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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3-070119-0051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以国际金融和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一个现行体系的反对者和怀疑者，转变为这个体系的参与者和改革的推动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促使它进行改革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怀疑和对抗现行体系已不明智，完全接受和维护也不道德。我们需要在参与的同时推进改革，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开展良性的国际竞争和合作，催生和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①。由一个反对者转变为这个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标志着中国国际经济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转折，它也是我们努力要建设的和谐世界的重要基础。
一、中国在维护和改革国际贸易体系上的贡献
在二战后的头30多年间，中国始终认为GATT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没有话语权，对他们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并无太大的积极意义。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及外部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对GATT所代表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发生了观念和政策上的变化，并最终于2001年1月1日正式加入了已经取代GATT的WTO。
目前，一方面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正在向进一步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商品贸易自由化的原则被进一步推广至服务和其他领域。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兴起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利用现行WTO规则的漏洞或便利而实施的各种变相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不断增多，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仍然存在着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WTO重要成员的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致力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并通过努力履行WTO规则，全面开放自己的市场，为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但是，毕竟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之中的地位不一样，利益所在也存在巨大差别，这就使得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对待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改革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首先是需要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对GATT-WTO进行一些规则改革。
在GATT成立初期，一些贸易大国的利益必然要体现在相关的规则中，比如，反倾销、特殊保护措施等，就与自由贸易的原则格格不入，但却成了GATT-WTO的重要规则之一。如果要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些规则就应该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修改，比如以反垄断代替反倾销，以产业调整措施来代替产业保护措施。
其次，作为WTO的成员，应该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则承担相同的义务和享受同等的待遇。但是，由于这一体系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和发展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些完全不合理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在发生反倾销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规则③。而针对这类不合理的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本来应该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但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由于本身的利益所在，短期内不会让这类改革进入议事日程。中国只有在不断加强自身经济实力，对国际贸易体系作出更多贡献的同时，逐渐推动国际贸易体系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另外，中国也与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完全一样，比如，由于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了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就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所获得的自愿选择不一样，中国必须遵守自己的承诺，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反对服务业的开放。这一方面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有了更多共同遵守的国际贸易规则基础，另一方面，也给了中国比较超脱的地位，可以更多地为维护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仗义直呼，去推动现行体系朝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毕竟，中国不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国拥有了更多的道义力量。
二、WTO新一轮谈判：中国的作用与贡献
中国从一开始就对新一轮谈判采取了合作和推动的态度，而且由于中国本身在履行加入WTO承诺上有众多的事要做，在WTO新一轮谈判中并没有参加一些利益集团以及与相关方进行讨价还价，也没有因为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自动地支持发展中国家集团提出的所有意见，而是比较超脱地站在中间协调的立场上，为推进谈判的进展做了很多努力。中国一方面敦促美国和欧盟削减农产品补贴，为达成全面协议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弃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对抗。中国的这一立场，不仅有利于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在客观上有利于谈判的开展。目前，中国也正在与欧美以及其他一些贸易大国进行努力，在适当的时机重开谈判，使多哈回合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在反全球化的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使一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们不断掀起反全球化的运动，矛头所指不仅包括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不合理层面，而且还包括了全球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秩序与规则，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WTO新一轮的谈判。从这一角度看，WTO新一轮谈判成了推进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一方面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对反全球化的运动置之不理，而是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减轻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和国家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益。
中国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比如，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早在加入WTO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并在随后陆续加入了该组织管理的12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公约。加入WTO后，又根据WTO的TRIP协议修改了不少国内法规，并在国内通过各种措施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但同时，中国反对在WTO的框架内利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其他成员施压，同情支持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对在治疗爱滋病和其他传染病药物的专利上过分保护知识产权，而不顾全球防治这些传染病的客观需求④。中国还反对将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物基因作为专利进行保护，以防止一些发达国家的机构利用其知识和财力优势去抢注专利而对这些国家造成伤害。
再比如，在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中，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所谓模式4的自然人移动和海运服务自由化的要求。从经济全球化本身发展的逻辑要求看，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都越来越自由化，惟独最重要的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非常低，受到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和制约。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看，从事各种服务的人员的移动远比通过其他形式承载的服务本身的移动重要得多。所以，自然人的移动理应被纳入服务贸易谈判的内容，接受国际的规范和制约⑤。但是，中国并不以此作为履行自己义务的条件，中国认为，所有国家都不应该从已有的协议义务中退却，新领域自由化的安排不能达成协议，不应该影响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履行。
三、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合作
随着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后来其他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缺陷有了更深的认识，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高涨，推进改革以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在7国集团的建议下，IMF于1999年将其“临时委员会”变成了常设机构，更名为“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并赋予其更多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咨询决策权利。中国支持了7国集团的提议，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的成员积极推进改革的讨论。中国还积极参与7国集团倡导并于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一起对国际金融改革进行对话与协商。中国还作为东道国于2005年10月在河北香河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行了有力的推动。
目前，中国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美国所希望的改革是在不动摇美元霸权基础上的改革，只是对一些明显的不足和过时规则进行小修小补，而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尤其是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上，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在维持汇率稳定和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机制、在抑制投机性和市场操纵性国际资本流动的规范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加速改革。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国际金融体系核心内容的改革进程十分缓慢，只是在一些边缘性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尽管如此，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的合作基础目前在扩大，这是因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在增强，中国在推进改革中的作用在增大。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优势和利益就不得不需要与中国在一系列改革的议题上进行协调和合作，以便寻求符合美国利益，又能够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可的改革方案和推进途径。因此在8国集团研究国际金融和其他经济问题时，中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参加者，在20国集团中，中国更是美国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与之协商和协调的重要对象。扩大和拓展这些协调，正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基础性构件。
四、中国在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上的作用与贡献
不断扩大的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使国际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巨额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需要不断地吸引全球资本回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维持国际资金回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能力是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密切相联系的，尤其是对美元信心的稳定。而对美元信心的稳定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和外部世界对美元汇率的评估与预期⑥。正是在这两点上，世界经济的两个大国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融合点和合作的基础。
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毕竟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只有4.7％，美国从自身更大的战略利益出发，有时并不把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看成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条件。因此，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斗争。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扮演了一个负责任经济大国的角色，为维持国际金融稳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贡献。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提供资金帮助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并且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当前，中国顶住了美国部分利益集团的压力，没有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而避免了引发亚洲国家的金融动荡。因为，人民币汇率如果大幅度波动，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与日圆汇率大幅度波动一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美元与日圆汇率的大幅度波动⑦。
在上述领域中，中国与欧盟以及日本等国的合作基础也明显在拓宽，因为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和协调的加强，将增加他们影响美国的实力，中欧首脑磋商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不断推进，都是这种合作需要的反映。
五、中国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载体IMF上所采取的合作态度
中国和多数发达国家都希望改革IMF，这是一致的，而且在很多具体改革问题上有不少共识。比如在IMF投票权和执行理事会的代表权问题上，多数国家都认为，目前的投票权和代表权比例不合理，亚洲和拉美的投票权和代表权偏低，需要调整。美国更是积极地要求欧洲将一些投票权和执行理事的席位让给亚洲和拉美的代表⑧。在增加IMF在反恐、反洗钱的监督职能上中国和美欧存在广泛的共识并积极支持IMF在这一问题上的改革。在增强IMF对成员国金融形势的评估和监测职能上，中国和美欧等国也有着相一致的意见，希望IMF担负起更多的监管职责，为防范金融危机做贡献。因此，在20国集团内以及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内(IMFC)，中国和美欧日以及发展中的大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和协调。
但是，中国在诸如IMF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IMF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IMF是否要规范成员国汇率制度选择的自由等问题上，中国与美欧等国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
在过去的10多年里，IMF贷款条件趋于增加，条件约束趋于硬化，IMF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供每个贷款计划时附加的条件平均为2～3条，到90年代中增至10条左右，而到90年代末贷款附加条件增加至18～19条。由于约束条件增加和硬化，IMF贷款项目被完全履约率由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50％以上降至90年代不足30％⑨。这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为一方与美欧存在竞争，也存在着进一步协调的需要。
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学者建议IMF应该继续推动在1997年曾经在临时委员会达成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共识，将资本自由化作为规范来修改IMF协定⑩。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求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更多的制约和监管，要求国际社会制定基本规范和原则，抑制投机，防范金融垄断和操纵等。我们不赞成完全的市场机制调节，更不赞成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作为IMF成员国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也必须合作和协调。
IMF协定第二次修改已经从法律意义上将汇率制度的选择权交给了各国自己。如前所述，现在的问题是管理浮动汇率无章可循，是国际金融市场和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缺乏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主要储备货币之间进行政策协调，逐渐建立汇率稳定机制，为国际金融稳定和资本的有序流动提供基础。但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从本身狭隘的利益出发，认为IMF成员应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且明确指责中国违反了IMF协定条款的精神(11)。这些观点不仅荒谬，而且还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基本利益和国际金融的稳定。因此中美之间在IMF监管成员国汇率制度问题上需要双方在多边的框架内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对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都不利。
总而言之，尽管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差异和不同的趋向，但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使得各国的利益融合程度和一致性不断增加，加强合作和协调的基础也在不断拓宽。中国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之一，与其他重要参与者一起维护国际金融贸易体系正常运转并推动改革的责任也在增加，中国有义务与国际社会一起为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共同努力。这正是中国目前不再笼统地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致力于建设性的改革，在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国际经济体系向更合理公平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目前提倡和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胡锦涛主席2005年10月16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理念，他指出“要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支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共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从中受益”，“要共同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第一次将中国原来一贯提倡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赋予了具体的合作性、建设性的内涵，把和谐世界与新秩序相联系。以笔者的理解，就是不仅改变了原来比较空洞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法，而且也改变了原来只强调与现存体系对抗性和矛盾性的一面，更突出地强调了共同努力、合作和建设性的一面。
②参阅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2006年4月19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首次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上的发言。
③参阅宋泓：“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
④参阅wipo:" Patent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HIV/AIDS Pharmaceuticals in Sub-Saharan Africa" ,www.wipo.org/about-ip/en/studies.
⑤参阅崔岩：“国际劳动力流动现状及发展趋势”，《国际工程与劳务》2006年第8期。
⑥参阅Rechard N.Cooper 2005:" Living with Global Imbalanc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olicy Briefs,PB05-3,2005.www.iie.com.
⑦参阅拙作“论国际金融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7期。
⑧参阅Barry Eichengreen 2004:"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Plenary address at Annual PECC Finance Conference,Santiago,Chile,June 21,2004.
⑨参阅Ariel Buira 2003:" An Analysis of IMF Conditionali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XVI Technical Group Meeting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24,Port of Spain,Trinidad and Tobago,February 13-14,2003.
⑩参阅Rawi Abdelal 2005:" The IMF and the Capital Accou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September 23,2005.
(11)参阅Morris Goldstein 2005:"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Enforcing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September 2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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