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存贷利差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贷论文,银行论文,股份制论文,利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9-9190(2010)09-0038-06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志码］A
利差收窄是近年来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2009年体现得尤其突出。由于2008年年底连续多次利率下调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显现，一年期存、贷款平均基准利差在2009年比上年降低了20个基点①。在2009年年初进行的一项中国银行家调查的结果显示，9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利差收窄是2009年经营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居于第二位的是得到68%的受访银行家认同的风险管理；同时，由于利差收窄将导致规模较小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担忧远大于其他类型的银行（中国银行业协会等，2009）。陈小宪(2009)也认为，“净息差收窄使中小银行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并分析其原因在于：“大型银行由于在营销渠道和议价能力方面的相对优势以及庞大的资产规模基数，其净息差的收窄程度总体上好于中小银行。”但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2009)认为，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均利率（进而其利差）要高于大型银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结构中的大型客户占比高于中小股份制银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往往低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原因主要在于中小企业信贷客户是公司贷款业务中议价能力较弱的群体，中小企业自身缺少与银行议价的筹码，同时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竞争也不如优质信贷市场激烈。”除了大型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利差高低比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商业银行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利差收窄的挑战。在2009年的实践中，各银行纷纷采取了“以量补价”的应对策略，但这种策略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也值得怀疑。本文的目的就是以6家上市银行2005～2009年准确的日均数据为基础，对大型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存贷利差进行深入的比较，探讨两类银行存贷利差之间所存差异的原因，分析“以量补价策略”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商业银行提升利差的根本性对策。
一、存贷利差的定义、日均数据与样本选择
（一）存贷利差的定义
部分文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基准利率中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之差，作为中国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代表，如钟伟等(2006)。按照中国目前的利率管制结构，商业银行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可以在一定范围自主浮动，存贷利差与基准利差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存、贷款期限的多样性，如果仅以基准利差，尤其是以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之差作为利差的代表，必然存在较大的偏差。同时，存贷利差还有事前利差和事后利差之分。Demirgüc-Kunt等(1999)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事前利差指的是合同中规定的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而事后利差则是指按银行实际利息收入与实际利息支出计算的利差。由于事后利差剔除了违约贷款（已经违约的贷款就没有利息收入），同时，事前利差的数据通常是整个银行业加总后的平均值，而计算平均值的基础数据往往又来源于多个渠道，缺乏连续一致性，因此，事后利差比事前利差更为准确。本文借鉴Demirgüc-Kunt等(1999)的事后利差定义，将存贷利差定义为贷款平均利率与存款平均利率②之差：
（二）日均数据与样本银行
按公式(1)所述定义计算存贷利差，需要同时使用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数据。由于资产负债表记载的是时点数据，而利润表记载的是时期数据，因此，在计算时对于资产负债表上的数据必须使用平均值，否则会扭曲所计算的利差值，尤其是在中国商业银行增长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这种扭曲程度更大。由于存、贷款利息都是按日计算的，因此，在使用平均值时，最为准确的是日平均值。但披露日均数据的银行数量非常少，在中国商业银行中即使是信息披露最为充分的上市银行，也只有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和中信③6家银行，通过年报披露了本文所讨论样本期间（参见下文的介绍）所有年份的利差相关日均数据。
年均余额与日均余额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贷款方面④。表1的数据表明，6家银行的贷款年均余额都要低于日均余额。两者相差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商业银行在一年之中不同时间点上的贷款不平衡。对于这一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结论是：“从2003年开始出现上半年多、下半年少的贷款投放模式，特别是集中在第一季度突击贷款。……商业银行追求所谓‘早贷款、早收益’是形成这一贷款季节波动模式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种差异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中国商业银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的普遍现象。
年均余额与日均余额之间的差异，使依据两个不同平均余额计算的贷款平均利率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也并不相同。在6家银行中，招行的差异最大：贷款年均余额比日均余额低了12.71%，这使得按年均余额计算的贷款平均利率要比按日均余额计算的贷款平均利率高了63个基点（见表1）。这一差异对于本文的结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采用较为准确的日均数据，可以发现招行和中信这2家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平均利率都要低于4家大型银行⑤，但运用年均余额计算的贷款平均利率，则无法清晰地看出这一重要的区别。
本文选择披露了样本期间所有年份利差相关日均数据的6家银行，并以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4家银行作为大型银行的代表，以招行和中信作为股份制银行的代表来进行比较分析。很显然，以2家银行代表12家股份制银行（或者其中5家已上市银行）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各银行年报中披露的财务报表推算出所有14家上市银行（及所有披露财务报表的非上市银行）的存贷利差，而且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文献采取的方法。这样虽然能够大大增加样本银行的数据，但会使所估计的利率、利差出现较大偏差，基于这样的数据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有很大问题，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详细权衡之下，我们选择了数据质量。同时，样本银行数量少一些，使我们能够在文中逐一列举各家银行的数据，不仅避免了在样本银行较多而不得不完全依靠平均值时可能带来的模糊和较大误差，而且还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有利于读者在本文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另外，在披露利差相关数据时，中行除披露集团平均数据以外，还同时披露了内地人民币业务和内地外币业务的平均数据，三个口径的利差数据相差比较大，而其他5家银行并未进行如此区分。由于发展历史的不同，中行的外币业务所占比重要远超过其他5家银行。如2009年年底，从贷款来看外币余额占整个集团余额的比例，中行和工行分别为28.2%和7.3%；从存款来看，中行和工行分别为19.6%和3.2%。因此，为了使中行与另外5家银行的比较更有意义，我们在比较中选择了中行内地人民币业务的利差（及相关数据）。由于中行并未按同样标准分别披露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及其附注），所以本文其他需取自这两张表的数据对应的口径是中行整个集团，同时以“中行（集团）”注明。表1的比较说明了这一差异不仅非常显著，而且对于本文的结论非常重要：以2009年的贷款平均利率为例，与工行的贷款日均平均利率5.21%相比，如果运用中行（集团）的数据该利率为4.44%，会得出中行比工行要低77个基点的结论；而如果运用中行（内地）的数据，则结论是两家银行仅相差1个基点。很显然，后一结论更加合理。在本文正文和表格中的相关统计数据，除非特别注明“中行（集团）”，“中行”均指“中行内地人民币业务”。
（三）样本期间
本文讨论的时间区间为2005～2009年（以下简称“样本期间”），原因在于：第一，2004年中国进行了重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前后利差的实际含义有显著区别；第二，2005～2007年大批银行改制上市，上市前后银行的行为有显著差异；第三，从2007年开始，中国上市银行开始实施新的会计准则，部分银行从2006年的年报已经开始基本按照新会计准则要求的内容和格式披露当年及前一年度的财务信息，由于新、旧会计准则区别较大，所以2005年以后的数据才具有一致性；第四，绝大部分银行最近几年才开始详细披露相关数据。
二、两类银行存贷利差的差异及原因
表2的数据显示，4家大型银行的存贷利差不是低于而是高于2家股份制银行；不仅是4家大型银行的存贷利差平均值更高，而且是4家大型银行中的每一家银行在所有5个年份的存贷利差都要更高。同时，在2005～2009年的5个年份中，除了2008年存贷利差的差距只有26个基点以外，其他4个年份中两类银行利差的差距都在5年平均值（40个基点）左右，表明这种差异比较稳定。
由于存贷利差是贷款平均利率与存款平均利率之差，因此，存贷利差的差异既可能同时来自于两者，也可能主要来自于两者之一。通常认为，大型银行由于网点众多，从而在存款利率上可能要低于股份制银行。表3显示，4家大型银行的存款平均利率在2005～2007年确实要低于2家股份制银行，但差异都不大；而在2008年和2009年，这一关系反了过来。而从5年的平均值来看，两类银行的差异几乎为零。但平均值的差异掩盖了一个重要现象：除了2007年招行的存款平均利率略高于建行以外，在其他4个年份中都处于6家银行的最低水平；而中信的存款平均利率除了2009年处于较低水平以外，在其他4个年份中都处于6家银行中的最高水平。从总体上看，6家银行的存款平均利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型银行的网点优势主要体现在吸收居民的储蓄存款方面。虽然2家股份制银行储蓄存款占比（5年平均为28.9%）低于大型银行（5年平均为46.2%），但股份制银行活期存款占比（5年平均为49.4%）则与大型银行（5年平均为52.2%）相差无几，而中国存款利率主要取决于存款期限，与存款对象几乎没有关系⑥。因此，大型银行的存款虽然可能更加稳定（因为储蓄存款的稳定性通常要高于公司存款），但在利率上却并不存在明显优势。
因此，4家大型银行较高的存贷利差，原因主要不在于存款方面，而在于贷款方面。正如在前面引用相关文献时提到的，通常认为由于股份制银行的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而中小企业的谈判能力比较低，所以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利率要高于大型银行。但从表3可以看到，除了中信在2005年和2007年贷款平均利率高于工行和中行以外，2家股份制银行在大部分年份都要低于4家大型银行。我们可以通过表4所显示各家银行2009年的各类贷款占比和平均利率来分析这一差异的原因。从各类贷款所占比例来看，两类银行在个人贷款方面差异不大，最大的差异表现在票据贴现上（公司贷款差异是票据贴现差异的结果）。2009年票据贴现日均余额与全部贷款日均余额之比，招行和中信分别为22.5%和13.3%，而4家大型银行平均仅为8.2%。从各类贷款的平均利率来看，两类银行在票据贴现和个人贷款上几乎没有差异，但在公司贷款上有很大的差异：4家大型银行平均要高出39个基点。由于票据贴现利率不受管制⑦，再加上票据贴现的期限比较短，这使得2009年6家银行票据贴现的平均利率为2.16%，远低于公司贷款的平均利率(5.55%)。因此，两类银行贷款平均利率的差异主要源于低利率的票据贴现占比以及公司贷款平均利率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意味着股份制银行在行为上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股份制银行可能在竞争中采取了比4家大型银行更为激进的策略来争取客户、扩大规模；二是在股份制银行的客户中，虽然“中小企业”占比可能高于4家大型银行，但可能绝大部分是谈判能力与大型企业相差无几的“中型企业”，而在贷款中真正具有谈判优势的“小型企业”却很少。
三、“以量补价”与中小企业贷款
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在2009年普遍采取的对策是“以量补价”，即通过增加贷款数量来增加利息收入，以弥补因为利率下降而出现的利息收入下降。中国民生银行在年报中概括中国银行业在2009年的发展时提到：“由于降息导致利差减小，加之政策导向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以量补价’和‘早投放、早获益’成为银行的共同选择。”中信银行在其2009年年报中总结到：“面对利差急剧收窄、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减少的严峻形势，我行以‘以量补价’保利润为经营核心，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贷款的投放。”⑧
很显然，仅仅靠“以量补价”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陈小宪(2009)分析认为，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信贷资产质量恶化、流动性风险上升和资本充足率下降。除此之外，还会有如下3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贷款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保证贷款利息收入的增长，更不能保证整个银行净利息收入的增长。表5显示，6家银行在2009年的日均贷款余额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其中招行的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41.8%；但对于贷款利息收入，除日均贷款余额增长近39%的交行上升了0.3%以外，其他5家银行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工行的下降幅度最大，达到9.8%；而从净利息收入来看，招行的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3.9%。其次，由于存贷比的限制，贷款的增长受制于存款。按照2009年年底的年末余额，中信和交行的存贷比已经超过了中国《商业银行法》所规定75%的高限，招行和中行也已逼近；如果按照2009年的日均余额，招行和中信的这一比例都超过了80%。第三，如果贷款仍然像2009年那样，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垄断企业和基础设施，那么，在宏观上又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问题（或潜在问题，或问题预期），政府可能会采取相应宏观调控等措施来限制银行贷款的扩张。2010年1～5月，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例证之一。
“以量补价”的上述局限，使得中国商业银行增加净利息收入的方法，主要应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提高利差，在目前的利率管制框架下是完全可能的。如前所述，要进一步提高贷款利率，就需要在贷款中融入风险溢价，并获得谈判优势。由于个人贷款在中国商业银行贷款中所占比重很低，再加上国家有关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及居民消费习惯等影响，这一比例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仍然会以企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要提高贷款利率并进而提高利差，必须尽可能增加中小企业贷款，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率的上升、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从而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需要，更重要的是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既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又符合银行自身利益的中小企业贷款，之所以发展起来非常困难，可能主要源于银行严密防范新增不良贷款的实践。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和银行开始高度重视不良贷款问题，除了采取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置换等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不良贷款外，防范新增不良贷款成了所有商业银行贷款管理的核心，很多银行采取了“个人终身责任制”的贷款管理办法，提出了“新增不良贷款率为零”的目标，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下降到了零。由于任何人都无法担保所发放贷款一定能够收回，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贷款更是没有把握，银行信贷人员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尽可能减少中小企业贷款。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贷款的金额通常要远低于大企业贷款，与大企业贷款通常采取的高层集体决策不同，中小企业贷款的决策层次比较低、参与人比较少，这样中小企业贷款中单个人的责任就比较大，因此，严格防范不良贷款的要求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大得多⑨。
由于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平均来看要高于大企业贷款，所以大量增加中小企业贷款的结果之一是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监管当局以及社会公众可能需要提高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并且在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从商业银行自身的角度来看，只要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Risk-Adjusted Rate of Return)是上升的；从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只要贷款确实进入了实体经济、流向了中小企业，并促进了前述宏观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商业银行的利润在增长，那么不良贷款率在一定程度的上升就是可以接受的。
四、结论与本文局限性
本文利用6家上市银行2005～2009年日均数据，对4家大型银行和2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利差进行了比较。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波动性现象，所以贷款年均余额与日均余额区别很大，这引起依据两个不同平均余额计算的贷款平均利率以及利差存在较大差异。实际数据显示，这一差异对于利差比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存、贷款利息都是按日计算的，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日均数据更为准确，从而大大提高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的比较显示，4家大型银行的存贷利差在样本期间要持续、显著地高于2家股份制银行。这一差异的原因不在于各银行之间相差不大的存款平均利率，而在于贷款平均利率。股份制银行贷款平均利率较低，源于低利率票据贴现所占比例较高和公司贷款利率较低，这两者意味着：一方面，股份制银行可能在竞争中采取了比较激进的策略来争取客户、扩大规模；另一方面，股份制银行的客户中，虽然“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较高，但可能绝大部分是“中型企业”，而在贷款中真正具有谈判优势的“小型企业”却很少。
利差收窄背景下各银行纷纷采取的“以量补价”策略，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商业银行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大量发放中小企业贷款，通过在贷款定价中融入风险溢价和谈判优势因素提高贷款利率，进而提高存贷利差。既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又符合银行自身利益的中小企业贷款，之所以发展起来非常困难，可能主要源于银行不良贷款容忍度下降。因此，适当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可能是前述正确策略的关键之一。
另外，本文的主要局限首先在于选择的样本股份制银行只有2家，以2家代表12家股份制银行（或者其中5家已上市银行）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保证数据质量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增加样本银行数量，可能会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其次，本文只对两类银行的利差进行了比较，没有深入讨论利差在不同年份之间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果结合基准利率的调整、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将会具有更大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0年5月18日
注释：
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每次调整后基准利率的持续期限加权计算，2008年和2009年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分别是3.93%和2.25%，贷款利率分别是7.19%和5.31%，利差分别是3.26%和3.06%。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②将贷款平均利率、存款平均利率分别称为贷款收息率和存款付息率，能够更进一步突出事前与事后之间的差异。但为了与中国商业银行实践和主要文献中所使用的概念一致，同时为了下文讨论时表述的方便，我们使用的是贷款平均利率和存款平均利率。
③为保持行文简洁，本文在提到这6家银行时使用了其简称：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和中信分别对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④6家银行存款的年均余额与日均余额相差不大，2009年上述两个余额之间的差异与日均存款余额之比，工行、中行（集团）、建行、交行、招行和中信分别为：-1.17%、-3.10%、-2.41%、-1.98%、1.54%和0.07%。
⑤其中，中行指中行内地，详见下文的说明。
⑥由于大额协议存款利率可由银行与客户双方协商确定，而大额协议存款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客户，从这一角度来看，存款对象可能对存款平均利率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
⑦按照目前的规定，票据贴现利率的下限为远低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再贴现利率。
⑧由于在应对利差收窄方面，4家大型银行与2家股份制银行没有显著区别，因此，在本节不再对两类机构进行分别讨论。
⑨中小企业贷款按金额平均的经营管理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要远高于大企业贷款，也可能是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困难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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