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风险和对策（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对策论文,风险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特点及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78-1985年是工业结构快速调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开始快速发展的阶段；1986-2002年是工业结构协调发展，第二产业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大幅增长的阶段；2003年以后是重化工业高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第三产业则稳中有降。在这几个阶段，第一产业除了前几年比重略有上升外，其余时间一直保持快速下降的势头(参见表9)。
(1)第二产业比重下降阶段(1978-1985年)。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结构调整措施，改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大力发展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从而使得第二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47.9％下降到1985年的42.9％。①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轻纺工业、传统耐用消费品(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新兴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照相机)生产快速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6年的47.6％；重加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9.9％下降到1986年的27.7％；采掘工业由1978年的6.8％下降到1986年的5.9％；原料工业由1978年20.2％下降到1986年18.8％。
改革开放解放了部分劳动力，大大促进了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开始由降转升，其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1985年的28.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的比重(参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
(2)第三产业快速增长阶段(1985-2003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开始加强基础工业发展，工业结构向以装配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即由消费品工业为重心和原材料工业为重心向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为重心发展转变。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第二产业整体上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2002年的44.8％。内部结构中，重加工业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略有增长，轻工业略有下降，而原料工业的比重则有较大上升，从1986年的18.8％上升到1998年的23.7％。
第三产业延续前一阶段的势头保持快速增长，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28.7％快速上升到2003年的41.2％。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部门仍占据最大比重，2003年占到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6％，邮电通信、商务服务业、物流业、社会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迅速成长，但仍表现出现代服务业部门所占比重过低，关键性的第三产业部门(金融、科研)发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产业整体竞争力有待加强。
(3)第二产业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以后)。在2002年以后扩大内需政策的带动下，我国开始迈入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快速发展，并拉动了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中间投资品行业，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也大幅增长，由此使得第二产业整体快速增长，其占总产值的比重由2002年的44.8％上升到2006年的48.6％。内部结构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上，2003年重化工业的发展增幅达18.6％，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4.5％，到2006年上升到69.5％，而轻工业的比重则相应下降，由1999年的41.9％下降到2006年的30.5％。同时，也存在许多隐患，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使我国付出了很高代价，资源和环境难以承载其持续发展。
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第三产业在总产值总的比重出现稳中有降的态势，由2003年的41.2％下降到2006年的40.1％。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结构水平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
2.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整体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当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且经济结构的各项指标与阶段特征差异较大，如工业结构指标远高于中期的阶段特征，而城市化水平则远滞后于中期特征。
(1)基于人均GDP和三次产业结构的指标衡量，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2007年，我国人均GDP为478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2005年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对照国际经验数据，可以判断我国目前刚刚迈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基本处于下降趋势，2007年占比为11.3％，已比较接近于10％。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始终高于第三产业，但差距在逐渐缩小，2002年两者相差仅3.3个百分点，而2003年以来，两者的差距又有所扩大。2007年，第二产业占48.6％，第三产业占40.1％，相差8.5个百分点。根据产业结构可以判断，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参见表10)。
(2)从工业内部结构判断，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化开始于矫正传统产业结构的扭曲，但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上遵循并符合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且受全球分工布局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相对较快，所占比重也较高。200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为54.4％，处于工业化后期50％～60％的范围内，据此判断，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显然，这一判断要高于我国工业化的整体水平。
(3)城市化水平低，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间阶段，与工业化中期指标差距较大。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城市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4.9％，处于工业化初期的30％～50％范围内，低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0个多百分点。因而，如果基于城市化水平判断，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间阶段。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整体进程。
(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还比较大，处于刚刚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下降，但受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三次产业发展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为42.6％，高于第三产业10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7个百分点，处于工业化中期30％～45％的范围内。说明如果依据就业结构判断，我国处于刚刚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压力。
1.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当前，我国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发展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演进不仅具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特点，也具有全面、开放、不均衡等自身特点。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除了二次产业比重大但整体竞争力不强、三次产业发展滞后、资源和生态环境难以继续承载现有的增长方式等问题外，还具有大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地区间工业化发展极不均衡、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逐步下降、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发展影响大等特点。
(1)大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和规模化发展。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资源供应，还是国内需求，都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必然是大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和规模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门类齐全，规模经济显著。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门类齐全、领域广泛、具有较大规模的一次、二次、三次产业体系。既有纺织、服装、采掘等传统工业，也有电子、通信、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既有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传统服务业，又有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的现代服务业，且这些产业都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二是产业配套能力强。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产业集群为核心、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强、产业间联系紧密、技术溢出效应显著的产业体系。这种产业体系也构成了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优势产业突出。如在制造业领域，我国具有相对较大的比较优势，尤其在纺织品、服装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等方面，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均具有绝对优势。
(2)地区间工业化发展极不均衡，产业结构差异大。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条件相差较大，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层级的产业结构，相互间具有较高的垂直分工特征和很强的包容性，包括对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的包容，协同效应显著。
各地区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特化于第一产业，说明这些地区是中国一次产品的供应地；东部地区特化于第二产业，说明该地区由于参与全球分工程度高的原因，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但特化程度并不高，原因是该地区第二产业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较大；相对而言，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的特化指数最接近1，说明该地区与全国总体结构相当(参见表11)。
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根据各地区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可以判断，各地区当前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东北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显然，各地区工业化发展极不均衡(参见表12)。
(3)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程度高。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的，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升级均具有国际化特点，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外经济的依赖程度高。2003-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5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28.5％，由2002年的0.62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50.3％上升到2007年66.2％，对GDP的贡献率大幅提高。2005年以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连续3年保持在20％左右，拉动GDP增长均在2个点以上(参见表13)。
二是国内经济中外资的贡献率较大。2004年以来，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在600亿美元以上，2007年达到748亿美元。外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较大，我们以三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加以衡量，这一比重近年来快速增加，由2002年的18.1％上升到2006年的28.0％。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比重更大，如上海市2006年达到60.2％。可见外资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巨大(参见表14)。
(4)国内人口多、劳动就业压力大，但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在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逐步下降。通过分阶段研究，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征。1990年以前阶段，第二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保持在0.5以上，但1990年以后，各阶段已低于0.2，其中1995-2000年阶段，甚至低到0.061。第三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在1995年前的各个阶段均保持在0.5以上，但1995年以后,已回落到0.2附近(参见表15)。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产出弹性的下降一方面与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不同行业由于技术进步、企业效率提高而导致的产出吸收就业强度下降有关。
(5)地区间竞争激烈，政府组织资源的能力强。地区间竞争激烈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地区间竞争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对于现有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升级发挥了很大作用。
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组织各种资源要素的能力。通过地方性的产业规划，对本地区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容量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通过土地、税收、工商和金融便利等政策优惠作为招商手段，吸引符合本地产业规划的企业和项目流入；通过国有资本对公共设施、基础性项目的投入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通过工商检查、行业标准、公共服务等各种手段，来规范、调整和升级本地区的各种产业。
2.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各种压力。
(1)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成本等都在上升。劳动力方面，1998年以来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增长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率。2004年，我国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在以往报酬水平下的劳动供求平衡正在被打破，部分行业和领域工资的上升带动了工资水平的总体上升。土地供应方面，逐渐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将纠正以往土地使用中损害农民利益和浪费土地资源等严重问题，从而会使地价上升，带动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另外，人口大国也决定了我国所面临的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们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来看，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等的上升也是必然趋势。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必然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高效率、高技术、低消耗的资源节约型方向升级。
(2)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容量正在趋于饱和。内需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村市场一直没有启动和开发，二是部分产品的市场容量正在趋于饱和。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内需刺激政策的持续实施，城市居民的低端生活品需求在下降，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也由近几年的爆发式增长向逐渐趋缓转变，很多大城市发展也进入饱和状态。这就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不仅要在效率、技术、类型上升级，同时也要在空间上进行优化和升级。
(3)外需在逐步收缩，国内产能出现过剩。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大国，外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但我国的贸易条件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恶化的状况。我国不仅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还越来越多地受到进口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随着出口额的增长，对我国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加。同时，受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及人民币升值，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我国的出口空间，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受此影响，国内的纺织、钢铁、水泥、焦炭、电解铝等很多行业的产能出现过剩，有的过剩率甚至高达50％以上，急需通过淘汰技术低、规模小、设备陈旧的产能来进行结构升级。
(4)国内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国目前已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个发展阶段，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们的需求开始多样化，消费结构逐步趋向高级化升级，对生产的产品性能、质量、更新速度等提出更高要求，这必然要求企业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精密性、多样性。显然，当前产业结构过于向初级产业部门倾斜，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附加值高的产业比重低的特点，已不能适应改变了的需求结构，迫切需要调整和升级。
同时，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空气清洁、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等，对环保、安全的容忍程度降低，愿意为此支付的成本上升，主观上要求改变现有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
(5)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仍在延续。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演进，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正处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上，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正在把汽车、机械、化工等工业化阶段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我国转移；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调整是制造业部门资金的流向不断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这一调整趋势仍在延续。中国作为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方，是否有能力承接汽车、机械、化工等国际产业的转移，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精细化、低能耗、集约化生产的条件。
(6)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难以支撑现有产业结构。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油气、铁矿、铜矿等重要的自然资源拥有量较低，国内供给压力大；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环保、环境舒适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当前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容量难以支撑全面的、长期的高消耗、高污染、高度破坏生态的产业结构，必须通过逐步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以及总的污染排放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我国未来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和特点。
1.我国未来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预测。以下，我们根据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来推断未来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
(1)工业化发展进程和拐点判断。根据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 000～14 000美元(2005年美元)左右，将会出现第二产业的拐点，从而完成工业化发展，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据此判断，按照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假设2007-201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2010-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2015-202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8％，2020-202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为2％)，预计我国将在2010年后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在2018年(即“十三五”规划中后期)以后进入工业化发展拐点，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在这里，我们给出的仅仅是一种情景，具体的拐点时间将会依据未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改变)(参见表16)。
(2)产业结构及其他经济指标的变化。借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发展拐点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政策措施，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在2010-2018年工业化后期和2018-2025年工业化发展拐点时的产业结构及其他各项经济指标(参见表17)。
产业结构
按照工业先行国家的一般规律，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比重增长会变缓，而第三产业比重将会快速上升。到了后工业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第一产业比重仍将继续下降。在2008-2010年间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在2010-2015年间年均下降0.3个百分点，在2015-2025年间年均下降0.2个百分点。预计到2018年为8.8％，2025年为8.1％。
第二产业比重将出现缓慢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拐点可能将在步入工业化后期即2010年前后出现。预计2008-2010年间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在2010-2025年间年均下降0.2个百分点。这样到2018年，第二产业比重为47.6％，到2025年为46.2％。
第三产业比重在第二产业拐点之前仍将保持稳定，拐点之后将会快速上升。预计到2018年，第三产业比重会上升到44.4％，2020年将会高达47.2％。
工业结构
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是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和后期的主导产业，尤其在工业化后期，加工制造业的比重将会持续上升。按照现阶段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的速度，到201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56.8％；2018年以后制造业增速将会趋于平缓，按年均增长0.05个百分点测算，预计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57.2％。
城市化率
按照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每年城市化率将增加1个百分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央决定加大城乡一体化建设，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当前很多隐形城市化会显现，城市化水平在下一阶段将会快速提高。预计2008-20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年均将增长1.5个百分点，2010-2015年间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2015-2020年间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这样，到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为58.4％，到2020年提高到64.4％。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我国现阶段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年均下降1.8个百分点。随着中央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速度将会有所提高。但受中国农村人口多、城市就业压力大等因素制约，预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08-2010年间将会年均下降2个百分点，2010-2015年间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2015-2025年间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因而，预计到2018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下降为25.5％，到2025年为18.5％。
2.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除了一些基本特点，如第二产业向精密加工制造集中、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技术和资本依赖性增强等以外，还会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资源禀赋和结构差异大等基本国情，呈现出升级内容多样性、升级导向多元化、地区间互补性强和空间调整幅度大等特点。
(1)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多样性。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阶段、产业结构状况等现实差异，未来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可能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在产业类型上，整体上看，传统产业仍将是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但会呈现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各种产业长期并存的局面；在产业分布上，不同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东部地区技术、资本、市场依赖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在扩大，未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会有较大提升，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优势突出，未来重化工业、加工制造等将是发展重点；在升级方式上，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特色，东部地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价值链创新来进行结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将主要依靠吸引外部企业和资金流入、培育新的产业成长、鼓励规模化生产等方式来促进结构升级。
(2)产业结构升级模式会有多种导向。多样性特征反映在升级模式上会出现多种升级导向，如市场导向、资源导向、大企业导向和外商投资导向等多种类型。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导向、贸易导向，将主要依靠出口和创新来推动，其出口率、创新率都会比较高。中西部地区的结构升级将以资源导向为主，主要依靠种子型大企业来推动，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和配套服务，促进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调整。
(3)不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强。随着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不同地区间产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更具特色的是这些产业结构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首先表现在产业链条、上下游关系上的互补，东部作为产业先行地区，在市场、技术、资本上具有优势，中西部作为劳动力、自然资源的优势地区，在一次产品供应上会比较突出，东中西部地区相互间仍将保持较高的垂直分工特征；其次表现在经济制度上的互补性和包容性，东部地区将会突出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制度，中西部地区则会突出鼓励规模生产、集群生产等的制度。正是由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才使得我国产业结构体系完整开放，又能充分适应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
(4)提升产业品质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考虑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等基本国情，必然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高效的升级道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向高端延伸是结构升级的长期内容，但在未来的较长时间里，我国还需要将提升产业品质作为升级的核心。所谓产业品质就是产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国际竞争力等综合能力。目前，我国很多产业虽然在规模上已达到国际前列，但在产业品质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如钢铁、纺织、电子制造、汽车制造、炼油等，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核心技术等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如钢铁，目前我国大量高性能、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仍依靠进口；又如炼油，我国炼油厂的平均规模为245万吨(2004年数据)，仅有世界平均规模的1/3。因此，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必须突出生产的规模化、精细化和现代化，在提高产业品质上下功夫。
(5)空间结构调整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和升级导向的差异，未来不同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大规模转移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受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和内部结构调整的影响，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将会逐步向具备发展条件的中西部地区调整，包括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鞋业、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也包括具有技术和资本含量，但劳动力和土地在成本结构中占较大比重的产业，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方式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转移，一个是辐射。辐射是以东部地区具有市场、技术、资本优势的产业为中心，通过产业链延伸，在中西部地区形成相应的配套服务和专业化生产。转移则是东部地区原有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东部地区仅作为这些产业的研发、出口基地。
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1.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势。
(1)国内市场大，且具有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超大规模的人口和日益增长的居民购买力造就了一个大容量的国内市场，无论是居民基本的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电视、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汽车、住房等高价消费品，还是知识、信息等新型消费品，都具有十分庞大的市场规模。由此也为国内大规模的生产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产钢、第二炼油、第一电子信息产业、第四汽车生产大国，单个企业(或装置)的生产规模也正在大幅提高。
(2)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劳动者规模庞大、素质较高。尽管近年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上仍处于较低位置。以制造业为例，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德国的1/24，加拿大的1/23，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②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在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中的比重较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对我国产品的低价格优势影响不大。以鞋类为例，我国平均单价仅有西班牙的20％和意大利的8％。即使劳动力成本提高1倍，相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平均单价只会提高2个或不到1个百分点(参见表18)。
相对于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言，我国具有一支数量稳定、规模庞大、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较高比重，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年平均0.7％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得到保持。另外，根据2006年原劳动保障部公布的数据，目前在我国2.7亿城镇从业人员中，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大约占22％，初中教育水平的占46％；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具有相当水平的技能劳动者8720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3％，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186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21％(参见表19)。
(3)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好，技术储备有一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加，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铁路、公路、航运、电力、通讯、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较好。2007年底我国铁路网络长度达到78 000公里，居世界排名第三；截至2008年7月，中国互联网用户已发展到2.53亿，居世界首位；港口吞吐量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
目前我国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产业配套条件好，尤其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含量不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形成了相当多的优势产业集群，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电子商务等现代化的流通方式正在兴起，使得要素组合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国已具备复杂和高级技术设备的自主生产和配套能力，在航天等尖端技术领域已经站到世界前列，并已正式启动大型飞机、煤气田、核电、水污染治理、重大新药创制及新一代移动通讯等专项的实施，为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储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已形成，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确立，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拥有完全的企业自主权；已形成全国统一、发育较好的产品市场，消费者主权得到了很好实现，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根据供求关系自主决定；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宏观调控方面，已建立起了以经济和法律为主、行政为辅的多元化调控体系，以发展规划、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核心的间接调节方式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且运作有效。
在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社会整体环境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形势，为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和产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5)具有后发优势，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能够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后发优势是一种潜在优势、相对优势，需要有转化条件，如果转化不好，也可能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本、技术积累和制度创新条件，才能吸引外资进入，才能通过模仿、学习和引进等手段，将后发条件转化为后发优势。目前，我国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进入了发挥后发优势与提升经济水平良性循环的轨道，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渐紧密，相互间资金、人员、商品、服务、信息等要素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已成为全球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能够充分利用国外(境外)的资本、技术、人才和石油等重要的资源为国内经济发展所用。
2.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因素。
(1)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在不断上升。人均资源拥有量比较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森林、水、石油、金属矿产等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都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2186立方米，不到人均3000立方米的轻度缺水标准；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5％；人均石油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即使是我国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9％。③尽管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由于65％以上属于山地丘陵，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面积大，因而自然环境对于生态的“应力”或“胁迫”大大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大致是后者的1.25倍，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而且，在近几年受高污染、高度破坏生态的产业的影响，我国的大部分江河水系、近岸海域及大城市的空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污染，水土流失严重，草原生态整体恶化。
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约束，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尽管劳动力一直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2004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表明以往报酬水平下的劳动供求平衡正在或可能将被打破，部分行业和领域的工资会有所上涨，带动工资水平总体上升。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环境保护等，同时也会使地价、环境成本上升，带动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
(2)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技术和知识产权相对匮乏。我国虽已成为制造加工中心，但处于产业链的中间位置，其增值率不高，产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人才、技术和知识产权相对匮乏，缺少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根据商务部的资料，尽管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已经超过50％，但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以彩电和DVD为例，截至2006年底，在与彩电相关的10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仅掌握了其中的60％；在65项手机相关的关键技术中，我国只掌握了50％；在57项DVD关键技术中，我国仅掌握了15.8％。④而且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发达国家从其战略图谋考虑，都对转移或转让前沿技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我国依靠引进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越来越小。
(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动力。我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展，劳动力、土地、资本、环境及一些战略性资源的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价格信号作用难以发挥，存在价格扭曲，限制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了企业的浪费和单纯的扩张倾向，不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由多种因素造成，有的主要是改革不到位，国家控制力大，如资本及一些战略性资源；有的主要是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如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有的主要是由于产权的缺失，如环境资源和一些土地资源。这些因素都需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解决，难以在短期内有显著改善。
(4)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更多统筹协调。地区间禀赋结构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方面，东部相对稀缺，中西部相对丰裕，如人均耕地中部地区约为东部的1.7倍，西部约为东部的1.8倍；经济发展方面，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7年全国人均GDP为3.74万元，上海最高，为6.55万元，贵州最低，仅为0.67万元，两者相差9.8倍，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人均资本拥有量等也有显著差异；产业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特化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对落后，东部地区特化于第二产业，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社会发展方面，东部地区远快于中西部地区，如城市化水平，2007年广东省为64％，贵州省却不到28％。地区禀赋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决定了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平衡，在地区间必然会有较大差别，需要更多地协调和统筹。
(5)企业管理制度落后，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设备，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同时某种程度上学习和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企业的成长。但与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在管理理念、营销方式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落后的管理方式制约了企业和产业的升级。中小企业是行业发展的基础，其竞争力的强弱关系到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和优化升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竞争力较弱，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
(6)社会矛盾多、影响广，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的社会成本加大。我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共同推进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整体性变动及结构性变迁的历史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制度的重新建构，导致利益的分化与利益群体的形成，使得利益冲突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群体之间频发，由此造就了各种社会矛盾，如涉农矛盾、干群矛盾、群体性矛盾等。这些社会矛盾波及范围大，影响人员多，社会影响广，往往关系到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的主体利益差别甚至超过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一件偶发的社会事件，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的社会矛盾，一旦处理不好，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严重不良后果。因而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必须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尤其要保障社会有较高的就业水平。
(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有利的基础条件，也存在资源生态等客观制约因素，同时也存在足以延缓乃至破坏结构升级的一些风险和挑战，如产业结构固化的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缺乏知识和技术支撑体系的风险、经济大起大落及不确定性增强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和挑战不仅是结构升级所面临的，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
1.过度依赖外需，已有产业结构固化，弱化经济自我调节能力，延缓产业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改革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需大量增加的好处是使既有生产能力拥有更广泛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收益，但同时也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波动，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总量上看，外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外生变量，国内政策对其影响有限，过度依赖外需弱化了国内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增大了产业的外生风险，一旦世界需求出现下降或大幅波动，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从结构上看，过度依赖外需使我国产业结构更多地按照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体系进行布局和调整，造成了国内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国内生产部门之间的非均衡配置，也固化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减缓了结构升级的压力，使得大量本应逐步退出或升级的低端、低附加值产业或环节仍有生存空间，不仅延缓了结构升级进度，而且在国际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或我国比较优势出现动态升级的时候，会影响甚至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潜力。
因此，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过度依赖外需都将延缓和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比如较长时间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中低端加工为主的供应结构上，从而增加未来结构调整的难度。从当前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这种风险已经开始显现。
2.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会扰乱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经济增长中出现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产业结构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波动中得到优化和升级。但如果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短期内大幅的波动，如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严重冲击，就会扰乱正常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譬如，政府的各项经济发展政策无法得以落实；会扭曲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会被打乱；在经济大落时更会产生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严重时甚至可能会产生社会动乱。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宏观经济的周期性不稳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不顺畅，有其内在的特殊关联关系。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在产业升级时，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哪一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许多企业的投资像波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涌向相同的某个产业。譬如，我国近几年投资集中在房地产、汽车、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产业。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为赚取存贷利差也乐意给予这些投资项目金融支持。然而，投资上的“潮涌现象”一方面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整体失衡和产业体系中的“瓶颈”现象，并给资源、环境带来过大压力；另一方面等到每个企业的投资完成后，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大量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情况严重时还可能诱发通货紧缩和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波动虽然能产生“破坏性创造”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频繁的周期波动和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会使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企业对未来无法作出较为明晰的判断时，最优的选择就是维持现有的生产，不扩大、不改进、不转型，这样就使得本该退出的不退出，本该扩大的不扩大，最终扰乱了正常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3.资产价格暴涨，吸引大量生产领域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推迟乃至破坏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对钢铁、能源、土地、住房等资产需求大幅增长，必然会导致这些资产价格的上升。国内外历史经验也表明，资产价格作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合理上升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资产价格在短时间里大幅飙升，则会给产业结构升级乃至整个经济带来很大危害。首先，吸引大量原本处在生产领域的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进入资产交易，急功近利，在短期内牟取暴利，使得生产领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在主观上缺乏动力，客观上缺乏资金、人才等资源保障，推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和基础原材料等资产价格大幅下滑，社会财富急速缩水，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导致很多优秀的实体企业破产，尤其是那些过度参与股市、房地产、资产投机的企业，从而破坏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导致资产价格暴涨的原因有多个方面。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信息不对称性高、市场竞争不充分等，是导致资产价格暴涨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资产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投资者的主观意愿或情绪，很容易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的发展，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体系，使得大量资金持续进入就易引发资产泡沫。
4.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导致创新激励缺乏，难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创新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本质上需要技术、工艺、商业模式等的创新。这些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必然会导致缺乏创新的激励，难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技术发展正逐步从以仿制和引进技术为主转向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部分行业的产品结构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缺失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活动也开始进入活跃期。因而，在这个时期，对创新的激励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但与当前经济转型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不足；部分法律法规缺失，一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不高，成本高、效率低、能力弱，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与知识产权相配套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有待改善，信誉体系不完善、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等都影响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逐步得到解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效率就无法保障，也就无法有效激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从而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强大的技术支撑，陷入“无技术工业化”的困境。
5.知识和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使产业结构升级缺少持续的支撑能力。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⑤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知识和人力资源的核心地位尤为突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知识、技术、人才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就会犹如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尽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结构并不合理，而且缺乏生产中的技术培训、职业训练等，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大量产业工人仅有初、高中的基础性教育，又缺乏后续的专业培训，因而难以满足制造业升级的要求，而第三产业尤其是高层次服务业的人才比重又偏低，难以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方面获得持续性突破。就企业而言，长期以来，国内企业普遍偏重于走依赖引进技术和专利、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的道路，在知识积累和人才梯队培养等核心能力建设方面显得较为薄弱。科研投入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科研总体投入增长很快，科研队伍不断扩大，专利申请数量也快速增长，但由于起点低、基础差，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仍比较低。据统计，2007年中国500强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32％，远低于世界500强3％～5％的平均水平。⑥
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企业的研发、设计、物流、配送、营销、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往往依附于企业自身的生产而发展，在此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又多把这些生产性服务定位为辅业，抑制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当然也受其他如市场环境、政策、人才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这与当前产业不断融合、全球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大背景是不相符的，也因此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结构升级缺乏知识、人才、相关行业的持续性支撑。
6.产权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使企业缺少长远眼光和长期行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大企业凭借其所具有的资金实力、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和资本经营等综合性优势，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力量。目前，我国的大企业仍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在2007年前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了66.2％，收入和利润占比更是高达80％多。⑦而且由于国有大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能源、通信、重工、冶金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中，因而国有大企业内部的产品、结构升级对产业整体的优化和升级起着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围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项改革工作并未完成，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失效问题也仍远未解决。到目前为止，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在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持股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自身基本没有实现。这些企业大都仍是按《企业法》注册的国有企业，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与现代的治理机制无法对接。产权结构不完善导致公司治理被扭曲的现象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尚未推进产权改革的母体公司，既背负着大量遗留问题，又保留了大量旧体制因素，尽管其二级或三级公司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总体上犹如“旧体制控制新体制”，形成对已改制企业的冲击。在这种双重体制的作用下，即使是已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二级上市公司在执行中也会走样，容易受母体企业人事任命、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等的影响，而缺少长远眼光和长期行为，企业内部的产品、业务、技术等优化和升级缓慢甚至停滞，从而制约了产业整体的升级进程。
五、保障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的应对策略
应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特点和未来升级的特点相结合，必须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势与制约因素相联系，必须处理好结构升级与保障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基于上述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特点、升级的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未来升级的路径和特点、升级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等的分析，并在借鉴有关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下保障我国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的应对策略。
(一)以转变发展方式引领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外需持续扩大带来的出口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虽然总需求比较旺，但内需所占比重逐年下滑，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挤压国内有效需求，增加外部冲击的风险。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的出口有所下降，但这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的大好时机，提高内需增长对拉动经济的贡献率。如同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迫切需要由外贸依存型向外需和内需并重方式转变。
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块，一块来自于消费拉动，一块来自于投资驱动。从消费拉动方面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刚刚起步，住房、汽车和信息类电子产品的消费潜力巨大，关键是采取措施稳定大家的消费预期，把真实的需求释放出来。因此，未来几年要积极推进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改变制约内需扩大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从投资方面来看，要引导企业开发内需市场，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转换，支持企业向产品升级换代方向发展。近几年我国很多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形势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提高了产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产能扩大使企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在产能很高的情况下，生产中仍然有很多卡脖子的环节，自然也就成了高附加值的环节。因此，国家要合理控制相关行业产能，同时引导企业投资向新产品研发和研发能力集中，并对高风险的研发项目给予支持。
外需方面主要是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在实施一般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基础上，对出口企业产业链升级给予支持。并在稳定外需的基础上，加强出口结构调整，促使内外向经济协调发展。要发挥我国在劳动力、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加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改变低端产品、资源性产品大量出口局面，逐步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资源型、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既有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的因素，也有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乃至安全成本被人为压低的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尽快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乃至税费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使产品成本全面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逐步扭转逆资源禀赋出口的行为。
(二)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增强企业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信心。
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够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规避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一旦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短期内可能引发经济的大幅波动，长期内可能扰乱国民经济的内在秩序，导致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甚至倒退。拉美、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都先后出现过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停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没有出现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但要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上述国家的事情。
在把握宏观调整方面，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特别是加强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国际市场等重点领域的监测，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前瞻性和及时性。要加强银行、证券、保险等各个监管部门间的相互协调，更多地利用利率、汇率杠杆来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防范规避性金融创新活动侵蚀货币政策效力。要切实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同时，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的特点和实施空间，合理搭配政策组合，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日趋严峻，金融危机正在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扩散。在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露。当前尤为突出的是，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宏观调控的关键是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防止经济出现大的回落，增强企业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信心。
(三)引导产业资本有序流动，并在产业资本与金融市场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泡沫经济危机，给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教训是：金融自由化不是自由放任。当年日元在压力下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推动房价及股市持续大幅上涨，同时也吸引大量原本处在生产领域的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而当年日本政府在资本过度流入，资产价格不正常上涨的关键时刻，没有对过剩流动性进行及时管理，错过了金融紧缩的时机。最后泡沫破灭，“银行不倒”、“地价不降”的神话破灭，产业资本深受其累，日本经济也深陷困境。
2006年以来，我国也出现了资产价格大幅升降的现象。在股市、房市暴涨时，在财富效应的诱惑下，很多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闲置资金都会流入股市、房市，而忽略实体经济本身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些银行、保险、信托的资金大量流入股市、房市，从而变相压缩了提供给实体经济中的资金额度，造成需要资金的企业拿不到钱，逐渐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不匹配。而在股市暴跌之后，很多优秀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资金过多投入资本市场，导致产业发展资本缺乏，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资产价格暴涨暴跌，会推迟乃至破坏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而防止资产价格暴涨暴跌，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引导产业资本有序流动，拓宽社会资金的进入领域和投资渠道。社会资金的流动都是趋利的，如果没有多元的投资领域，势必会集中流向某个领域，尤其是短期性的资产交易，因此拓宽渠道、引导流动非常必要。我们应逐步开放能源、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多为国有资本垄断的行业，逐步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各种门槛并提供更多便利，鼓励企业对新领域、新技术多进行探索和尝试。二是要在产业资本与金融市场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对产业资本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行为，要加强监管和指导，要针对不同性质的资金流动采取不同的监控措施，尤其要严密防范产业资本流动导致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的现象。
(四)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支撑体系。
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是决定制造业发展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制定了以鼓励产业技术开发为重点的政策，建立并不断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从而在劳动力、资源等经济投入要素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凭借技术创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近年来，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上升，依靠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等简单、初级生产要素的堆积型增长模式，正在向生产要素升级、制度(包括体制和机制)和技术双重创新的集约式增长路径过渡。从工业化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也已经进入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即在工业技术选择上，实现从被动引进、模仿的单项技术应用型向主动消化、学习创造的集成技术创新型升级。
创新驱动型产业结构升级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发展出现了“非物质化”，知识、技术、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而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支撑，具有公共性，仅依靠企业提供，往往会出现短缺的情况。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政府“推一把”非常必要，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已提出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相关科研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工作都在逐步完善，未来需进一步扩大范围，并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在全社会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知识、技术、人才等多元体系，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国家层面应加强体制和制度建设，解决好全局性、制度性和政策性问题，并重点组织与实施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的产业结构状况和发展目标，在国家全局性的体系框架内，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加大人、财、物的投入，重点要加强相关技术、品牌、人才、质量检测等各种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企业的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五)打破地方市场行政分割和产业同构，鼓励和引导产业跨地区的空间布局优化调整。
随着生产全球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加快和持续发展，不计国别，不惜资金，不惜人才，甚至不惜技术，融入或进入一些国家和地区，使世界联系愈发紧密，使整个世界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正在经历一个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化、工业化从小板块向大板块集聚，市场发展产生了统一的需要、产业发展产生了规模集聚的需要、资源组合产生了配置效益的需要，城市化标志的人口集中、工业化标志的产业集中将使我国现代化从“点”向“面”的发展飞跃和提升。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条件相差较大，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层级的产业结构。地区间禀赋差异、发展进程的差异等决定了我国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将是一个多元化的、多重导向的体系。这种在空间布局上具有互补性的产业结构组合也有利于降低和规避结构升级的风险。因此，结合我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加强区域性的产业布局规划，鼓励和引导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应成为我国未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在发展区域经济，提升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必须逐步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区划。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地区与全国产业结构、地区与地区产业结构目标之间的冲突，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与重复建设等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地区之间由于产业同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现象。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直接导致全国产业结构整体效率降低；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加剧了中国原有的原材料短缺和加工能力过剩的矛盾；造成了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使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难以形成。因此，在加强地区间产业协调发展、提高地区间互补性的同时，要通过体制改革打破由行政区划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降低产业在地区间转移的门槛和费用，降低产品在地区间流动的环节和费用，鼓励企业按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进行布局，形成一个结构多元、布局合理、流动畅通的产业结构体系。
(六)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行业准入门槛，不断完善对垄断产业的行业监管。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平等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拥有平等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行业准入门槛，能适时催生市场主体，不断地为市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力。美国20世纪70年代采取了放松经济管制、促进竞争的政策，为航空、电信等行业直接创造了发展空间，为此后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并一举打破经济发展中的“滞胀”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以实现竞争性产业的政企分离、企业间相互竞争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为重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垄断性产业的改革严重滞后，原有体制下的许多僵化和扭曲现象继续存在，经营绩效与消费者和所有者的要求相距甚远。改革在竞争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的不平衡正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自然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管制改革及竞争性结构的形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重点课题。
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行业准入门槛，要结合技术进步和管理手段的发展，对铁路、邮电、自来水、公共交通等行业的经营链条开展深入分析，明确哪些是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哪些是可以引入竞争的；即便是可以引入竞争的环节，也要明确其特定的市场竞争结构，并确定相应的监管架构。在此基础上，要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将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环节，以缓解其长期以来面临的投入不足问题；对于可以引入竞争的环节，则要开放市场准入。要加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力度，为不同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开展经营创造公平条件。
(七)继续推进中央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驱动下，全球产业竞争加剧，众多发达国家为适应全球化的竞争环境，无不依托大企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从技术创新的层次来说，由于大企业具有雄厚的物力、人力和财力，因此既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发展的核心力量，只有大企业通过一系列研发和投资活动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本国相关产业及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来看，大企业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大企业具有实施以高层次产业替代原有产业的实力和动因，具有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实现现有产业升级的平台和动力，同时，由于大企业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层级，使其更容易通过内部制度创新的组织方式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因此，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以大企业为主体，将创新活动引入市场化经营的领域，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和产业布局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和经营理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然而总体来看，大型国企的创新能力和带动产业结构提升能力与国外同等规模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说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还未到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推进中央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要处理好国有资产的公共监管、资产管理和资产运营三者之间的关系，理顺全国人大、国资委、财政部、行业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间的关系。企业层面，要坚持推进国有企业的系统改革，将股权多元化、结构调整、董事会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央企业的整体改制，实现股权多元化，由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直接控股或持股。通过整体改制，为中央企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奠定最基本的体制基础。其次，要依据公司法建立相应的公司治理架构，并根据公司法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公司章程，保证公司治理体系和董事会的有效运作。
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扩散。2008年初，中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开始上升，中国宏观经济风险明显加大，世界经济可能出现新一轮结构调整。基于这一形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8年3月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一起，共同研究和判断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对策问题。现在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经济研究参考》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成六个专辑，分成六期陆续在2010年1～3月份刊发。本期是其第五个专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本课题组组长：朱之鑫、陈元；副组长：刘鹤、刘克崮；课题组成员：韩文秀、王志军、蒙剑、陈民、郭濂、洪正华。
责任编辑注：本文上半部分见本刊2010年第5期，
注释：
①本节数据除另有说明外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②辛冲等：《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载于《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3期。
③李善同等：《“十一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载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5年专刊第20期。
④胡江云：《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原因分析及解决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报告。
⑤哈比森(F.H.Harbison)：《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⑥马俊：《与世界500强收入差距缩小 研发投入远低于世界500强企业》，载于《市场报》2008年9月1日。
⑦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名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