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与诗歌艺术的生产消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诗歌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1）06－0082－07
明清民俗故事叙述中，流传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作诗免罪”故事类型。何以因能即时作诗，就得以免罪（或免祸），这是古代诗歌创作、传播及其与民俗心理、诗学文化价值观多重互动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此虽在先唐已露端倪，唐宋也有少量载录，但只有到了明清才算蔚为大观，其中有着古代诗歌文化生产消费的内在原因。
一、明清小说中的作诗赋免罪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一些并未被今人列为一流的小说中，因“作诗免罪”故事的出现，增加了小说作品的民俗文化因子，从而使小说母题出现了新变化：主要是故事中心人物身份和人物关系发生转变，下层普通青年男女因为某种过失“犯罪”，而因具有贵族般诗词创作的才华，幸运地得到地方官员的宽宥。
明代天启年间小说《僧尼孽海》（日本抄本）“六驴十二佛”故事后附《延庆寺僧》，说延庆寺僧人作偈调戏姑娘柳含春，柳父诉于方谷珍，后者命人以一大竹笼装此僧拟投入激流中，行刑前，方为僧作偈，而僧人也作偈回复。方怜惜僧之才就宽宥了。明末《鼓掌绝尘》写书生文荆卿治好李若兰小姐相思病，蒙其爱恋，不期幽会时被李的叔父李岳捉住告官，清正慈祥的高太守见是宦家子女“就有几分宽宥之意”，问明原委，命文荆卿以檐前蛛网为题，李氏以堂上竹帘为题赋诗。荆卿吟：“只因赋性太颠狂，游遍花间觅遍香。今日误投罗网内，翻身便作采花郎。”小姐吟：“绿筠劈破条条节，红线经开眼眼奇。只为爱花成片断，致令直节有参差。”高太守赞叹不已，当即判了二人成婚①。委婉辩解中，呈现青年男女的初衷可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两个当事人不约而同地及时呈献诗作。
在才子佳人小说高涨的明末清初，当场赋诗的才能，在塑造才子佳人形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两交婚》写刁直为骗婚告发了甘梦娘，王知县当堂出《咏驴》一题让彼此对作。甘梦娘的才能受到赞美，而半字写不出的“村夫”刁直则被赶出，知县还为才子佳人缔结良缘。《平山冷燕》前两回写山黛《白燕诗》经其父献给皇上，皇上读后拍案：“果是香奁佳句！”百官次第传看，“无不动容点首，啧啧道好”。研究者注意到：“在《玉支玑》、《两交婚》、《锦疑团》、《合浦珠》、《孤山再梦》、《蝴蝶缘》等小说里都有家长用考诗来挑选女婿的故事。”②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作诗比赛很多，对赋诗体现的才思敏捷要求之高，大有对八股文不以为然的隐隐深意。《平山冷燕》第九回写燕白颔慨然自称：“任是诗歌词赋，鸿篇大章，俱可倚马立试，断不辱命。”第十一回写贵公子张寅跟不上联句，平如衡大加嘲笑；而燕白颌与他不相上下，便结为好友。且他们的才华显露又往往是同伴作诗才华激发催奋的。《平山冷燕》第六回冷绛雪称：“人家总不论，城里乡间也不拘，只要他有才学，与孩儿或诗或文对作，若作得过我，我便嫁他；假饶作不过孩儿，便是举人进士、国戚皇亲也休想。”又《玉娇梨》第六回苏友白见白红玉《新柳诗》清新可喜，便“笔也不停，想也不想，便信手顷刻作完了一首诗”。人际关系竟全凭作诗才能来决定，《飞花咏》写才子唐昌与表妹凤彩文联句《咏飞花》，遂互生爱慕，结为夫妇。《生花梦》第九回写葛万钟作赋观点是：“诗句恐涉浮夸，制义亦不过章句之学，俱不足以见才。今日即事命题，各成《东园雅集赋》一篇，以纪胜事。”而那些参加科考的才子们：“虽有才情，然所学不过时艺，即或兼通诗理，便算多才的了。能有几个潜心古学，少具骚赋之才？一闻作赋，尽皆啧舌缩手，俱不敢下笔。及见小姐所作，连句法韵法都茫然不解，自揣勉强作来，也是不妙的了，便一个一个的溜了出来。”小说中吸引人的场面情节，对话议论，似都与本文所论母题，不为无关。
康熙年间刊本《闹花丛》第八回写庞国俊（文英）与小姐刘玉蓉私会，被天表发现，一纸诉状告到王宗师处，称侄女被强奸，后者也是凭着对“宦家子弟”宽宥的期待，审问后说既能作诗，就此面试，文英将檐前蛛网悬蝶为题，小姐将堂上竹帘为题，各面试一首，赞叹不已的王宗师当场就将两人判为夫妇。文英和刘小姐所吟，就与《鼓掌绝尘》男女两位主人公诗作一致，只是个别字略有不同。萧相恺先生指出，《闹花丛》是杂凑多书而成，基本框架来自《鼓掌绝尘》③，此处两首诗几乎就是与上引《闹花丛》雷同，看来还有一个母题借用和共享的问题，可见这一描写所传达的意旨是怎样的必不可少。康熙年间人王大儒，在陈鸿家坐馆，与其侄女彩凤有了私情，被家长发现后拘男女送官府，大儒却以骈语为供词，简直就是一篇美丽的骈体文，典故精美，自然也不乏微妙的辩解之意：
夫女有家而男有室，本为人情；织为女而牛为郎，注成天牒。苟桃已实，紫绡之慕何来？梅已倾筐，红拂之奔安有？而儒则椿楦并谢，慕春燕之双飞；凤则叔婶俱存，悲秋鸿之孤泪。男女之婚嫁愆期，彼此之情怀燕昵。按律均应治罪，开忱敢吁原情。诚使三星在上，秦楼之月重圆；两美当前，廉浦之珠还合。则他日之兰孙桂子，皆慕今朝之甘雨和风矣！供语非虚，陈情是实。
接着地方官以骈文判案，不啻优美的诗篇：“用开一面之网，免褫青衿；更推三宥之恩，特加锦被。今王生未聘，许作馆甥；陈女无家，归为内子。……”④ 于是庭审断案，成为一场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争才斗文的文字游戏，严肃执法过程为雅韵歌诗的情趣和魔力所冲淡，所激活，所取代，官员自然情不自禁徜徉在优雅的文学海洋中，竟然当场判作二人成亲。
这一母题的泛化，往往还同社会舆论对于文才的价值判定，至为相关。是否具备诗赋之才，还往往成为判别当事人是否为不法之徒的一个有力证明。如南北鹖冠史编《春柳莺》第六回写名士石池斋被误捕，途中瞌睡，一女子近前称：“石生，你明月星上，云开万里，见青天矣。”在堂上州官凤公要求石生对对联：“日暮人归，鸟落一村遮古木。”石生回思梦中女子之言，即对：“月明星上，云开万里见青天。”凤公闻对，排除了公差干扰，确认书生身份而释放。文才的及时表露，构成读书人身份无可辩驳的佐证，这种检验方式，也表明了明清社会对读书人身份价值的认可尺度。而托梦暗示的神秘母题介入，强化了母题的伦理必然性。
二、作诗免罪母题在明清野史笔记中的表现
与上面的“小说中语”密切联系的，是在明清野史笔记中，也较为广泛地关注了作诗免罪传闻，从而构成了母题传扬的广阔的民俗背景，结合上述小说描写看，可谓成为叙事文学热点生成的重要现实成因。
一者，是犯人即时作诗，得到断案官员的同情宽纵。明代这类故事引起了野史笔记重视：“苏州月舟和尚犯奸，长洲知县闻其能诗，以‘鹤’为题，诗曰：‘素身洁白顶圆朱，曾伴仙人入太虚。昨夜藕花池畔过，鹭鸶冤却我偷鱼。’释之。又一妇以夫盗牛事犯，上县尹诗云：‘洗面盆为镜，梳头水当油。妾身非织女，夫倒会牵牛。’”⑤ 两首诗都运用了双关，在前者，以鹤的形貌和吃鱼习性自比，暗示自己身份，“偷鱼”实为性隐语，辩解中含有宣示明知偷鱼不雅之意；在后者，则一个盗牛徒妻子居然能即兴赋诗，化用了民间熟知的牛郎织女传说，在自贬中巧妙地与织女类比，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不赞成丈夫偷牛（故意以“牵牛”一词将盗牛之罪轻描淡写而出），同时，暗示出夫妻恩爱的令人同情之意。褚人获《坚瓠三集》卷二特加关注，将其缩写⑥。《情史》也写某士人与在室女偷情，事觉到官，府尹马光祖面试《逾墙搂处子》诗，士人秉笔云：“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玉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汉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光祖判云：“多情多爱，还了生平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合当。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冯梦龙还禁不住评议：“文士既幸免罪，反因以此得佳偶。此事不可为训。风流太守，偶示一奇，亦何不可！”⑦
甚至，当场替代作对，也可以获得免罪。据说一位高官未得志时有此奇历：“歙相微时，尝为人授徒。一夜，衣囊皆失于贼，幸未出，复获于主者家，将行吊打。其人急曰：‘是我，是我！’诘之，乃失馆先生。相为解，主者曰：‘能答对则已。’曰：‘斯文盗贼，先生来劫先生，岂是偷光凿壁？’其人不能对，相为代答曰：‘霄夜王孙，是我终然是我，且教免挞悬梁。’笑而纵之。”⑧ 现场作对联，这当然需要随口能诗的素养，其实质与“赋诗免罪”的意旨几无区别。又据《坚瓠首集》卷一引《驹沉冗记》载，韩襄毅巡按江南：“方鞠死狱，忽诵句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对，一囚冒死请对，韩曰：‘能对，贷汝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韩称善，果为减死。或谓不若‘空中拥雾雾成云，云腾致雨。’更顺，但‘见日’意于囚为当耳。”⑨ 如果结合死囚自身的处境心隋斟酌，“云开见日”当然更符合彼时的焦虑和期盼。
作诗僧人得罪蒙宽释，在这类故事中无疑占有一个特殊位置。明代惠康野叟《识馀》卷二即称柳含春年十六，患病祷于关王祠而愈，因绣旛往酬之。一少年僧窥柳氏之姿而悦之，因以其姓戏作咒语诵之于神：“江南柳，嫩绿未成荫，攀折尚怜枝叶小，黄鹂飞上力难禁，留取待春深。”女怒而归告于父，父讼之于方国珍。被拘捕，国珍问知姓竺，命以竹笼盛江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结成笼，好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僧痛哭哀诉乞容一言。许之，僧曰：“江南月，如镜亦如钩，明镜不临红粉面，曲钩不上画帘头。空自照水流。”国珍知其以名为答，大笑而释之。且令蓄发，以柳氏配为夫妇。⑩ 此又见《情史》卷十二等，“攀折”句作“枝软不堪轻折取”。异文的出现，说明故事经历了口头传播，成了人们乐于传播的谈资，在传播中得到再创作而不免走样。本来，牵连到了这类桃色新闻，对僧人这类民间有着明显成见的社会角色，非常不利，单只因诗作得好，竟得到如此圆满结局，传为佳话，该是何等令人大喜过望。
二者，是因作诗而免于遭受其他灾祸。作诗蒙盗释，则体现了“盗亦有道”的一个具体侧面，因此善举甚至盗之伦理阶位得以提升。明人谈论：“泰和邓学诗，性至孝。元季，母子俱为盗所获，盗魁知其儒者，哀之，与酒食，口占一诗，命之和。约和免死。盗诗曰：‘头戴血淋漓，负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与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儿，雪色如冰藕。亦欲如汝贤，未知天从否？’应口和曰：‘铁马从西来，满城人惊走。我母年七十，两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悬丝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报否？’寇喜，道之出城，得远去。学诗后以荐为校职，考终。嗟嗟！此盗可应举做官。”(11) 孝子所和之诗的内容，非常符合自己当下的不幸遭逢，也极易于引起盗贼的同情，当然，这也是基于盗有侠气，敬重读书人的大前提。
大体说来，作诗得蒙官兵宽释也当属此列。在明清极为流行、种类异文颇多的“乱离之后巧相认”母题中(12)，《坚瓠三集》卷二，论述了一对夫妻因为切题而引人共鸣的诗篇，才呼唤起某人同情心而得以破镜重圆：
吴士姜子奇，娶妇三载，值淮张据吴，明兵临城下，子奇胁妻出避，怆惶间，因失其妻。为领官兵携归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数年。行乞至京，有高门一妇人见之而泣，贻酒馔米囊，急使之去。子奇不敢仰视。翌日，复乞于此，妇呼与语，又为主女所见，白母令人追之，检其囊中，有金钗一只，书一封，因告其夫。启视之，则律诗一首，云：
夫留吴越妾江东，三载恩情一旦空。
葵藿有心终向日，杨花无力暂随风。
两行珠泪孤灯下，千里家（一作江）山一梦中。
每恨妾身罹此难，相逢愧把姓名通。（一作音书谁寄子奇翁）
官兵见诗怜之，即遣还。仍给钱米，以资其归。(13)
故事意蕴相当丰富。一来，人间的夫妻至爱，乱离人生的凄楚，女性风雨飘零的悲剧身世，在故事女主人公浸满血泪的诗作中，一以总多、小中见大地得以倾诉；二来，可以看出故事中读诗的官兵肯定不是一般人，显然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懂诗者；三来，其不仅能懂，且非常认同屈原以降“美人香草”、“男子作闺音”含蓄象征的诗歌抒情方式，这才有了寻妻者始料何及的结局。甚至，作打油诗竟能扬名。李开先《词谑》称，某参政知事厅后有一粉壁，雪中升厅，见有题诗壁上：“六出飘飘降九霄，街前街后尽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参政以壁污大怒，左右将张打油带来，答以“试别命一题如何？”时南阳被围，即以请禁兵出救为题，张打油应声曰：“天兵百万下南阳。”参政曰：“有气概！壁上定非汝作。”急令成下三句，云：“也无援救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爷的哭爷，哭娘的哭娘。”依然前作腔调模范。参政禁不住大笑而舍之。虽诗作“鄙俗”，故事的传播能量却十分惊人，一时间竟“远近闻名”(14)。
三者，作诗竟可止父再娶，从而免于年少无辜者自身的生存状态恶化。《坚瓠四集》卷二“吟诗止娶”条转述陆诒孙《说听》，称嘉兴读书人之女朱静庵，为教谕周汝航妻，能诗：“父执某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图再娶，萌开阖之意，青衣过静庵泣诉其情。静庵曰：‘吾能止之。’因题一绝于扇，令人持视父执。云：‘一夜西风满地霜，粗粗麻布胜无裳。春来若睹桃花面，莫负寒梅旧日香。’父执见诗，感其意，不复再娶。”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一个柔弱的在室女能凭借切题诗歌的迅即生产，取得强大的“父权”让步，岂不是“能诗”所促生的一个奇迹！
四者，是与上述三者相联系的，因作诗而得以承领幸运。作诗得蒙君主和当朝将相赏识，在汉代之后君权渐趋强化的“人治”国度里，当然难免发生。明代戴冠《濯缨堂笔记》卷一就载录刘基初见朱元璋：“太祖曰：‘能诗乎？’基曰：‘诗，儒者末事，何谓不能？’时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筷使赋之。基应曰：‘一对湘江玉并看，湘妃曾洒泪痕斑。’帝颦蹙曰：‘秀才气味。’基曰：‘未也。’复云：‘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帝大悦，以为相见晚。”(15) 而作为一种文化风习的濡化嗣续，就有了名将风度的如是渲染：“左文襄公宗棠用兵西陲，收抚镇靖诸堡。董福祥最后降，文襄怒，且患其跋扈难制，命斩之。已解衣辫发矣，福祥忽高唱《斩青龙》（即《锁青龙》）一剧，盖隐以单雄信自况也。所唱秦腔，声情激越，至‘雄信本是奇男子’一句，冲冠怒目，尤有凛凛不可犯之概。文襄壮之，命释缚，并赐酒食。曰：‘吾与单将军压惊也。’旋奏赏副将，令统率部众，随老湘营赴前敌。后克新疆，董功为多。”(16) 歌诗为核心的地方曲调，有如此巨大感召力，亦缘其前有刘伯温等人诗才表演的幸运遭遇，“能诗”成为个体才华能力外现与无可争议的标签。名将豪爽“爱才”，也顺理成章地传为佳话。
相关的赋诗竞技比才的风习及文化背景，也为该母题在明清小说中盛行，铺设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于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纷纷采集这类颇有文化意趣的诗歌史佳话，穿插到叙事文学的情节结构中，就成为一时风尚。
三、母题盛于明清的部分现实成因及其艺术生产本质
首先，明清时代对于诗文“捷对”（指“敏捷应对”）的提倡，甚至超过前代。据说开国之君朱元璋就很重视：“皇太孙生而额颅稍扁，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17) 而如上所引，明末清初的褚人获似乎对于这类传闻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多次辑录，并非无感而发，这无疑是对于以当场赋诗所体现出来的人才价值观的一种认可。
其次，作诗免罪母题如此源远流长广为传播，充分体现了传统“人治”社会法律与执法的特点。在年深日久“原心论罪”的“春秋折狱”的惯习下，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主观人为判断和情感因素，显得非常重要。地方官员带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传统诗学文化所奠定的深厚诗歌素养，其“爱屋及乌”的心理，类比博依的思维习惯，难免融汇了求学求仕的艰辛体验，影响到断案的当下情境中。这里，“创作主体”与“消费主体”事实上是具有同一性的。
其三，犯法者因能诗而提高了个体品位，当然也是灵活执法的一个理由。更为重要的是，一位诗作得快且好，被执法者内心里欣赏认同，进入到“圈子”之中，被当成是“自己人”，自己同类——具有某些共同点的人，这样唤起了执法者身心中一种“自我认同感”，同时也确认了‘知音者”、“识曲者”的自我价值。古云“曲有误，周郎顾”，能识曲，懂得好诗、认可好诗，也是有着“周郎情结”的执法者们闲情逸致中的深层价值意念。同时，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公众舆论对于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控制地方舆论的主要就是士大夫乡绅阶层：“他们既是调解平息百姓之间纷争不和必不可少的仲裁者，又是处理调解官民之间事无巨细大小问题的中间媒介。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然而又是被特别认可的‘陪审团’，随叫随到。清朝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监察制度与这一阶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地方官来讲，他也不敢太过于放肆，因为他需要士大夫乡绅阶层的道义支持，以维系自己统治的权威。”(18) 因此，对于“诗书传家”的士大夫乡绅阶层来说，即时作诗测验，也是迎合他们口味的聪明之举。爱才，当然是地方官员为政宽仁的一个值得宣扬的方面。换个角度来看，以当事人“现场作诗”作为一个带有赌博式的“考验”关目，是否也是为了官员施加宽仁找出一个可以服众、有利舆论导向的借口？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其四，明清时代作诗免罪故事的兴盛，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元代戏曲题材及其相关母题的扩散，这体现了不同文体对于该母题的共同关注，也显示了母题的扩散力。焦循《剧说》引《艺苑卮言》即指出：“正德间，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咏，以骰子为题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点污，抛掷到如今。’元人关汉卿杂剧载钱可、谢天香事亦有之，特后人稍易其语耳。”(19) 青楼女性文学素养较高，她们很可能在接受妓女题材戏曲时，就注意到了与下层女性生存状态、命运攸关的该母题。文学母题浸染到实际生活中，原本来自生活的母题也为此更加得到特定角色的深切体验，而激发出更多的母题传播契机来。
其五，就是诗歌文化因子的跨文体渗透。前举小说野史中的诗歌及其故事即然。进一步说，母题生成与发展兴盛，也符合古代诗歌艺术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赵敏俐教授指出，多年来受意识形态论影响，多集中到作者生平、思想、人生际遇和创作动机等，很少考虑到艺术也是一种生产：“我们把目光往往来。……至于有关文学的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比如生产的环境、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过程等，我们实在关注的太少了。”他结合古代歌诗创作实际将其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分为“自娱式的生产与消费”、“寄食式生产与特权式消费”和“卖艺式生产与平民式消费”，指出这三种基本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历史发展及辩证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是诗与乐的结合”(20)。突出的就是现场展演，即带有特定情感、身份的有权威听众在场之特定情境中的表演性。那么，因自身负罪而现场作诗，又因诗作得到另眼相看而被免罪，这一当事人“身份改变”的幸运故事说明什么呢？
一者，诗歌创作伴随着迅即消费的过程，离不开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共同置身于一个特殊的情境。作诗者面临一个价值失落、身份被质疑的窘迫处境中，他是“犯罪嫌疑人”，甚至已经被断定有罪，不过是如何量刑（如何被处置）的问题（或被擒获的猎获物，可被随时及任意处置的陷于困境者，等等）。
二者，从诗歌生产者角度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十分不利的诗歌生产环境中，由于诗歌文化本身所拥有的众所认同的崇高地位，负罪的作诗者被赏爱诗歌的官员（或其他控制局面拥有“消费特权”者）允许，当场发挥他们的诗才。其中既有自嘲自娱的成分，也往往不乏自辩解嘲的动机。当然，这可区别于文人自娱，倒近乎“卖艺式的”生产。如本文开头所说，明清叙述较多变成了下层男女因过失“犯罪”，而以具有贵族般作诗才华得到官员宽宥，这也印证了赵敏俐所概括的诗歌史晚期“卖艺式生产与平民式消费”的历时性特点，与其他许多时代特色共生互动。
三者，从诗歌消费者角度看，这一特殊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事实上也正是官员们（或其他具有“消费特权”的角色，如上面生产者类似，角色称呼可以置换，但角色功能一致）主体精神价值、审美情趣和伦理品位被考量、被确证的过程，确认的结果就决定了他们是否采取宽容的态度。
四者，作为产品——诗歌作品，实际上也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诗，但一般来说，至少要符合这样一些叙事话语中惯常的标准，必须按照特权者（消费者）临时命题的要求，切题，具有“双关”性即表层深层的双重蕴涵，而深层引申的蕴涵之中又往往有适度的自辩自解，乃至为了表达委婉含蓄而必要的自嘲诙谐意味，还不能忽视现场的“消费特权”者即刻看懂听懂这一因素。
综上，这实际上是“卖艺式生产”与“特权式消费”结合的“快餐式”消费。这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无疑是诗歌爱好者，他们从主体内在价值如何看待作诗行为是一回事，更关键的还在于彼时彼地当下的身份角色的规定性。而也正由于诗歌生产者特殊情境下的“言为心声”，“形诸歌咏”，同时也难得地为具备“特权式消费”资格的品诗者、知音识曲者提供了绝好的发挥施展机会，他们岂非也是在“表演”？应该感谢，是生产者的即时而无奈的表演，提供了消费者进行趁便而得意的特权炫示，后者又何尝不是在表演？而且更具有表演性！
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传播过程中，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一者，至少体现了文化史上“尊重人才”的意趣，虽则“诗才”其实未必真的能等同于“人才”，然而不能否认，诗国传统往往还就是持久地以此判定人的价值品位的。二者，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人际和谐理想，可以说是把人当作人、珍视生命个体的情感与人伦价值的一个基本表现。因诗、因能诗而发现了个体价值及其文化层次，唤醒了对于个体价值的基本尊重，尤其显示了文人阶层的文化心理向社会运作机制、普通民众舆论的渗透。三者，是诗歌本身及其诗学传统的审美魅力在微妙地起作用。这一值得注意的古代诗歌传播史现象，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之诗学功能的一个别致体现。四者，就是上述故事叙述过程中韵散呼应的方法，多半是借鉴了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及其影响下变文的表述习惯，显示了诗歌文化传播过程中外来影响的介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不赘。
收稿日期：2011－04－25
注释：
①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第二十七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06－307页。
② 苏建新：《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5－148页。
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中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417－418页。
④ 青城子：《亦复如是》（卷五），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28－130页。
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奸盗皆以诗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页。
⑥⑨ 《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五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81－82、14页。
⑦ 詹詹外史评辑：《情史》（卷十二《情媒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26－327页。
⑧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三十七“斯文盗贼”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⑩ 《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320页。
(11)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和盗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77页。
(12) 王立：《〈聊斋志异〉“乱离之后巧相认”故事及其渊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3) 《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五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88页。
(14)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72页。
(15) 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
(16)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册《音乐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37页。
(1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页。
(18) ［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Real Chinaman），鞠方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2－185页。
(19)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23页。
(20) 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