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基诺族的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诺族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8）06-0030-05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国务院批准了基诺族识别报告。基诺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以来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几乎是同步的，因此，基诺族的发展，无疑是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之路的一个有益视角。基诺族发展研究，无论对新农村建设和深化农村改革，还是对基诺族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基诺族的新“跨越”
新中国成立不久，基诺族便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基诺族的发展无疑又是一次新的“跨越”。
1.从“攸乐人”到基诺族。从1958年开始，杜玉亭等人对“攸乐人”进行了长达20年的民族识别。1979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了基诺族识别报告（国发［1979］140号），6月6日对外发布公告，从此，基诺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平等一员。各级人大、政协中基诺族代表的确定和基诺山基诺族乡的建立（1988年），标志着基诺族平等参与国家管理和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地位的确立，基诺族真正翻身成为主人。基诺族是迄今为止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因此，一经确认，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很快兴起了科学研究和扶贫开发的热潮，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2.从“刀耕火种”到市场经济。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存经济”（杜玉亭，1991），是解放前基诺族的基本谋生方式。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前，刀耕火种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以粮为纲”，森林砍光，温饱问题还是没有根本的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诺山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毅然放弃“以粮为纲”，制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经过30年来的探索和努力，走出了一条以粮食、橡胶、砂仁、茶叶、水果种植为“支柱产业”的发展道路，在人口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历史上羞于经商、没有商业、没有商人的基诺族，改革开放以来外出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金钱观念等日益增强。
3.从“靠天吃饭”到科技致富。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无论是刀耕火种，还是采集狩猎，人们都不能控制自己的活动结果，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庄稼的丰歉，猎获的有无，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为了祈求“老天保佑”，人们不得不进行复杂繁多的祭祀活动，但终年辛劳，也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政领导和科研院所的关心帮助下，人们依靠科学种田获得丰收，依靠科技种植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获得成功，因而对科学技术情有独钟，科技致富的信念不断增强，学习科技的热情十分高涨。乡政府先后组织了上万人次的科技培训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基诺族群众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不到10年，温饱问题就基本解决。2005年3月，国家民委正式宣布基诺族基本实现“整体脱贫”。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就超过西双版纳州的平均水平，2004年达到1614元，2006年达到2191元，个别村寨和家庭则超过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4.从“刻木记事”到教育先行。基诺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上过着刻木（竹）记事、口耳相传的生活，解放前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读书人。1953年，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在基诺山兴办学校，1956年创建第一所小学，1957年建立中心小学，1969年创办附设初中班。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诺山出现了群众自发捐资办学的热潮，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对基诺山的教育投入，从而使基诺族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2年建立基诺乡初级中学，1984年正式挂牌，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现村村有学校，1987年在西双版纳州率先普及初等教育，1996年通过普及六年义务教育验收，2000年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迄今为止，基诺山已培养初中生五六千人，并向高一级学校输送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近千人，全乡一半以上的社会成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现代教育的发展，使基诺族人口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
5.从“巫医不分”到中西医结合。解放前，基诺山“烟瘴甚盛”、疾病流行而缺医少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基诺语尚无医生一词，不少村寨称草药医生为‘乃科’，译成汉语就是‘鬼窟’或‘鬼巢’。医生称为‘鬼窟’，这恰是医生尚未与巫师分离的表现”[1]77。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诺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全乡拥有卫生院1所，乡村卫生（计生）室7个，医护人员20多人，乡卫生院还配备了许多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与此同时，基诺族医药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并于2001年出版了《基诺族医药》，收载常用药319种，单验方251个。经过30年来的努力，基诺山缺医少药的情况根本改变，一些历史上流行的恶性疾病彻底根治，疟疾等多发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常见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了基本的保障，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
6.从“与世隔绝”到对外开放。由于地理环境封闭，更兼毒蛇猛兽猖獗和原始森林阻隔，历史上基诺族村寨之间极少往来，与外界交往更少，几乎与世隔绝。20世纪60年代初修筑的小腊公路从西北到东南贯穿基诺山，成为与外界联系的枢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基诺山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村寨相继修通了乡村公路。2000年启动的基诺山扶贫综合开发，实现了村村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通电话电信，路不通、电不明、信息不灵的状况彻底改变。交通、通讯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使基诺山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日益与世界“接轨”。各种家用电器早已“普及”，坐汽车、穿洋装、住“洋楼”已不是梦想，手机、电脑、互联网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走出去和走进来的人都越来越多，“进出口货物”也越来越多，市场行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每天都能了解到，外界对基诺族的了解越来越多，基诺族也日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7.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对基诺族历史发展的定位使其与“原始社会”挂上了钩，有关的宣传报道较多地渲染了其相对滞后的一面，造成了许多人心理上“基诺族落后所以什么都落后”的创痛，以致在基诺族确认初期，许多人羞于承认自己的族籍，更多的人则对本民族历史讳莫如深，从而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集体失忆乃至选择性排除。改革开放以来，基诺山的巨变不仅彻底改变了基诺族的形象，而且大大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从基诺族的各级人大、政协代表，各级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都认为应该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基诺族全国人大代表包布鲁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一个民族应该具备一个民族本身独有的建筑风格和语言文化，这些都应该得到保留。如果全部消失了，那这个民族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对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2] 今天的基诺山，人们的乐观自信溢于言表，不仅基诺族同胞为自己身为基诺族的一员而自豪，而且有许多人慕名前往基诺山“学习”基诺族文化，乃至许多人通过联姻融入了基诺族大家庭，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基诺山参观考察、旅游休闲、经商办厂，许多人想到基诺山打工还未必能够如愿以偿。
二、基诺族发展道路的特色探讨
基诺族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基诺族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民族文化的繁荣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民族的发展必然是民族的民族发展（或民族性的发展）、民族的社会发展（或社会性的发展）和民族人的发展（或人口的发展）的统一”[3]71。改革开放以来，基诺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经济、教育的发展成为先进典型的同时，其传统文化的快速消失也颇具典型性，因而，基诺族的“民族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党和政府、专家学者、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都为基诺族文化保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参见拙作《对基诺族文化保护的反思》，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种种保护措施，对基诺族文化的发掘、整理、保存和传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培养和民族文化自觉的启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有了种种探索和努力，才使我们今天仍能看到基诺族的“全民双语”、“特懋克”节、服饰、民居、歌舞及大量的基诺族研究专著和论文，基诺族文化保护为基诺族的“民族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与当今国外的保留地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等是有区别的，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民族政策也有所不同。
2.基诺族的发展道路是实事求是之路。新中国成立不久，基诺山也纳入了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轨道，对于一个刚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口较少民族来说，“民主补课”、大炼钢铁、“文化革命”、“以粮为纲”等等是脱离实际的，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前，温饱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改革开放伊始，基诺山从实际出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一族一策、一山一策适应了基诺山的发展需要，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基诺山的快速发展。
3.基诺族的发展道路是跨越式发展之路。“直接过渡”和基诺族的新“跨越”，是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成功实践，其“跨越”的动力、内涵、方式和条件值得深入研究，对丰富和深化民族发展规律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4.基诺族的发展道路是平等团结互助之路。单一民族的确认，为基诺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基诺族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政策对头和本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努力，还与党和国家的扶持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密不可分。30年来，党和政府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基诺山较大的倾斜和支持。1982年，基诺山被列为热带山区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2000年，云南省政府把“两山”（基诺山和布朗山）列为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同时，“两山”又被国家民委列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扶贫综合开发试点乡。扶贫综合开发计划投资3630万元，实际投资2883万元，全乡100％的基诺族群众受益，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都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大批民族工作队、医生、教师、科技人员来到基诺山，帮助基诺族同胞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战胜自然灾害和重重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又有大批科技人员来到基诺山，手把手教会了基诺族兄弟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
5.基诺族的发展道路是科学研究助推民族振兴之路。新中国成立前，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中，有关基诺族的记载凤毛麟角，根本谈不上民族研究。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杜玉亭等专家学者围绕民族识别对基诺族进行了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家学者投入到基诺族研究的行列，基诺族研究与基诺族发展互相促进，使基诺族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的基诺族研究的专著和普及读物已有30多部，以基诺族为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期刊文章已有400多篇。基诺族研究涉及面十分广泛，为基诺山的发展方针、规划、计划的制订及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基诺族的发展道路是非工业化的绿色生态之路。经过30年的探索和努力，基诺山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历史，粮食、橡胶、茶叶、砂仁、水果种植成为主要“支柱产业”，这是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基诺族的发展道路表明，发展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并不适合基诺山的实际。改革开放以来，基诺山因地制宜、科学决策、科教领先、示范开路、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统筹兼顾、综合发展、外力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低起点高速度发展的“基诺模式”（吴应辉，2000）。
三、对基诺族发展的反思与前瞻
1.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基诺族的发展成绩喜人，也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随着经济与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市场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西番莲和茶叶价格大起大落的影响就是典型。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脆弱表明了基诺山单一经济结构的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在一段时期以来是绿色生态而可持续的，但是其发展的潜力或后劲需要深入研究。带动基诺族经济起步并一度占到全国总产量24％的砂仁提前老化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带动基诺山经济腾飞的橡胶宜植空间有限，生态效益如何正待研究。
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差距拉大。从“整体脱贫”到共同富裕还有较大差距，总体上看，基诺山南部土地较多、自然条件较好、橡胶种植较早较多的村寨和家庭已经比较富裕，而且收入持续增长的势头良好，而北部不宜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的村寨和家庭则还比较贫穷，而且脱贫致富、增加收入的途径更加有限，因此，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三是享乐消费与小富即安。基诺族一天天富裕起来，这是令人欣慰的事。然而，不合理的消费却制约着进一步的发展，享乐消费倾向日益明显。以酒的消费为例，“有的基诺群众在经济作物收获后举家乘拖拉机到山下坝区城镇住旅馆，几日酒醉饭饱”，“一些嗜酒人家的酒烟消费占了家庭纯收入的一半（某自然村干部估算该村酒烟支出亦近纯收入的一半），难以脱贫”，“如把上述嗜酒的问题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它影响了基诺族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4]110。与此同时，很多人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意识，安于现状，发展动力不足。
四是生态保护与土地需求的矛盾。基诺山的人口，新中国成立时约为3800人，2006年为11400多人，50多年间增长两倍多，人口增长意味着对土地需求越来越大，现实却是可供农民使用的土地越来越少。据道光年间《云南通志》第136卷的记载，历史上“攸乐土目”的辖区约为1350平方千米，现在基诺族乡的面积约为599平方千米（另一说为622.9平方千米）。“林业三定”（1982年）和“两山一地”（1983年）的落实，把基诺山的土地划分成了自然保护区、天然林、国有林、集体林和轮歇地五大类，其中，自然保护区86251亩，占9.5％；原始及次生天然成材林125800亩，占13.9％；国有林408000亩，占45％；集体林：63000亩，占0.07％；轮歇地224316亩，占24.7％，包括自留山17027.4亩（户均11.1亩）、自留地4004.6亩（人均0.45亩）[5]320。由于“退耕还林”、“天保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的需要，又有许多土地被占用，人地关系的紧张越来越突出。
五是资源开发与民族利益的矛盾。田野调查时，有的村干部一再要求笔者记住一句话：“抬头望见美人山（银场山），低头望见葫芦岛（勐仑植物园）。”笔者不揣冒昧的理解，大概是指资源开发没有较好地兼顾当地民族的利益。旅游开发、矿石开采、文化保护等活动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利益，群众没有积极性，还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资源开发一定要充分照顾当地民族群众的利益，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也是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慎重解决的问题。
六是人才缺乏与“读书无用”。基诺山的发展需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但是，“孩子不愿意读书”越来越成为家长和教师头疼的问题，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读不读书无所谓的想法却越来越普遍。既然读了书也难找工作，经济作物扩大种植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不如让孩子早点回家干活，这种思想和做法，与20世纪80年代初自觉捐资办学的感人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七是民族文化保护有待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基诺族文化保护的种种努力已有较多研究（参见拙作《对基诺族文化保护的反思》，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民族文化保护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有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2.对基诺族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笔者到基诺山调查民族文化保护时，很多人强烈建议加强对基诺族发展的研究，笔者深感责任重大而力所不及，然而，人们的信任、期待和情意久久不能释怀。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新一轮改革中，笔者认为应有新的思路和举措，赋予“以林为主”方针新的内涵，变“以林为主”为“以林为主”和“以民族文化为主”并重。
一是加强科学研究，促进基诺族又好又快的发展。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考虑创建“基诺学”，创办基诺族研究的专业刊物。
二是加大对基诺族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
三是把基诺山建成国家森林公园。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大了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但是还不够，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还要有“大文章”、“大手笔”。把整个基诺山建成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已有实力“集中精力办大事”。基诺山被誉为“王冠上的绿宝石”，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全国有名，民族文化则是基诺山绝无仅有的资源优势。基诺山是全国唯一的基诺族乡，96％以上的人口是基诺族，占基诺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基诺族的识别和基诺族文化的保护，渊源都在基诺山，任何一个想了解和研究基诺族的人，都不能不依托基诺山。通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实现基诺族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民族生存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统一、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问题解决的统一，从而超越民族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之间的种种悖论，化解现实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具体建设方案可以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国外已有很多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巴厘岛的经验似乎就有可比性和借鉴价值。基诺山扶贫综合开发实际投入仅有两千多万元，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微不足道，但在基诺山却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政治、经济、社会效益。同样的资金，用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大不一样。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基诺族的发展成绩斐然，但总体发展水平并不算高，基诺族的发展，仍然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专家学者的上下求索。
收稿日期：2007－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