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双边贸易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引力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一个适当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状况，分析制约双边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并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扩大双边贸易的对策，可为我国政府制定扩大双边贸易的措施、为企业开拓潜在的国际市场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参考。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了“贸易引力模型”，所选取的数据是中国2000年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及相关的数据，在模型拟合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最初出现在Timbergen(1962)和Poynohen(1963)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注：Poyhonen,Pentti(1963),A Tentative Model for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Weltwirtschafliches Archive,Vol.90,pp.93-100.）基本模型是
Tij=A·(Y[,i]Y[,j]/D[,ij]) (1)
其中T[,ij]是双边贸易额，为进出口的总和；Y[,i]是国家i的GDP；Y[,j]是国家j的GDP；D[,ij]是国家i和国家j的距离；A是比例常数。
该模型的思想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的相互吸引力与他们质量的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进而设想：两个国家的贸易量与它们的经济规模之积正相关，而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负相关。
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进。比较著名的有Helpman(1987)（注：Helpman,E.(1987),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Evidence from Fourteen Industrial Countries,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MIT Press,Cambridge,MA.）和Deardorff(1995)（注：Deardorff,V.Alan(1995),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Does Gravity Work in a Neoclassic World?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5377.）的研究。前者涉及Anderson(1979)、Krugman和Helpman(1985)所提出的垄断竞争条件下发达国家之间有关产品多样性的产业内贸易的情况，后者则研究基于Heckscher-Ohlin所提出的自然禀赋决定比较优势条件下的有关非竞争性产品的产业间贸易。两者的研究其实是考察产品的互补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品的互补性也是决定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因素。贸易引力模型相应地取得以下形式
LnT[,ij]=α+β[,1]Ln[Y[,i]·Y[,j]]+β[,2]Ln[(Y/P)[,i]·(Y/P)[,j]]+β[,3]LnD[,ij]+β[,4]TCI[,ij]+ε[,ij](2)
其中Ln表示自然对数；α、β[,i](i=1,2,3,4)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j]是回归误差；P代表人口；TCI[,ij]=∑[X[,ki]×M[,kj]]/[∑ X[2,kj]×S M[2,kj]][1/2]代表产品的互补性程度；k代表进行贸易的商品；X[,ki]代表国家出口商品K占总出口的份额；M[,kj]代表国家进口商品K占总进口的份额。
另外，Frankel(1997)（注：Frankel.Jeffrey.A,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强调了像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具有陆地相连性等地理运输的便利，Garman(1999)（注：Garman George and Debora Gilliard(1999),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1975-1992,The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Vol.14 Number 3.）、Wall(1999)（注：Wall J.,Howard(1999),Using the Gravity Model to Estimate the Costs of Protection,January/February Review of Federal Bank of Saint Louis.）和Tamirisa(1999)（注：Tamirisa,Natalia(1999),Exchange and Capital Control as Barriers to Trade ,IMF Staff Papers.）还考虑了经济一体化措施、贸易保护、贸易管制等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其中Sohn，Chan-Hyun（注：Sohn,Chan-Hyun,A Gravity Model Analysis of Korea's Trade Patterns and the Effects of a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2001,http://www.indo.com.）的模型具有代表性，表达为
LnT[,ij]=α+β[,1]Ln[Y[,i]·Y[,j]]+β[,2]Ln[(Y/P)[,i]·(Y/P)[,j]]+β[,3]LnD[,ij]+β[,4]TCI[,ij]+APEC[,ij]+ε[,ij]
(3)
式中APEC[,ij]指贸易伙伴是否为某一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用于衡量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本文则受上述文献的启发，根据中国双边贸易的实际情况，同时由于研究条件的约束（难以获取某些有关数据），假设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由各方的经济规模、人口、空间距离、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等因素决定或影响，即
T[,ij]=f(Y[,i],Y[,j],P[,i],P[,j]],D[,ij],S[,ij])=A·(Y[,i]Y[,j])[β]·[(Y/P)[,i]]·(Y/P)[,j]][γ]·D[δ,ij]·e[Sijζ] (4)
对(4)式两边取对数后得到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分析形式
LnT[,ij]=α+βLn[Y[,i]·Y[,j]]+γLn[(Y/P)[,i]·(Y/P)[,j]]+δLn D[,ij]+ζS[,ij]+ε[,ij] (5)
其中S[,ij]为制度安排变量，α、β、γ、ζ是回归系数，ε[,ij]为误差项。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它被认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注：黄益平、宋立刚：《应用数量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P182。）但是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这一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因为它运用灵活、计算简单而且能解释传统的要素禀赋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实际贸易现象；另一方面是据有关研究显示，贸易来自于需求，而需求又取决于收入，因此贸易双方的GDP和人均GDP与贸易额正相关；空间距离的存在显然增加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也可能因此阻隔贸易的信息交流，因此与双边贸易额是负相关的；至于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会影响贸易额，是因为贸易作为一种交易，存在大量的科斯意义的交易费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二、数据处理及计算结果
运用统计软件"SPSS10.0"将所得数据（注：本文的数据来源分别是：从《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选取中国2000年最大的贸易伙伴30个国家或地区，同时得到2000年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并将贸易额换算成统一计量单位：万美元。计算发现，该年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4230.8亿美元，是中国当时对外贸易总额4742.9亿美元的89.20%，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概况。
从《世界经济年鉴2001》查阅贸易伙伴的GDP、人口数据，这主要考虑到数据的相对真实性和可比性，同时也作了必要的单位换算。在此基础上计算各贸易伙伴当年的人均GDP，单位为万美元／人。
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距离以双方首府地理上的空间距离计算，这可能与实际的贸易状况有出入，但考虑到选用其它计量标准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以及操作的简便，本文还是采用选定的计算标准。该项数据来源于INTNET的各网站资料。
制度安排变量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这里用于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因为共存于同一个世界或区域经济组织之中而具有促进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本文考察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如果是则S[,ij]=1，如果不是则S[,ij]=0。（数据整理见表一））依据方程(5)进行线性拟合，得到以下结果：
三、结果分析
从以上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决定中国2000年外贸状况的重要因素确实是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GDP总量）、国民收入水平（水均GDP）、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等，而且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力决定了中国外贸规模的基本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反映经济规模的GDP总量比反映国民收入水平的人均GDP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多地是由贸易伙伴的GDP总量决定，则说明这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尚处于低级阶段，也就是说，该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主要的是资源型的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多地是由贸易伙伴的人均GDP决定，则说明该国的贸易结构已经处于高级阶段，同时也意味着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这样看来，中国要想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将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辛道路。（附注：这两个变量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这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何本研究的模型拟合整体上不能排除线形相关性。）
第二，作为决定双边贸易规模的负相关因素，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但阻隔力度有所减弱。据现有的文献研究表明，空间距离的阻隔系数一般在-0.953到-0.76之间。通常的理解是，空间距离越大则运输成本越大、信息交流越困难、相互的文化差异也就越大，从而限制了相互的贸易往来。距离阻隔系数的变小（绝对值）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贸活动受益于运输技术的改进，或者社会信息化的提高，或者是目前中国贸易商品的种类不是很受运输成本的约束，这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贸易伙伴间的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规模的影响巨大，这一点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本研究用于衡量制度安排效应的指标仅仅考虑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和中国一样处于亚太经合组织，而实际上影响双边贸易状况的制度因素在当今时代是如此之多，这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还是给我们足够的启示，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种组织、社团将在促进中国外贸发展方面拥有广阔的舞台。
另外，据模型拟合结果得出的经验方程
T[,ij]=f(Y[,i],Y[,j],P[,i],P[,j]],D[,ij],S[,ij])=e[11.791]·(Y[,i]Y[,j])[0.397]·[(Y/P)[,i]]·(Y/P)[,j]][0.214]·D[-0.577,ij]·e[0.844Sij] (6)
我们计算出中国2000年与前30位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预测值（见表一），将实际贸易额与预测贸易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0年中国前30位贸易伙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潜力再造型。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大于或等于1.20，与这种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香港、德国、美国、英国、印尼、伊朗、荷兰、俄罗斯和阿曼共计9个国家或地区。
二是潜力开拓型。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发展双边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双边贸易的空间，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在1.20到0.80之间，与这种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沙特、新加坡、泰国、阿联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巴西等12个国家或地区。
三是潜力巨大型。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小于或等于0.80，如印度、菲律宾、越南、西班牙、芬兰、瑞典、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或地区。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四、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在将来就如何扩大双边贸易，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个方面是强化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从上文的分析知道，扩大双边贸易的积极因素有双方的经济规模、国民收入水平和某些制度安排（即这些因素与双边贸易额正相关），消极因素（即这些因素与双边贸易额负相关）是贸易伙伴之间的空间距离及众多的贸易壁垒（贸易壁垒虽然未列入本文模型的考察范围，但阻碍贸易发展的作用是显然的）。对中国来说，强化积极因素首先在于提升产业水平，改善贸易结构。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与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互补关系，因此决定双边贸易额的经济规模因素比人均国民收入因素贡献大得多。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努力提升产业水平、改善贸易结构。比如目前应当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信息产业的投入。如此一则可以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而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二则能够进一步弱化空间距离的阻隔效应，节约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
强化积极因素还在于充分发挥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各种民间组织的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中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应当而且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尽可能地扫除阻碍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各种贸易壁垒和不公平待遇；同时，积极加入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历史给予的机会，在东盟甚至更广泛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将为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
转变消极因素除了上文所述的消除贸易壁垒以外，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地理上的空间距离我们不能更改，但是我们可以培育、发展我国的贸易伙伴。中国有漫长的边界，周围有众多的邻国，如果与他们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将得到很大程度的弱化。
中国扩大双边贸易、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第二个方面的努力是有针对性地巩固已有的国际市场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巩固已有的国际市场重点在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贸易伙伴的市场。这两类贸易伙伴大多是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它们是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市场和高级产品的进口市场，巩固这市场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一般说来重点在于第三类贸易伙伴的市场。但如果做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每种类型的贸易伙伴中都有与之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的可能。
表一 2000年中国与前30位双边贸易伙伴的有关数据
比如第一种类型的英国，虽然实际贸易额是预测贸易额的1.22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德国（实际贸易额是预测贸易额的1.92倍）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说明英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第二类贸易伙伴中的日本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国与它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甚至具有更优越的发展贸易的客观条件），但实际贸易额与预测贸易额的比例不但远低于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比例（我国和美国的实际贸易额与预测贸易额的比例为1.75），而且只达到预测贸易额的0.99，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又如台湾，它是中国的一部分，经济水平与中国的香港相似，但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和大陆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相比，情况大相径庭，其中政治原因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如果这个障碍得以解决，相信双方的贸易额会有巨大的增长；在我国的第三类贸易伙伴中，瑞士、加拿大、菲律宾的国际市场尤其值得重视。中国与瑞士的贸易水平是30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双边贸易额只有预测贸易额的45%，也许其中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存在极大的发展潜力。
总之，如果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有利因素得以发挥，不利因素得以排除，并有针对性地研究、分析贸易伙伴的特殊情况，进而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的对外贸易将有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