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锦鲤”文化症候解读
——基于网络模因的发展谱系与意涵网络
曹 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 2018年，“锦鲤”作为一种互联网模因风靡中国的社交网络，转发“锦鲤”成为中国青年的文化新表征。为了厘清其符号变迁的轨迹和参与者的心理需求，将模因研究的框架与凯瑞的两种传播观相结合，搜集、分析“锦鲤”图像，最终归纳出其发展谱系和意涵网络。研究发现，“锦鲤”模因在演化中凝结出三种能指镜像，形成了日常迷信、亚文化狂欢、病毒式营销等七种所指内涵。“锦鲤”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能指不断掏空所指，符号系统挤压意义系统的过程，这也是商业资本、大众文化、社会环境共谋的产物。“锦鲤”文化症候揭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焦虑与悬浮感，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情感结构与个体化危机，解决这一症结的关键在于重新建构意义，重视社会成员间的互动、联结与协作。
[关键词] 锦鲤；网络模因；青年亚文化；情感结构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见社会心态的真实面貌。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的“2018年十大流行语”中，“锦鲤”位列其间。[1]“转发锦鲤”已成为当代青年文化的新表征，这暗含着某种时代症候。互联网时代，锦鲤这种传统图腾骤然重生为流行文化符号，它不仅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祈愿的符号，还被形塑为娱乐偶像的幸运“人设”，以及商业营销风靡的口号。主流媒体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浮躁、不劳而获的心态，因此，需警惕其中蕴含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2]亦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具有虚拟性、短暂性、碎片化、异质性和个人主义等后现代特征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并认为它可能威胁审美标准和社会共识。[3]然而在当代文化生活中，“锦鲤”并非指向单一维度，其“能指—所指”的组合异质而繁复，单向度的价值推断可能会阻碍我们解读这种复合文化。本研究以为，将其视为“互联网模因”，是被有意识创造的，共享相似内容、形式与立场特征的一组数字项目，并经历了广泛的模仿、传播与再造。它是一种被建构的公共话语。[4]
“模因”最早出自《自私的基因》，Dawkins将其描述为“与基因类似、通过复制或模仿在人际间传播以自我繁衍的文化传承单元。模因会经历变异、竞争、选择与保留的过程，其核心目的在于争夺宿主的注意力”。[5]传统的模因学非常强调遗传、进化等生物学因素，认为模因不断传播和复制的不是大脑、个体或社会，而就是模因自身，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6]Shifman提出传播导向的视角，模因被解释为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文化信息，它们虽然在微观基础上扩散，但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形塑社会心态、群体行为方式。[7]因此，解读模因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究流行符号演化的规律，更可借此洞察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结构。詹姆斯·凯瑞的两种传播对本文形成分析框架颇有必要，他将“传播”区分为“传递观”与“仪式观”，前者立足于“把信息传给他人”，传播被视为讯息在空间中传递、发布的过程，其要旨在于对距离和人的控制，后者不再把传播视为传递信息的行为，而是将其理解为“共同信仰的构建与表征”，目的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8]研究模因实际上正是为了发掘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的这一社会过程。本文对“锦鲤”模因的分析将包含两个方面：纵向上，梳理它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谱系，以区分不同所指的意涵；横向上，对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意义创造、日常实践进一步挖掘，以形成“锦鲤”的意涵网络。
The Presentation of Macao by Mainland Tourism E-commerc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ebsite Cont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UANG Jihua,REN Xinying 13
一、“锦鲤”文化的发展谱系
Shifman认为，将文化事物划分为内容、形式与立场三个维度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模因。内容涉及特定的文本，包括传达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形式则是指文本的载体，包括视觉、听觉及其他表现维度；立场则是用以描述发言者在传播、改造、转译过程中对模因的态度，以及自我身份的定位。[9]根据这种模因类型学，笔者对“锦鲤”进行了溯源性的考察，首先将其区分为前互联网时代与互联网时代两个大阶段。传统社会中，锦鲤作为实在的观赏性鱼类，带给人们愉悦的审美体验，其文化衍生物如鲤鱼旗、剪纸等均反映了地方性民间文化。数字媒介改变了锦鲤的“再现”形式，使其逐渐地脱离实在物成为符号，进而也改变了再生产的手段，形成了不同的主体立场。具体而言，我们将互联网时代的“锦鲤”模因归纳为“网络祈福”“人形锦鲤”“商业抽奖”三种镜像，它们相互汲取资源、竞争演化。如果将模因视为一面棱镜，那么其映射出的当代青年社会心理则更值得思考。
（一）日常迷信
借助新浪微博的高级搜索，我们发现最早将“转发”“锦鲤”“好运”关联起来的微博出现在2012年6月24日，由“@插画手册”发布。2013年7月19日，“@锦鲤大王”发布了第一条微博：“本王法力无边，关注并转我子孙锦鲤图者，一月内必有好事发生。”并配上了人首鱼身的锦鲤女神图案。该微博目前的转发与评论量均超过了100万，形成了以“许愿”“握鳍”“投食”“上岸”“还愿”等为关键词的祈祷仪式链。网络上的锦鲤祈愿属于典型的日常迷信行为。迷信认为特定的行为将直接影响特定结果，而实际往往是将不相关现象进行了虚幻的关联，它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祈愿，即目的在于避免不良后果、实现理想结果。[10]我们发现，网络祈愿的参与者往往承认这是一种“迷信行为”，但仍然会选择去做，不少人会将其发展为一种小仪式来应对生活中的困境，他们的行为选择也与流行文化实践密切相关，诸如星座、塔罗牌、在线算命、阴阳师游戏等都对“锦鲤”祈福产生了濡染作用。如果我们将一件事的成败理解为努力与运气的结合体，多数青年仍对“不确定性”充满焦虑，因为许多事件的结果可能直接改变人生的轨迹。“转发锦鲤”就像是架起这两者之间的桥梁，让人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下至少有事可做，象征性地解决现实困境。
转发“人形锦鲤”的心理动机与“日常迷信祈愿”有着明显的差异，参与者更多是出于“娱乐消遣”的目的，并涌现出跟风从众、促进社会交往等集体层面的需求。“人形锦鲤”实际上更多诠释了传播的仪式观，即人们传递信息在于构成某种戏剧性的行为，主体作为戏剧演出的旁观者也一同加入了纷争的世界。[14]“转发锦鲤”的狂欢潮形成了典礼式的氛围，邀请身份相似的人入场。不过“人形锦鲤”的意涵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有的青年开始将杨超越作为新的祈愿符号来抵抗焦虑情绪，认为“转锦鲤”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且只是有事求助时才会转发，并不会作为日常消遣。在这里，我们看到迭代后的模因甚至可以继承前代的功能，它们因共享同一语言能指，在所指上也形成了暧昧的联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模因立场的改变，人们不仅从“游戏者”转变为“祈祷者”，心态也从讽刺骤变为认同。
不好有诈！他一念既出，撑在地上的六只节足，已猛地曲弹而起，带着他的身体飞快地离开了地面。罡风擦着他的双脚刮过，将他的鞋底削去了一大块，然后，在一声尖锐的金属擦击声中，将那只插在天葬师胸前的节足斩断。
（二）人形锦鲤
本研究将符号变迁和大众心理两条轴线结合，梳理了“锦鲤”文化的发展谱系，从中可以窥见一些互联网模因的发展规律：（1）数字时代模因呈现出迭代演化的迹象，晚近模因往往会借鉴传统的元素；（2）原型模因比衍生模因更容易被人接纳，脱颖而出的模因可以“继承”前代的某些社会功能；（3）模因演化是一个不断膨胀能指与所指的过程，它往往令受众习惯性、自然化地混淆其内涵，而商业资本可以通过控制“超级能指”以实现营销的目的。Shifman用“超模因逻辑”一词概括数字模因的演化特点，它区别于传统的地方不仅在于时空传递上的迅速与广泛，也包含了跨地域、跨文化的新型表达方式，即使在同一种文化中亦可能表现出多维存在性。他提出了三种机制以解释大众参与模因演化过程的动机，它们分别是经济逻辑、社会逻辑，以及文化与美学的逻辑。[22]本文将Carey的两种传播观与Shifman相结合，归纳出了“锦鲤”模因的意涵网络，见表1。总之，模因演化中的行为主体也呈现出异质性的立场与需求，它们最终形成了复合文化，但依然共享“锦鲤”这一流行标识。
由于国土资源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关系重大，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预算指标一旦下放，一般不允许有任何的调整或改动，除非发生重大差异事项，否则将会使财务管理工作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使得预算管理工作失去其权威性。所以强化预算工作执行的力度，严格履行预算审批的程序和支出标准，对实现财税工作的科学管理有重大意义。
这种网络祈愿符合传播的紧张理论，即把传播视为释放焦虑的一种方式，从信源利益转化为受众利益。凯瑞也把它称之为“功能解释”，它强调的是决定行为的意义和后果。[11]“锦鲤”当然无法直接影响事件的结果，但这种日常迷信确实有助于缓解焦虑、增强控制感，以集中精力于眼下重要的事情，由此催生一种“自我实现预言”。因此，在评判这种现象时不妨搁置“迷信就是祸害”的刻板印象，将个体的体验作为落脚点，重视主体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当代青年之所以选择“转发锦鲤”的祈愿方式，是因为它和星座文化一样能够帮助、说服人们接受生活中的残缺和不如意，克服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感，为个体重新建构坐标系提供指南。[12]作为多元的精神需求和信仰模式，它能在青年群体中流行起来，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无论是祈愿者、游戏者、消费者，“转发锦鲤”几乎都绕不开“焦虑”这一情绪。并且，这种症结往往背离了经典的厄运叙事或挫折叙事，而表现为一种缺乏创伤性事件，但又无法克服的日常生活危机。它既包括许多琐碎的困扰，还包括个体人生道路上的抉择。凯瑞认为：“面对一些事物时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坦率地说，是由于我们缺乏对这些事物的理解，而理解意味着能够领会行动者的行为作为符号所呈现的想象性空间。”[25]对日常生活危机解释的匮乏，迫使青年们建构新的意义以填充这种缺失，而模因便是这些意义的载体。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锦鲤”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能指不断掏空所指、符号系统挤压意义系统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悖论：“幸运”作为一种富含主体性的生命体验最终沦为全民趋之若鹜的商业符码，而力图创造意义填充空洞的青年群体最终在模因的发展中丧失了意义本身。
（三）商业整合
2018年国庆节前夕，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将于10月7日抽出一位集全球独宠于一身的中国锦鲤”，只要转发就有机会赢得包括飞机旅行、美食大餐、桑拿spa、全球海淘等衣食住行各项服务在内的免单大礼包，奖品由数百家冠名企业提供。该微博在6小时内就获得了百万级的转发量，据统计共收获2.58亿阅读量、420万互动博文、90层转发，覆盖13.77亿网民，成为迄今为止转发量最高的企业传播案例。支付宝的“寻找中国锦鲤”活动大火之后，各类地方性平台、企业商家迅速利用话题效应搭便车，“上海锦鲤”“杭州锦鲤”“日语锦鲤”“球鞋锦鲤”等纷纷涌现，“中国锦鲤”的衍生模因一时间也刷屏社交媒体。在青年人看来，“锦鲤”只是一个流行代号，其本质和所有抽奖活动相同。因认同感而转发的情形较少，它更多是与设计成“锦鲤”的场所有关，比如学校、家乡、工作单位。由此，商业活动借助“锦鲤”这一流行能指实现了病毒式传播，本质上暗合了传播的权力模式，即突破时空限制将信息广泛、有效地注入受众意识中，从而实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16]除了病毒性传播，支付宝“中国锦鲤”活动还直接将获奖者“信小呆”（网名）制造成了现象级的网红。开奖结果公布之后，前去“@信小呆”微博下祈愿的网友络绎不绝，俨然将其视为又一个“人形锦鲤”。这种借助“幸运”叙事走红的方式很快被自媒体写手模仿。转发会直接带来增长的流量，而流量与收益的挂钩使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麦克卢汉曾指出：“从金属币到纸币，从纸币到信用卡，有一个稳步走向使商业交换成为信息运动的过程。”[17]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大量“金银货币”实现商品价值的流通，那么在信息社会下“注意力”就充当了新的货币。这不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它是获取信息价值所能选择的唯一支付手段，还因为注意力本身可以直接兑换为金钱或商品。[18]社交媒体时代，阅读、点赞和转发量已经成为信息商品的价值尺度，人人都在挖空心思制造“爆款”。用户开始习惯于让渡时间以获得产品、服务，或优惠的价格，并且粉丝的累积效应也使注意力资本化成为必然的趋势。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谈到，人们一般无法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诉说他们所遭受的困扰，这使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潮流之间的复杂联系几乎一无所知。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使命便是将个体生活与社会历史放在一起认识，使“环境中的私人困扰”上升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23]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便能恰如其分地勾连两者。它被定义为“悬而未决的各种社会经验，与业已沉淀下来的社会语义型构相区别”。情感结构往往以变化带来的危机为起点，表现为当社会变化被感受并形成某种自觉意识之时，此类感受与现成表达手段之间产生的某种鸿沟。情感结构不仅是理解和判断当代文化的重要依据，也可以帮助我们研究社会的总体型构。[24]本文期望进一步探究“锦鲤”模因风靡背后所潜藏的情感结构，并予以合理的解释。
途虎养车于2011年在上海成立，主营轮胎、机油、汽车保养、汽车美容、车品等，提供线上预约+线下安装的养车方式，现经营范围逐步涉足二手车、特许经营等领域，并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认可。9月15日，途虎养车宣布完成由腾讯、凯雷资本、红杉资本等知名投资方和企业领投的新一轮融资，融资总额约为4.5亿美元。途虎养车表示，新一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提升用户体验、加快技术服务流程标准化和专业化、强化可溯源的正品供应流程、深化全国服务体系及战略体系布局等方面，寻求构建新型智慧化的养护服务生态。途虎养车还将与本轮融资领投方之一的腾讯在智慧零售、供应链金融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完善车主服务生态。
二、“锦鲤”文化盛行背后的情感结构
2018年夏，养成类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大火荧屏，唱歌、跳舞水平欠佳的选手杨超越凭借出身农村的“底层逆袭”标签和软萌无辜的“傻白甜”人设获得了粉丝的高票支持，最终名列第三出道，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围绕阶层、性别、偶像工业等方面的议题引发了全民讨论。8月9日，排名一、二位的选手宣布退出女团，使杨超越晋升C位。有网友制作了她的表情包，并配以文字“转发这个杨超越，不用努力就能考第三，第一、第二名还会自动转学”用以讽刺这种荒诞的现象。不过营销策划顺水推舟，开始将杨超越与“幸运锦鲤”符号进行捆绑，铺陈大量其“心想事成”的事例。之后，大批网友将头像换成杨超越，或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其照片，“人形锦鲤”的称号就此诞生。更为有趣的是，“锦鲤化”策动了后续诸多舆论热点、流行文化事件，大量的模因被网友以杨超越为原型进行再生产，包括：周立波“被富豪包养”的传闻；奚梦瑶走T台摔倒后反而获得更多的综艺资源；王思聪以电竞选手身份参加比赛，幸运“躺赢”后立即宣布退役等。这些公众人物被塑造成了开运不同领域的“锦鲤”，网友随即跟风转发分享。此类文化实践体现了强烈的青年亚文化色彩，它们在生产和传播方式上展现出戏仿、拼贴、混搭、揶揄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话语风格，在情感基调上也明显区别于主流文化，娱乐成为最突出的表征结构。其符号实践以撕裂原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为目的，在重新编码的过程中放弃了明确的所指，而止于放逐意义的狂欢。由此娱乐成了一种超级能指，即目的本身。[13]
表1 “锦鲤”模因的意涵网络
注意力经济无疑充当了模因演化的一大内在驱动力。商业资本对“锦鲤”模因的催化注定导致景观拜物教和符号拜物教的降临。德波谈道：“伴随制造业的分工和满足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到来，商品作为一种拓殖进全部社会生活的力量，最终成为完全浮现（emerge）的，即存在的表象化与景观化。”[19]支付宝抽奖名单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构想了一幅浪漫而奢华的场景：乘坐顶级邮轮，在加拿大吃豆捞，在泰国享受spa，买巴黎春天的限量包包，入住五星级酒店。参与者沉湎在这种幻境中，影像的精选品取代了真实世界。他们也淹没在了商品的海洋中，正如德波所言：“景观是商品完全成功地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商品化成为所见的全部，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20]如果说景观拜物教揭示了“供人注视”的影像成为一般等价物的逻辑，那么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将批判推向了更激进的地步，在这里各种景观坍缩为象征性符号，交换价值彻底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拜物教揭示的不再是对于实体的迷恋，而是对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和主体，并将存在抽象化了。可以说，象征性符码已经成为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主导性的支配力量。[21]“锦鲤”模因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多元能指镜像，其内在包含的所指更是复杂而含混，不断发生着动态的游移。大多数人拒绝辨识其中的差异，甘愿被“锦鲤”这一超级能指所统摄。模因也最终被资本整合收编，成为注意力经济驱动的载体。
（一）日常生活危机与意义的空洞化
我们看到，“锦鲤”模因衍生出了不同版本的幸运叙事，游戏其间的年轻人会逐渐信以为真，把“吸食他人幸运”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在此“幸运”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交换，甚至买卖的能力。这种颇为荒诞的现象实际上暗合了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桑内特认为，当代社会的才华观念经历了从“匠人精神”到“优才统治”的转变，后者使才华与个人价值形成等式，才华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如果你有某项能力，那就能高人一等，成为更有价值的人。而追求才华的优才统治制度最微妙之处在于对“才华”本身的定义和阐释上，它所追逐的东西是相当模糊的“潜力”。最终的结果是，精英群体通过让普罗大众觉得他们自己无法理解自身、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对他们施加控制。[15]“幸运”成为大众对“潜力”的一种后现代式想象物，“人形锦鲤”的盛行本质上是大众文化与偶像工业共谋的产物。
项飙用“悬浮”一词形容当代社会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它指涉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人人忙着工作和追向未来，因此当下被悬空了，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然而想象中的“未来”也是含糊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无人得知。如此带来的结果便是：一方面中国社会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活跃个体，人们的能动性很强；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忙着解决自己当下的问题，很少激发出结构性的改变。[26]“锦鲤”盛行的背后正潜藏着这种悬浮感：一方面当下似乎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所有的祈愿均指向短期可见的目标，狂欢和抽奖同样是为了眼下的欢愉与利益；另一方面当下的意义却被抽空了，“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努力，但必须努力”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症候。
（二）中国体验与人生模式制度化
要解释这种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与悬浮感，仍然需要回到社会结构性因素中。周晓虹曾提出“中国体验”的概念，用以形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政治、经济层面巨变的同时，13亿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同样经受的嬗变。这种社会心态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二元性，包括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积极与消极的并存。[27]“锦鲤”风靡作为一种流行文化棱镜，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心理。无论是对日常迷信、幸运人设，还是努力文化，青年实际上都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所谓焦虑感也好，悬浮感也罢，都注定嵌入于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中。
现代化动力之一的“个体化进程”，对于这种情感结构的形成尤为关键。个体化不仅意味着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还意味着被解放的个体将愈发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包括教育、消费、社会法的调节和支持，以及医学、心理、教育等各方面的咨询。贝克将这种发生在私人生活中的变革称之为“人生模式的制度化”。[28]个体化的日常生活愈发严重地依赖于社会状态（流行风潮、经济趋势、市场行情等），而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彻底脱离了人们的亲自掌控。个体化也意味着开放的人生模式需要更多自主决策，“自己承担责任，一切为自己负责”已然成为社会共识。人们开始以避免依赖他者为荣，个人的失败成为一种“堕落的恐惧”。[29]也正因为如此，青年们需要全力以赴赢得选拔性测试的认可，需要追求到手的成果。其影响首先使生活感知中时间的视野越来越狭，甚至历史收缩成现在；其次，个人的自我与生活成为万事万物的中心，人们共同行动的领域正逐步坍缩。[30]
2、投影仪、摄像机、剪裁软件等软硬件相对容易获得。江苏省农机局为省内各地农机校提供农机教育装备项目，有需要的单位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需要争取项目资金，该项目可以满足学校对电脑、摄像机、投影仪等硬件的基本需求。这些装备的获取在如今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另外，江苏省农机局还组织联合软件企业开发农机拆装仿真软件，提供给各地农机培训学校。上级领导单位和相关专业院校的在农机领域对基层培训学校形成较大力度支持。
因此，“锦鲤”模因背后充盈着焦虑、悬浮感的情感结构恰恰揭示出个体化社会中结构性的失落。“锦鲤”文化症候折射出的负面因素，也不宜片面地解释为中国青年“不劳而获”的价值观，或者“娱乐至死”的集体行为，它们是商业主义、社会压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解这种焦虑或悬浮感的根本，还需重新寻找意义本身。正如凯瑞所言：“意义不是再现，而是行为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人类以互动的方式赋予这个灵动而抗拒的世界以充分的一致和秩序，并以此来支持他们的意图。”[31]这就务必要求我们重新拾起彼此之间的联结，缔结健康的社会网络，由此才能形成一个具有自身推进力量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陈熙涵. 2018年度热词今天你用了没[N]. 文汇报， 2018-12-4（009）.
[2]任仕廷. 青年人为什么要“拜锦鲤”， 真正的锦鲤什么样[N]. 光明日报， 2018-11-24（006）.
[3]蒋建国、杨盼盼. 网络祈愿：幸运游戏、精神走私与认同困境[J]. 探索与争鸣， 2019（01）：68-75.
[4][7][9][16]Shifman， L.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M]. Cambridge：Mit Press， 2014：8、18、40、61
[5]Dawkins， R. The Self i sh Gene[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4-195.
[6]窦东徽、刘肖岑.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迷因[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38-48.
[8][11][14][25][31]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5-7、36、9、41、63.
[10]Green， E. Superstition ： Quirky Beliefs or Psychopathology? [EB/OL]. https：//www. psychologytoday. com/us/blog/there-isalways-another-part/201712/superstition-quirky-beliefs-or-psychopathology， 2017-12-23.
[12]邢婷婷. 消费亚文化视角下“星座文化热”特征分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4）：37-42.
[13]马中红、陈霖. 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137-140.
[15][29]理查德·桑内特. 新资本主义的文化[M]. 李继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82-94、74.
[17]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79.
[18]张雷. 新媒体引发的通货革命——注意力货币化与媒体职能的银行化[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04）：52-62.
[19][20]张一兵. 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J]. 江海学刊， 2005（06）：22-28.
[21][22]张一兵. 从商品拜物教到能指拜物教——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J]. 天津社会科学， 2009（04）：6-14.
[23]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张永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3-8.
[24]杨击、叶柳. 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J]. 新闻大学， 2009（01）：137-141.
[26]曾笑盈. 悬浮、流动和秩序， 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怎样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EB/OL]. 好奇心日报. http：//www. qdaily.com/articles/59801. html， 2018-12-31.
[27]周晓虹.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06）：12-19.
[28][30]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160、165.
The Cultural Symptoms Behind the Popularity of “Koi Fish”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A Study Based on the Genealogy and Meaning Network of Internet Meme
Cao Yue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nternet meme,“Koi Fish”swept Chinese social network in 2018.“Transferring Koi”also became a new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hanging track of symbol and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frame of digital memes and James Carrey’s two views of communication. Our methods includ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Koi Fish”imag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inally, it concludes the genealogy and meaning network as follows:the “Koi” meme condensed three kinds of signif i er images in the evolution and seven signif i ed connotation, such as daily superstition, subculture carnival and viral marketing.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i” meme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where signif i er hollow out signif i ed, the symbolic system squeezes the meaning system. That is also the collusion of commercial capital,mass cul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The cultural symptoms behind “Koi” reveals the anxiety and suspen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reflecting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individualizedcrisis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The key to solving this problem l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teraction, associ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members of society.
Keywords: “Koi Fish”; Internet Meme; Youth Subculture; Structure ofFeeling
[中图分类号] D4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6-0110-06
[收稿日期] 2019-07-26
[作者简介] 曹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传播、媒介社会学、媒介文化。
责任编辑：李友权
标签：锦鲤论文; 网络模因论文; 青年亚文化论文; 情感结构论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