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及其重大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意义论文,战略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建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邓小平的战略构想。要实施超常规发展战略，加快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即进行跳跃式产业结构调整，提高重化产品出口比重、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加快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经济开放度和出口能力；利用浦东开发开放契机，加强同兄弟省市横向联系；率先建立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贸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实现邓小平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建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
进入90年代，邓小平同志从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对上海的发展提出了战略构想。早在1990年2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中国可以搞几个香港，上海应该搞上去。”1991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上海在先进科技、现代工业基础、各类人才等方面的条件不比香港、新加坡差，也不比西方某些先进大城市差多少。”“如果政策对头，不出什么大问题，至多30年可以把上海建成商业、金融、贸易、高科技、信息的综合性国际中心，走在香港、新加坡的前面。”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对上海的发展提出新要求，指出：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邓小平同志这些指示为上海构筑国际贸易中心指明了前进方向。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首先是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的正确选择。随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正成为当今国际交往中愈来愈重要的一个领域，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虽然南北差距扩大，地区冲突不断以及债务危机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贸易难以重现60、70年代的“黄金时期”，但90年代世界经济贸易总的趋势仍是增长的。与此同时，各国经济竞争和经济区域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种种事实表明，当前世界经济贸易的重心已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把经济贸易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已作出迅速反应。克林顿实行战略东移，力图为美国企业开拓亚太市场，加强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欧洲联盟也积极谋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以削弱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这表明亚太地区将成为新的世界经济贸易中心，是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上海处于太平洋西岸中部，规划其发展战略必须考虑这种重心转移的新的国际环境，以便发挥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也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总形势相适应。目前亚太地区各国调整经济政策，加快经济合作步伐。日本正谋求全方位的外向发展，东盟五国早已组织起来，加强联系。由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策调整不断取得新成效，致使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地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日益重要的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经济贸易城市空间布局的新变化。在东京、汉城、香港、台北、新加坡、曼谷和悉尼等国际城市获得发展后，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上海也必将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极，对周围地区具有辐射扩散效应。一方面，它成为太平洋经济圈的东、南、北三面向西辐射的中心点和交汇点；另一方面，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可能成为连接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点和交汇点。因此，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对上海的客观要求。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也是恢复或重建上海历史地位的需要。由于上海具有长江入海交汇的区位优势，处于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中介地位，早在30年代就已是远东金融贸易中心。从历史上看，上海早就是中国南北沿海交通枢纽，长江流域吞吐咽喉，与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内外贸易、进出口双向辐射的经济生长点。在上海开埠之前，就有不少洋货从上海进口转销江南一带，临近地区的产品也大多运抵上海再销往国外，成为长江三角洲商业中心。自1843年开埠后，它迅速成为中国的贸易口岸。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当时各国来华贸易的大船只和定期班轮大多以香港和上海为目的地，其余各埠输出的产品也大都运至沪港再转船出口；凡销往北方及长江各埠之洋货，总是先运沪存储，然后转运外埠。据统计，在1850年上海进口货物中，鸦片要占54%，到1860年仍占48%，其余主要进口棉纺织品和绵纱，约占40-48%；在1850年的出口货物中，生丝占52%，茶叶占46%。1860年生丝占66%，茶叶占28%，其他农副产品和原料占6%。到19世纪末，虽然有的远洋航线也直达北方某些城市，但由于大多数远洋轮船都集中于上海，而沿海沿江各埠与上海的水陆交通又很方便，这时上海仍不失为中国外贸的转运中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据记载，解放前上海进出口额要占全国的比重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值占全国进口总额的60%以上。随后，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逐渐削弱，被后起的香港、汉城、新加坡等国际城市所取代。这主要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事实上，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承接世界水平生产力转移的理想之地，与洛杉矶、东京、汉城等国际大城市相类似；同时，它又具有资金、人才、信息、交通、管理等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在实行对外开放国策的条件下，发挥其综合优势，不仅可以建成国际贸易中心，恢复其历史上的地位，而且通过开发开放、发展外贸、吸收外资、外引内联，形成辐射，还引发内地与沿海、中国与世界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的双向流动，形成在世界经济贸易重心发生转移的新的环境下新的国际贸易中心。
实施超常规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邓小平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
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理论上并无规范的概念和量化的标准。但从已建立的国际贸易中心的一些国际城市看，必须具有这样几个条件：(1)它的经济势能较高，足以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面宽；(2)它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交通、信息网络；(3)它是国际性实物商品交易集散地和有信息化的交易方式；(4)它在货物进出口量、转口量和交易价格上对国际市场有一定影响；(5)它的贸易增加值不仅成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组成部分，而且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6)它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要符合国际规范。上海要加快建成国际贸易中心，必须在“三年大变样”的基础上实施“超常规发展战略”来一个跳跃式发展，力争在20年时间内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设想变为现实。
根据上海目前的实际，为加快建成国际贸易中心，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进行跳跃式产业结构调整，提高重化产品出口比重，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
目前上海产业结构落后是影响出口和国际贸易中心建立的关键。轻纺产品是上海出口的传统商品。这种出口商品结构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在80年代中期还有强化的趋势。1989年上海的农副产品出口占5.5%，农副产品加工品出口占39.8%，两者相加为45.3%。1993年出口贸易中，农、轻、重的比例为10.1:73.4:16.5，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出口占83.5%。与此相适应，就业结构改变不大。1992年，上海从事第一产业的占9.96%，第二产业的占59.59%，而第三产业的占30.35%，同时，各兄弟省市也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出口。例如，1989年江苏农副产品出口占8.3%，安徽农副产品占25.7%，湖北占18.4%，并且各省市提高农副产品的加工深度发展出口。在全国和周围兄弟省市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对依靠兄弟省市提供农业原材料发展加工工业的上海来说，要使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提高出口规模和比重显然是很困难的。
进行跳跃式产业结构调整，提高重化产品出口比重，不仅是上海目前产业结构的现状所决定的，而且也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日本在60年代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它的重化工业的出口在60年代初就已超过轻工产品，1965年已达62%。亚洲“四小龙”在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过程中，也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从初期吸收美国、日本等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后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韩国在70年代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重迅速增长，在1965-1976年出口总值中，重化产品比重由13.8%上升为37%，在80年代已达50%以上。上海最近几年来虽然在进出口产品结构上有了变化，但重化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仍然很小。1992年重轻工业总产值的结构比例为53.4:46.6，但出口结构则是轻纺产品创汇额达工业产品出口的70.6%。1993年，上海重点培植汽车、通信设备、电站成套设备、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钢铁和家用电器等6大支柱产业占全市总产值的比重达32.33%，但出口创汇只占全市出口创汇总额的9%，占全市工业出口交货值的15%。1993年全市技术出口2.9亿美元，只占全市出口的3.9%。
因此，上海必须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龙头地位和太平西岸经济贸易中心的战略高度上采取跳跃式产业（产品）调整政策，改变多种工业齐头并进状况，重点扶植重化产业，如化工、运输机械、电气机械、精密机械和电子工业等。近几年上海在开发机电产品出口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措施还不得力，还未形成以机电产品为核心的出口支柱产业。建议以机电行业等几种产品为龙头，将科研、生产、外贸结合起来，实现龙头产品、支柱产业和出口主导产业的有机结合，迅速提高重化产品在工业出口中的比重，力争在本世纪末机电产品出口占50%以上。同时对出口产业（产品）要不断注入高新技术，积极引进新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使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占领国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加快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经济开放度和出口能力。
积极利用外资嫁接，可以大大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本地出口增长。这是广东出口连续九年居全国榜首的一条重要经验。现在，广东已形成“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与外贸出口企业共同发展出口贸易的格局。上海“三资”企业在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缓慢的，直接出口只完成年度指标的35.6%，虽然在下半年出口缓慢局面有明显改变，但如何做到持续、快速增长，使之真正成为出口创汇的主力，看来还要下很大功夫。到今年8月，上海历年批准的外资项目已达9661个，协议吸收外资207亿美元。随着外资和高新技术的引进，上海重大市政工程建设获得突破性进展，汽车、摩托、大规模集成电路、光纤通讯材料和设备、电梯、空调压缩机、移动电话基础及终端设备、传真机、摄录一体机、精细化工和建材等行业和技术水平也出现了“跳跃式”提高。但是，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如何同外贸嫁接，发展出口型企业，使上海形成各类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新局面，提高经济开放度，发展创汇生产力，这仍需要继续努力。
因此，在今后应积极探索吸引外资的新途径和招商的主攻方向，区县政府和市级管理部门要充分运用外商投资审批权，吸引世界排名100家之内的大公司来沪投资办企业；外资主要安排在上海已确定的10个支柱产业，如汽车、电话、通讯、计算机、家电、化工和冶金等，还引导外商多投资第三产业。今后对“三资”企业的审批，应统筹兼顾“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个方面。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争取使“三资”企业出口比重占上海口岸出口的40-50%。
（三）利用浦东开发开放契机，加强同兄弟省市横向联系。
国际贸易中心不仅是国际性实物商品集中交易地，而且也是本国各地区产品出口的桥头堡。改革开放以来，兄弟省市相继增设开放口岸，加上各省市自成系统，各自对外，削弱了上海在历史上形成的按出口商品相协作和横向联系，使上海口岸贸易量下降。事实上，上海经济区位港口条件十分优越，是世界上少有的亿吨级大港之一。要使这个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其作用，上海外贸和港口人员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积极吸收外商在浦东投资的同时，积极为兄弟省市提高优质服务，加强地区和行业的联系与分工协作，为浦东新区加快形成“聚集扩散”功能创造条件，发挥“龙头”作用，带动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目前兄弟省市在浦东投资建筑高楼大厦比较多，应在机制和方式上多作些探索。在这方面，上海应当学习香港人的经营思想。香港利用自己在资金、国际市场信息、销售渠道、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在广东投资、搞合作，把加工产品经过香港转口销到其他国家。广东商品出口增长，香港经济也获得繁荣。上海的条件和香港有相似之处，要建成国际贸易中心，应该借鉴香港带动广东经济发展的经验，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加速外贸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同兄弟省市合作投资，建一批同兄弟省市合资合作的外贸机构，联手办外贸，做到互补互利，带动长江流域共同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国内转口贸易，积极改善上海口岸的出口结构，争取在本世纪末市外产品出口占口岸出口50%以上。
（四）率先建立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贸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鼓舞下，上海已形成专业外贸公司、工贸公司、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以及外向型的科研单位共同经营外贸业务的“大外贸”格局，打破了专业外贸公司垄断经营外贸的局面。据统计，目前上海共有各类外贸企业247家，其中专业外贸公司23家，工业自营外贸147家（含单个工厂1108家），获外贸经营权的科研机构14家，商业、物资自营外贸9家等。同时，还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兴办企业。目前全市海外经贸企业已达329家，其中以贸易为主体的企业204家，非贸易机构125家，分布于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海的大外贸、大海外的外贸格局正在形成。
但是，上海外贸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急迫解决。主要是：
(1)以集中计划为特征的外贸体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上海专业外贸公司是在50年代实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近年来，上海外贸体制虽然作了很大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保留了以外汇实物调控为特征的集中计划体制。虽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外贸企业正从以出口创汇为主转向创汇、创利并重，但企业仍围绕上级部门下达的外汇指标转，感到两者难以兼顾，这与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相矛盾。
上海外贸体制改革市场化滞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工贸、技贸、农贸、内外贸等结合没有解决好专业外贸公司仍然存在自我封闭性，存在相互分割、相互封锁、盲目竞争的现象。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为了各自的局部利益，双方利益一致时矛盾少，利益不一致时矛盾就多。如何把专业外贸公司、工贸（农贸、技贸）公司、自营出口生产企业、“三资”企业等单位纳入“大经贸”轨道，这是上海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2)专业外贸公司经营机制尚未根本转换。
外贸体制改革，过去基本上都在“放权让利”上做文章，如何使大中型专业外贸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机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营机制还未有大动作，只是做了些小改小革。对于专业外贸企业产权关系、产权制度、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等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触动。传统的经营机制不转换，不仅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也与世界外贸企业发展趋势不相符。目前世界上专业外贸经营在萎缩、高科技现代大型企业在兴起，大约有2/3的国际贸易由专业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经营。日本、韩国的外贸通过大型的综合商社来经营。这都说明上海外贸企业经营机制不加快转换就不能同国际接轨。
(3)出口激励机制较缺乏。
如何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用工、用人、分配制度上进行大胆改革，对完成创汇、创利计划超额部分，以及有其他重大贡献者给予重奖，鼓励出口，开拓市场，目前在这些方面限制较多，收效甚微。
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按国际惯例办事。外贸是联系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对适应传统计划经济需要建立起来的外贸大中型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突破地改革，才能获得新的经营能力。专业外贸企业同其他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样，产权关系不清，普遍存在经理只管出口计划指标，货源员只管收购，外销员只管外销，财会人员只管算帐，无人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悬空”的现象，致使有的公司老的亏损未解决，新的亏损又产生。因此，明确产权关系，明确经营责任，是专业外贸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推行股份制，是对专业外贸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最有效的选择。因为股份制能较好的理顺目前专业外贸企业的产权关系，推动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有利于同国际接轨。因此，应鼓励和引导专业外贸企业大胆地进行股份制改造，尽快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参与国际竞争的新的外贸组织形式。
专业外贸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可采用多种组织形式。既可以组建以现有公司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又可以组建以某种产品、某子公司为基础的母体控股公司，还可以组建各种形式股份企业集团，特别是组建资产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大型综合股份企业集团。采用后一种形式，能提高规模经营和整体效益，实现工（农）贸技相结合，符合世界企业组织发展趋势，并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其“大兵团”的力量和“国家队”的作用。这种组织形式能使上海专业外贸企业来一个突破性变革，加快经营机制转换，应成为专业外贸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
近年来，日本、韩国的综合商社组织形式已引起一些专业外贸企业的重视，正在考虑通过股份制逐渐演变为以贸易为龙头，集贸易、金融、信息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商社，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是，组建综合商社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试办综合商社，要与企业“转机建制”的改革相结合，切勿只追求形式，而忽视企业改革的实质内容。在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通过以上努力，争取到本世纪末上海外贸增长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10个百分点，出口总额达到200亿美元，并且使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总之，建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应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措施，但出口产业（产品）结构、外贸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转换是关键，其他各项改革都是为上海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服务的。只有上海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才能加快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
加快实现邓小平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意义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是从全局出发的。我们应该从全局的高度上来看待加快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意义。
（一）加快建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重振上海雄风。
上海在历史上就是远东金融贸易中心。解放后，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成为新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并为国家财政奉献了数千亿元的巨资，但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偏重于发展工业，使城市综合功能萎缩，贸易中心地位跌落。重振上海的雄风，是上海人民的迫切愿望，进入90年代，上海在国内外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明朗化，重振雄风的步伐加快，口岸优势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1993年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7.18亿美元，比1949年的0.93亿美元增长136倍，年均增长11.5%。1991年至1993年的三年进出口总额高达305.19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和还要多15.6%。出品商品结构逐步优化，由过去以农副产品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制成品约占90%的结构，1993年出口贸易的农轻、重之比为10.1比73.4比16.5，技术与服务出口也逐步增加，出口商品结构正向附加值更高的方向发展。出口贸易国家趋向全方位，1993年上海已与世界五大洲1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出口贸易，比50年代的30个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40多个，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外贸易趋向全球化。目前，上海不仅有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工业自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齐头并进，发展出口贸易，而且有2600多家外国商社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每年有上百个国际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已成为一个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历史上曾以东方大港著称的上海，今天一天的吞吐量就达8000万美元，为解放第一年的260倍。从目前情况看，上海力争20年左右时间建成国际贸易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重振雄风的预期目标也将变为现实。
但是，重振上海雄风，绝不是简单地重温上海30、40年代的繁华旧梦，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贸易总水平和上海自身的经济基础早已今非昔比。随着世界经济贸易重心东移，上海已历史地推到21世纪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前沿，它将在更高的经济发展层次上向多功能、外向型、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转变。我们加快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促进上海迅速崛起，加快上海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使之尽快跻身于世界级大都市之列。
（二）加快建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充分体现上海的“龙头”地位和更好地发挥“辐射面宽”的作用。
上海的“龙头”地位是由上海的历史地位和它的经济发展基础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上海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使它在沿海、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层次，经济势能比较高。从理论上看，经济势能高的地区，如果它的开放度高，它所获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高，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选择上海作为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确定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经济走向世界，这是上海人民肩负的历史重任。
自中央确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龙头”地位以来，浦东新区外贸出口迭创佳绩，成为上海外贸新的增长点。仅今年头8个月出口已突破11亿美元，超过1993年全年10亿美元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近50%，占全市外贸出口的1/5。同时，外商投资持续增长，目前浦东新区已超过2000多家“三资”企业，它们不断增加出口额，1994年新区“三资”企业的出口首次名列各区、县、局的前茅。如果说80年代中期创建浦西三大开发区（闵行、漕河泾、虹桥）是外资进军上海的“桥头堡”，那么，从90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开发开放浦东、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经济战略构想下新崛起的浦东，已经成为国内外工商界瞩目的投资“热土”，成为国内外贸易机构、大公司、大财团的聚集地和市场经济运转的“神经中枢”，一个以浦东为龙头的强大磁力场和辐射源正在形成。近几年，沿江各省市不仅积极进军浦东，而且抓住浦东开发开放之机，协调动作，把沉睡多年的长江巨龙舞动得有声有色。武汉东湖开发区、安徽芜湖开发区相继建立，江西建设南昌到九江经济走廊，江苏建设苏锡常地区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互相联动，以整体步伐和优势走上国际大舞台，已初步显示出上海的“龙头”地位和辐射作用。实践已雄辩地证明，以开发开放浦东为契机，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立，不仅使上海经济发展快，而且使长江沿江开发开放步子迈得大，改革更深入，发展也更快。
（三）加快建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发展开放型经济。
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党中央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在对外开放新的发展阶段选定的中心任务和赋予的更高要求。这对于“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的上海人，对于“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的大上海，更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立，是打好这张王牌的基础。因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是关键。通过国际贸易中心的建立和它的作用发挥，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双向流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开拓、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互接互补，从而使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这样，不仅使上海经济技术获得大发展，而且通过它的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发挥，又将极大地推动全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和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不仅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且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因此，我们的经济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近几年，在党中央确定以开发开放浦东为龙头的战略推动下，上海的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国际社会从上海的发展速度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现在一些外国大公司纷纷从香港和新加坡向上海转移。这充分证明，加快建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加快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仅使大上海重新崛起，而且展示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