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社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后现代论文,日常生活中论文,主义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2-0251-06
一、导言
欧洲的批判思想在本文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对日常生活激进变革的可能性的严肃探索，从乔治·齐美尔对日常生活(比如社会性和时尚)的现象学分析开始，然后超现实主义者在巴黎生活中考察了梦想与现实的混合，直至语境主义者的研究，他们从对巴黎公社(1871)的分析中走出来，开始关注现时的生活实践。日常生活在某些方面具有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变革的要素，同时也灵活地吸取了同质化的总体趋向，并把这些趋向与过去联系起来。本雅明在探讨由城市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文化经验时，也试图将之与其他时代和空间联系起来，目的是击破现时固有的那种明显的统一性。
二战之后，列夫斐尔(Henri Lefebvre,1977)融合各种思潮，提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辩证法。虽然科层化(bureaucratisation)、消费主义和物化成了战后文化的主流，但超越性与越界性的因素仍然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可以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社会性与公共交流的形式，它们包含了对日常生活的循规蹈矩和政治生活(自发的)的批评要素。日常生活成了他研究的基础，其目的是批判、质疑并挑战社会的分化倾向、原子化倾向和(学术的)专门化倾向。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始于此：可以在被批判的现实中找到批判的标准。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篇文章里，他使用历史哲学的方法对奥斯维辛以后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敏锐而多层次的观察，对此既满怀疑虑又饱含期待。他以社会形式的变化和技术的规范化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这些生活形式如何塑造或者说扭曲了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尽管社会关系几乎被完全工具化了，阿多诺仍在寻找“无意义关联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社会变革的起始因素。在其《反思被破坏的生活》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在被规训的世界中，个体对权力关系难以觉察。个体可能做出的反应是有限的，因为他被这些权力关系所束缚并将其背负在身上。虽然如此，阿多诺仍然坚持真理的信念，批判社会环境，坚持公正社会的理念。“因此‘好的生活’是存在的，如果它确实存在，作为一种可能性，即使它会被扭曲也一定会存在于实现之中。”
像列夫斐尔一样，阿多诺暗示，现实本身就包含着超越自身的东西。他反对狄尔泰所开启的历史相对主义传统，认为真理的意义只有在当下才能把握。即便是历史也要从当下获得意义，这与历史相对论的观点相反。因而，对现时的分析是先决条件：“也许现在我们唯一所能讲的，就是真实生活存在于对虚假生活形式的抵抗之中，只能用成熟的意识才能理解后者并消解掉它。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是多余的。”(Adorno 1963/1996：248)阿多诺是在理论层面上分析抵抗的。这些批判知识分子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另外一种社会之中，因此后来阿多诺主要在艺术领域寻找抵抗。总之，批判理论意在当下的社会变革，并指向未来。
毋庸置疑，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也许是更悲观的，可能会遭受更多批判，因此并不具有笔者所言的反抗性。此外，其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总体性”概念，只揭示了现今社会及其媒介文化的某些方面而非全部。社会文化的分化过程，多元化和全球化及当今世界冲突及其问题的大幅增加，都需要更合理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虽然我们不能再把批判理论与黑格尔的真理概念联系起来，但就像阿多诺和列夫斐尔的时代需要它一样，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它。
二、后结构主义传统下的抵抗
首先要认识到，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抵抗是与它所反对的特定社会结构相关联的。因此，福柯说：“在现实中，抵抗总是以现状为基础，而现状正是抵抗所要反抗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反抗以多种形式与我们相遇，并经常通过媒介表达出来。萨帕塔主义运动(Zapatista)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运动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恰帕斯(墨西哥)，它成功地利用传真和互联网，反对墨西哥政府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争取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另外一个例子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进行的全球性抵制。两者都是政治或批判抵抗的形式，都背叛了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关系，指向社会形态的公正，同时也把集体的不安链接进来，从而产生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行为。批判与抵抗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性别、少数民族团体反对社会压迫或那些为犯人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中可以发现更多的例子。
福柯在分析权力时表明，在现代社会，我们能区分各种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抵抗形式，比如对规训权力的抵抗在体制权力中被表达出来；对身份/认同的抵抗在忏悔活动中表现出来(福柯，1977)；对生命权力(biopower)的抵抗则表现为通过社会—政治手段控制人口。此外，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对媒介文本的反向解读也早已出现，它们都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性别或种族的表征中，某些固定形象遭到拒绝、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被颠覆，同时由于链接了自己的利益在内，一些反叛性的阐释也得以发展。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伯明翰发端以来，文化研究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性解读与社会行为和社会运动的联系。为了对社会和政治场域进行干预，文化研究者们在其研究中遵从述行性(performative)标准，战略性地引导理论与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试图为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更重要的问题作出贡献。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自从80年代以来就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得以壮大，没有后结构主义就没有现在的文化研究。
后结构主义是对普遍原则、抽象理论和各种规范的批判。影响德勒兹、福柯甚至德里达的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尼采及其谱系学方法。大卫·霍伊(David Hoy)对后结构主义做了现象学重构，他强调后结构主义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或维科所定义的实践知识，其焦点是具体情境、实践智慧或实践知识。尼采的思想在法国被解读为一种阐释哲学(或更确切地说，他创造了阐释“身体”的哲学)，对文化和社会实践进行解码，认为真理可以有多种理解。尼采认为阐释的过程永无止境。身体成了各种阐释的储存仓，它们的不同形式造就了不同的人，而这就是后结构主义的缘起。福柯认为，批判不仅意在对“自我概念”进行问题化，同时也指向“去主体化”的过程，因此他并不仅仅说我们是谁、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另一方面，福柯的谱系学分析能帮助我们抵抗固定的身份：这些身份是通过实践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被整合到实践中，实践也造就了我们。因此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努力想要去理解权力进行有效运作的机制；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些与权力相关、那些通过行动反抗权力的人，可能逃脱和改造权力关系。他们不能臣服于权力。”在福柯看来，不是主体制造了权力关系，与此相反，是权力关系塑造了主体。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不仅说明了身体是如何被规训的，同时还表明当身体服从于常规化过程时，它就被变形，其可能性也被限制，个体通过学习如何规范自己而被纳入这个常规化过程。正常人的行为成为社会规范，这些规范又成为对人的行为进行判断的标准——福柯对此进行了批判，因为这样的话社会上就会只有一种规范性行为。霍伊总结说，福柯从根本上要探询的是，“差异”是如何在社会中被利用的。当他强调权力的生产能力时，他也想表明纪律与自律(比如苦行)既有有利一面也有不利一面。只有当规范化程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自然而普遍的东西时，即便人们早已忘记当下的现实只是诸多可能现实的一种，也必须要抵抗这种权力形式(Gabriel Tarde)。“当人们意识到现时的自我阐释只是众多可行的阐释的一种时，批判性抵抗才会出现，并且会对其他的阐释保持开放的姿态。”
霍伊和德勒兹认为福柯发展了一种抵抗的社会本体论(ontology)，因此抵抗不仅仅是权力所带来的次级结果。福柯在《性史》第一版中认为，有权力就有抵抗，这种抵抗并非来自于权力结构之外。这样的话就存在多重的反抗场所，它们打破社会整体性，制造社会差异，但同时也能产生新的族群和新的社会抵抗形式。“抵抗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中。没有权力网络，谈论什么抵抗与统治都是没有意义的，抵抗和统治的模式也是权力网络存在的标记。”为了能够发挥作用，权力也需要抵抗。有时候权力甚至需要抵抗来加强自身的力量。福柯不能想象没有权力存在的社会，他认为自己谱系学分析的价值在于，它能对不对称的权力进行简化分析。
福柯的批评者声称由于抵抗被权力吸收，因此仍然是无效的。福柯认为有效的抵抗会利用权力机制去动摇权力的稳定性，甚或颠覆权力。比如，在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同时也可使身体健康、使快感和享受变得比工作效率更重要。诚然，这种对压迫的抵抗也能被更微妙的控制所消解，比如在消费领域所出现的现象，或由整容业而带来的幻象。在福柯的晚期著作中，他阐明了批判的作用，认识到自我理解的界限；可能有其他的世界存在形式或自我经验，因此应该大大扩展自我创造的空间，也就是说扩展我们把自己当做艺术品而创造的空间。“因此，必须要抵抗统治，因为它限制了向行为主体敞开的可能性。这就是福柯为什么把自己的哲学看成一种社会风潮，不停地揭露并挑战压迫。他自己那种批判性的反抗就是要尽其可能，保证把权力游戏所产生的压迫减少到最小。”
总之，在文化研究的传统中，从权力与统治的各个方面对后现代媒体文化所进行的思考、对个体或群体主体性的认同方式的思考等，都和福柯的研究相关，虽然并非总是系统性地有意为之。在谈论这些著作之前，首先要强调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研究的视角，因此，问题不是简单与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法相联系，而是从现代权力与统治关系的视角出发，发现日常生活转变的可能性。
三、反抗社会性与文化研究传统
(一)为现时而斗争
为现时而斗争趋向颠覆了传统社会学，旨在考察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和各种潜能，认为它们都是由社会与历史变化的语境所限定的。该趋向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67)认为，社会行为主体不是文化傻瓜，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是完全自明的。这种批判传统的(政治)品质在于扩展主体的能动性，以此来改变社会关系。
阿多诺认为，社会控制的技术和文化工业的渗透技术越来越精密，日常生活即使不被扼杀，也会越来越虚弱，因此日常生活也许只存在于先锋艺术或理论分析之中。然而，日常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也有可能成为获得经验和社会变革的场域。至少，它反抗阿多诺经常攻击的同一性思想：那些由文化工业和技术统治论者、城市规划者和管理人员们所持的工具主义理想所表达出来的同一性思想。奥威尔描述的绝对集权国家尚未出现，因为依据列夫斐尔、巴赫金或德赛都的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各种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激情和想象，人们可以避免客观化、科层制和经验的同质性等逻辑。社会转变的动力机制深藏不露，而它应该得到认识、描述和实现。打破常规，打破那些人们惯常认为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建立新的联系，实现对生活的超越，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超现实主义运动就是要发现精彩的、诗化的日常生活。比如，巴塔耶(Bataille)、雷希斯(Leiris)和社会学学院就要在平庸生活中制造神圣，列伏菲尔和巴赫金分别把晚会和狂欢当做集体事件的代表性事例，“对变化的社会关系所做的自发的、沉迷的集体强化”。
于是，阐释社会学的一个任务就是维护日常生活及其知识和价值。自从80年代以来，米歇尔·马非索里(Michel Maffesoli)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用“社会性(sociality)”这一概念指社会交往中那些不能被正式化(formalize)的因素。他认为日常性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是流动的、矛盾的、不稳定的。他考察了后现代交流形式中的“活生生的经验”，把共通的感情经验和抵抗社会性的各种形式都考虑在内：它们都为日常生活打开了空间，但是却不能克服以暴力体制结构为特征的现代性权力结构。他提出社会现象的活力，强调非理性的意义以及后现代社会性所特有的表面化。因为对推翻资本主义现代性持更悲观的观点，马非索里的日常抵抗具有更强的非政治性特点。他认为，即便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仍会存在权力关系。这一点他与福柯的观点相近，虽然(就像文化研究一样)这种观点显得更加好战，更强调批判和干预的意义。
(二)抵抗、大众与“人民”：费斯克的分析
文化研究的目标与大众文化研究合法地位的确立有密切关系，比如威廉斯对日常文化和共同文化的重新评估、对“高雅”和“低俗”文化之分的挑战就与此相关。费斯克与霍尔、德赛都的理论联系紧密，自从80年代起他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影响巨大却颇具争议的分析，他强调创造性抵抗、强烈的快感与(对媒体)文本的消费之间的联系，重视对权力关系背景的分析。与马非索里类似，他把大众抵抗置于肉体快感之中，强调经验的感觉性特征，表面的、意义的刺激游戏以及文本所带来的快感。此外，大众还有明确的政治特征。当被“人民”利用时，大众文本会产生解放的潜在力量。这种潜力在他看来不能通过高雅文化实现。在这种语境下，他对“人民”进行了更精确的定义(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定义会永远有效，但却是当前公共化或利益联合的一种临时形式)：“人民、大众、大众力量是变动不居的效忠团体，它可能与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有接触；不同的个体属于不同的大众团体，并在它们之间游移。我所谓的人民，就是这种变动不居的社会团体，最好把它描述为人民的感情团体，而非外在的社会性的团体，如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地域，或随便其他什么群体。”这并未去掉“人民”与“阶级”这样的社会范畴之间的重合部分。然而，社会结构与这些文化纽带之间并没有确定的联系。此外，费斯克在后结构主义的意义上视主体性为游牧状态，在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分化中自由游移，然后根据情况所需，进入团体继而改变它，最后创造出新的联盟。
费斯克吸收了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德赛都的日常生活理论，对从属集团的反抗力量深信不疑。因此他描述了购物中心如何在不同空间被改造，认为至少它们可以临时被弱者所控制。建造购物中心是为了牟利，但现在却被消费者各取所需地挪用，老人和穷人去购物中心是享受里面的空调，年轻人则可以在那里玩免费的电子游戏或购买牛仔服然后再把它剪破，使其成为新社区的象征物。费斯克用更多的例子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社会中，没有秩序能够严格限定主体的位置或决定社会上的争论。社会系统的策略总是没有“人民”战术更有效、更成功。因此，“弱者”通过他们的战术性选择和策略决定哪些产品会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他分析的中心是“大众快感”，用来与“霸权快感”相区分。当然它被解释为在社会、道德、审美和文本等层面上存在的对抗力量。权力试图控制和管理快感。费斯克使用的概念把历史环境与狂欢快感联系起来，依据这种观念，大众快感经常被贬低、被看成是不合理的并且受制于社会规范。一方面，根据这种观点，费斯克找到了一种有效能量，以发展他自己对社会经验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看出快感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规训和“权力集团”的道德约束。大众快感触及人民所要进入的社会关系，它们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存在于特殊的社会语境、历史时刻和实践之中。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在文化工业所提供的资源和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产生的。这些文化资源一定会有某些连接点，会在某些文化和社会条件下产生回响。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无法得到定性说明，也无法解释它们是如何被链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文本所处的时空相关联，它们只是“可能性”。当大众自己的社会经验与从流行文本的博弈中所得来的意义产生关联时，大众快感便产生了。
费斯克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日常生活微观政治学的重大意义：它能够扩展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控制，扩大受权力关系所限制的自我决定的空间。各种关注共同社会的文化研究都不再使用意识形态理论或文化工业理论，因为这些伪装、策略和手段都没有系统化的组织，而是人民反抗权力集团的种种零部件。同福柯一样，费斯克没有将反抗视为一种本质，而是将其视为某种关系的组成部分，从属于权力关系。他由此得出结论，大众文化无法在文本中找到，而只是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众所周知，德赛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是费斯克理论的基础，他将其统合到葛兰西、福柯与霍尔所提出的权力和权力集团与人民对抗这一模式中。德赛都的理论更加复杂，且为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现代性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三)抵抗与德赛都的“真实”
德赛都不想提出一种系统化的或封闭的理论系统从而在意义和概念上控制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成为可被理解的领域。因此，他的著作更关注日常生活实践。用拉康的话来说，这便是他者性场所(filed of otherness)。现代的日常生活都是通过科层制进行组织和构成的。德赛都方法的特征是：创造性(即对身边物件的创造性利用)巧妙地改变、重组了日常生活，同时以不同方法对其进行调整。这些实践见证了文化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德赛都不只求助于实践，同时也唤起身体的韧性(stubbornness)，孩童的记忆和形形色色的文化记忆，这些都有助于对给定社会进行改造。反抗源于差异、他者性以及想象域，抵抗科层制管理和文化工业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他立论的基点是，日常生活是现代的权力模式、生产和消费的一种障碍。
与布迪厄把社会结构和现存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当做中心的分析，以及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不同，德赛都以“消费形式的组合与挪用”，和在消费世界与当前的技术环境中的“偷猎(poaching)”过程，来揭示通过创造性挪用而产生大众文化的“程序的可能组合”。这种反抗是隐而不显的。他分析的中心是日常行为的策略性特征。“策略只具有他者性的地位……正是因为没有固定场域，策略才由具体时间所决定……它们必须与事件进行交涉，从而产生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德赛都在阅读、对话、散步、电视消费等行为中发现一种对社会系统的巧妙挪用，这种社会系统是由权力策略和实用主义理性所组织起来的。“普通人”是“日常生活的英雄”，通过自己的行为或以颠覆的方式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与其说是通过颠覆性的内容或文本(媒介)而被生产出来的，还不如说是通过挪用的技巧而把文本改造成了自己的东西。通过在生活中的战术性漫步，不同的快感和利益都变得真实不虚。这样，德赛都强调，这种颠覆性首先是在生活中被体验出来的，与自由或阶级斗争这样的“宏大叙事”没有什么联系。
如果我们明白拉康所言的“真实”的意义，就能明白他的观点。在拉康那里，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被理解为不可被传达或表现的东西，无论是用图像还是用语言。它存在于文本或媒介结构的边缘，无法在感性经验中被象征性地构想或表征。德赛都则接受了前话语、思想、谈话与知识的无意识经验等概念，因此抵抗不是在意识层面上发生的，它不反抗霍尔和费斯克所主张的那种意识形态结构，它是在现实域、在日常生活中被无意识地链接在一起的。“它们改变了统治秩序，使现实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发挥作用。”德赛都表明，不能把日常行为的主体理解为反文化甚至是个体的英雄，他们是由各种关系所构建的。“日常生活行为”不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评家或某些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张的那样，是从属阶级自发的反抗力量，而是在工业社会中那些“边缘的大多数”的反抗力量，他们不是文化的生产者但却巧妙地利用空间进行嬉戏。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挪用了那些由奢侈经济所制造出的产品。德赛都谈到了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他在《宇宙》中讲述了一个小公务员，此人不停地重复“如果你没有得到所爱的东西，那就去爱你所拥有的东西吧”。布坎南(Ian Buchanan)认为日常生活具有可识别的形式与逻辑，而这是“日常生活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他认为，研究和野外调查的真实主题是日常行为的特征，只在文化运作逻辑的框架下进行才能进行合理的理解。德赛都建立了新的文化分析形式，旨在实现日常生活的多元性和异质性。通过拉康可以对此进行更深一步的解读。显然，不稳定的、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的微观实践不能被系统化地纳入到体系中，这也可以解释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布朗肖的观点也有类似之处，他将日常生活定义为人类可能性的无限结构总体。德赛都进一步强调动态和变化，而不是对身份认同进行辩证思考。在一个给定的社会秩序中，他将未得到社会承认的原则与矛盾和日常生活的开放性统一起来。甚至霍米巴巴的混杂文化身份理论(hybrid identity)也表明，不是对殖民话语的反抗，而是模仿性的习得、再定位等实践赋予从属阶层破坏同质性进程的力量，从而开启新的可能性。德赛都将社会变革视为社会内部蕴含的一种潜能，而不是结构的彻底断裂，这无疑具有乌托邦性质。德赛都“可能的地理学分析”就是要彰显日常生活中实在与可能之间的张力。
德赛都与那些悲观的分析不同，他认为日常生活不可能被完全殖民化。至少在现实层面上，对体制的反抗会继续存在，异质性所具有的力量在源源不绝地制造抵抗。日常生活就是反抗的场所，但并不总会是费斯克所说的政治性抵抗力量，德赛都更为关注的是精神分析对抵抗策略的启发，所强调的是过程与实践，它们都抵制权力关系及其表征。因此，他不仅关心挪用的想象性形式，同时也注意到日常生活不可能被完全驯化，不可能完全被权力所渗透。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客体和实践被意义、幻想与感情所包围。他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与其自身相关的日常生活诗学。
本文旨在提供一种视角，考察日常生活的(批判性)抵抗概念。通过分析日常行为的不可驯服性和经验的感性模态，该视角拓展了媒介文化的语境，也为我们拓宽了“社会实践”这一概念的范围，从而让文化多样性得以彰显。这同时也阐明了在后现代生活中它们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其冲突与张力、当我们认识并且穷尽种种逃逸的可能性，或试图理解社会转变所需的条件时。不理解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内在反抗性，(全球)媒介文学批判理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
(注：本文原文为英文，中译稿首发于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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