样多的引进设备，使大多数国人觉得，‘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了。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的中国》元旦社论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16)套用这一句式，我们也可以说，“改革文学”的“时间”和“数字”，不单是一个单纯的现代性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现代性话语和政治话语相互纠缠，塑造了作家关于如何改革的一种想象。这不难理解，在刚刚确立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关于改革的路径、方式等，从上到下，并无一个实际的操作规程，反映到“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乔厂长上任记》里面，只能依据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要求，将速度和效率作为改革的价值依据。
柯云路的《新星》出版于1985年，同样被视为“改革文学”的力作而引起广泛关注。时隔六年之后，改革叙事的空间由工厂转移到了县城，意味着改革场域的扩大以及全面实施。对于古陵县如何改革，较之于他的前辈，李向南显得成竹在胸，有一整套的规划。有研究者在分析比照了李向南的“改革规划”，包括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的改革目标，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的发展方针，确保经济改革的政治正确性，配套的社会政治改革，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腐败问题等诸多方面。“几乎1978年到1984年所有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方针和路线都在这个‘改革规划’里面得到了体现，从政策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看，这是一份‘扩大’和‘综合’了的‘改革规划’，实际上相当于一份‘中国改革政策大全’。”“这一‘改革规划(想象)’实际上是对现实政策的严格图解，也就是说，李向南是在‘体制内’展开他的‘改革想象’，他没有越出‘雷池’一步，无非是通过他的这份‘改革规划’把1980年至1984年的农村改革政策复述了一遍。”(17)这再一次证明了“改革文学”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具有某种同构性和同步性。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原则使得作家对变化中的现实亦步亦趋，想象之舟始终无法驶离现实的彼岸。另一方面，作为与现实政治勾连最为紧密的“文学主题”，使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完全一致，也是作家确保“政治安全”的叙事策略。
如果将“改革文学”上的作品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排出一个序列，那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恰好处于《乔厂长上任记》的中段，这部完稿于1981年的作品写的是198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郑子云、陈咏明这些改革者而言，他们所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细读小说，就会发现，对于人的关心和重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充分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超过了改革者念兹在兹的问题。用小说里的话说，所谓“改革”的理念是：“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全人类，还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解放不但意味着物质上的解放，还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使每一个人成为完善的人。”(18)那么，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这一问题，在郑子云那里，是一个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在陈咏明那里，则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郑子云的“战场”在会议室，当他激情洋溢地发表关于“人”的演说时，正是改革者形象的最好体现。陈咏明呢?仿佛是郑子云的“人学”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在曙光汽车制造厂，陈咏明的改革行动落实在对工厂生产环境的积极改善上，落实在建职工宿舍改善工人福利上，落实在调动青年工人的积极性上。似乎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生产效率自然会提高，各种困难也自然会迎刃而解。对于一本有二十六万字之多以“改革”为中心环节的长篇小说而言，关于如何改革的书写显得有些不够。“毕竟是重工业部这样一个特殊部委的副部长，在《沉重的翅膀》这部着力表达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学想像的作品中，郑子云的‘改革者’形象难免有些凌空蹈虚了。而实际上，郑子云作为‘改革者’的形象特征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改革热情……”“然而，仅仅单纯的改革热情，对于现实的改革者及改革实践来说，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19)换句话说，在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还不甚明确的时候，“人学”话语占据了“改革”的领域，使“改革”理念化和虚化了。此时，“改革”在文学作品中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还不具备实际的内容，只有在改革的政策层面发育完善之后，才具备填充所指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张洁所能做的，是为她的“改革英雄”注入丰盈的情感内容，使之承担抒情性的功能，为论证改革合法性提供情感支撑。
张洁的叙事策略是将改革纳入到道德化叙事的序列，即改革者是道德完善的象征，反对者则以道德败坏者的面貌出现。读过《沉重的翅膀》的读者，无不为郑子云和陈咏明所打动。郑子云是知识者的代表，他博学多识，在企业管理方面思想活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改革的道路上披荆斩棘。陈咏明呢，敢抓敢闯，用小说里的话说是“遇见那些聪明人绕着弯子走的事，他呢，不缩脖子，不眨巴眼，对准目标，照直地走过去”。读者迅速站在了改革的立场是因为改革者不徇私利，为的是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保守派则不同了。无论是部长田守诚(是“守成”的谐音吗?)还是孔祥、何婷，无不见风使舵，圆滑世故，玩弄权术，为的是一己之私。情感认同哪一方，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改革与保守的对抗，在此转化为道德性对抗。正是通过将改革道德化的叙事处理，小说成功地生产出了“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所需要的激情”(20)，改革毫无疑问成了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这样的叙事策略我们并不陌生，李杨指出，“政治道德化是50～70年代小说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修辞方式”(21)。这是因为道德认同深植于传统的土壤中，“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因而无一例外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大众神话与文化传统。在‘民族国家’或‘阶级’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制造过程中，传统的认同方式如种族、宗教、伦理、语言等都是重要的资源。当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被解释为有着久远历史和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的共同体时，它的合法性才不可动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政治才被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心性结构和情感结构。”(22)这显示出了“新时期文学”同“十七年文学”或显或隐的关联，在“回到五四”的同时也回到了“十七年”。事实上，这一叙事策略今天依然被沿用着，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在完成政治叙述过程中所严重依赖的路径。
不仅如此，张洁还为她的改革英雄营造了浓郁的悲剧气质。从《沉重的翅膀》里可以看出，郑子云是有着哈姆雷特气质的改革家，改革所遇到的旧观念的阻挠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使他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多么希望能在人生的征程上再跑一段啊，毕竟，“文革”实在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然而，时不待我，时间的限制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他。对于郑子云，张洁有一段极其抒情化地描写，“郑子云的肩胛因为双肘撑在桌面上而高高耸起，像一头耸起翅膀，准备腾然飞起的苍鹰。他成功过，失败过，摔得头破血流。现在，他又要飞了，并不考虑自己已经年迈，也许飞不了多久，就没有了力气，越不过一座高山或一片汪洋，便葬身在崇山峻岭或汪洋大海之中。然而，那不是一头雄鹰最宏伟的墓碑吗?”(23)将要葬身大海的苍鹰形象就成了郑子云的写照而为评论者反复所引用。非但如此，改革英雄们还是孤独的，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对郑子云婚姻爱情关系的渲染证明了这一点。郑子云的妻子夏竹筠是庸俗的官太太，完全无法与郑子云进行灵魂上的交流，此外，作者还轻描淡写地指出了她在感情上完全不关心郑子云，在乎的是官太太的位置，甚至在情感上背叛过郑子云。郑子云的道德优势地位在对比中再一次得到凸显。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在郑子云视察了曙光机械厂之后，陈咏明送郑子云回城：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大地复苏的气息，让人想到，树枝上，芽苞正在拱出表皮；青草正在冒出地面；小虫子正从冬眠的洞穴里伸出自己的触须……很快就会有雷声和雨点。
陈咏明和郑子云走出汽车，两人一言不发地看着远方的天空。没有月亮，夜是漆黑的。
陈咏明说：“冬天，星星好像离我们远一些，而夏天，星星就显得近得多，也亮得多。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星星，有星星的时候，就看不见月亮。”
“你喜欢星星还是月亮呢?”
“月光下，即使穷凶极恶的东西也显得温柔了，而且还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而星空却给人一种孤独感。你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和那无垠的苍穹是相通的。”
郑子云体味得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伤害，而是受伤之后的荒凉孤寂之感。他自己呢，有多少次也是这样仰望过寒冷而寂寞的星空啊。(24)
这一段堪称典型的张洁式的抒情。大地复苏的气息，暗指改革的春天即将到来。然而，在春天将来未来的时候，改革英雄在复杂、守旧，官僚体制的社会里，所遇到的改革阻力无不让人感到“荒凉寂寞”。此时，仰望星空，恰恰暗合了康德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改革英雄将自己寄身于大自然，愈发衬托出了他们的孤独和伟大。在小说的结尾，张洁也刻意将改革者处理成失败者的形象。郑子云在与田守诚政治斗争的关口，因为心肌梗塞被送进了医院，尽管改革已是民心所向(一千零六比二百八十七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郑子云个人的政治前途而言可谓暗淡无光。可以想见，因为身体原因，他无法以代表的身份参加十二大。即使身体允许，田守诚也会借叶知秋事件大做文章。所以，田守诚才会“比往日更加庄重地坐进小汽车，即使在这深更半夜他也衣冠楚楚，像去赴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样的预设中，“理想读者”在为郑子云的悲剧命运落泪的时候会更加憎恶反对改革的力量。
三、分裂的“共同体”
回顾文学史，我们发现，“文革”结束之后，文学以其对政治的迅捷反应记录了人们的公共生活，解释了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承载和宣泄了人们在饱受压抑的情绪，思考文革之所以产生的精神根源，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文学因此被命名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叙事’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将分散的、芜杂的经验纳入到整合性的知识——价值结构中，使众多片段通过组合为一个整体而呈现出终极的意义。”(25)这一时期的文学，内在本质是一致的，也确实达到了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目的。到了“改革文学”阶段，虽然文学在配合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对改革合法性的论证，引导民众展开对“现代化”的想象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在“改革文学”自身的话语层面却出现了裂痕，无法再继续承担和支撑“想象的共同体”职能。
不可忽视的是，张洁将“人的解放”作为改革者的中心话语不是空穴来风，恰恰呼应了同一时期思想界、理论界蓬勃遽兴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话语。祝东力在《精神之旅》一书中梳理了1980年前后理论界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贺桂梅提醒我们注意，“无论是80年代前期用以批判‘异化’历史的‘人性论’，还是80年代中后期的‘主体’论或‘人学’，其视野始终限定在‘人道主义’话语脉络之内。即他们都相信‘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处在世界中心，并且具有自我创造的能力。这种观念首先被作为一种价值观得到普遍的认可，并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而得到重申和肯定。”(26)即需要将作为理论的人道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区别开。可以理解，人道主义话语最初出现是以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经过文学界、思想界、理论界多方合力，形成了一整套包含了“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27)的意识形态表象体系。贺桂梅进一步强调，“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话语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解放’人，而是为了重新将人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关系体制当中。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这种人道主义话语总是只强调其作为‘解放者’的一面，而策略性地隐瞒其所构建的‘秩序’的一面。”(28)从这一角度去观照《沉重的翅膀》，就会发现许多原先彰而不显的“空白”。
倘若把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看作一个“动员结构”(29)，那么，处于这一结构中的不同阶层的人们似乎并不如作家所设想的因为个人的解放而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相反陷入了某种分裂之中。先来看群众。从表面上，由于改革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改变了之前文革导致的生产停滞的局面，改革带来的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欢迎。但是，在笼统的面目模糊群众之间，依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其划分依据即为他们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在小说中，李瑞林、吴国栋就属于“群众”中的落后分子。改革一拉开序幕，李瑞林这个“给别人治了二十多年‘思想病’的支部书记”也得了“思想病”。对吴国栋的描写就更充分了。当郑子云作推进改革的报告时——这也是全书作为“改革文学”作为核心的部分，郑子云的改革者形象正是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得到突出表现，对吴国栋作了漫画化的绘写。“最触目的是吴国栋，好像一个吃斋念佛的清教徒，不知怎么一下从天上掉进了沸腾着人间一切淫邪欲念的地狱，恐怖得几乎失常。一双眼睛，张皇无定地溜来溜去，好像要找个豁口逃将出去，好笑极了。”(30)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是，如果说，之前落后群众还可以通过教化或学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新人”的塑造的话，那么，到了“改革文学”里，他们所剩下的空间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思想僵化、知识准备不足，对于改革持拒斥态度的“群众”势必要被现代化的列车无情地抛弃。至于欢迎、支持改革的群众呢?小说着力描写了以杨小东为代表的青年工人，认为他们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也确实表现出了他们蓬勃有活力，积极向上的一面。不过，杨小东等人的一举一动大多是从郑子云、陈咏明的眼里“看”出来的。还是在会场，小说有这么一段描写，“他(指郑子云，引者注)的眼睛和杨小东的眼睛相遇。也不知杨小东怎么想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郑子云稍稍地挤了挤自己左边的眼睛，算是打个招呼，杨小东向他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不好，怎么一进会议室，在饭馆里那么招郑子云喜欢的、生龙活虎的劲头就没有了?”(31)作者原意大概是要写出杨小东的“规矩”，但无意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改革”的决策层面，像会议室一类的空间里，杨小东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除了被组织进“改革”的制度性关系中，作为沉默的他者，并不能“解放”自己什么。在小说中，除了没有话语权以外，看上去，他们的境况都还不错，至少，因为改革，他们获得了与劳动相匹配的物质奖赏，从精神层面实现了对自己的肯定。有研究者批评《沉重的翅膀》，“小说中，汽车厂的这些改革措施几乎是立竿见影地显示出它的改革成效来，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企业扭亏为盈，职工福利改善。或许，这些措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如僵化的指标分配对生产的限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等，并因此而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效应，但是，它不应该是——同时，在现实的改革实践中，它也的确不是——国有企业摆脱自身困境的灵丹妙药。”(32)这个结论没错，至今我们仍然没找到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但以此批评《沉重的翅膀》空疏和不切实际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处于停止状态，无论怎么改。苏联模式也好，市场化道路也罢，都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实在是因为“文革”所遗留的局面太糟糕了。而且，从改革的历史经验看，改革初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改革之于“群众”是公正的(33)。但是，假如把时间线拉长了看，改革终究要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杨小东这样的“个人”迟早是要承担改革的“阵痛”。我们大概能料想到，杨小东们之后会下岗，会待业，会遭遇今天我们遭遇的种种问题。“人”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被解放了出来，是为了将其组织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关系中去，组织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中去。“政治个人”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为“经济个人”，早晚会接受“市场经济”对“个人”的新一轮异化。那个时候，杨小东们还会这么意气风发吗?这是历史的疑问。
再来看干部。国家政权正是依靠干部来完成新型制度关系的构建，这也是《沉重的翅膀》选择以老干部郑子云作为叙事主人公的原因。在“新时期”之初，文学对“干部”的想象增添了合乎时代精神的内容。比如，对郑子云和陈咏明知识分子身份的强调就是一例。这是新的时代对干部知识化的要求在文学上的生动体现。但更多的是对“革命中国”干部想象的延续。包括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对官僚体制、特权阶级的反对等。可以说，对田守诚等僵化的保守派的塑造，包括田守诚和郑子云的权力争夺正是依据此而具备了政治合法性。当然，对改革者的英雄式的着力描绘也有可能将英雄推向神坛而与现代和民主背道而驰(34)。《沉重的翅膀》在现代干部塑造上的创造在于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干部们——特别是郑子云和陈咏明的家庭生活，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展开积极互动，喻示着私人领域将要在已经开启的“新时期”叙事中打开新的面向。问题在于，干部被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了扮演“现代化”工程的决策者和思想者的角色，且这一角色通过“造神”运动愈发强化。由此，脑力劳动者(干部)和体力劳动者(群众)的分野已然成了政治叙事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鸿沟日后愈演愈烈，形成了今天阶层接近固化的现实。
最后看知识分子。在《沉重的翅膀》中，叶知秋和贺家彬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形象。显然，与“十七年文学”相比，这大概是动员结构中最大程度的解码和重新编码。之前，知识分子是作为被改造的对象，知识被高度政治化和工具化。到了《沉重的翅膀》这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被郑重提出来了。叶知秋和贺家彬某种程度上都有些不合时宜，是主流意识形态反思者和批判者，然而无论是反思还是批判，都建立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地位的认同基础上，可以看做是张洁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况。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改革文学”试图以“改革”为鹄的重新凝聚共识，构筑共同体内部“共通的感情”。然而，由于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变化，在小说的文本上留下了许多裂纹，在为小说的再阐释打开新的空间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提供了历史的路径。
注释：
①本文所用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的《张洁文集》(共11册)中的第一册《沉重的翅膀》。以下同，不再一一注出。
②陈骏涛：《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附记”，载《文艺报》1982年第3期。
③何启治、柳建伟：《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④蔡葵：《沉重的话题——重读〈沉重的翅膀〉》，见《沉重的翅膀》附录，351页。
⑤林为进：《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重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⑥陈骏涛：《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附记”，载《文艺报》1982年第3期。
⑦张光年：《〈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序言》，载《文艺报》1984年第9期。
⑧蔡葵：《沉重的话题——重读〈沉重的翅膀〉》，见张洁《沉重的翅膀》附录，354、355页。
⑨张洁：《沉重的翅膀》，320、153、215、231、184、216、205页。
⑩(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张洁：《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载《读书》1982年第2期。
(13)(14)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5)韦丽华：《“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反思》，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16)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载《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转引自张伟栋：《“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
(17)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9期。
(18)张洁：《沉重的翅膀》，77页。
(19)韦丽华：《道德化的改革想象及其美学焦虑——〈沉重的翅膀〉再解读》，载《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9期。
(20)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1)(2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146、28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3)(24)张洁：《沉重的翅膀》，202、169页。
(25)祝东力：《精神之旅》，6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26)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7)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体系。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见《保卫马克思》，顾良译，227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8)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蔡翔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一书第二章对“动员结构”有精彩的分析。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31)张洁：《沉重的翅膀》，202、191页。
(32)韦丽华：《道德化的改革想象及其美学焦虑——〈沉重的翅膀〉再解读》，载《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9期。
(33)学者秦晖认为，“我国改革前体制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参见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中国经济网。
(34)有研究论文谈到了这一点，参见李静的《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悖谬》，张跣的《英雄神话与隐喻思维》，载《南方文坛》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