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役负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役论文,明代论文,负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明代北方五省的赋税、徭役、兵役的深入考察，指出该地区赋役总的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导致百姓大量逃亡，阶级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反赋税斗争与农民起义。这些反抗斗争又遭到明军的残酷镇压，使北方五省的农业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出现了北方社会经济大大落后于南方的局面。
【关键词】漕运 杂役 民壮 流民
过去人们只知道江南地区的苏、松、嘉、湖、杭及江西的赋税沉重，殊不知北方五省的赋役负担更为沉重。明朝自永乐之后，建都北京，每年虽从江南漕运大米400余万石供应北京，但小麦及各种豆类和杂粮的需求，仍需仰给于北直隶、山东及河南等地。再加上北边对蒙古的防御，沿长城一线驻军60～70万，每年军粮的供应，以及马料、马草的输送，都出自北方五省。这五省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徭役，及明中期以后的民兵征派等等。从总的负荷量来看，该地区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的负担，可从赋税、徭役、兵役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明代北方五省的赋税负担
北方五省纳粮数字统计表
明代全国田赋总额2,600余万石，而北方五省的田赋约占总额的2/5，从这个比额可知北方五省的经济在全国所处的地位。
明代北方五省每年输送北京及北边各军仓的粮数，在前期无数字可查，仅从弘治之后的数字可以作些研究。
五省每年输送京师及北边军仓粮数统计表
这些起运粮，除供应北京百万石之外，主要是供应北边70余万驻军所需的军粮①。万历时北方五省共输送起运粮将近600万石。
起运粮的运输，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明前期各地运粮直接到北边军仓交纳，具体材料很少，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派额》记载非常具体，较为典型，所以作表如下：
邓州岁起运粮、交纳地点及分配数字统计表
邓州征收田粮总额为6,310石（小麦1,580石，米4,729石），起运至京边粮共为4,800石，几乎占全州税粮的4/5。邓州距北京2,300里，北边的大同、宣府、保定距邓州更远，运粮的脚费和人力是无法计算的。山东的起运粮，除供应京师外，大部分还要输送到涿州、永平府、保定、紫荆关、唐县、真定府、定州、临清、隆庆州、保安州、永宁县、万全、密云、昌平州、河间府、怀来等沿边各军仓。②在输送方面，山东及河南布政司的河北三府，皆可利用运河及卫河运粮于北京。而河南省的开封、河南、归德三府及汝州，规定在卫河旁的小滩镇交纳漕粮25万石。每岁差司官一员驻小滩监兑，这三府距小滩，“远则千有余，近亦不下五六百里”，纳粮户只好带银到小滩镇买粮纳税，粮户“一抵小滩，其害有不胜言者”，那里的歇家、粮行、店主，互相“交色诈骗，腾踊粮价”，买到粮后，又有“厂基之典赁，芦苇之搜求，人工之费用，旗甲之盘剥，门吏皂快之需索，诸弊难以缕数，”往往致使纳粮者十户而九，都要“破家荡产，鬻妻卖子”。③当时陆运，人力车两人牵推，载重不过4石，牛车两牛牵引，可运12石，骡车用十头骡牵引，载重可至30石④。粮食重量大，长途运输，脚价昂贵，如正统四年，山西巡抚于谦奏说：“今山西支运大同、宣府、偏头关三边税粮共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七百石有余，道途之费，率六、七石而致一石。”⑤又如景泰元年，临清仓有粮100余万石，明政府令真定府军民担任运输任务，规定：运1石米至紫荆关，脚价1石；运至阜平，每石脚价5斗。⑥明代运输军粮任务最艰巨的是陕西，主要是西安府、凤翔府，距凉州（武威）近2千里，距河州、宁夏也有1千余里，山路多而又崎岖，所以运费特高。早在明朝前期，明政府曾利用罪犯纳米赎罪的办法，来减轻老百姓的运输任务，如宣德三年三月颁布西安府纳米赎罪例，让各种罪犯到岷州、洮州、河州、临洮四卫交粮赎罪。⑦次年二月，宁夏各卫也上奏，仿效岷州等卫的办法，实行在西安府纳粮赎罪⑧。这些办法的推行，其效果不佳。而且甘肃各卫所需军粮数字很大，如河州卫，每月用粮、料7千余石，主要依赖西安府供给。⑨至成化时，河西诸卫屯粮只能支三月，其余月份，全靠西安府民粮接济。⑩这样陕西农民向边远地区输粮，往往“所费十倍于正赋”，所以人们常说：“秦晋者困（于）军饷”，老百姓长期奔波于道路之中，“素称疲累”。
明代北方五省的税粮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沈鲤说：“窃论当今天下财赋淮河以南四百万供京师，淮河以北八百万供边境，而亲王、邵王、将军、中尉、宗女禄米，则八百七十万有余，不惟倍于京师，而且溢于边境。”(11)淮河以北800万供边(12)绝大部分是由北方五省分担。另外，明代封王，大多数在北方几省，所需禄粮，也是从地方“存留”粮中支出，五省的地方“存留”粮，每年根本不够开支，还须要在正粮之外，再进行摊派。嘉靖《河间府志·驿递》记载：“河间田赋有夏税秋粮，皆一定之正额也，而兼有养马之费，民之苦于此者犹多也。其后复有池洼鱼课之税，官庄子粒之税，屯田新增之税，视前益相远矣。其站地余地等钱，又皆自正德以来起之也。孰谓田赋有定耶！”由此可见正粮之外的增派，禄粮必在其中。据估计，明代北方五省，每年所承担的赋粮大约在1,200万石左右。
二、北方五省的徭役佥派
明代“自淮（河）而北，税粮虽轻，杂役则重。”(13)杂役的内容非常庞杂，主要有砍薪烧炭、修河、筑城、修仓、运料、接递、站铺、牐浅夫、造官府、修陵等等。
明代北方的沉重徭役负担，远在永乐时就已开始了，如营建北京，“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14)大部分民工都来自北方。同时，又如永乐时多次北征，人力馈送军粮，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共运粮37万石，仅山东兖州一地就供车千余辆(15)。明代北方各省，为了防御蒙古南侵，大量筑城，所谓“天下名城数千”。筑城需要大量民工，如洪武六年，延安侯唐胜宗监修潞州城时，调用民工达288,700人之多。(16)筑城役民，使农业遭受损失，如筑济宁城时，调集民工1万余人，使“民不得穑，哀号罢工，声闻数里，旦暮不休”。(17)易州山场是明朝专供内府惜薪司及光禄寺木炭、劈柴的机构。役可分为砍柴夫和抬柴夫两大类，砍柴夫专事采薪烧炭，每年需派夫10万人，大都来自山西、山东及顺天、保定、真定三府。抬柴夫专事柴炭的搬运，每年需派夫3千名，由北直隶各府轮流当役。明朝分封于北方五省的藩王很多，据《弇山堂别集·宗室之盛》记载：分封在五省之内的亲王15位，郡王180位。镇辅奉国将军5,060位，在全国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5、3/4、5/6。因之，地方上要承担王府的各种差役，如王宫及陵墓修建工程中所需要的各种工匠及民工，还有王府中经常役使的校尉、厨役、斋郎、礼生等，凡承此役者，大多数人“必至倾家荡产”。明代北方地区令民养马纳驹，便成为农民的一项繁重的徭役。永乐十年“令北直隶土民领养孳生马匹”(18)推行于永平、保定、河间等七府。宣德四年，编民养马推行于山东的兖州、济南、东昌三府。正统十一年，民户养马又扩及河南彰德、卫辉、开封等地。养马户负责饲养和繁殖，按年取驹，但明政府“岁责孳生，前驹未俵后驹报”，以致“赔偿
牧，动至破家”。(19)更由于马匹常常倒死，养马户只有卖产赔补，更甚者是逃窜流亡或累死于狱中。(20)
北方各地以山东的徭役繁重比较突出，“山东滨海，御寇有斥堠巡司之役，河入济嘗决为患，有隄障之役，漕河资于百泉，有堰埭启闭浚治之役，东南舟车之络绎达于京师，有传舍津涂之役，京师百官六军以至边关仰给，有输輓之役，六劝宫薪木有供亿之役，监驷废而有孳牧之役。”(21)据统计该省共岁出各种徭役47,396人。运河在其境内长约1,110里，置闸30,浅铺228，岁出夫役14,150余人，进行经常性的管理，还随时派沿岸民夫修整。兖州为漕运孔道，“而看洪、守闸、引泉、捞浅、接递、供应等役，则为独繁，此重役之为累也。”(22)在德州一带，官船经常拉夫操舟，“每遇运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路贫人，以足其数。”(23)
“河南省，路当冲繁，差役比各省独重，而修河之费，又他省所无”。黄河在河南省境内“纡曲千五百里”，在明代的276年中，决溢共达112次，大的修河工程约50余次。每次工程都要动员大量的民工，如万历三十三年六月，河决曹、单一带，用民夫50万疏河床，加厚堤防。修河所用财力“分毫不借力于他省”。每次修河，大量民工集聚河岸，由于官府管理不善，往往发生病疫，致使许多人死亡，如万历三十一年修河之役，“两岸屯聚30余万人，秽气薰蒸，死者相枕籍，一丁死则行县补其缺，及春疫气复发，先后死者十余万人。(24)
北直隶是畿辅之地，“各府差役，较他处为甚”。如保定府的清苑县，递运所“备有车四十辆，骡一百六十头，防夫六十名。”但仍不够使用，因为过客甚多，岁无虚日，有“一官或轿至六七顶，扛至三四十抬，夫至数百名，以有限应无穷，驿递为之何而不困也。”(25)又如顺天府差役超荷，老百姓相继逃亡。早在弘治六年五月，刑部尚书彭韶上陈说：“顺天府所属州县人民有限，差遣无穷，里甲正役尚易支持，杂泛差徭，尤难供应。近来殷实之家多投充陵庙等户役，充者既蒙优免，在户者重复征求，致使富者坐见其穷，贫者相继而窜。”(26)
山西、陕西两省的农民，除承担向边陲地区输送军粮外，杂役负担也是沉重的，山西巡抚吕坤陈诉山西重役道：“其疾首蹙额而从役者，非无势力小户，则卖酒饭贫民，甚者寡妇佣人亦当火夫，吁天呼地，赴诉无门，此宇宙间一大不平事也。”(27)陕西农民身处饥饿之年，仍要服役，如洪熙初，“关中大饥，而岷州造寺、平凉修王府，所役军夫七千，复用三千人运庆阳仓粟以给之”(28)，使工程继续进行。
至弘治时，北方各省“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岁者也。”(29)以后，北方各地的杂役更是沉重，如临清州“民自十五至六十，无岁无役，出六十与笃疾不能应役者，俾纳米一石方获免。”(30)又如彰德府，徭役名目繁多，“故有一人而数役，一日而用千钱者。”(31)河南光山县的农民除在本县服役外，还有要赴外地服役，“有修河夫、徐州水夫、汝阳马骡夫、叶县牛夫、麻城接递夫役。”(32)至万历二十年之后，满洲兴起，不时发生战争，军差繁忙，北方人民又为军差所困。当时，北京至东北军差络绎不绝，驿递任务大增，“驿递夫只有此数，马只有此数，而自有东事以来，军情旁午，差官络绎，奚啻百倍于前，而欲其照旧支撑，必无幸也。臣所经过自通州以抵山海，见夫头马户以及车户，无不泣下如雨，不忍见闻，而瘦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胜计。”(33)山东济南府输送军粮，“农民（有）车户之役，遭之则家破人亡，并殃及族闾，是昔之地养人，今之地害人矣。”(34)
总之，北方各地的徭役负担较江南地区为重，“江南之役，恒以十年，或以五年，甚则二、三年，休之日多而役之日少”，而“北方则岁无空役、役无空时也”。如真定府的农民“一年常有数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岁岁无空间之日。”(35)山东夏津县老百姓“无一年不受役，民无息肩之期。”(36)更重者如获鹿县，“民一丁率当五六庸。”(37)有的人因年迈龙钟，仍不能脱役，只好让小孩代役，如永乐时，故城县鹿胀豕村的孙某”以童年代三翁应役，筑河堤于武城，于张秋，输税于居庸，应驿座于河间。”(38)许多县每年服役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如蠡县每年各种差役人数是1，080名(39)，东安县是1，050人(40)。明代北方地区，农民承担着各种苛重的徭役，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使生产力遭受了致命的摧残，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陷于贫穷的境地。
三、明代北方的兵役
明代的军户在全国户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143记载，洪武十四年，始颁黄册式于天下，其中军户视民户几1/3，其丁口几半于民籍。又据《太宗实录》卷三记载，永乐二年“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如按这两种记载来说，当时军户与民户的比例，应是1/3-1/5之间。
在明代的北方五省中，军户比例非常高，现根据北方五省中的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摘录制表如下：
明代北方五省部分州县民户、军户比例表
从上表可知，在27个州县中，5:1以上的县仅有6个，5:1以下的县却有21个。3:1以上的县有12个，3:1以下的县却有15个。在山西、陕西、北直隶往往是两三户中就一家军户。更大者是军民户各占一半，或者是军多于民。如陕西高陵县每年有千余人服兵役，户县每年当兵的人竟达1,411人。总的来说，北方五省中有许多州县的军户都超过了1/3的比例数。
军户在经济上的负担非常沉重，一军赴卫，户下供给军装和盘费。路费与路程成正比，军丁赴千里以外卫所，“下产半废矣”；“二千里之外，下产尽废矣”；“三千里之外，而中产亦半废矣。”(41)明代卫所规定：正军一名要有余丁一人，或二、三人，随营生理，以佐操练。另外，军丁赴卫，必须携妻子同行，以防逃跑。这样，军户赴卫所的人丁，每户往往是三、四人。由此可见军户在经济上所遭受的盘剥是十分残酷的，因此至宣德年间，陕西就出现了军户“全家逃窜”的现象(42)。各地军户应继壮丁畏怕当军，故意伤残肢体，脱避差役。(43)
明代的卫所制度，在宣德之后逐渐衰弱，于是明政府便在正统二年六月开始在陕西招募民兵，加强边防的军事实力。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官军丧失很多，边疆告急，京师戒严。这时于谦主持兵部工作，遂在直隶、山东、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兵，就地训练，还调来一部分保卫北京。
英宗复辟之后，正式起用民兵加强“九边”防务，天顺元年六月，山西偏头关“营堡墩台七十余所，俱用土兵防守”，八月又令自辽东至甘肃沿边各卫所，召募“强劲精壮，愿报效者”为士兵，给予鞍马器械，支与口粮，并“免其本户五石秋粮、二丁、杂差。”(44)这样，各边镇都吸收了大批的民兵，正式入卫配合官军防守。
明代中期，民兵在北边的防御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尤以陕西的民兵战斗力最强。成化时延绥镇的“士兵”，约有两万人，时“毛里孩连年入寇，皆退却矣。”(45)以后，各卫佥点民兵，分守榆林、延绥、鄜、庆诸营堡。明政府又在嘉靖时令陕西各州县佥选民兵，大县选五百、中县三百、小县二百，择委佐贰一官，时加训练，防护本处城池。(46)这样就给不时入侵陕西的“套寇”一重大的打击，诚如史书所说：“陕西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敢于战斗”，而“套寇窥边惮之，不敢深入。”山西省在正统时，瓦刺南侵，全省调发民壮21,000余人去雁门、宁武、偏头三关戍守。自天顺至嘉靖时，该省边防各关多采取民兵分班防守的办法，所谓“分番更戍，行之至今，缓急是赖。”(47)北直隶从成化至正德年间，在蓟州、倒马关、紫荆关、山海关所属各山口，都调拨所属州县的民壮与官军“相兼防守”。嘉靖二十九年，俺荅围京师，焚掠外城三昼夜而去，从此蓟州的防御日益严重，“无岁无惊”，遂调保定、河间二府民兵3,000名入卫。(48)更从山东选民壮快马步3，000人赴蓟州防御。(49)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民兵的逃亡和老弱者不堪任用，所以宣大总督翁万达奏请，选山东省长枪手、河南毛葫芦兵各3,000人，赴紫荆、通州等处协守(50)，以代替民兵。此后，各地普遍出现民兵纳银化的倾向。嘉靖四十一年三月，“诏免山西民兵（三千）入卫，人征银五两，输之蓟镇，以充修理军器、练军犒尝之费。”(51)次年六月，“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杨宗乞以该镇秋兵饷不足，请将太原、平阳、潞安三府，泽、辽、沁、汾四州所属，扣除民壮银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余两为用。”(52)万历元年五月，兵部覆山东抚按都御史陆树德等题称：“该省民兵原系调赴蓟镇防守，隆庆六年议改每年征银二万四千两，解送蓟镇”，以供蓟镇岁用，“其余存留本省，募兵团练。”(53)民兵纳银后，州县要直接交银两，如山东莱芜县负担民兵银，每岁1,170两，武定州民壮银2,525两，直隶广平府民壮3,300名，每名工食七两二钱，共征银23,760两。负担银两最多的是山东省，“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54)
明代，北方五省农民所负担的兵役，不论是卫所制度下的军丁和后期的民兵，都是非常沉重的。至明后期，许多州县所征调的民兵都在千名以上，如河南开州民壮1,010人，山东临朐县民壮113名，枪手1,000名。青州步队民壮1,508名，淄川县民壮200名、枪手100名。这时明初编制的军户仍未废除，军户依然照旧出军丁赴卫所服役，实际上在农村中就形成了双重的兵役，既要出军丁，又要征调民兵。嘉请中期以后，虽实行了民兵纳银制，而一些沿边及交通要冲地区，仍要佥派民兵，轮流戍守府、州、县的城防，像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推行的是三重兵役制，既出军丁、又要征派民兵，还要负担民兵银两。总之，有明一代，北方五省的兵役负担，不但从农村征发许多强壮的劳动力，又给许多家庭摊派沉重的银两。这些超荷的重负不仅使农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又给农民造成了无穷的苦难。
四、余论
明政府在北方五省所推行的赋役制度，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田赋的拖欠。北方农民所负担的田赋，其中的起运部分要由农民长途运输至边远的军仓交纳，许多农民因运输费用太多而破产，也有不少的农民因运输疲劳而丧命于道路之中，这样直接影响田赋任务的完成，因之出现了田赋拖欠的现象。各省许多州县都不能按年度完粮，如甘肃的“平凉府一十州县，额征边储禄粮，共计一十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余石，历年所完，有五七万者，有三四万者，甚有一二万者。”(55)又如万历时的宝坻县，“赋役繁累，积逋巨万。”(56)再如甘肃的许多卫所军仓，长期收不到军粮，或者只能收到一部分。田赋严重的拖欠，也影响了不少地方官的政绩，不能提升官职。其次是北方地区逃避徭役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逃役也采取了各种形式，如京畿地区的男子，多用自宫（阉割生殖器）充当宦官，以换取免役权。明初，政府严禁自官，犯者充军，弘治五年，规定：“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但自景泰以来，“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57)竟“有一村数百人者，虽禁之莫能止。”尤其是“嘉（靖）隆（庆）而后，自宫者愈禁愈多”。(58)这说明农民为了逃避徭役，竟不畏法而自残其身，甘愿充当宫奴。北方农村中的一些富有者，通过买度牒、捐“义民”等办法而争取全家的免役权。明初规定：每府僧道人数不得超过40，每州不过30名，每县不过20名，全国总额设为37,090名。至成化时由于山西、陕西发生饥荒，政府无力救济，竟以粮食10石或银12两的价格出卖度牒，前后共度僧道50余万人，以所得的粮、银来救济山、陕饥民。(59)明统治者就是这样屏弃了“祖法”，而使全国僧道人数超过明初人数的12倍。明政府又于正统至景泰时期，在北方五省提倡义捐，凡捐粮千石以上者，皆全家免役，并给荣誉称号。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五省中捐粮千石者共有414人，其中山东68人，山西170人，河南84人，北直隶24人，陕西68。这些人都得到“复其家”的全户免役权，并分别获得“赐玺书”、“赐勑将谕”、“赐勑旌劳”、或给“冠带，以荣终身”、或给以“义民”的称号。根据史书记载，北方最多的逃避役者是“流民”。早在宣德年间，北方的流民队伍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徒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口。”五年，北直隶昌州就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正统以后，各地逃民其势如潮，不可逆止。至成化，弘治时期，北方五省中的大量流民聚集荆襄山区，“众至百五十万”。弘治十五年马广升奏说：“窃照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其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并陕西所属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粮差，或因畏当军匠，及因本处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汉中府地方金州等处居住。彼处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所以人乐居此，不肯还乡。目今各处流民，在彼不下十万以上。”(60)北方大批流民聚集荆襄山区，众至百万以上。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从此明政府为了解决流民问题，曾对北方的赋役制度也进行了不少的改革，主要如一条鞭法的实行。但具体到北方五省收效并不显著，沉重的赋役负担也没有减轻，农民逃亡仍未停止。如陕西三水县大量农民逃亡，“太义里则四甲五甲尽逃绝一户也，蒲村里则一甲逃绝无一户也，三水里则七甲尽逃绝无一户也。”由于该县农民逃亡过多，遂把原有“十六里节裁为八里”。(61)复次，明代永乐之后，在北方地区连续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直至明末农民起义后，李自成在河南提出“不纳粮，不当差”的响亮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最后推翻明王朝。
明朝在北方五省推行的赋役政策，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流民，“潜遁山谷”，很多平原地区的良田沃地，变成“土旷民稀，垦辟有限。”尤其是一些经过农民战争的地方，遭到明军的残酷镇压，其景象更是凄惨悲凉，人口大减，村无吠犬，土地荒废，野草丛生，“里甲寥落，户口萧条”。仅存的农民，生活动荡，丧失了安定的生产环境，难以进行生产，致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没有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很难得到甦复。
注释：
①方孔炤《全边纪略》，卷3《宣府略》。
②(21)嘉靖《山东通志》卷8《田赋》、《户口》。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张维新〈改折漕运疏略〉》。
④茅元仪《武备志》卷14《军资乘·车运》。
⑤(44)《英宗实录》卷55，281。
⑥《景泰实录》卷192。
⑦⑧⑨(23)(42)(43)《宣宗实录》卷40，51，121，51，36，57。
⑩(59)《宪宗实录》卷43，259。
(11)沈鲤《亦玉堂稿》卷4《典祀疏》。
(12)这一数字的记载，还见于《穆宗实录》元年十二月戊戍条。《明经世文编》卷298马森《国用不足乞集众会议疏》。
(13)霍韬《霍文敏公文集》卷3《自陈不职疏》。
(14)《明文海》卷48邹缉《奉天殿灾疏》。
(15)王直《抑庵文后集》卷31《知府李（湘）君墓志铭》。
(16)《太祖实录》卷79。
(1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1《先府君行状》。
(18)(19)《宛署杂记》卷9《马政》。
(20)《明经世文编》卷168谢汝仪《救偏弊以裕马政事》。
(22)《明经世文编》卷340赵锦《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本事》。
(24)谢肇淛《五杂俎》卷3。
(25)嘉靖《清苑县志》卷2《公署》。
(26)(29)《孝宗实录》卷75，103。
(27)《明经世文编》卷416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
(28)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6《都御史陈公墓志》。
(30)杨循吉《蓬轩别记》。
(31)嘉靖《彰德府志》卷4《田赋志》。
(32)(61)嘉靖《光山县志》卷4。
(33)《方孩未先生集》卷3《请搭棚厂添马价疏》。
(34)崇祯《历乘》卷4《风俗》。
(35)彭韶《彭惠安集》卷1《奏议》。
(36)嘉靖《夏津县志》卷2《食货志》。
(37)嘉靖《获鹿县志》卷5《籍赋》。
(38)孙绪《沙溪集》卷5《先大父府君墓版记》。
(39)嘉靖《蠡县志》卷3《丁赋》。
(40)天启《东安县志》卷2《食货》。
(41)《明经世文编》卷332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营伍以苏民困疏》。
(45)黄光升《明代典则》卷17。
(46)(47)(50)(51)(52)《世宗实录》卷310，99，301，307，522。
(48)(53)《神宗实录》卷59，137。
(49)《明会典》卷132。
(54)《明史》卷91《兵志三》。
(55)《松窗梦语》卷8《宗藩志》。
(56)康熙《嘉兴府志》卷14《人物·黄表》。
(57)《日知录》卷9《禁自宫》。
(58)《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禁自宫》。
(60)《明臣奏议》卷10马文升《巡抚事宜疏》。
(61)康熙《三水县志》卷4文翔凤《减粮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