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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95.7：K2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1-0145-07
1.闽、越和闽越
福建“周为七闽地”、“周《职方》载‘七闽’”之语，常见于志书。
例如，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福建路》“周为七闽地”①；宋修福建方志《三山志》“《周礼》：职方掌天下之图与其地，七闽与焉”②、《仙溪志》“周《职方》载‘七闽’”③、《临汀志》“《周官·职方氏》‘七闽之地’”④；明修福建方志《八闽通志》“闽地之见于载籍，昉自周职方氏”⑤、《闽书》“《周礼》所载‘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⑥；清修福建方志《松溪县志》“周属七闽地。职方氏辨七闽之人，闽之名始此”⑦、《泰宁县志》“于周职方为七闽地”⑧、《汀州府志》“周《职方》为七闽地”⑨等。
“七闽地”、“七闽之地”皆以“闽”名地，则“闽”为地名。然而，在《周礼》(又名《周官》)之《职方氏》里，“闽”乃是作为族称同夷、蛮、貉、戎、狄等族称并列，即所谓“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从词义与书证的关系来说，“闽”之名始见于《周礼》，则“闽”之本义系于《周礼》所记“七闽”之书证、“闽”之本义为古民族之名。所以，古之学者如汉代郑玄注曰“闽，蛮之别也。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也”⑩，汉代许慎亦谓：“闽，东南越，蛇种”(11)；近之学者如蒙文通指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12)，《辞海》亦以“古族名”为“闽”的第一义项即“闽”的本义(13)。
与“越本国名”“后亦用为族称”不同，“闽”本族名，后亦用为地名也。作为福建古代土著民族的闽族与作为浙江古代土著民族的越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的过程里融合成为闽越族。
作为族称，“闽越”之名最早出现于《史记》、《汉书》等汉代著作。在《史记》和《汉书》里，“闽越”也常省略为“闽”或“越”。
作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古民族，闽、越和闽越的图腾崇拜是蛇，所以有“蛇种”即崇拜蛇的种族的说法。
当然，学术界另有一种看法，认为“闽”有广、狭二义。“闽”之广义为“东南越”即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民族(又称古粤、百越等)，“闽”之狭义专指“闽越”。
2.闽越族与闽越国
作为“东南越”即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民族(又称古粤、百越等)的一支，闽越有多个部落。所谓“七闽”，言其多也。闽越各部落或称王、或称君，入汉以后才正式受到朝廷的册封。
林惠祥教授尝谓：“闽越国之根据地大抵在浙南而不在福建”，但“其势力必拓展而南至福建”(14)。于今视之，古之“七闽”地亦即古之闽越族的住地，其范围大抵相当于汉之闽越国的疆域。
然而，古之闽越族的住地范围并不囿于汉之闽越国的疆域。
台湾，东南海中之宝岛，亦古闽越族的住地也。
3.“闽在海中”与“海内外越”
《山海经》之《海内南经》记：
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15)
又记：
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16)
《山海经》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之作，原为口头传说，战国时期记录成文，秦汉时又有所增补。
《山海经》所记“闽在海中”、“闽中山在海中”和“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是不连贯的三句话，宜分别视之。
在我看来，“闽在海中”里的“闽”是族称，是特指的某些闽越族之人；“闽中山在海中”和“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里的“闽”是地名，各是特指的某一闽越族之地。
吾人于此应予留意的是“闽在海中”，是从东南沿海内陆移居东南海上岛屿的闽越族之人。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为东汉初年的作品，该书之《越绝外传记地传》记有越王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17) 的事迹。“东海内外越”即“东海内”之“外越”，当指移居东南海上岛屿的闽越族之人；“引属”、“别封削焉”则“应指除内越属勾践统属以外，尚有‘外越’与勾践也有某种从属关系。所以当时越国的敌国吴国，也要多方设防，防备“外越”的攻击，这体现了大陆上的闽越族和台湾的古闽越族，在政治上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并且有可能联合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国吴国。”(18)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记：
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逾岭，闽越王郢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19)
建元六年为公元前135年；入汉以后，闽越国正式受封和终被剪灭的时间为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10年，存世92年(20)；“不胜，即亡入海”是闽越族的败逃策略，闽越族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活动在台湾海峡。为了征服变幻莫测的大海，航行于惊涛骇浪之中，闽越人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大船，如‘干舟’、‘楼船’、‘铜船’等。由于闽越人有悠久的航海传统，丰富的航海经验，众多的航海大船，因此，在民族斗争和融合的动荡之际，部分闽越人乘船渡过台湾海峡，移居台湾是完全可能的。”(21)
《临海水土异物志》的作者沈莹为三国时吴国人，曾任丹阳太守，卒于280年。临海郡治在今浙江临海东南70里灵江(又名椒江)北岸的章安镇。
《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州的风土人情颇详。从所记夷州的风土人情及地理方位看，学界普遍认为“夷州”乃是台湾。
《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州(台湾)“呼民人曰弥麟”。叶国庆教授指出：“弥麟缓读(或者说切音)即是‘闽’，轻唇音。《正韵》：闽，弥麟切，其音和‘弥麟’相同。沈莹说夷州呼民人为‘弥麟’。此应是闽越族人自称。古闽越族既然住居台湾自称为‘弥麟’，足见书称‘闽在海中’自合乎史实。”(22)
台湾亦古闽越族之住地，古闽越族则台湾之早期住民。此用著名民族学家、台湾学者凌纯声教授的话而言之，曰：“澎(湖)台(湾)诸岛，早为越人所移殖之地”(23)。
4.澎湖：泉州“外府”
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百三十引宋宣和二年(1120)泉州太守陆藻《修城记》云：
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24)
又于“环岛三十六”条下记：
自泉州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25)
《舆地纪胜》的记载表明，宋代宣和年间，澎湖同福建泉州已有明确的行政上相“连”即行政隶属关系，泉州的行政区划包括了号称“三十六岛”的澎湖。
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于“毗舍耶国”条下记：
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26)
赵汝适为宋太宗八世孙，嘉定(1208-1224)至宝庆(1225-1227)间任福建路市船司提举 (任所在泉州)；“毗舍耶国”，宋、元志书之“毗舍耶”(或作“毗舍邪”、“毗舍那”)各有所指，此处指台湾，台湾进士许南英自号“毗舍耶客”，其哲嗣许赞堃(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谓：荷据台湾时期“名台湾为丽都岛”(花摩娑)，称赤嵌为毗舍那(或作毗舍耶)”(27)。
明修福建省志、泉州人何乔远的《闽书》收录有“宋志”关于“彭湖屿”的记录，谓：
屿为泉州、兴化门户。昔人于此防琉球，而今于此防倭，有汛兵守焉。宋志：“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惟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其人入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犯。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师守御。”(28)
这里所谓“宋志”，学者或以为宋人范子长的《皇朝郡县志》、或以为宋人刘颖、戴溪的《清源志》；所记“人多侨寓其上”似应为“泉人多侨寓其上”；“(泉)人多侨寓其上”、“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以及“王忠文为守时，请添永宁寨水师守御”均是关于澎湖同泉州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明确记载。
5.从汪大猷到汪大渊
明人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三十七《秩官》于“汪大猷”条下记：
字仲嘉，鄞县人。乾道中知州事。毗舍邪尝掠海滨，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资。大猷作屋二百区，遗将屯留。(29)
鄞县为浙江鄞县；“乾道中”为宋乾道七年(1171)，汪大猷于是年任泉州太守；“作屋二百区”，“区”为小屋之名，《汉书》有“垒以为贾区”语。
汪大猷身后，其外甥楼钥作《汪大猷行状》，略谓：
(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邪者奄至，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禽四百余人，歼其渠魁，余分配诸郡。
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三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30)
《宋史》卷四百《汪大猷列传》记：
起知泉州。毗舍邪尝掠海滨居民，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赀。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31)
从《汪大猷行状》之“遣将分屯”、《汪大猷列传》之“遣将留屯”及其上下文看，“将”之屯所乃在有泉州“外府”之称的澎湖。
宋乾道七年(1171)，泉州太守汪大猷即澎湖之地“造屋二百区”(或作“造屋二百间”)，并“遣将屯留”(或作“遣将分屯”、“遣将留屯”)，是为泉州官方在澎湖驻兵和设官的明确记载。
实际上，泉州官方在澎湖驻兵、设官的时间并不始于宋乾道七年(1171)。从明人何乔远《闽书》所录“宋志”之“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师守御”语可知，王忠文(即王十朋)于宋乾道四年(1168)泉州太守任上，已呈请添派永宁寨水师屯于澎湖以守御，则王忠文任职前澎湖已有戍兵守之，亦当已有领兵之将。
附带言之，王忠文(王十朋)的谥号“忠文”是宋绍熙三年(1192)赐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二十五史》本《宋史》之《王十朋列传》误为“绍兴三年谥曰忠文”，见该书第1343页；宋代另一泉州太守真德秀的谥号为“文忠”，近人曾遒《桐荫旧迹诗记》记：
公名十朋，号梅溪，为泉州太守，事见府志。词在东街仁风门内，与郭祠附近，坐北朝南。……真文忠公词亦在东街，与王忠文公祠相离数百武而已。清兴绪间，乡衮黄□堂先生修祠成，即集同人□每年十二月致祭，并祭忠文公。遒躬厕其列，行礼致敬，肃然如在。(32)
又，泉州南天寺左近石坡上有“泉南佛国”崖刻，“楷书，双行竖排，字径高185-200厘米，宽150厘米，右上题款楷书，单行竖排，字径8厘米”(33)。题款为“时乾道乙酉七月乙未王十朋书”，乾道乙酉为乾道元年，早于王十朋任职的乾道四年。清人龚显曾《亦园脞牍》记：
王忠文书“泉南佛国”四大字，在晋江安海石佛岩。杨宾《大瓢偶笔》云：王龟龄(按，即王十朋)绝无书名，而“泉南佛国”四字，大几方丈，开朗遒劲，与小字无异。生平所见榜书，以此为最。”近得杨雪沧丈来书，谓摹此四字，颠倒其文为“南国佛泉”，将纔于鼓山喝水岩。(34)
杨雪沧即杨浚，“南国佛泉”后未纔于鼓山喝水岩也。
元人汪大渊《岛夷志》(又名《岛夷志略》)于“彭湖”条下记：
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谷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蒸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百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三十五两，别无科差。(35)
汪大渊于此记录了澎湖地近泉州(“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地隶泉州晋江县”、“泉人……居之”、“至元间立巡检司”和“以周岁额办盐课……别无科差”即地理位置、行政隶属、人口成分、机关设置和税种税额等情况。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约生于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卒年未详；《岛夷志》书成于元至正九年(1349)；《岛夷志》所记“至元间立巡检司”之“至元”，学界普遍认为是“前至元(1264-1294)”，元代顺帝亦以“至元”为年号，为“后至元(1335-1340)”。
泉州官府在澎湖驻兵、设官，其时间当不迟于宋代乾道年间(1165-1173)。汪大猷及其前任王十朋担任泉州太守的“乾道中”，迄于今日已是800余年；汪大渊所记“至元间”距今也有700余年。质言之，泉州官府在澎湖驻兵、设官，其始久远。
6.台湾光复，“不啻福建多一分省”
1945年6月17日系台湾沦陷50周年纪念日。是日，福建省会各机关暨永安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台湾沦陷50周年大会”。会议宣传材料指出：“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倭寇正式在台湾开始统治，倭寇定是日为‘始政纪念日’，台湾台胞则定是日为‘耻政纪念日’，以示不忘国土沦陷之意”。(36)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
福州、厦门和金门也属于“收复区”。1945年10月23日，福建省政府致电“福州市政筹备处、厦门黄市长、金门叶县长”，要求“制止歧视台胞并协助其返台”。(37)
1945年12月，福建“省府行政会议”第15号提案(《请组织台湾视察团以资观摩案》)指出：“闽台原属一家，距离密迩，交通便利，唇齿相依，关系密切，似应由省府发动组织台湾视察团前往该省视察”(38)。福建省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的提案《拟请由省参议会推派代表往赴台湾》则指出：“台湾为海疆重地，与八闽沿海为邻，千百年来移民垦殖，成为富庶之境，敌人占领以后锐意经营，已成为工农业发达之区，与八闽人民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光复以还，不啻福建多一分省，今后经济交流影响者至巨，应即组织团体前往慰问、考察，以冀他山之石，有以提供本省建设之参考也”(39)。
实际上，台湾和福建一样，都处于经济穷困的境地，是亲兄弟亦是穷兄弟。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充分体现了兄弟相扶持的情分。
兹举例言之。
a.1946年，福建粮荒。据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报告，是年福建春旱、水灾、台风、暴雨，早稻歉收80％，晚稻收割前为青黄不接；从1945年冬到1946年夏，台湾、广东粮价高出福建一倍，福建粮食外流；奉令办理接济台、粤米谷共100万石。这是福建粮荒的主要原因。
1946年7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参事周亚青签报，以此次来闽时奉陈长官面谕，以台湾新谷已收，粮情渐趋平稳，而闽粮仍有上涨趋势，闽南尤甚，为闽台共济起见，不应再将闽粮运台，拟将已集中海口之米谷转运厦门、晋江等地，以市价略低出售。等由。经省政府以运售本省，调节民食，自可照办。”(40)
b.1945年11月11日，福建省气象局局长石延汉调任台湾基隆市市长。石延汉初以请公假3周到台。期满，以请示是否“仍须职留闽局工作”为由，提出“基隆重建须用木材甚多，过去大部分均由福州运台，现拟请台省贸易公司将台湾特产如食糖等交换闽省木材”的要求。经福建省府复电：“闽气象局局长职务暂由该员兼顾”、“所拟将台湾特产如食糖等交换本省木材，可由台省贸易公司径向本省农林公司与企业公司洽商办理”(41)。
这是台湾光复初期，闽、台第一宗易货贸易。
其后又有闽粮每月3000石换台煤每月3000吨、榕猪(健全毛猪，每只150斤计算)每月556只换台煤1000吨等易货贸易。
c.1947年10月25日，台湾为庆祝台湾光复节特设台湾光复节“福建馆”。台湾方面的来电称：“闽台在逊清时原属一省，天然环境极为类似，值兹全国正在积极复兴之际，闽台二省有无相通，长短相补，实为当务之急。本年十二月台湾光复2周年，各界决定热烈庆祝，因鉴于闽、台二省关系最为密切，特设‘福建馆’，并指定由本会负责筹备展览”(42)。
1948年10月，台湾举行“台湾博览会”。台湾方面以“闽台一家，尤以此次水灾之后倡导尤力，故甚望闽省踊跃参加”(43)。
我曾见1948年台湾博览会的会标和会歌，会标图案为钥匙，会歌为蔡继琨作曲。
d.1947年2月27日(是日恰为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前一日)，福建省教育厅发文全省各公、私立中等学校，要求各校遇有台籍学生前往肄习时“应宽予录取，其在师范学校肄业者，毕业后准其返台服务，其入中学肄业者，应比照边疆学生予以优待从宽录取”(44)。
1947年6月30日，厦门《江声报》报道：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今夏决定添设台湾考区，招收台籍学生，报名日期定自七月七日至十四日，考试日期为七月十八及十九两日。内陆各地大学设置台湾考区者，两年来(按，指台湾光复两年来)当以协和大学为首创。闽台两省较近，交通素繁，闻过去日本人统治台湾时，即有若干憎恨日本化教育之台籍青年偷渡台湾海峡往投协大，读书该校。(45)
据《协大校友》，福建协和大学台湾校友会首批登记的校友45人中，林炳垣、林澄水及钟天舜就是在日据时期“偷渡台湾海峡往投协大，该书该校”的“台籍青年”。其中，林炳垣“毕业时，文凭上所书籍贯系台湾省台南人，此文凭于最近方自沪寄到，重睹之余，益见母校有远大的识见和护国的精神。”(46)
e台湾光复初期，因应台湾方面的需求和要求，福建各校毕业生踊跃报名赴台工作。
以福建海疆学校(校址在泉州)为例。该校于1946年始有毕业生87人，其各期毕业生在台湾省立第二女中、台北师范、台湾人寿保险公司、台湾省政府会计处、台湾地政局、台湾地政局荒地测量队、台湾农业试验所、台湾省立台中一中、台湾省立台中二中、台湾省立台南师范、基隆通运公司、台湾省立基隆中学、台湾省立高雄一中、台湾省立高雄二中、台湾嘉义市立工业学校、嘉义税捐稽征处、台湾花莲县立玉里中学、台湾花莲县立凤林中学、屏东一中、丰原中学等各单位任职者，总数有数十人之谱(47)。
7.“闽台共济”与“两省未来经济发展”
1948年2月，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制的《福建省政府考察台湾建设事业计划草案》谓：
闽台隔海相望，仅距百余海里，联系称便，台省工业所缺原料，如铁、铜、铅等，闽境蕴藏均厚，可谋就近开发供应，闽省所需煤、食粮、生产机械，亦可取自台湾，以求适当弥补，此仅涉其大端，实则两省未来经济发展，有待密切合作之处綦繁，而彼此间物质可能交互利用之程度与供需情况，尤应充分调查，以为今后切求配合共策进展之准备。(48)
《福建省政府考察台湾建设事业计划书草案》编制于1948年2月，其时台湾光复已28个月。文中“可”、“亦可”、“有待”、“可能”和“未来”、“今后”诸语可资说明，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共济”实属于穷困之中的“亲兄弟相扶持”，并未臻于“密切合作”、“共策进展”的程度。
“闽台共济”与“两省经济未来发展”，乃是闽、台两省的共同目标。
注释：
①(24)(25)引自【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影印本，第3637、3733、3744页。
②引自【宋】梁克家：《三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页。
③引自【宋】黄岩孙：《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页。
④引自【宋】胡太初、赵与沐：《临汀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页。
⑤(29)引自【明】黄仲昭：《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上册，第1页；下册，第800页。
⑥引自【明】何乔远：《闽书》，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11页。
⑦引自【清】潘拱振、黄鉴：《松溪县志》，福建松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7月整理本，第31页。
⑧引自【清】施文火寿、许灿：《泰宁县志》，福建泰宁县地方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12月整理本，第3页。
⑨引自【清】曾曰瑛、李绂：《汀州府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8页。
⑩引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1页。
(11)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6月影印本，第282页。
(12)蒙文通：《越史丛考》，转引自蒋炳钊：《东南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92页。
(13)见《辞海》，第880页。
(14)引自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9页，。
(15)(16)引自《山海经》，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17)转引自叶国庆：《笔耕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81页。
(18)(22)引自叶国庆：《笔耕集》，第189、182页。
(19)引自《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二十五史》本，第328页。
(20)见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6页。
(21)引自林仁川、黄福才：《闽台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页。
(23)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收《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26)【宋】赵汝适：《诸蕃志》，引自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页。
(27)引自许南英：《窥园留草》，卷首，北平：和济印书局，1933年印。
(28)(35)转引自【明】何乔远：《闽书》，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79页。
(30)【宋】楼钥：《汪大猷行状》，转引自张崇根：《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68页。
(31)《宋史》，卷四百，《汪大猷行状》，引自《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二十五史》本，第1373页。
(32)(34)引自《晋江文献丛刊》第1辑，1946年2月1日出版，第85、46页。
(33)粘良图：《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7页。
(36)(37)(38)(40)(41)(42)(43)(44)(45)(46)(48)引自《闽台关系档案资料》，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4、127、422、628、604-605、682、688、743、753、741、425页。
(39)转引自林真：《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7)据《国立海疆学校校刊》1-6期，1948年11月5日至194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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