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进展——读姜龙范著《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日论文,近代论文,朝鲜人论文,东北亚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800（2000）04—0111—06
近代中朝日三国围绕着“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纷争，乃发端于清朝时期的朝鲜流民越垦事件。“间岛”一词本中国所无，实系出自越界朝鲜人垦荒者之口，但后来为少数朝鲜官员所利用，使其演变为中朝两国的领土争端；所谓“间岛朝鲜人”，实指19世纪中叶以来自朝鲜半岛移入我国延边地区的朝鲜流民，或可称之为难民。朝鲜流民迁入间岛地区之后，中朝两国围绕其管辖权问题发生了争执，进而酿成了边界纠纷。这一争端本应在中朝两国之间妥善地加以解决，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的角逐，却愈益趋向复杂化。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王朝同朝鲜半岛的国家政权的交往是在宗藩体系的框架下进行的。明朝以来，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没有异议，到光绪八、九年（1882、1883年），中朝两国在遣返越界垦荒的朝鲜边民的过程中，出现了“土门江”（即图们江）与“豆满江”为两江之谬说。经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次中朝两国共同的勘界和谈判，纠正了“两江说”的错误说法。此后中朝边界之争仅是关于何水为图们江正源问题。这时，两国政府最关注的还是对越垦朝鲜人的管辖权问题。清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定局面，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令对业已非法入境的朝鲜垦民实行“剃发易服”、“领照纳租”的入籍政策。清廷此举引起了朝鲜当局的关注，遂向清廷多次提出暂停“剃发编籍”的请求，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当时，中朝之间无论是边界问题还是朝鲜流民问题虽有分歧，但其各种交涉亦仅是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并无第三者插手。
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翌年签订《马关条约》，中朝宗藩关系宣告结束， 朝鲜独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俄国的支持下朝鲜国王高宗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届时中朝边界争议又一次复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国出兵东北，同时与朝鲜密谋瓜分我国延边地区。朝鲜依持沙俄势力，多次挑起边界争端，非法设置官吏管辖越垦朝鲜人，并向中国境内的越垦朝鲜人征租收税。更有甚者，朝鲜视察使李范允多次率兵窜入我国延边地区，侵犯中国主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范允自封为驻垦岛之“保护使”，私设炮队，妄图用武力夺取领土。翌年4月，李率私炮队五、 六千人越图们江进犯延边地区，在中国军队抗击下惨遭失败。
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从此，日本正式介入了中朝边务交涉，“间岛朝鲜人”问题遂由中、朝之间的“悬案”变为中、日之间的外交新课题。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这一问题仍然是制约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外交纷争正是近代中朝两国在“间岛朝鲜人”问题上的矛盾对立的延伸。
关于“间岛朝鲜人”问题，中、朝、韩、日的学者已有很多著作、论文问世。但全面系统地从法理上、政策上进行深层次探讨的论著却迟迟没有诞生，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一件憾事。最近黑龙江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姜龙范博士的新著《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政策研究》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这部书的出版，是“间岛朝鲜人”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和其它同类著作相比，我认为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超过了前人。
一、结构严谨、重点突出
《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政策研究》一书，虽然长达25万字，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作者在第一章主要叙述了中朝两国的边界沿革及清代中朝双方所奉行的边疆政策。关于边界沿革，作者重点叙述了明清两代中国对“间岛”的管辖情况，这是判定“间岛问题”是非的重要前提。作者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还涉及了关于确定国家边界的有关理论问题。关于双方的边疆政策，作者首先分析了大批朝鲜边民越界垦荒之前清政府的“封禁”与朝鲜的“锁国”政策。而后分析了朝鲜边民的冒禁潜入与中朝两国政府对朝鲜流民的政策。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清季中朝边务交涉与中朝双方对朝鲜移民的政策。就在这一部分涉及到了中朝领土之争。清朝为维护领土的主权，加强了对“间岛朝鲜人”的管理，朝鲜则依仗沙俄的势力频繁挑起边界事端，从而使中朝关系进入了“黑暗时代”。第三章主要叙述了日本介入“间岛问题”以及中、日关于“间岛案”的交涉，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展示了中国政府和边疆地区人民为维护领土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情况。这部分是该书最重要的核心内容。第四章主要阐述了中日两国在“间岛朝鲜人”国籍问题上的政策纷争，着重阐明清朝政府对“间岛朝鲜人”所采取的积极的入籍政策，以及“间岛朝鲜人”为摆脱日本的统治羁绊所展开的入籍运动。第五章主要叙述“间岛朝鲜人”早期社会团体在对待入籍问题上的反应，重点探讨了垦民会和农务契被官府所取缔的深层背景和社会原因。第六章主要叙述《南满东蒙条约》与《间岛协约》的关系，重点探讨中日双方围绕着新条约的适用范围、旧条约的存废问题以及朝鲜人的裁判权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及其实质。作者指出，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主要阐明以下三个问题。其一，从政策史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的演变过程，使人们清晰地了解和把握“间岛朝鲜人”问题的产生、发展脉络以及中国同朝鲜、日本之间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其二，阐明“间岛朝鲜人”问题如何在近代东亚政治风云之变幻中逐步陷入国际化的历史变迁。其三，揭示中朝日之间对“间岛朝鲜人”所施行的政策之实质揭露朝鲜政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扩张阴谋和伎俩，揭穿日本在“保护”名义下如何利用“间岛朝鲜人”推行其“满蒙政策”的险恶用心和侵略本质，肯定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领土的正义斗争。本书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围绕着“间岛”与“间岛朝鲜人”的问题中朝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插手之后，其性质就不仅仅是什么边界划定的一般纠纷问题了，而是其中包含着朝鲜当局妄图借助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攫取中国领土的扩张祸心。就当时的中国与朝鲜而言，皆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命运是相同的；就朝鲜同日本而言，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其矛盾应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带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彼时的朝鲜政府竟事事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共同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却是相同的，因此，纵观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明显地带有水火不相容的对抗性。这样从理论思考到具体论证，从宏观到微观，环环相扣，把各个问题之间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清晰有序。
二、资料翔实、立论可靠
资料是历史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间岛朝鲜人”问题涉及中、朝、日等多个国家，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条件，才能整理和利用这方面的资料。本书的作者姜龙范是一位中国朝鲜族学者、又曾赴日本东京大学访学，精通中、朝、日三国语言，从事这项研究具有特殊的语言优势。加之作者治学严谨、勤于笔记，十几年的时间他积累了中、朝、日三国有关“间岛朝鲜人”问题丰富的原始资料，并搜集了各类著作、论文。作者在其著作中引用的原始资料有：（一）中国方面的《清实录》、《东三省政略》、《清季外交史料》、《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奉天行省公署档》、《和龙分防档》、《吉林东南路兵备道公署档案》、《和龙县衙门档案》等。（二）日文资料有《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驻韩日本公使馆纪录，1908年度间岛派出所概况报告书》、《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1906——1907年间岛关系文件》、《寺内正毅关系文书》、《斋藤实大书》、《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朝鲜统治史料》、《现代史资料》、《朝鲜独立运动》。（三）朝鲜资料有《李朝实录》、《备边司誉录》、《通文馆志》、《同文汇考》、《旧韩国外交文书》，等等。作者依据这些第一手资料，既补充了以往史叙的不足，又澄清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很多错误观点。例如，作者通过对档案文献的开发和利用，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在早期“间岛朝鲜人”社会团体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垦民教育会、垦民会、农务契、孔教会、农民会的成立过程，究明了每个团体的性质，对以往的研究做了一次重要修正和补充。在讨论“间岛朝鲜人”早期社会团体垦民会的性质时，一些学者认为垦民会是自治团体，甚至是自治机关。作者根据民族学的原理，分析了垦民会的地位、职能、职权范围、活动状况以及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垦民会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公开承认的合法的社会团体，最终未能发展成为自治团体或自治机关。
三、博采众长、富于创见
尽管中、朝、日及其它一些国家学术界都曾论及过“间岛问题”，但作者能在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基础上，不落窠臼，并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
例如作者没有象以往研究者那样把“间岛朝鲜人”问题局限在“间岛朝鲜人”与清政府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上去考察，而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剖析。作者指出“间岛问题”，究其实质，是由谁来控制该地区的朝鲜人问题，也就是由谁在该地区行使领土管辖权和人民管辖权问题。作者以充分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论证了清朝政府与“间岛朝鲜人”的关系。作者指出，在最初，越界垦民无疑都是朝鲜侨民，这些侨民是由于在国内忍受不了自然灾害的煎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才到中国寻找生路的，这些垦民给清朝政府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清朝政府用了种种手段都无法把他们刷还回国。在这种情况下，照理朝鲜应通过外交途径善处其事，但是朝鲜政府中的一些人竟借此提出了领土要求。作者认为正是朝鲜当局的这种无理要求引发了“间岛问题”。
作者摆脱了评价历史事件的教条化、公式化的传统作法，而是强调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评价清政府对朝鲜移民政策时，作者始终遵循着这条原则。作者认为，清政府对朝鲜移民所采取的：“恩威并施”政策，即怀柔与同化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清朝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怀柔还是同化，都是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因此清朝政府对“间岛朝鲜人”所施行的诸项政策，都应看作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举措，不应以任何借口加以否定。虽然带有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歧视的一面，但是这种政策较之前期的驱逐和刷还政策有进步的一面，它改变了朝鲜移民往日流离漂湟的局面，使之安心定居，并成为东北边疆开发的生力军，为中国朝鲜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条件。这种提法，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符合历史实际。
四、联系现实、经世致用
“间岛问题”不同于其它学术问题，它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这些年来，外国仍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散布有关“间岛问题”的种种谬论。如1978年元旦，《韩国日报》以《新年展示韩国旧貌》为题，连续发表了世界古地图及文章，宣扬“间岛”为韩国领土；1979年5月， 韩国统一院研究员梁泰镇在《北韩》杂志上发表了《北韩中共间的领土争端——韩满疆界的历史考察》一文，声称：“有朝一日统一的话，国境问题必然作为重大的外交问题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9月16日，韩国金永光等54 名议员联名向国会提出了《关于确认白头山所有权的议案》，认为《间岛协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92年8月27日，即中韩建交的第三天， 《东亚日报》以《应清算斑驳的过去》为题，发表了李基洪的文章，该文在所谓“清算历史”的口号下，暗示“间岛领有权问题”将是中韩两国面临的新问题。最近卢启铉又著了《朝鲜的领土》一书，重弹老调。由此可见，“间岛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本书作者姜龙范博士正是有感于这样的现实，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本书的写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以无可辨驳的历史事实、严密的逻辑推理给予国外学者的一系列歪曲史实的谬论以科学的回答。针对国外史学界一些学者所谓的在《间岛协约》签订过程中，日本让了步，中国才取得了“间岛”的领土主权，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1909年3 月18日，中国外务部以长篇节略答复日本，以详尽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延边确属中国领土。中日交涉中让步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在法理上应拥有“间岛”的一切主权，但中国却让与了日本领事裁判权。中国对“间岛”的主权不是日本的恩赐，而是历史赋予的主权的再确认而已。作者这些掷地有声的雄辩语言，构成了全书最精彩的篇章。在成书之前，作者把这些内容都以专文的形式发表于各类学刊，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本书的结尾之处，作者对通过课题所探讨的历史问题应吸取历史教训的阐发，更是展示了作者研究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感，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的研究走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狭隘天地，充分发挥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现实作用。
与其它学术著术一样，《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统治政策研究》一书，也有它尚待完善之处。
首先，资料的进一步发掘，还有必要。据笔者知，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收藏有一批“间岛史料”，称之为“伊地知文书”，在本书中未见提及。“伊地知文书”系1930年至1931年间出任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主任的首席外务书记生伊地知吉次所收集的文件，伊地知吉次离任时为日本驻间岛副领事，这批文件包括有：
1.公文电报和信函（相当多的部分为机密件）的副本和底本或草拟稿；
2.调查报告、任务参考资料（亦有许多为机密件，少数盖有绝密戳记）；
3.当时报刊杂志的剪辑资料。
文件起自1909年9月4日的间岛协议（副本），下迄1931年2月20 日的机密公函（是日有机密信件六通）。公文电报、信函中，半数以上的收件人或发件人为驻间岛总领事，也有为提供间岛领事参阅而转（发）送的，还有外务大臣或次官与驻华公使、驻吉林、奉天总领事乃至与朝鲜总督府之间往来公文电报或信函的副本。当然还包括不少与中国官方交涉的来往文书。文件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当地朝鲜族情况，涉及审判权、警察、归化、课税、土地所有权、公民权、教育、抗日运动等方面。“伊地知”文书所含文件和资料多集中于1929年至1930年。因此，对本书作者下一步的研究当是十分必须和重要。同时，俄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其次，对“间岛朝鲜人”的含义，本文起始已有说明，此词并未成为固定化的专有名词，此种提法在学术上并无价值，而在学术上却易造成歧义，愚意此词还是慎重用之。
再次，也许是由于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限制，20年代中期至“九·一八”以前中、朝、日三国，尤其是中日关于“间岛朝鲜人”的政策，作者还没来得及论述。作为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仅写到20世纪20年代初显然是不完整的，这令我们不能不有所惋惜。但据我所知，姜龙范博士已启动了20年代以后“间岛朝鲜人”问题的研究工作，我们期望他的“更上一层楼”的著作早日完成，把“间岛朝鲜人”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收稿日期]2000—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