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几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事变的主潮，从1936年12月12日“捉蒋”，到25日“送蒋”，首尾不过半个月，其始亦惊天，其终亦动地！当时，“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注：宋子文语，载《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何以如此？因其忽起聚落，令人扑朔迷离。关于西安事变，无论是惊诧莫解的当年，还是尘埃落定的今日，争议总是不断。近年来，西安事变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某些关系重大的史实真相，仍然若隐若现，难以水落石出。
一、是偶发还是预谋
西安事变之发生，是有计划的预谋，还是临时的偶发事件？数十年来，人们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双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实作为依据。
蒋介石的部属张玉荪先生，当年曾随同蒋先生被扣在西安，他在追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自己写的，或是夫人（指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指刚捉蒋）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我私人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桩突然偶发事件，而不是一件早经安排的有计划的行动。”（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第315、316页，1983年6月台北出版。）……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北会见业余史家郭冠英等人时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学生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蒋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很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注：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焦点版。）
然而，持相反意见者也言之凿凿。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初次密谈时，张便表示，“如蒋降日”，他便“辞而另立，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即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注：周恩来：《关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半个月后，张又向中共代表刘鼎“表白了他的不小的计划”，要开办军官训练团，改造东北军，要“出去大活动”，联络各地方实力派，“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即准备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牵延到11月，“得到新爱人（指中共和红军）的老亲们（主要指苏联）的表示”，便“同新爱人度岁月”，“宣布新的同居”，但暂时还要“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但“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注：李云峰主编：《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第156-1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6月，两广事变发生，张与杨虎城密议响应两广（注：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版。），周恩来也连发密电，要与张学良会晤，“速定西北发动大计”，但张显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7月初，张在答复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说：“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注：拙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2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但这时的所谓“西北大举”，主要是指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联共联苏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还谈不到“扣蒋”。
据张自己讲，扣蒋的主张，最初是由杨虎城提出来的，“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注：拙编《张学良赵—荻合集》，第5部，第57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版。）。张所说的“从洛阳返来”，是11月初的事，这是他在1956年末对蒋说的，证明他已承认在西安事变之前一个月，张、杨两人曾谈及扣蒋这件事。但据张的机要秘书栗又文讲，早在1936年8月末，张自己就对“扣蒋”之事有所考虑。那时，张派栗去新疆联苏，行前，栗问：“蒋介石不赞成（联共）抗日怎么办？”张答：“我可以劝。”栗问：“你劝他不听呢？”张答：“可以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的部队中来！”（注：栗又文致史永的信，1982年7月13日，信存全国政协。）10月中旬，蒋要来西安。为了确保安全，蒋指定西安城东的临潼华清池为其行馆，并令其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派张玉荪提前到西安做好安排。但张、杨以“华清池离西安太远，往来不便”为由，向张玉荪建议，以西安城内的九爷府为蒋的行馆。22日，蒋飞抵西安，在机场上，张学良特意叮嘱张玉荪“单独”向蒋报告，已在城内九爷府和城外华清池布置好了两处行馆，请蒋委员长指示前往何处？蒋听后，“愣了一下，便回头望着”钱大钧，意思是“怎么回事？”钱马上说：“到华清池去！”（注：前引《革命文献》，第95辑，第307-309页。）此事表明，在西安事变大约两个月之前，张、杨便对扣蒋有所考虑。
27日，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张、杨两部军官训话，大谈“共匪”是“近敌”，是“心腹之患”的“道理”。当晚，张的部属苗剑秋致信张，“要求扣蒋”，但张认为还可以通过劝说使蒋转变。（注：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中译本第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张被软禁后，其部属曾悄悄地问他，要想捉蒋，为什么不在蒋去训话那天的会上动手？张答：“你是事后诸葛亮。事先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使他能和我们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注：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第52页，内部发行。）。
近年，有的权威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原本是一场“革命”，“革命”之路没有走通，才变成了兵谏。其实，张、杨真要发动一场“革命”，必然把蒋排除在外，那还反复地劝说他干什么呢？抓起来不就得了嘛！因此，从张、杨的立场来说，西安事变是一场兵谏，如果兵谏之路实在走不通，张、杨在抓蒋前也曾“缜密考虑”过，那就只好“上山——跟着共产党红军去打游击，去抗日”（注：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那才可能变成了革命。
11月中旬前后，张学良公馆承启处录事赵新华奉命调查驻扎在西安城里和市郊所有部队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人员和装备等情况，连各部队的留守处、办事处及仓库的情况都调查了，其结果都详细地记到一个事先制好的簿子上。但调查到中央军时，虽然拿着“剿总”副官处的证明信，仍不好使。张的副官谭海，只好又开了一个特别证明，再派一辆小汽车，坐着车去（有派头），中央军才让调查了。（注：《辽宁文史资料》，第12辑，第6、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不言而喻，这都是在为发动西安事变做准备。
总之，“偶发”说与“预谋”说各有其不容否认的史实依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张、杨的对蒋策略，一直是软硬两手准备，“软的不行就硬干”（注：前引《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33、134页。）。软的，就是劝说蒋氏联共，硬的，先是“另立西北新局面”（建立联共联苏的西北新政权），后来就变成了“扣蒋”。到中共的方针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联蒋”抗日（9月1日）之后，张学良知道，要想停止内战，除了劝服蒋氏联共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何况，张、杨深知，日本与中国，当时强弱悬殊，中国即便举国一致抗战，也难于取胜，怎可把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蒋氏排除在外呢！因此，张、杨便更侧重于软的劝蒋这一手。但张、杨也清楚，蒋氏向来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便在劝蒋的同时，也做了“扣蒋”的谋划。两手都是为了达到停止国共内战、实现举国抗日的大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手是一个事情的两个层面。于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看一面的两种人便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那么，张学良晚年在台湾时，为什么说事变是“临时逼出来”的呢？那时，为了获得完全的自由，他讲了许多缓解历史仇怨而与史实不符的话，比如，他一再“推崇”蒋介石，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内心里，却痛贬蒋介石！
二、扣蒋之前张与中共是否有所商讨
简而言之，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主旨就是要逼蒋联共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与中共的利害关系，可谓至深至大。那么，事变发动之前，中共是否知悉呢？普遍流行的说法是，中共事先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毫无所闻，因为三个当事方面都这样说。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注：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408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张学良对蒋介石说，事变之前，“对于共党方面，并未经征询商议”，因此，周恩来等人“初闻西安事变，深为惊讶”（注：拙编《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1201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版。）；蒋介石说，“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变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注：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75、76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订正本。）。长期以来，海内外权威学者们几乎都这样看。然而，近年来，有些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尤其是叶剑英等人的亲身经历，提出了相反的论断。
原来，1936年10月初，叶剑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秘密身份，住在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家里，协助张改造东北军。蒋到西安前夕，20日，张只身驾机飞抵太原，密晤阎锡山，阎答应与张一道劝说蒋氏联共抗日，如蒋不干，晋军便与红军、东北军联合抗战，但阎问张，能否保证获得苏联的军火援助？随后，中共中央便将张阎密谈结果电告共产国际，探问苏联能否援助东北军和晋绥军，却没有得到答复（实际上，苏联为了联蒋，这时已不支持各地方实力派反蒋抗日了）。21日，张飞回西安，向叶剑英通报了与阎会谈“极佳”的情形。22日，蒋到西安，张积极劝蒋联共，但遭蒋严厉拒绝。29日晚，叶剑英等向中共中央报告，张蒋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不消灭红军，决不抗日。叶等认为，靠张劝蒋之路，已经断绝，张将无所作为，并告西安有人主张“捉蒋”。
随后，张利用到洛阳为蒋祝寿之机，又与阎联袂劝蒋。但这时，红军在海（原）打（拉池）战役中被中央军胡宗南等部一分为二，除西渡黄河的两万余人外，困在陕北的红军只剩3万多人了，而蒋已把大约30万装备精良的中央军集结到西北，加上大批杂牌军，使缺衣少食、枪弹窳劣的红军大大地处于劣势。顽固的蒋介石正在做彻底消灭红军的美梦，哪里还能听从张、阎的劝说呢！阎鼓动张说：“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联共）抗战主张，……要干就要靠我们自己干了。”备受蒋之辱骂的张学良，在飞返西安途中，对其部将说：“今后我想干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注：何柱国：《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39页，1979年4月内部印行。）回到西安，张又沮丧地对其智囊人物黎天才说：“完了，一切不能靠他（指蒋）了。”（注：《黎天才自传》，无文：《西安事变与前共产党人》，第134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就是在这时候，一天深夜，张学良突然召见叶剑英，对叶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我想了好久，许多天都没有很好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法语Coup d'Etat，政变），抓他起来！”叶说：“……事关重大，您仔细考虑，我也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在复电中要叶转告张，对此事要“慎重”；并要叶返回保安详细报告。（注：参见张魁堂：《挽救危亡的史诗》，第138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第1版；范硕、丁家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30、231页；纪希晨：《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第15版；等等。）根据当时西安与保安双方往来密电，我们可以判定，叶离开西安的时间是在1936年11月上旬（研究叶帅生平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在12月初，恐怕有误）。
叶剑英元帅晚年关于“苦迭打”扣蒋的口述回忆是否可信？有些在海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者认为，叶帅的回忆是孤证，且是几十年后的回忆，这样的回忆并不可信。笔者认为，叶帅的这份口述史料，是有原始档案做旁证的，足以采信：我们知道，叶帅的口述回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在内部讲的。当时，张学良尚幽居在台湾，没有人身自由，小蒋（经国）执掌台湾政柄。那时，如果让台湾当局知道，在抓扣老蒋（介石）之前，张学良已与中共中央代表叶剑英商量过扣蒋之事，那对张学良是极其不利的，即使不危及张的生命安全，也一定会使他的处境更加难堪！那时了解当年内情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早已辞世，叶帅也年事已高，身体渐趋衰弱，他如不讲出当年的内情，就可能隐没历史真相。为了既保留口述史料，又不危及张学良的安全，便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只让少数几个人知道，绝对不准外泄。这个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直到90年代初，不仅小蒋已经病故（1988年），张学良也获得了自由，叶帅的口述回忆才逐渐披露出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大陆方面披露此事之前许多年，苏联学者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等处的共产国际当年的原始档案，早已在其有关论著中谈论过此事。
原来，60年代以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苏联学者便利用共产国际档案做文章，批评中共。比如说，A·C·季托夫在其论文《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7)》中，便说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毛泽东本人在试图说服共产国际支持西安叛乱和对蒋介石的扣留时，也已承认”，“1936年11月，毛泽东的代表叶剑英还曾同张学良讨论过扣蒋问题”，“张学良同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同其协商对蒋采取的各种措施”（注：转引自马贵凡编译：《苏联学者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第31页。）。在叶帅关于扣蒋的口述史料尚未披露（甚至很可能是在叶帅尚未进行此项口述）之时，季托夫怎么会知悉此事呢？而且，时间（1936年11月）、人物（叶剑英和张学良）、主题（扣蒋），都讲得完全一致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共中央当时把此事如实地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而季托夫查阅了这些原始档案。否则，无论如何，他是编造不出来这件事的。很遗憾，笔者一直没有条件去查阅这些档案，相信有心的中国学者将来总会去查阅这些档案（早已公开），定能把此事彻底地弄个水落石出。但笔者早已认为，季托夫等人提供的这种无法否认的旁证，已经证实叶帅的口述回忆，大体上是可信的（其回忆细节，难免有些差错）。
1936年11月上旬，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保安之前，张学良让叶带交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和10万元现洋给中共中央，信中询问共产国际现在是否还能同意开创西北独立新局面？同时，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朱理治让叶带回一封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蒋氏实质上是要“拆散西北新战线”，“进攻红军和解决东北军”，并谈到对杨虎城的工作，“决定G同志（高崇民）推动杨。……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朱还托叶报告中央：“如不发动一个突然事变，蒋是不会改变原有的方针的。”（注：刘培植：《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的工作》，《人民日报》，1991年8月18日；丘琴等：《高崇民传》，第9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早在20多天前，即10月15日，中共已公开表示，“恳切申请”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今后，红军主动“停止对国民革命军的任何攻击行动”，只在受到攻击时采取自卫手段，红军主力愿做抗日先锋，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红军将给予援助（注：《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1936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版。）。但蒋的回答却是：红军若不接受收编，便坚决予以剿灭。海打战役之后，中共中央自然十分清楚红军所面临的险恶形势。11月10日，中共被迫草拟了《作战新计划》，准备再度发挥红军善打游击的长处，打到中原去，绕大圈子，进行新的长征，以便脱离险境，以战迫和。此举虽然实属万般无奈，但在客观上势必引发新的大内战，给日本侵华增加可乘之机，亡国危机会更加严重。叶剑英回到保安之后，20日，中共拍电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我军主力在现地区即难于作战”，而“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这不也是内战吗？与其去打这种没有根据地的内战，还不如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呢——这是电文中没有明说的言外之意），故尔探问共产国际：“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注：《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41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虽然至今不知道共产国际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根据种种史料可以判定，共产国际（主要是苏联）是不会再支持西北大举了。
9月1日之后，中共虽然不再反蒋了，但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因为实践早已证明，只有“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才有可能迫使蒋停止剿共。（注：《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22日）》，前引《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25、167页。）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自然也适合中共基层组织对东北军的工作。而且，如前所述，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已经认识到，没有一个“突然事变”，蒋是不能改变其剿共方针的，那时，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已归朱理治领导，东工委便“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发动群众，“促使张学良逼蒋抗日”。东北军学兵队中的中共党员，引导“学兵队员向张请愿，说他们来投奔东北军是为了抗日，现在绥远已经打起来了，如果东北军仍在这里打内战，他们就要走了”（注：前引刘培植大文。）。11月中下旬，绥远傅作义部奋起抗日，攻占了百灵庙，援绥运动在全国兴起。学兵队员们以绝食省下的伙食费作为援绥捐款，并要求赴绥直接参战。张学良不赞同他们绝食，在接见他们时说，自己身负国难家仇，抗日复土之决心与大家是一样的，但抗日大业不能凭少数人一时血气之勇，必须全国齐心协力，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国内问题不解决，意见不一致，抗日只是空话；“许多真实情况你们不了解，我也不便向你们说明；希望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不会在你们面前食言，很快，也许就在最近，你们就会看到我的行动！”（注：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0、186、1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版；康博缨：《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学兵队》，《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宋黎：《难忘的1936年》，《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3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这时，中共中央一再催促张令其驻守在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西进新疆，接取苏联的军火援助。张没有下达这种兴师动兵容易引起蒋氏怀疑的命令。22日，他在答复毛、周的电报中说，苏联答应援助的军火，“尚不能满意”，但他极想知道中共派出的联苏代表邓发与苏联接触的情形。他一直想探明苏联对他的真实态度，因为他深知，一旦与蒋闹翻，20万东北军，没有苏联的援助，是难以支撑下去的。
早在9月份，当张获悉中共已将其方针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时，张便答应“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蒋氏停止剿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纵使“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注：拙文《张学良与红军》，《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第238页。），但直到11月，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办不到。24日前后，张接连电蒋，称所部不稳，如继续剿共，东北军难以统率，请求赴洛面陈（注：《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89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4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初版。）。27日，张上书蒋氏，恳请亲率东北军赴绥抗战。翌日，蒋已“考虑”东北军“调防问题”，并在其日记中批评张“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1004页，台北版。）。同日，张复电毛、周，说“在现在局势下”要他停止剿共，“实难办到”，故“速请内中早决大计”（注：拙文《张学良蒋介石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发动》，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第7期，第60页。）。30日，毛、周电张，为商量新步骤，拟令叶剑英再去西安，约一星期后成行。
12月2日，张赴洛谒蒋，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迫不及待，乞（蒋）公亲临抚慰”（注：前引《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005页。）。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李木菴在1979年发表的《西安事变纪实》一文中写道，得悉蒋氏再“来西安”，西北特支党员便急筹对策，“支部中之在职军界者，首先提议，谓要挽救非常时局，不可不用非常举动，蒋介石如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将国民党围攻共产党的军队悉数调援绥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舍此，别无他法。……西北特别支部，慎重地进行考察，就事变的成败利害，作一分析：非常举动有利方面是，如果将蒋活捉成功，要挟他下令停止内战，他为环境所迫，或有可能应允，即不然留蒋作质，南京方面的反共派亦不敢遽然以兵相临，置蒋于危而不顾，由此可以阻滞他的军事进攻，再以诚意来磋商救国，亦或有转变到于事有利的希望……。再从相反的一方面，即不作非常举动的方面来研究，则只有张、杨二人听其撤换，……内战势必更加剧烈，徒为日寇侵略造机会，增加国家灭亡的危险。这也就是说，执行非常举动的害和不执行非常举动的害是一样的。执行非常举动的方面，多有一利的希望。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实有采取非常举动的必要。于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即向东救（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提议，……后由东救向张学良的亲信进言，传达于张，张无表示”，蒋来并住进临潼后，“形势非常紧张，东救又再次通过张学良的亲信，促张实行非常举动，责以大义，谓东北军西北军合有数十万之余，不可谓无救国实力，乃拘于服从长官的小节，以及个人的利害关系，而置国家民族的生存于不顾，将来亡国史上，应首先负责的即为东北军、西北军之当局，天下后世，孰能谅之？”（注：前引《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21、322页。）
“扣蒋”是一项“非常举动”，建议张学良扣蒋，也不是一件平常的举动，如此关系重大的事项，中共西北特支，能不向上级汇报吗？依照中共严格的纪律，是不能不向上级报告的。顺便说，东救虽是在陕的东北人士的群众组织，但实质上，也是由东工委领导的（注：前引《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第37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第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东工委也应向中共中央报告。
蒋氏又一次来陕并住进临潼，是在12月4日。中共西北特支初次通过东救向张建议扣蒋，大约就在这前后。但张、杨当时仍未下决心扣蒋，因为他俩都是军事家，他们十分清楚，张、杨两部，即便加上3万多陕北红军，也根本无法与中央军正面对抗，双方的实力相差得实在是太悬殊了！（在他们捉到蒋氏之后，12日晚，毛泽东、周恩来还在密电中问张：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与蒋氏血战十年的毛、周等中共领袖，所以不敢相信此事，原因也就在此。）张、杨仍然渴望通过反复地劝谏，使蒋改变政策。直到7日，张学良的至诚“哭谏”彻底失败之后，张、杨才决心扣蒋。当然，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无论是西北特支，还是其上的东工委，都不知道张、杨已经决心扣蒋。因此，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东救、西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大规模的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民众集会和游行，张学良担心他们的“运动”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运动”（扣蒋），但也无可奈何。9日，游行队伍执意前往临潼向蒋请愿，蒋严令“格杀勿论”，张为防止流血事件发生，面对数千痛哭不止的青年学生，说出了“一周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诺言。
事已至此，张、杨要联共抗日，蒋要灭共抗日，双方都不肯退让，对立已经十分明显了。11日，住在张公馆里的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全西北，蒋张对立，已成不可掩饰的事实，同日，他在报告蒋氏布置剿共情形的电报中又说，张的西北“剿匪”总部，处在“恐怖”之中。
前一天，10日，毛、周致电张学良，通报了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情况，表示“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蒋氏必须“立即停战”，“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并通过张向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拍发了关于谈判条件的电报。有些学者认为，这两封电报对张发动事变起了某些促进作用，至少会坚定张、杨发动事变的决心。（注：前引《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4、175页；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99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284、285页。）
综上所述，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前，中共中央，至少是其主要领导人（毛、周等），已经知道张学良有了举行扣蒋政变的打算，但他们并不赞同。为什么呢？这恐怕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中共是一个严正的政党，他们认为，政治领袖是阶级、政党、政权的代表，对政治领袖个人采取恐怖行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说，扣了蒋，蒋介石的百余万中央军、南京政权以及庞大的国民党，“仍然健在”。因此，他们历来不对敌对的政治领袖人物采取什么绑架、暗杀之类的行动（内部的叛徒，如顾顺章之流，不在政治领袖之列。）；第二，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早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需要的是统一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第三，共产国际和苏联，已坚持主张联蒋抗日。尽管中共中央不赞同扣蒋政变，但当时张学良的抗日救国心志已经白热化到“疯狂”的程度（张的心腹王卓然和与张有所接触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博古当年都曾谈到过这一点）（注：1936年底，王卓然在其小册子《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人》中说，张的“爱国家情绪高涨至类似疯狂”；博古在1937年初说，张之送蒋，“实出于英雄病态狂”，前引《红色中华散记》，第17页。）；而他又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便不回头的人物；再则，当时的紧急情势，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剿共大内战的爆发；加上杨虎城抗日心切，又听张的——于是，扣蒋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了解张学良的人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别人能指使能操纵得了的人物，西安事变的主导者是张学良，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定论。当然，中共的基层组织，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西安事变的发动也起了推动作用。
三、张、周合演的一出爱国好戏
既然事变发动之前张学良与中共已有所商讨，为什么发动之后，双方又都说事前未与中共有任何商量呢？而且，连被扣的蒋介石，也这样说呢？
其实，这是张、周二人共同设计的一个爱国谋略。
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并把周恩来请到了西安之后，形势很快就变得相当严重。国民党讨伐派在南京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内战一旦爆发，西安势必失守（从军事力量对比上说，西安方面远不及南京方面；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被南京方面抢占了；西安方面已经开始考虑放弃西安之后的去向问题了）；南京方面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正从德国急冲冲地返回中国，以便抢坐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头把交椅；由于苏联的强力反对以及国内普遍（除陕省外）出现的拥蒋浪潮，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因其势必导致长期的内战而不能再加考虑了。如果不慎重地加紧处理好对蒋问题，西安事变就可能走向反面，从反对内战携手抗日的爱国初衷，转而造成大打内战进而给日本侵略提供便利的祸国局面。放蒋便成为打开死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选择。
怎么放蒋呢？如果依从斯大林最初提出的无条件地放蒋的要求，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不是白搞了嘛！扣蒋，是蒋介石平生最大的屈辱，他又是个心胸狭窄、恩仇分明的顽固分子，无条件地放了，他回京重掌大权，不仅势必要对张、杨下手，还会更为疯狂地再打剿共内战，民族危机必然更加严重，那与扣蒋不放的后果又有什么区别呢？
因此，放蒋的主要条件，便是要他答应与厮杀十年的中共和红军联手抗日；然而，人所共知，他对中共和红军的仇恨是太深刻太强烈了！要他答应这一条，必须先设法缓解他对中共的深仇大恨，而缓解这种积存多年的深仇大恨，没有出其不意、异乎寻常而又撼其心魄的举措，既不可能使他的感情轨道迅速转弯，也不可能使他早已习惯了的思维定式急剧变向。首先，得改变他对中共的切身感受。于是，张学良与周恩来亲密合作，上演了一出惟妙惟肖的好戏。戏中，张学良扮白脸，周恩来扮红脸。二人使尽全身解数，让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南京方面的人士自然而惊异地发现，扣蒋之举，完全是张、杨的密谋，中共不仅事前毫无所闻，而且，一听说此事，立即全力规劝张、杨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事实上，中共领袖初悉扣蒋之时，也颇为激动，毛泽东等人主张审蒋、除蒋等等“诛之为上”的史实，全部隐到幕后，连《红色中华》关于头几天这方面的报导都毁掉了。）
张学良下野游欧时已下定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国决心（顺便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周恩来也说过同样的话），西安事变期间，他已经“疯狂”了（那时，他的爱国热情一直在沸腾着），只要能实现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最大心愿，他对个人的生死荣辱已经毫不在乎了。周恩来个人原本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杀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因此，他的“红脸”就扮演得更加真实感人。无论如何，主要的观众，蒋介石和宋氏兄妹都相信眼前的这一幕，并不是乔装打扮的戏剧，而是亲身经历的真事。宋子文头一次飞到西安时，听说周恩来已先于他来到西安，以为事情就难办了，待他的随从郭增恺见周，并把周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转告他之后，他大为惊喜，回到南京便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注：郭增恺：《双十二事变随宋子文去西安》，全国政协存稿。）当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时，宋美龄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册，第4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
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抗日，早在1936年初，蒋介石已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只是因为他想要中共放弃武装（“收编”红军），谈判无法达成协议，但谈判仅是他的一手；另一手，则是力图在战场上消灭红军，西安事变前夕，他正全力以赴地这么干！而这一次，他在危难中，中共竟然前来“救驾”，他的铁石心肠终于被感动了，为了“先设法脱离”险地西安，“再言其他”（注：这是宋美龄到西安后劝导蒋介石的话，见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前引《革命文献》，第94辑，第22页。），便与张学良、周恩来达成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协议。张学良、周恩来二人合演的这出半真半假的好戏，好就好在它起到了促成国共和解、实现举国抗日的重大作用。
四、政治宣传与历史真实
然而，这出好戏并没有到此为止。1937年春，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冲破重重阻隔，到西安拜访了周恩来。周便借助这位国统区记者之笔，有意“泄露”一些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内幕”情况，以此为铺垫，批评了张、杨和西安事变。
他说，共产党原本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便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料的‘双十二事变’”：他也赞扬了张的“聪明与勇敢”，但接着便说，“可惜经验不够，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
他说，中共中央得悉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仅在“最初一秒钟”在感情上产生了“报复主义”，但“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双十二事变，既非如帝俄时代群众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类似滑铁卢战争之俘虏拿破仑；此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此事之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将致背道而驰，愈跑愈远。”（这种只有一种前途的论断，不仅与1936年12月19日之前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指导思想相抵触，也与19日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可能引发内战或结束内战的两种估断相违背。）
他说，他于12月“16日”到达西安，并立“即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关于“12月25日蒋突在张陪送之下，飞出西安”，他说，东北军“少壮军人，非常不满意”他的“这种作法”。（注：范长江：《塞上行》，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11月，第311-318页，参见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86-89页，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前引《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72-175页；等等。）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通过当时尚与共产党毫无瓜葛的记者范长江，在广大的国统区传播开来，产生了轰动效应。抗战初期，中共出版的《八路军抗日战》，几乎一字未动地把周恩来的这些话收进去了。那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对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公开立场，都以周的这次谈话为基调。这与抗战之后，中共（以及周、毛等人）对张、杨和西安事变的评价，大不一样。可是，有不少学者，却以周恩来1937年春的这次谈话作为立论的依据，做出中共在事发前“毫无所闻”，事发后迅即主张释蒋等等论断……。他们显然忘记了，政治不是历史。历史应追求真实，政治要考量利害。周恩来讲这些话时，他正要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代表展开艰难的谈判，并准备飞往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直接谈判，这些谈判（共五次，长达7个月），关系到国共携手抗日的大局，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西安事变即将成为过去，张学良也救不出来了，蒋又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恨之入骨，国统区许多爱国人士和民众又对西安事变有种种误解，……在这种情势下，划清中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的界线，说一些虽然与史实不尽相符但对张、杨也没什么危害而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又爱听的话，进一步缓解国共两党的仇怨，以便使国共谈判获得更好的成果——这正说明周恩来是大政治家，善于巧妙地运用政治艺术，来谋求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西安事变，还有一些有争议而又比较重要的疑难问题，但因篇幅所限，容笔者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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