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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是石油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水的世纪。“水之争”将愈演愈烈，“水已成了国家缺少时就会诉诸武力的唯一资源”（注：Charles William Mays,"The Middle East In 21[st] Century",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52,NO.1。）。50年前以色列是为了在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寻求一条生路，目前则是为水而战。因为水资源危机不仅是以色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如朱迪恩·佩雷拉在1981年2月所说的那样，“许多人把中东看作石油宝藏的同义语，认为这种能源财富对中东形势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种极其重要的液体——水的缺乏，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同样不可估量。”（注：朱迪恩·佩雷拉：《水与中东政治》，载《中东》1981年第2期。）约旦前国王侯赛因曾预言：“未来的中东战争将因水而起。”（注：刘洁秋：《世界面临着水的威胁》，载《编译参考》2000年第5期。）这说明了水资源问题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性。
一、以色列的水资源现状
中东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炎热，降水少而蒸发多，地表径流少，淡水资源十分珍贵。目前，中东缺水国家已从1955年的3个（巴林、科威特、约旦）上升到1990年的11个，水资源正急剧减少。预计2025年，埃及、利比亚、伊朗、埃塞俄比亚、摩洛哥、阿曼、叙利亚等7国也将成为缺水国家。估计，目前中东诸国每年缺水1320亿立方米，占总需求量的44%。（注：刘得颐：《风波难平约旦河》，载《地理知识》1997年第2期。）
以色列气候炎热，一半以上地区的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几乎无地表水可言；地下水层深，含盐度高，开发利用代价大；地表径流极为匮乏，仅约旦河常年有水，还是与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共有。由于国内水资源基础不好，目前以色列用水量的70%都来自相邻的阿拉伯国家：25%来自约旦河西岸，22%来自戈兰高地，10%来自黎巴嫩南部，然而这些地方恰恰是阿以冲突之地。即便如此，以色列仍陷于水危机之中。据统计，以色列人年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89立方米（注：潘京初：《水与中东和平进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远低于7700立方米的世界水平，也低于水资源危机的临界线（人均年占有量1000立方米），其水危机程度可见一斑。
以色列水资源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几千年前，当地居民就已饱尝缺水之苦，他们珍惜水源，采用各种办法器具储水，把水从一地运往它地。犹太复国运动兴起之后，犹太早期移民也为寻找水源付出巨大努力与高昂代价，然而收效甚微。以色列建国初期，人口不到90万，耕地面积16.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8%，其中可灌溉面积仅为3万公顷。（注：张倩红：《以色列的水资源问题》，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尽管以色列政府曾采取各种措施，在利用现有水资源上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效，如其水资源利用率已提高到80%，但仍满足不了它对水的增长需求。总之，以色列缺水现象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善，反有进一步加剧趋势，其原因有：
1.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以色列建国之初人口不到90万，现已达500多万。不断增长的人口对水的消费增长已超过水的自然补偿能力，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而水资源的“预支”又导致水井越挖越深，已达到含有氯和砷的地层。有害物质被吸到地面，造成土质变差，又更加剧水危机。
2.日益严重的污染。使饮用水的质量日益恶化，降低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加剧了水资源的损耗。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点燃油并，进一步污染了地下水资源的情况。另外，以色列在用水上采取自我中心主义与掠夺式的开发，也使一些水资源过早地枯竭。
3.其它中东国家对水的浪费，间接地使以色列水危机加剧。目前，部分阿拉伯国家浪费水的现象严重，他们对水的利用率仅为37%。尽管以色列拥有世界一流节水技术，由于阿以冲突不断，不仅这些技术未在以色列普及，部分阿拉伯国家更无缘享用。这种“零和”争水模式也间接导致以色列缺水。
4.工农业快速发展加剧了以色列的水资源短缺。以色列建国后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用水量激增。
二、以色列的水资源战略
水资源关乎以色列的国计民生，故以历届政府都把“水安全”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建国伊始，以色列就对水资源进行了全国性规划。其战略决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家立法并依法进行管理。以色列政府认为：“水资源是公共财产，必须置于国家绝对控制之下，以供居民使用与发展之用”；“个人对土地的所有，并不等于给他提供了该地区之下或流经该地区或该地区边界的一切水资源的所有权。”（注：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与开发史(1880-1980)》，1996年版第384～385页。）因此，早在1938年，犹太人就成立了“迈克饶特”负责水资源及兴建水利设施的统一管理。20世纪50年代又成立了水规划公司，以减轻“迈克饶特”的负担。另外，为让水资源的合理运用有法可依，又于1959年颁布了《水法》。此后，逐渐形成以《水法》为核心，囊括《水计量法》、《水灌溉控制法》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为综合利用水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同时，国家还配备了一位水专员来负责有关水事务，水专员由总理兼任，第一位水专员便是梅厄。以色列还健全用水监管机制，实行用水许可证制度。所有用户都必须按计划用水，超过定量者给予处罚。在征收水费方面，实行差别收费制，并通过水价均衡基金会“提高低成本地区的水价，降低高成本地区的水价”来缩小水差价。
2.注意开源节流，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以色列以“涓滴珍贵”为口号，通过各种媒介对公民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节水教育，注意培养全民的节水意识与节水自觉性。以色列还开发出高效节水灌灌技术“一滴灌”。在节水的同时，也适当开源，主要开发地下水源，发展海水淡化、废水回收以及人工降雨等先进技术。
3.不惜诉诸武力巧取豪夺他国水源。以色列建国后，通过武力强占别国领土，夺取水源。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强占了联合国分治决议中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积极开发其控制下的地下水资源。六五战争中，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炸毁叙利亚和约旦在雅尔穆克河（约旦河支流）上的坝基，目的是保证以色列在约旦河上的水资源不被叙利亚控制。至今以色列占据戈兰高地不放，也因那里有丰富的地下水。1982年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其深层原因便是为夺取黎巴嫩南部最大河流利塔尼河的控制权。目前，以色列国内70%左右的用水都来自被占领土，尤其是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注：张倩红：《以色列的水资源问题》，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
4.对被占领土的水资源进行严格控制。被占领土的水资源主宰着以色列的国计民生，因此，以色列对其实行了严格控制。其措施有：
(1)对被占领土的水资源实行军管。1967年8月15日，以色列颁布第92号军事命令，授权以色列驻军长官规定巴勒斯坦人的用水量，以此限制或剥夺巴勒斯坦人的用水权利。
(2)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开采水源。以色列当局规定，巴人的现有水井深度不得超过100米；未经以军事长官同意，巴人不得开挖新水井。以色列还“落井下石”，在巴人水井旁挖更深的水井，导致巴人的水井干涸。
(3)严格限制用水。如果超过限量，加倍重罚。由于以色列的限制政策，被占领土上巴人的灌溉面积仅占其耕地面积的5%，而以色列人的可灌溉面积已高达95%；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年均用水量仅100～183立方米之间，而犹太移民却高达 1400立方米以上（注：张倩红：《以色列的水资源问题》，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反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4)征收高额水费。以政府在征收水费上对巴人实行歧视政策，导致巴人的人均水费高达1500美元，而以色列入仅为100美元左右。“如从相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考察他们所交水费的差别，足见其悬殊。”（注：朱和海：《中东为水而战》1995年版第259页。）
其实，以色列的水资源战略形成已久，早在建国前就已露端倪。上世纪初，犹太人已认识到水资源对其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重要性。1903年，犹太人领被赫尔茨在与英国总督克罗默谈判时就提出引尼罗河水灌溉巴勒斯坦南部沙漠地区的主张。1905年，世界著名工程师迪尔·保尔在对约旦河实地考察后认为，从长远看，约旦河满足不了以色列人对水的要求，建议利塔尼河或哈斯尼河改道，以确保犹太国的生存和发展。一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也认为，控制、维护水资源对未来的犹太国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以色列人早就制定了掠夺阿拉伯国家水资源的战略。
三、以色列水资源与中东和平进程
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水，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西蒙·佩雷斯曾指出：“中东各国间的关系过去主贾取决于用水政策，现在依然如此。”（注：西蒙·佩雷斯：《新中东》，辛华译、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在阿以冲突进入谋求政治解决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土地换和平”还是“水换和平”都会导致以色列丧失目前已拥有的绝大部分水资源，这是以色列不能接受的，因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水资源战争直接决定着以色列国的命运，一旦输掉这场战争，以色列将被赶出巴勒斯坦”（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语）。然而，对正遭受水危机煎熬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又想收回失去的水资源以缓解燃眉之急，这就在两者间产生了矛盾。因此，以色列水资源问题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主神经”，具有导致和平（如 1978年埃以和平）和诱发冲突（如1967年的中东战争）的双刃剑特征。
目前，阿以和谈中，直接与以色列有水资源之争的国家有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昔日武装冲突之地，今日正演变成水资源争夺之所。
1.巴以水资源之争主要反映在加沙和西岸地区的供水上，以国内用水的30%以上来源于此，是以色列继太巴列湖之后的第二大用水来源。另外，以通过对加沙和西岸地区长达27年的占领深知，控制了这些地区的水源，就有效地控制了巴勒斯坦农业发展的命脉。所以，以色列只想开发水资源，不想涉及水主权问题；而巴勒斯坦对此极为不满，认为首先应解决水主权问题，如这个问题不解决，要“保障他们的吃饭安全是不可能的”（注：朱和海：《中东为水而战》1995年版第259页。）。巴要求以方赔偿占领期间掠夺的巴方水资源，认为以用巴人的水是“盗窃行为”。虽然双方于1995年9月7日就水资源问题达成了协议，但以色列并未将白纸黑字化为实际行动，协议仍是一纸空文。其实，即使以百分之百地履行了承诺，也不等于巴以水资源之争的根本性解决。
展望新世纪，可以肯定地说，水资源问题会在巴以和谈中进一步凸显，是制约巴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定因素。双方都很清楚，谁控制了水主权，谁就掌握了自己在中东这块贫瘠土地上的生存权。一位以色列前总理曾这样说：“以政府将不会促进那里的发展，并且不会允许那里出现可能于以色列相竞争的工农业发展。”因此，在事关民族生存、发展的水资源问题上，要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谈何容易！
2.约旦和以色列虽已没有领土之争，却有水源之争。在历次约以谈判中，关于约旦河及其支流的水之争都是焦点。以虽然没有控制约旦河的源头，但占据着约旦河上游，实际控制了约旦河流域80%的水资源。1994年10月的《约以和约》规定，约旦可以从雅尔穆克河和约旦河获得2.15亿立方米的水，其中3000万立方米从太巴列湖取得，另5000万立方米在签约1年后获得，其余的水要等雅尔穆克河及约旦河上的合作水利工程建成后取得。同时，约旦保证每年向以色列的阿拉伯定居点提供1000万立方米的水。约旦曾执行过该条约，但因以色列言行不一，最终中止了与以色列的合作。
3.叙以关系同样受水资源问题的困扰，焦点是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在叙以会谈中，以一直就戈兰高地的水源问题压叙让步。但是，叙任凭水资源问题困难重重，坚持不予退让。土耳其与叙在1987年就草签了确保叙使用幼发拉底河河水的协议，但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兴建的安那托利亚水利工程，却使流入叙利亚的水量减少了40%。最近几年，叙境内降水严重不足，不到常年的一半，河川水位大幅下降。又因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流经大马士革的拜拉达河已近干涸，供水严重不足。叙把缓解国内水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戈兰高地上，是时势使然。在中东和谈中，由于安全和水资源因素，以色列不仅不肯撤出戈兰高地，还要在那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从一定程度上说，戈兰高地所蕴藏的水源比其本身更能决定以的前途和命运，“任何一届归还戈兰高地而不能保障从雅尔穆克河引水的以色列政府都会垮台。”（注：潘京初：《水与中东和平进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而叙利亚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收回戈兰高地前决不同以色列和谈。这显然又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障碍。
4.以色列迟迟不从黎南部撤军也是跟“保水”有关。1982年6月，以利用黎内战，大举入侵并占领黎南部，实施对黎利培尼河水的掠夺。实际上，以觊觎利塔尼河水资源由来已久，以首任总统本·古里安曾说：“我的理想是使利塔尼河成为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尽管以已从黎南部撤军，但仍保留获得利塔尼河2/3水量的权利。随着黎巴嫩硝烟散尽、难民回国人数增多和经济复苏，对水的需求将直线上升。那时，以色列还能白白地捞取利塔尼河的水资源吗？
综上所述，以色列在未来的中东和平中，绝不会轻易地从约旦河西岸、加沙、戈兰高地撤走，即使达成某些协议，以也不会放弃其所占的水资源。中东和北非占世界5%的人口，10 %的面积，仅有世界0.5的水源。（注：潘京初：《水与中东和平进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中东地区正在出现水危机，除土耳其、伊拉克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正经受着缺水的痛楚。在中东，水已成了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知道，单靠一国内部的挖掘井不可能解决中东水危机，中东各国又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难以精诚合作，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多出自本国利益，因此，在可能实现和平的前景下，阿以之间的水之争将有激化可能。正如 1992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所说的那样：“中东地区水资源紧张，是该地区下一场争端的中心……它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注：西蒙·佩雷斯：《新中东》，辛华译、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当然，中东水资源危机固然严峻，但并非不可克服，关键在于各国能否运用相应的政策和技术，加强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处理得当，水资源可能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催化剂；反之，则可能成为阿以新一轮冲突的诱因。无论如何，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这一难题无法回避，似乎可以说，水资源问题解决之日即是中东实现和平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