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展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网研究在欧美的形成和发展
1.形成和发展 社会网研究是西方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一般认为，社会网研究产生于英国人类学。至少从齐美尔1908年发表《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以来，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观点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发现，划定社区的界限往往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并不能真正反映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社区与其他社区发展种种联系，社区的界限并不像主观判定的那样清楚。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网分析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了“社会网”的概念，但却是巴恩斯通过对一个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首次把社会网的隐喻转化为系统的研究。英国学者伊丽莎白·鲍特（Elizabeth Bott）的著作《家庭与社会网络》至今仍被美国社会学界视为英国社会网研究的范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于30年代创立了分析社会关系资料的社会计量学方法。60年代是美国社会网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到70年代末，它开始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专业社区和一大批自称为网络分析学者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Ruan,1993）。
从60年代至今，美国的社会网研究一直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行发展，因而被划分为两个研究群体。第一个群体遵循着社会计量学的传统，他们研究整体网络即一个社会体系中角色关系的综合结构。通过使用矩阵方法，他们分析了“社会系统内部系统和分解的模式，系统成员中‘结构上均衡’的角色关系，网络结构随时间的变迁和系统成员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方式”（Wellman and Berkowitz,1988,26）。 这个群体的研究领域是小群体内部的关系，他们在分析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时，产生了一系列网络分析概念， 如紧密性、 中距性和中心性等（Freeman1979,1980）。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是林顿·弗里曼（ Linton Freeman）。
第二个群体的学者集中于个体间的自我中心网络，他们从个体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网。该群体沿着英国人类学家的传统发展。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人际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他们对个体间关系模式的关注使这个群体归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范畴。这个领域的著名代表性人物是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er）、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te）、林南（Nan Lin）和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等。
2.基本观点 米切尔将社会网界定为“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Michetl 1969,2）。然而社会网的概念今天已经超越了个人间关系的范畴，一个网络的行动者可以是社团行动者如商业公司甚至民族或国家。关系既包括把行动者连结起来的联系（不限于个人间的关系），也包括商业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如领袖人物的共享，金钱、组织信息和群体成员的流动。今天的网络分析者把社会结构界定为网络的系统（Wellman and Berkowitz,1988）。
网络分析者认为，整个社会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社会网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是社会网的研究对象。社会网研究深层的社会结构即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象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他们强调了研究网络结构性质的重要性，集中研究某一网络中的联系模式如何提供机会与限制，其分析以连结一个社会系统中各个交叉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网络分析者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Ruan,1993）。
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指出， 如下命题支配着网络分析者的研究工作。（1 ）内容和强度不同的关系经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的。社会资源通过关系和网络而流动。（2 ）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将网络成员连结起来；因此，必须在较大的网络结构框架内对关系进行分析。关系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互动双方愿意彼此交往。一种关系的特定性质由其所处的网络界定。较小的、密切联系的团体的关系同较大的、一般联系的网络中的关系是相当不同的。（3 ）社会关系结构创造了非随机的网络；因此产生了网络群、界限和交互关系。这个命题又包括两点：第一，网络中的关系经常是过渡性的。如果A与B和B与C之间有一种关系，那么A和C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建立这种联系是有代价的，那么这些联系中的每一个交点都会调动某种流动资源，因此网络成员认识到维持直接联系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第二，个体可以维持的关系的数量和强度具有特定的限度。如果人们不放弃全部或现存的关系，多数人不可能增加新的关系。（4）交互联系将群体和个体联系起来。 网络的交点不一定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有联系的群体、社区、民族一国家或其他离散的单位。这些交点之间的联系是由于某些人是几个群体的成员或某些人与网络的其他部分具有异质性联系而产生的。同时，有形的联系存在于个体之间，其结构重要性正象群体之间的联系一样。（ 5）不对称联系和复杂网络分布在不同的稀缺资源中。资源并非均匀或随机地在具有不对称关系和受限制的网络群体的社会系统中流动。群体密度、群体界限的严密性和群体内外联系的模式规定了资源流动的方式。由于社会系统中各个成员的位置各异，他们获得资源的方式也极为不同。实际上，不平等地获取稀缺资源增加了联系的不对称性。（6 ）网络产生了以获取稀缺资源为目的的集体行为和竞争行为。有组织的竞争稀缺资源是一个社会系统所固有的。在一个具有不同对称关系的非随机的等级网络中，成员必须运用协作或补充联系去获取资源。一个网络中的群体将这些联系组成集团和联盟（Wellman,1983,1988）。
3.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理论
网络结构观 网络分析者在研究社会结构时持有与传统的地位结构观截然不同的网络结构观（如哈里森·怀特、马克·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等）。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或组织的影响。网络结构观认为，任何主体（人或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同地位结构观相比，网络结构观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1 ）网络结构观从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诸如亲属、朋友或熟人等）来认识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而地位结构观则按照个体的属性特征来规定个体的社会位置。（2 ）网络结构观将个体按其社会关系分成不同的网络，而地位结构观则按照个体的属性特征对其进行分类。（3 ）网络结构观分析人们的社会关系面、社会行为的“嵌入性”，而地位结构观注重的是人们的身份和归属感。（4 ）网络结构观关心人们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地位结构观强调人们是否占有和占有多少某种社会资源。（5）网络结构观指出了人们在其社会网络中是否处于中心位置， 其网络资源多寡、优劣的重要意义，而地位结构观则将一切都归结为人们的社会地位如阶级阶层地位、教育地位和职业地位等。
市场网络观 怀特在其1981年的著名论文“市场从何而来？”中指出，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第一，生产经营者们从一开始就处在同一社会网络之中，他们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特别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所以，生产经营者的社会网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营信息。第二，处于同一网络中的生产经营者们相互传递信息并相互暗示，从而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的制约下，大家共同遵守同一规则，一起维持共识，从而使商业往来得以延续。第三，市场秩序事实上产生于同处一个网络圈子中的生产经营者，他们并不是按照纯粹的市场规律来行事。换言之，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White,1981 ）。
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的概念 格拉诺维特197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被认为是社会网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提出和经验发现对欧美学界的社会网分析产生了重大影响。格拉诺维特所说的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这种关系与传统社会学分析中所使用的表示人们属性和类别特征的抽象关系（如变量关系、阶级阶层关系）不同。他首次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为强和弱，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他从4 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在他看来，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弱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格拉诺维特断言，虽然所有的弱关系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是格拉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力量”的核心依据（Granovetter,1973,1974,1995）。
格拉诺维特于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他在该文中进一步发挥了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折》一书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他指出，在经济领域最基本的行为就是交换，而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必须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中，双方必须首先相互了解，相信对方有交换的诚意，信任对方对交换条件的认可，然后才能进行实质性的交换。即使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社会交换中，双方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如果信任感降到最低的程度，在每一次交易中，双方都必须在获得了必要的监督保证之后才能进行，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大大提高。格拉诺维特认为，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Granovetter,1985）。
嵌入性的概念暗指，经济交换往往发生于相识者之间，而不是发生于完全陌生的人们中间。同弱关系假设相比，嵌入性概念强调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而信任的获得和巩固需要交易双方长期的接触、交流和共事，实际上，嵌入性概念隐含着强关系的重要性。基于此，一些学者认为格氏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存在着矛盾。
社会资源理论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发展和修正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采取工具性行动时，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在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中，弱关系的作用超出了格拉诺维特所说的是信息沟通的作用。由于弱关系连结着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所以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通过弱关系纽带来完成。而强关系连结着阶层相同、资源相似的人们，因此类似资源的交换既不十分必要，也不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为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1）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 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2）弱关系强度假设——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 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机率越高；（3 ）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Lin,1981,1982,1990）。
社会资源理论是社会网研究的一大突破，因为它否认了资源具有通过占有才能运用的地位结构观。林南认为，资源不但可以被个人占有，而且也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摄取。弱关系之所以比强关系更重要，是因为前者在摄取社会资源时比后者更有效。
社会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首先使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 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之中，只有通过成员资格和网络联系才能获得回报。他的最大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作了系统研究，指出了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越多，其社会资本越雄厚；个人的社会网规模越大、异质性越强，其社会资本越丰富；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的资源越多，其社会资本越多。第二是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联系起来，认为社会资本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条件（Coleman,1988）。
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指出了个人可以利用周围的社会关系实现工具性目标。从这两个概念的最初涵义来看，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的范围更宽泛。林南在后来的研究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作了重新探讨，认为这两者都与社会网络相关。在林南看来，科尔曼所说的“社会团体成员资格”也就是成员的另一种社会网络，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理论并未涉及关系力量问题。林南将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联系起来，使社会资本与关系力量有了间接关联，即弱关系能导致较丰富的社会资源。
结构洞理论 罗纳德·博特1992年在《结构洞》一书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是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网络来看就是“无洞”结构。这种形式只有在小群体中才会存在。二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例如在ABC网络中，如果AB 之间有关系，BC之间有关系，而AC之间没关系，则AC是一个结构洞。AC如果要发生联系，必须通过B。格拉诺维特认为，B与A、C的联系必然是弱关系。对博特来说，B与A、C的关系可能强，也可能弱，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假如A、B、C处于资源竞争的状态，AC结构洞的存在为B提供了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两大优势（Burt,1992）。
博特依据结构洞理论对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行为提出了新的社会学解释。他认为，竞争优势不仅是资源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优势。即只有结构洞多的竞争者，其关系优势就大，获得较大利益回报的机会就高。任何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优势，就必须与相互无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信息和控制优势。
强关系力量假设 边燕杰等人的强关系力量假设对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提出了挑战。边燕杰指出，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下，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因为求职者即使获得了信息，但没有关系强的决策人施加影响，也有可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在工作分配的关键环节，人情关系的强弱差异十分明显。但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能和主管分配的决策人建立直接的强关系，必须通过中间人建立关系，而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双方必然都是强关系。反之，如果中间人与双方的关系弱，中间人和最终帮助者未必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因此，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分析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时，区分了在求职过程中通过网络流动的是信息还是影响和求职者使用直接还是间接关系来获得信任与影响（Bian,1997a,1997b）。
二、社会网的研究方法
网络分析者认为，研究社会结构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将社会成员连结在一起的关系模式。巴里·韦尔曼在“结构分析：从方法和隐喻到理论和实质”一文中概述了网络分析的5个范式特征。他认为， 无论是整体网络研究者，还是个体中心网络研究者，都受到这5 个分析范式的影响：（1 ）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网络分析者排除了心理学的动机问题，集中分析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人属性更有力的社会学解释素材。（2）网络分析的焦点是单位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试图将单位还原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范畴产生于社会关系系统中的位置。（3 ）个人社会网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二人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s）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二人关系发挥作用的环境，也呈现为当一种关系建立以后，它就为网络成员提供了直接或间接接近其他人或其他资源的机会。（4 ）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在网络分析者看来，群体就是有严格界限和紧密联系的网络。（5）网络方法补充和替代了个体主义方法。 所谓个体主义方法，主要是把个体视为独立的单位，按照个体的内在属性和规范特征来解释个体的行动。在调查研究方面，有3 种相互联系的收集资料的方法推动了网络方法的发展：从联系而非范畴的角度界定总体和样本；从相互关系而非范畴的视角描述和分析资料；在直接研究社会结构时，网络分析者特别是整体网络分析者较多地运用行列式的数学方法，而较少地运用个体主义的统计技术（Wellman,1983,1988）。
虽然网络研究者遵循着上述5个分析范式， 但具有不同研究倾向的学者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又有所侧重。
1.整体网络的研究方法 整体网络的研究者主要沿用在社会计量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技术。在资料整理方面，使用（1）社会矩阵法：社会矩阵是一个N×N的正方形（0,1）矩阵，N 代表群体的人数，横行代表选择者，纵列代表被选择者，在选择者到被选择者的对应位置上标记选择结果，将所有的选择结果标记完毕就得到该群体的整体社会矩阵。（2 ）社会图示法：以图形直观地展现群体成员的人际选择结果。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在社会图中都占有一个相应的位置。成员之间的选择方式以箭头来表示，箭头的方向表示被选择者，如果是相互选择，就用双方箭头表示。典型的箭靶社会图由几个同心圆组成，被选择频数最多的居于中心圈，被选择最少的居于最外圈。箭靶社会图的优势是能够清楚地描绘个体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有利于分析小群体内的社会选择情况。
资料分析技术以矩阵解析、社会图分析和指数分析为主。所谓矩阵解析，是借助矩阵运算的方法对社会矩阵进行各种分析。将N×N的矩阵表作为初始矩阵；矩阵的平方所得的矩阵表示群体成员之间二级链的联系状况；矩阵的立方所得的矩阵；表示群体成员之间三级链的联系状况，余此类推。所谓社会图分析，是指通过解剖社会图的基本结构，掌握群体中人际交往网络的情况，如孤立、被选、互选、次群体、核心人物、首领等，以了解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群体的组成状况及人际交往的网络。社会计量指数分析可以发现某种情境下个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不同规模群体使用不同标准下的社会指数的大小。常用的指数包括社会地位指数、受选地位指数、受拒地位指数、凝聚指数、相对声望指数、吸引率和拒斥率等（注：关于整体网络的研究方法请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计量法两个辞条的详细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326、306—307。）。
2.个体中心网络的研究方法 荷兰社会学家马特·G·M·范德普尔（Mart.G.M.Van der Poel）认为研究个体中心网络的方法主要有4 种（Van der Poel,1993）。第一，互动方法。要求被访者记录在某一段时期内与其有来往的所有关系。例如，让被访者回忆最近一周之内与其发生交往的所有对象。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交往的具体内容。
第二，角色关系方法。问被访者主要受到哪些对其具有文化约束力的角色关系的影响，这种角色关系通常伴随着一系列的特殊期待、义务和权利。该方法虽然是研究个人中心网络的一种合理方法，但由于关系的内容在个体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故其选择网络成员的标准不太恰当。
第三，情感方法。要求被访者指出与其具有最密切关系的人是谁，或指出谁对他特别重要。该方法指出了由个体直接决定一种重要关系的意义，这既是其优势，又是其缺陷。因为研究者不知道在评价某种关系重要性时所使用的标准，况且并非所有的人都使用相同的标准。
第四，交换方法。这种方法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它假定“拥有报偿性互动资源的人在影响被访者的态度和行为时是特别重要的”（ McCallister and Fischer,1978）。当这些报偿性互动发生效力时，产生了一系列描述个人网络特征的标准。这种方法的优势有两个，其一，特殊的互动是社会交往的实例，因而特别适合于描述个人中心网络。其二，互动是非常特殊的，所有被访者有可能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并作出回答。这个方法的缺陷是排除了那些不是最近发生的互动关系。在使用交换方法研究个人中心网络方面，被其他社会学家多次使用的标准问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博特在1985年设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网”量表，首次运用于当年的全美综合社会调查（GSS）中。 以讨论网为主题的网络分析所使用的主要指标包括网络规模、构成模式、关系构成、紧密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等（注：博特关于社会网成员的选择标准是由下列问题来提出的：“大多数人时常与别人讨论一些重要问题。在最近半年中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重要的问题？”其他有关问题集中于被访者提到的前5个人。被访者与这几个人是什么关系？ 是否与这几个人的关系都同样密切？如果不是，他与哪一位关系密切？他所得到的这几个人是否相互认识？是否关系密切？（Burt,1984,1986）。在美中社会学者合作或独立进行的1986年“天津城市居民职业与生活方式研究”，1993年“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研究”和1996—1997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研究”中，关于“重要问题讨论网”的问题都直接选自美国1985年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只对其中的个别词句有所改动，以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阮丹青等，1990；Ruan et al.,1997；张文宏等， 1999）。关于社会网的规模、紧密程度、关系构成、同质性、异质性等指标的具体解释参考阮丹青等（1990）、Marsden（1987,1988,1990 ）和Burt（1984,1986,1990）等人的论文。）。另一个是由荷兰社会学家设计的初级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问卷。在该问卷中，10个提名网络成员的问题（name generator）被分为三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和社会交往（注：10个提名网络成员的问题（详见Van der Poel 1993 年的论文）。这份标准问卷先后被用于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调查中（Freeman and Ruan,1997）。天津1993年和1996—1997年的社会网研究，也基本采用了上述标准问卷。）。
个体中心网络的研究主要运用大型社会统计软件包如SPSS、SAS 中的线性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T检验等来确定影响个人社会网特征的因素。
三、几个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案例
1.对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的实证检验 格拉诺维特以职业流动为主题对弱关系力量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这一检验记述在1974年出版的《谋职》一书中。他的调查地点选在波士顿郊区的牛顿城。他随机访问了牛顿城的300名白领就业者， 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在调查中，格拉诺维特询问了被访者最近一次职业变动的经历。他发现，16.7%的求职者与他们的关系人在找工作时经常见面，55.6%偶尔见面，27.8%很少见面。换言之，美国的专业劳动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例如相识）而非强关系（例如亲属和朋友）获得工作信息。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自己同质性较强的人才有可能与其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和他自己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与他（她）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有可能提供此人及其周围圈子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更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弱关系获得信息的人最终得到了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职位，而通过强关系获得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此外，使用弱关系比使用强关系的求职者对新工作的满意度更高（1974,1982）。
1985年格拉诺维特发表“嵌入性问题”一文时，仅仅引用了前人的研究发现，并没有对嵌入性概念做第一手的实证证明。他的学生布兰·乌兹（Brian Uzzi）于90年代末分析了一家芝家哥银行的贷款业务，发现贷款对象并不是愿意接受较高贷款利率的陌生客户，而往往是那些要求降低贷款利率的长期客户。为什么银行不要求高利率反而趋求低利率呢？乌兹认为，银行与长期客户有着深厚的人情关系，有相互协助的信任感，以及携手处理突发事件的历史背景，也即格拉诺维特所强调的嵌入性。
2.对社会资源理论的验证 林南通过1975年对纽约州北部奥尔巴尼—特洛伊—斯堪耐特迪大都会地区399位21—64 岁男性普通劳动力的抽样调查揭示，无论是在寻求首次还是目前的工作时，均有半数以上的被访者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帮助。在首次求职时，41%的被访者使用的个人关系是亲属，35%是朋友，21%是熟人和间接关系。而在目前的工作变动中，34%的人使用了熟人和间接关系，26%使用了亲属关系，37%使用了朋友关系。概言之，求职者的社会资源和弱关系影响了其与高地位关系人的交往。关系人的地位转而又对求职者所获得的职业声望产生了积极和强烈的影响。伴随着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他将更多地依赖于结构性的而非先赋性的关系。特别是在寻找高声望工作时，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获得帮助。弱关系的作用是导致了丰富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目标达成的直接原因（Lin,1981,1982,1990）。
另外，皮特·马斯顿和珍妮·赫伯特于80年代对70年代底特律职业调查资料的进一步分析时发现，如果关系人所处的职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那么求职者的工作变动所带来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越大。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社会资源的作用（Marsden and Hurlbert,1988）。
3.强关系假设的实证发现 日籍学者度边深（Shin Watanabe ）于1985年在东京地区主持了一项样本规模为2500人的大型调查，意在重复格拉诺维特70年代调查的中心内容。他发现，大部分日本白领劳动者通过强关系搜集职业信息；在职业流动方面，日本白领越是通过强关系找工作，越能得到报酬丰厚的职业，流动者对新单位越投入，对新职业的满意度越高（Watanabe,1987）。
边燕杰1988年于天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中国的个人关系网络习惯于影响那些转过来把分配工作当作与他们联系的一种恩惠来回报的实权人物，这种行为易为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所运用。在948 名在业被访者中，45%以上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访者的亲属，17.8%是朋友，而71%的被访者与帮助者“非常熟悉”或“很熟悉”。有1/3的人使用了间接关系。而使用间接关系的人，往往能找到职位较高、权限较大的人提供帮助。帮助者的单位、职业背景对求职者的工作地位、单位性质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边燕杰的实证发现是：（1 ）求职者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2 ）直接和间接关系都用来获取来自分配工作的实权人物的帮助，（3）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通过中间人建立了间接的关系， 中间人与他们双方是强关系而非弱关系，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的关系越熟，则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求职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4 ）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Bian,1997a,1997b）。另外，边燕杰和宋·安（Soon Ang）在另一项关于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国的多数求职者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新的工作。在新加坡，近70%的人通过亲属、朋友、相识等非正式渠道获得就业信息或实质帮助而变换工作。大部分人使用了直接的强关系，少部分人使用了间接关系。但在使用间接关系时，求职者和中间人、中间人和最终的帮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很强的。这种间接的强关系能帮助求职者找到一位地位较高的帮助者，协助他获得一份地位较高的工作（Bian & Ang,1997）。
4.社区研究 在运用社会网视点和方法研究社区方面，巴里·韦尔曼关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东约克人亲密关系网络的研究堪称典范。韦尔曼等人用个人社区的概念来掌握一个人完整的社会支持行动体系。1968年通过对845位东约克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和1978年就原样本抽选33 位居民进行的深入访问发现，98%的东约克人至少拥有1种亲密关系，61 %拥有5种或5种以上的亲密关系。多数亲密关系网络是由亲属和朋友构成的。在所有的亲密关系中，仅有13%居住在同一邻里社区。在处理日常事物和突发事件时，被访者几乎都从所有的密切关系网络中获得过帮助。这说明亲密个人网络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超出了居住区域的界限，呈现出一种不对称分布的特点。社区关系并未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不同的人因都市化的结构变迁，在建构个人社会网络时采取不同的形式（Wellman,1979,1990,1992）。这一发现不仅影响了都市社区的研究方向，而且驳斥了传统的社区丧失论，有力地支持了社区解放理论，同时对社会支持的网络结构及二人互动关系的分析有独特的贡献。
5.关于核心讨论网的研究 由博特主持的1985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研究了美国人的核心讨论网。该调查第一次收集了代表全体美国人的1167个样本的网络资料，表明美国人讨论网的平均规模为3.01人，其中亲属网的规模为1.53人，非亲属网的规模为1.40人，讨论网中亲属的平均比例为0.55。讨论网成员的关系相当紧密，平均为0.61。在成员的异质性指标方面，年龄平均相差10.54岁，教育年限平均相差1.78年， 77.6%的成员是由性别相同的人组成的，91.8%的成员是由种族或民族相同的成员组成的（Marsden,1987）。在社会网的构成模式方面，亲属占52.2%，同事占18.2%，邻居占9.4%，同群体成员占18.2%（Burt ,1990）。这说明美国人的讨论网是以规模较小、亲属关系导向、 相对密切和异质性较低为特征的。对年龄、教育、种族、性别和居住地等亚群体的回归分析发现，网络特征在青年人与中老年人、受过高等教育与未受高等教育、大都会地区和非大都会地区的比较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Marsden,1987）。
阮丹青等于1986年对天津1011名城市居民社会网的调查表明，讨论网的平均规模为6.3人，41.4%的讨论网成员互相认识， 密切关系的比例为38%。在网络构成方面，亲属占38.9%，同事占44.8%，邻居占5.0%，朋友占6.6%。在异质性指标方面，年龄平均相差9.61岁， 性别为0.32，教育年限为0.5年，职业为0.48。同美国人的讨论网相比， 天津的规模更大，异质性更低，趋同性和同质性更高，紧密性更强，业缘关系的地位更重要。造成中美两国社会网差异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两国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同（阮丹青等，1990）。
四、简短的评论
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60年代兴起、70年代快速发展、80年代成熟到90年代长盛不衰，历时近40年。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统治了40—60年代的欧美社会学界，那末从70年代初期至今占据着欧美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主流地位的则是网络分析。
笔者认为，网络分析对社会学发展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着社会网络研究的概念、命题、基本原理及其相关的理论，使社会学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耳目一新。社会网分析形成了受到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支持的一套首尾一致的特征和原理。网络分析者在社会关系的层次上将微观社会网和宏观的社会结构连结起来。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创造一系列更好地理解结构和关系的测量手段、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技术，摆脱了范畴或属性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还原主义解释和循环论证的困境。第三，网络分析涵盖甚至超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经过近40年的发展，社会网分析已经从初期的小群体研究扩展到社区、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社会变迁、社会整合与分化、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工作、科学社会学、人类生态学以及一些边缘性学科如精神健康学、老年学等领域，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自觉运用社会网分析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些学者把网络分析领域的扩大和延伸及网络分析技术的成熟比喻为社会学中“新古典革命”开始的一个标志，因为社会结构是社会学创始时期的社会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网络分析的局限主要有两点：1.一些网络研究者集中研究关系的形式，而不再分析关系的性质，从而有可能遁入形而上学的思辩，与社会学倡导的实证研究方向背道而驰。2.部分网络分析者特别是整体网络研究者热衷于发展更精巧的数学技术、数理模型和图表符号描述假设成分越来越多的网络结构。虽然这种倾向有助于精确地定义社会结构，但却远离社会现实，容易给人造成网络分析就是数学游戏的误解。
人际关系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可以预言，随着将网络理论和网络分析技术运用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研究，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影响中国社会学乃至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中层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重建2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的引进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与国际社会学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就必须时刻追踪当代欧美社会学发展的最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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