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论文,时期论文,错误论文,项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流行这样的观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由于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一再借故不执行……”①笔者仔细披阅了相关资料，觉得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本文拟就项英在皖南时期的主要“错误”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 “向南发展”是不是项英自作主张？
过去一般认为，“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是项英“一再抗拒”中共中央决策的根本原因。陈毅也批评项英：“毫无根据地提出天目山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②那么，“向南发展”的主张是如何形成的？是否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考察。
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王明、周恩来、项英：“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陈毅支队置于皖南。”③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战略部署的最早文献，从“重心”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皖南战略地位高度重视。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管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广东一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④，项英被任命为书记。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把在上述区域内发展共产党力量的重任交给了项英。既然如此，项英对上述区域格外关注也就是职责所在。
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就新四军行动原则致电毛泽东：“到定(达)广大的机动地区(即上浙苏皖边境)，以令自由进迫(退)……”⑤次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浙苏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⑥论者在引用这段资料时，总是略去“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⑦其实，这句话非常关键，尤其是“集中”二字，实际上规定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同时说明毛泽东与项英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2月21日，毛泽东在致长江局的电报中特地强调：“苏浙皖赣边区”是“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⑧从“皖南”——“浙苏皖边”——“苏浙皖赣边区”的表述变化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将越来越多的南方区域纳入了战略视野。这是很正常的，东南分局的成立本身就表明中共中央对上述区域的重视。
1938年6月15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军党[部]及三支队(以一营)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出一部队到天支[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⑨6月28日，项英致信陈毅：“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⑩应该说，这样的构想本身就是对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贯彻。否则，中共中央和陈毅为什么都没有表示异议？
如何看待项英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仍然“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向南发展的构想。全会结束仅二十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于1938年12月1日致电项英，督促项英就向南发展采取实质性措施：“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助产婆”，“调些干部给闽、浙、赣地方党，以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11)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新四军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二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12)4月3日，毛泽东询问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13)黄桥战役爆发后，毛泽东于10月8日致电项英：“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14)，仍然把向南发展作为选项之一。在决定将东南局(15)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以后，中共中央于11月17日这样致电项英：“华中局领导华中和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闽浙赣边可建立一中央局或分局”。(16)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距皖南事变结束仅十余天，中共中央即于1941年1月28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对皖南失散力量……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17)“苏南方面望胡、陈速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18)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向南发展的战略构想。
令人遗憾的是，论者不仅指责向南发展是项英的个人主张，而且还存在双重标准。1940年4月28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部队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19)可见，陈毅主张集中新四军主力于苏南，然后再向南方发展，与项英的分歧仅在于立足皖南还是立足苏南。学术界一直批评项英有向南发展的企图，而对陈毅向南发展的主张只字不提。项英、陈毅都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将陶勇、叶飞部南调，《叶飞回忆录》对项英要求其南下的电文详细记录，而对陈毅要求其回江南仅用“陈毅同志却连连来电，催我率部东返”(20)的模糊语言带过。应该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对项英是有失公允的。
二 项英有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决策？
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这样总结：“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21)这里的负责同志当然是指项英。那么，如何看待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华中”的范围。当时的“华中”是指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苏、皖、鄂、豫地区，特别是津浦路以东的地区。(22)换言之，“华中”并不在东南分局负责的区域之内。
专注东南区域的项英没有注意到华中地区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也没有对华中给予足够的重视。请看毛泽东1938年5月4日致项英电文：“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入江北。”(23)电文中的“还应准备分兵……再分兵……”的表达方式，表明毛泽东只是注意到了这些地区，尚未下决心发展这些地区。再看毛泽东6月2日致项英电文：“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支小队。”(24)“将来”、“力能顾及时”、“准备派出”、“一支小队”，这样的表述方式，足以说明当时毛泽东对华中地区的看法。可以肯定，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25)之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对华中给予足够的重视。既然中共中央还没有决定发展华中，那么，丧失发展华中机遇的责任自然就不能由项英一人承担。
论者强调：1939年2-3月，项英曾经与周恩来“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26)(一说“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27))，后来又拒不执行。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耐人寻味。按理来说，周恩来是向项英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怎么又和项英“商得”一个“一致意见”？这样做置中共中央于何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此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实施“发展华中”战略。这可以在刘少奇的叙述中找到佐证：为了打开华中局面，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28)但此后“发展华中”依旧没有起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刘少奇承认：“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施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转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29)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总结，学术界似乎一直没有注意。
“一致意见”本身也需要推敲。首先“一致意见”有不同表述，其次论者在引用“一致意见”时，多未交代出处，只有《新四军征途纪事》指出是依据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30)可以肯定的是，“一致意见”至少不应该与《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相抵触。笔者查阅全文，发现只有“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31)一句，可以说和“向北发展”(即“发展华中”)有关。全文突出强调：“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32)非常明确，周恩来与项英的“一致意见”应该是如何发展江南。论者在引用时多省略“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这个限定句。(33)省略了这一句，也就回避了“华中”并不包括江南这个事实，同时也就将周恩来提出的发展江南三原则转化为发展华中的三原则，自然也就会得出项英违背“一致意见”、抵制发展华中战略的结论。
论者通常把“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2到3个营从皖南过江……项英仅让张云逸带2个连过江”(34)，以及1939年4月项英向中央提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会使得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35)，作为“项英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的证据。(3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毛泽东的电文是11月10日发出的，而赖传珠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到一团上课5小时之久，喉咙有些难受。下午3时半到家里，与张(云逸)谈去江北的准备工作。”(37)他11月17日的日记又记载：“晨3时，张率特务营出发到江北。”(38)接到电文当天，新四军军部就着手准备张云逸渡江，而且一个星期内张即率特务营出发，这样的行动速度，怎么能说项英在抵制发展华中？那么，如何看待张云逸仅带两个连的部队过江？这还要看毛泽东的电文。毛泽东的电文是询问“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39)，并非命令。既然如此，“项英仅让张云逸带2个连过江”就不能作为“抵制”中央方针的证据。况且，张云逸率领的精锐部队特务营。至于向中央提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只能算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主张不提口号不等于反对开辟根据地。项英的真实意思是“今天江北术在张扬而在求实利与实效，以便发展与强大”。(40)再说，如果项英抵制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怎么理解他在3月30日向毛泽东主动提出的“拟在江北设指挥部或办事处”？(41)
考察这一时期新四军的活动，项英是重点发展江南区域，同时兼顾华中。应该说，项英的行动是符合中共中央精神的。发展华中之所以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力气发展华中。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项英曾经抵制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
三 皖南新四军转移为何难以决断？
论者强调：“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要其北移……如果项英听从中央指示，在5月，或6月，或10月，或12月北移……就有可能避免这一惨重损失。”(42)实际情况如何？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考察。
1940年3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项英：“在华中为新四军摩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3)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到军部转移问题。不过，“万不得已时”的表述，意味着中共中央只是把转移作为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项英表示：“渡江，绝对不可能……向东，某方已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44)对于中共中央而言，项英这样回答是在预料之中的。一来因为中共中央只是说在“万不得已时”北渡，二来是因为项英不久前致电中共中央：“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45)使中共中央感到意外的是，项英还一再请求将在华中活动的叶飞、陶勇部南调。
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已下决心打开华中局面，项英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项英于4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军部留皖南……亦无法解决人、枪、款的问题。应即向苏南靠拢……皖南留一个团，可作战略协同。”(46)5月5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47)项英打算在皖南留一个团，毛泽东特地强调“力量不要太弱”，“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并不愿意放弃皖南。
也许正是因为中共中央不愿意放弃皖南，才使得本不愿意离开皖南的项英产生动摇。5月29日，项英还欣喜地向中共中央报告与顾祝同“谈判结果”：“皖南留一团于铜、繁地区并留指挥机关一部。”“军部先率两个团移苏南，直属队陆续移。顾允经费二万元。”(48)6月12日，项英却致电中央：“此间情况甚急”，“彼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不外以军事力量来各个击破皖南与江南之企图。”“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才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49)现在看来，正是因为项英的犹豫，使得新四军军部丧失了最佳转移时机。粟裕痛心地说：“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犹豫起来……”(50)
在苦等皖南军部东移苏南无望的情况下，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51)随着苏南新四军北渡，皖南新四军东移难度明显加大，项英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因素，直到7月12日，毛泽东才致电项英：“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薄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护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52)这显然意味着把决定权交给了项英。项英本不愿意离开皖南，提出向苏南靠拢就是考虑与陈毅会合，既然陈毅已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自然更不愿意转移。8月17日，项英致电中央：“依目前情况，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根据地，准备独立斗争。”(53)
9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项英：“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54)皖南新四军就此转入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黄桥战役后，毛泽东于10月8日致电叶挺、项英：“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55)这是中共中央再次要求新四军军部准备北渡长江，不过仍强调是在“不易长期抵抗时”。值得注意是，该电文还有“如移苏南尚不(有)可能，也不(可)移苏南”(56)的字样。有专家考证，电文中的“不可能”与“不移”应为“有可能”和“可移”。可问题是，项英在接到中央电报时会不会怀疑内容有误？会不会考证一番后再决定是否执行？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10月11日，项英回电：“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57)从军事角度讲，黄桥战役后，皖南国民党军队肯定进入战备状态，项英的回电不应看成托辞。项英的态度显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不满。10月12日，毛泽东指示项英：“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58)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将新四军军部迅速调往江北，同时重申不放弃战略要地皖南。
对于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并没有无条件地执行。在项英看来，电文中的“应”字表明该指示并非“死命令”，还有商量的余地。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59)10月30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现在问题，请中央决定下列三个方案，我们采哪条件作为与顾及上官谈判之方针：1.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2.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这会引起与桂军的摩擦；3.完全放弃皖南，移苏南。”(60)中共中央的指示已经十分明确，项英还要请示，本身就说明项英不愿意离开皖南。不难看出，此时的项英已经与中共中央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中共中央主张转移军部，同时要求保持皖南；项英则强调在军部转移和坚持皖南之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11月1日，中共中央的立场再次发生变化。中共中央致电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61)“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答复。”(62)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等人：“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63)言下之意，如果顾祝同不答应这个条件，则新四军军部不移苏南。中共中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19日发出“皓电”，要求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撤退到黄河以北。(64)“皓电”的发表，意味着新四军向北转移已经成为国民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进行策略调整是十分正常的。
不难看出，项英不愿意离开皖南，中共中央也不愿意放弃皖南。直到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尚未严格命令军部转移，自然也就谈不上“三令五申”。作为战略区领导人，项英自然有权陈述自己观点，而项英的选择也是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把丧失皖南新四军最佳转移时机的责任完全归结为项英个人错误是有失公允的。
四 项英在拖延转移问题上的责任是什么？
在拖延新四军转移的责任问题上，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完全是因为项英“拖延时间、寻找借口、抵制北移”。(65)另一种观点强调“皖南部队未能及时转移是事出有因的”，项英没有什么责任。(66)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对此进行仔细考察。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67)该电文的发出，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新四军军部从皖南转移。值得注意的是，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方两军东进……请质问顾，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破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是第二位问题。”(68)很显然，皖南新四军的转移属于“第二位问题”。为什么没有督促皖南新四军立即转移？这是因为毛泽东认定：“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69)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如下选择：“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70)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共中央的策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目前局势有拖下之必要，也请指示，以作应付。急盼复。”(71)11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项英：“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72)可见，在“拖”的问题上，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而是中共中央的决断。
可是，项英没有准确领会中共中央的“拖延”策略。为了消灭一直与新四军摩擦的韩德勤部，11月21日，刘少奇、陈毅下达命令：“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73)11月22日，刘少奇、陈毅将计划报告中共中央。得到消息，中共中央赶忙询问项英：“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74)项英感到十分意外，当即回电：“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数月来均是积极进行坚持作战之动员与布置，亦非数日所能改变。”(75)由于曹甸战役即将打响，11月24日，中共中央急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76)“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77)项英十分焦急，致电中共中央：“我们正准备北移一切必要措置……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来的快时，则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78)29日，项英再次紧急致电中共中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乞复。”(79)从这样的语气中可以推断：项英的确没有做好转移的准备。中共中央一再要求项英认真准备转移，项英居然“积极进行坚持作战之动员与布置”，这是项英的严重失职。
不知何故，曹甸战役打响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变得相当乐观。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告项英：“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80)同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81)“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82)应该说，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客观上助长了项英继续“拖延”的心理。有论者强调毛泽东的这些电文是为了安慰项英，以鼓励项英北移。(83)其实，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如果这些电文是为了安慰项英，为什么首先发给周恩来？再请看12月4日项英电报：“我的行止，如到重庆，不宜公开走，最好化装随军车到渝，或先到江北，绕道来延。”(84)如果只是为了安慰项英，中共中央怎么可能让主官在危急时候离开部队？
出乎中共中央意料，曹甸战役打响后，何应钦随即在韩德勤求救电上批示：“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85)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批示完全赞同，并于12月10日给顾祝同下达了“新四军若不如期北移立即将其解决”(86)的电令。该电令标志着蒋介石明确授权顾祝同消灭皖南新四军。(87)中共中央没料到国民党会在皖南对新四军下手。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88)12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等：“向顾祝同、何应钦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此种提出之目的在使某方知我有备，缓和其在皖南、苏南之发动。”(89)可见，中共中央认为皖南即使出现问题也可化解。
12月16日，中共中央对策略进行了出人意料的调整，指示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90)12月19日，再次要求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91)这些电文标志着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拖延”策略。正因为如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才强调：“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92)对于中共中央如此重要的指示，项英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2月2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报告：“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93)12月25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根据确息，蒋密电顾……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而后动。”“几日来，友军的调动甚忙……行动方针如何，请即电示，以免仓促误事。”(94)
由于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判断是：“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95)项英发出上述电报，很容易被认为借故拒绝转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以前所未有的语气严厉斥责项英：“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96)收到这样的电文，项英理应立即出发。可是，项英仍然决定1月4日晚转移。结果，项英最担心的“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的灾难性局面出现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李一氓痛心疾首地说：“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97)“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98)鉴于“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的制定日期是1940年12月29日(99)，李一氓的说法显然是有一定依据的。
无可讳言，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的确存在严重失误。但是，不能就此把拖延转移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共中央。11月24日以后，中共中央一直要求皖南新四军转移。12月16日以后，更是以急切的语气要求项英迅速渡江。有论者依据中共中央12月25日电文中所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100)，指责毛泽东在第二天“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严厉批评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101)实际上，论者对该文献的解读有误：该文献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102)，并非给项英的指示。在九百字左右的通报中，关于新四军军部的内容只有“皖南三个团又北上”(103)几个字。把给全党的“通报”等同于给项英的指示，并以此为依据来证明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问题上的责任是经不起推敲的。项英在紧要关头没有紧密配合中共中央的决策，他对新四军所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项英研究之所以成为聚讼纷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料公布方面的欠缺。如，一般认为项英1939年5月曾经发电报给陈毅反对东进，“可遍查史料，却查不出他们要找的那份电报，找到的却是项英1939年10月26日向中央的报告，说第6团西返是他们不了解东进的意义，是大失策，但已无法挽回，确定先派何克希等东返主持，不久又派谭震林去东路加强领导，扩建了部队……这份可从反面佐证项英对向东作战态度的电报，本已排进《新四军·文献》(一)的送审稿中，却被人故意抽下来了”。(104)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批评：“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105)笔者查阅了《项英军事文选》的《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词》，并没有发现相关内容。难道中央的“决定”没有依据？原来“收入本文选时略有删节”。(106)毫无疑问，对史料进行本没有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必然会影响史料的可信度。
研究者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是项英研究纷争不休的主要原因。黎汝清在他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后记中，批评皖南事变研究者：“既缺乏查证原始资料的严肃态度，又缺乏辨别史料真伪的精确分析，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双重悲哀。”(107)此论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一致讨伐。其实，实际情况比黎汝清所说还要严重。如前所述，在皖南事变的研究中，论者往往只顾引用与自己观点相适应史料，对适合自己口味的史料进行过度解读，而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史料则一味回避。更有甚者，有人在引用时还对史料进行“剪裁”。毫无疑问，论者只有对革命前辈胸怀敬畏之心，客观、全面地分析有关史料，才能在项英及皖南事变研究上形成真正的共识。
注释：
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著：《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②陈毅：《1938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③《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等电》，《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④《中共中央东南局》(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⑤《项英、陈毅关于新四军行动原则的建议致毛泽东电》，《新四军·文献》(1)，第211页。
⑥《茅山山脉利于新四军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2)，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⑧《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160页。
⑨《项英关于第一、二、三支队部署与任务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文献》(1)，第220页。
⑩《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
(11)《新四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二)，第11页。转引自王辅一：《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12)《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新四军·文献》(1)，第141页。
(13)《新四军能否应对国民党的袭击》，《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540页。
(1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15)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项英担任东南局书记。
(16)《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中共中央东南局》，(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0页。
(17)《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致刘少奇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249页。
(1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致刘少奇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249-250页。
(19)《陈毅关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的意见致电毛泽东、王稼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20)《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21)《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22)王建国：《新四军“发展华中”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
(23)《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等电》，《新四军·文献》(1)，第111页。
(24)《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放手向敌后发展致项英等电》，《新四军·文献》(1)，第115页。
(25)《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399页。
(26)《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新四军·文献》(1)，第141页。
(27)《新四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28)《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原局组成及管辖区域的通知》，《新四军·文献》(1)，第117页。
(29)《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5页。
(30)马洪武等编著：《新四军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31)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新四军·文献》(1)，第122页。
(32)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新四军·文献》(1)，第122页。
(33)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著：《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157页。
(34)童志强著：《关于新四军》，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35)《项英关于江北工作方针及干部配备致中共中央等电》，《新四军·文献》(1)，第397页。
(36)童志强著：《关于新四军》，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37)《赖传珠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38)《赖传珠日记》，第141页。
(39)《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关于张云逸可率部过江活动致项英等电》，《新四军·文献》(1)，第392页。
(40)《关于江北工作的提议》，《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页。
(41)《叶挺、项英关于拟在江北设指挥部或办事处致毛泽东、刘少奇等电》，《新四军·文献》(1)，第396页。
(42)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著：《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279-280页。
(43)《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55页。
(44)《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项英军事文选》，第672页。
(45)《关于江南战略方针的讨论与决定》，《项英军事文选》，第642页。
(46)《皖南应迅速靠拢于苏南》，《项英军事文选》，第685页。
(47)《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547页。
(48)《关于顾祝同要我做局部让步的情况反映》，《项英军事文选》，第689页。
(49)《关于军部东移停滞致中共中央电》，《项英军事文选》，第691页。
(50)《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51)《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52)《目前华中应切实发展苏北》，《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551页。
(53)《关于军部不能北移及对江南工作的意见》，《项英军事文选》，第694页。
(54)《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令部已令顾祝同“扫荡”江南江北新四军的通报》，《新四军·文献》(2)，第5页。
(5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9页。
(5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9页。
(57)《项英关于皖南情况及军部北移困难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11页。
(5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致叶挺等》，《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5页。
(59)《项英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意见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新四军·文献》(2)，第17页。
(60)《叶挺、项英关于同上官云相会谈情况及请示行动方针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19页。
(61)《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方针致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22页。
(6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方针致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22页。
(63)《毛泽东等关于新四军军部移苏南的条件致叶挺、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21页。
(64)《何应钦、白崇禧关于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致朱德、彭德怀、叶挺代电》，《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65)童志强著：《关于新四军》，第313页。
(66)王辅一著：《近看项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67)《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致叶挺、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28页。
(68)《毛泽东关于在谈判时要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方两军东进致叶挺、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41页。
(69)《毛泽东关于反对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致周恩来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45-46页。
(70)《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致周恩来等》，《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1页。
(71)《项英关于叶挺与顾祝同谈判情况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47页。
(7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认真北移致叶挺、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48页。
(73)《新四军征战日志》，第151页。
(7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对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2页。
(75)《叶挺、项英关于北移准备工作繁重短期内无法开动致中共中央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49页。
(7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应立即开始分批北移致叶挺、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52页。
(77)《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于十二月底开动完毕致叶挺、项英电》，《新四军·文献》(2)，第51页。
(78)《叶挺、项英关于北移意见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新四军·文献》(2)，第53页。
(79)《叶挺、项英关于顾祝同令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及军部行动方案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56页。
(80)《毛泽东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之方针致周恩来等》，《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3页。
(81)《毛泽东、朱德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5页。
(82)《毛泽东、朱德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5页。
(83)童志强著：《关于新四军》，第332页。
(84)《中共中央关于项英由皖南赴延安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8页。
(85)《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41页。
(86)《蒋介石关于新四军若不如期北移立即将其解决致顾祝同电》，《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77页。
(87)王建国：《顾祝同与皖南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88)《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给叶挺、项英的指示》，《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9页。
(89)《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进攻》，《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589页。
(90)《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591页。
(9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9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93)《项英关于北移困难请示行动方针致中共中央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82页。
(94)《叶挺、项英关于蒋介石阴谋及请示行动方针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86页。
(95)《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7页。
(96)《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致项英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87页。
(97)《李一氓关于皖南事变失败原因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新四军·文献》(2)，第189页。
(98)《李一氓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及行动迟缓原因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新四军·文献》(2)，第185页。
(99)《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关于“肃清”皖南新四军作战计划》，《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84页。
(100)《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部署情况的通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6页。
(101)王辅一著：《近看项英》，第219页。
(102)《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部署情况的通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6页。
(103)《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部署情况的通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7页。
(104)王辅一著：《近看项英》，第270页。
(105)《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新四军·文献》(2)，第181页。
(106)《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词》，《项英军事文选》，第417页。
(107)黎汝清著：《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