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新发展论文,思想论文,重农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重农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经济思想。从传统的“以农立国”观到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论，再到邓小平的“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的思想，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农业经济的演变不断发展、创新，不仅成为我国农业思想史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指导我们今天农业发展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以农立国”，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主题
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农业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联的，重农思想源远流长，其萌芽于上古传说，形成并巩固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家的经济思想中，在其后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重农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农为本，一切围绕农事治国，成为历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奉行不替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政治统治思想。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农业与国家、与统治紧密相联，没有农业就没有国家，就没有统治者的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众多的古代思想流派中，也都毫不例外地重视农业的地位。《管子》的作者明确指出，应将重农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他们认为，统治者的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农业生产，扫除一切有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不务农事的统治者要想自己在统治长久是不可能的。“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注：《管子·五辅》。）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农业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儒家在政治上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以农业发展为核心的“小康”社会。同样，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也是崇尚农业的。
2.农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对于农业，中国古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把农业看作是财富之源，从农事可以“生九谷”或“长地财”。反之，“农事缓则贫”。 （注： 《墨子·非儒》。）早在李悝那里，就倡议“尽地力之教”（注：《史记·孟荀列传》。）。也就是要“垦田勤谨”，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财富。《管子·五辅》讲：“垦田畴”，“则国家富”。“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荀子更是肯定农业是唯一的财富生产部门，“仕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注：《荀子·富国》。）明朝农学家徐光启在他的《农政全书》中十分强调农业是财富“所自出”这一根本原理，从“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只有粟帛才是财。”（注：《农政全书·旱田用水疏》。）这样的财富概念出发，来研究财富产生的根源，“讲求财所自生”，必然得出“农者生财者也”的结论，而且“财者生于地则不竭”（注：《徐文定公集》。）不仅农业生产财富，还意味着农业是财富生产永不枯竭的源泉。
3.农业是富国强民之本。南北朝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高度概括了老百姓生活的“要术”，也即统治者统治的“要术”：“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注：《齐民要术·说杂三十》。）。富民强国与农业生产紧紧联在一起。《管子》作者认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仓禀实而囹圄空”（注：《管子·五辅》。）。古代的强国，首要的是兵力的强大，秦朝的商鞅是较早认识到只有富国强兵才能加强封建君主统治的人，因而提出农战（耕战）政策，要发展农业来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以称霸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故治国者欲民之乃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注：《商君书》。）军队是国家的保障，农业是保障的保障，一定的军粮储备是军队的命运所在，即使你有固若金汤的城池，有雄兵百万，假若你缺乏军粮，也是退不能守，进不能攻。如《汜胜之书》所说：“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北宋范仲淹在他提出革新时政的建议中，阐述了重农才能富民，富民才能稳定社会的主张。他说：“臣观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注：《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古代中国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重农传统下，古代的思想家们一再告诫，“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注：〔东汉〕崔湜《政论》。）古代的统治者大多懂得这个道理，汉朝初期的文景二帝，总结自己的统治经验，就在于发展农本经济。在他们的诏书中都申述这个原则：“夫农，天下之本也。”（注：《汉书·卷四·文帝纪》，《汉书·卷五·景帝记》。）
4.重农必须重民，重民才有江山。重民思想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要求和含义，也有不同的政治目的，然而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在一定范围注重老百姓的利益，这一点是共同的。其积极的方面有以下几点：第一，要“爱民”，把农事摆在基本国策的位置，就必须体察民之疾苦；第二，要“节用”，不要挥霍无度；第三，要“利民”，要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一是“分田而耕”，也不是使耕者有其田；二是“薄税敛”，就是剥削有度，给老百姓发展的余地。如商鞅提出的发展农业的20条措施中就包含有这一些命题：“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注：《牧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注：《权修》。）自周公要求子孙们要“知稼穑之艰难”后，历代君王作为家训承继，也为众多的思想家们津津乐道。
从以农为本到以民为本，这是古代思想家和明智的统治者不得不遵循的逻辑。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做得怎样，客观上还是促进着农业的发展和有利于广大农民的利益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古代重农，与农业立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内陆的地理环境相适应，有其必然性。然而夸大这种必然性，把农业与工商对立起来，主张“农本商末”，甚至轻商、抑商、拒商，则走向了极端。
二、“以农业为基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基本的国情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思考时，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吸取、借鉴苏联等国的经验。另一方面，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重农思想中吸取养料，融汇百家，取精用宏，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经济思想。
1.没有农村的变革和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政治上的巩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之初，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早在1927年3 月就明确提出了“一切革命同志需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6、131页。）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依靠农民实现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就注意到农业对于新政权的重要，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断言：“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7、1316页。）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仍然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农村，他一开始就是从工农联盟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思考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因而提出农村的变革、农业的发展是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是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巩固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村的变革是从农业合作化开始的，尽管这里存在一些问题，但当时毛泽东是从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工农联盟的高度提出问题的的。毛泽东在全面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中，有两个问题是讲农村和农民问题，他也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的高度阐述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将农村和农业问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联在一起。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在另一篇文章中， 毛泽东向执政的共产党发出了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 182、360～361、274、274、273、274页。）就是在晚年，毛泽东仍然将农业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他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将农业问题与新的国际问题联在一起。
2.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将农业放在首位，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农业，研究农业问题与国民经济其他问题的关系。1933年8月20日，毛泽东在赣南17 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提出了努力发展农业和建立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的问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明确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6、131页。）在这里毛泽东阐述了农业是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原料来源的主张，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深化这一思想，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462页。）。全国解放前夕，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1477、1316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在继承我国重农文化传统，借鉴国外的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农业是发展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整体目标论述的。首先，农业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粮食、农副产品等基本生活资料。他指出：“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 360～361、274、274、273、274页。）其次，农业为工业、特别是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同时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他指出：“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主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现在， 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再次， 农业是工业建设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基本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农业积累提供。他指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 361 、274、274、273、274页。）又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 、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 ）最后，农业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生产部门。整个的工业化还需要大量吸收国外的先进东西，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汇，而在经济发展初期重要的是依靠农副产品出口来获得。他说：“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 、274页。）第二，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民以食为天， 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命题， 也是毛泽东经常讲的重要观点，他始终强调一定要把粮食问题抓紧。因为粮食不仅是提供原料和资金问题，而且民以食为天，粮食出了问题，就会天下大乱。1960年，毛泽东提出了“以粮食为纲”的口号，高度概括粮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3.必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农民革命的斗争中获得政权的，毛泽东深知中国农民的苦难和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他在借鉴苏联的经验时，批评苏联没有很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并说这是“杀鸡取卵”没有道理的事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采取苏联那样的政策， 尽管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农业的支持，但绝不可剥夺农民，不可侵占农民的利益。相反要减轻农业税，缩小剪刀差，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他说：“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极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毛泽东更多的是从国家、 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上论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矛盾必须三者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只顾一头，损害农民的利益，必然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也得不到。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将照顾农民利益看作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经验，同时检讨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他说：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农民有意见。没有很好地照顾农民，“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 他还特别指出，就一个生产单位、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分配也要恰当。他说，对一个合作社来说，一年总收入中的分配，“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360、268、360、360、360、361、182、360～361、274、274、273、274页。）。最基本的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年年有改善。
三、“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创造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经济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创造，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在总结、吸收、改造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因而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也体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1.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从哪里开始，改革应抓住的中心环节是什么，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十分清醒而明确的思想，这就是始终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这既是中国国情的需要，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重农文化传统的新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总结改革以来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 ）同样邓小平也是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的政治高度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的。他指出：“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在整个改革进程中邓小平一直提醒我们， 如果出问题，就是农业，“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一定要始终把农业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2.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将粮食问题看作是农业问题的核心。1982年，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他说在农业方面首要的是抓粮食生产，因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406、316页。）。1983年，在谈到农村改革和农业规划时，邓小平再次谈到粮食的重要，他说：“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先要增产粮食。二○○○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邓小平不仅从跨世纪的战略高度论述了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就达到粮食发展的目标、步骤、措施等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分析。如他在关于粮食规划的谈话中，甚至从增加肥料、改良品种到农田建设、防治虫害一一作了要求。1986年他又一次分析农业发展的目标，对粮食问题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他说：“粗略估计一下，到二○○○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联系到近年来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到邓小平关于粮食问题的论述高瞻远瞩，意义深远。
3.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样一种思想作风和高贵品格在对待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方面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早在1962年，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这一新鲜事物时，邓小平就给予积极关注，他不是从理论教条而是从农民利益和愿望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他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就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323页。）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刚刚出现大包干时，社会上讨论纷纷，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允许试、允许看，不搞强制。他在1980年《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中特别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是很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406、316页。）。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这一过程时再次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 页。）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邓小平也给予满腔热情地支持和高度形象地评价，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农民在实践中有许多新创造，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最善于发现这种创造，总结和推广这种创造。他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群众智慧的总结。他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117、159、22、159、382、238、251～252页。）邓小平高度尊重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根本的一点，他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以人民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有几千年的重农文化传统，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农村经济思想，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而且闪烁着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古代重农思想的光芒，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新时期农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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