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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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2)01-0064-05

台湾在战后短短5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从威权到多元民主的社会转型,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也相应地经历了由党化教育到通识教育的转变,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发展特点。

一、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发展的历史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经历了威权统治、政治开放、多元文化三个时代的发展。每个阶段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都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

(一)威权时代的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蒋介石在反思国民党的失败时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而且绝非短时期所能补救的。”[1]2并指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在于国民党“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忽视了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和道德教育”[2]。因此,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极为重视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学生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形态”①。1950年台湾“教育部”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恢复台湾大专院校“三民主义”课程。1953年,蒋介石发表了《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文,为当时台湾的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其中包括:了解三民主义的本质和民主政治的观念以及民主生活的方式;了解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原理和四权的运用方法;认识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和前途;了解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责任;明了科学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从实际生活中发生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从世界调查上学习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从童子军教育、国民军事训练及劳动服务中培养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等[3]。1964年,台湾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课程”改名为“国父思想”。1971年,台湾“教育部”颁定了《民族精神教育实施方案》,提出在适当的大学设立三民主义研究所,加强三民主义的学术研究。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高等院校纷纷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三民主义”、“国父思想”被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从1967年到1980年,台湾“教育部”先后四次公布“大专院校国父思想讲授大纲”,历年的大纲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内涵都是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反共抗俄为主要目标,三民主义被包装成“反共抗俄”的思想武器。

(二)开放时代的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岛内各界的质疑声中,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逐步开始瓦解。1986年开始的“政治革新”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民众对民主法制的诉求日益高涨。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环境的变化,台湾高校开始将威权统治时期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国民道德和民族精神为取向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向“培养21世纪的健全国民”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偏重于公民知识的领域,强调与生活经验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其基本内容包括: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使其在日常生活中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教育学生具有法律和政治的基本知识,使其养成民主法制的观念,并对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有正确的了解和实践能力;加强学生对社会和经济的基本认识,使其养成关怀社会的情操和正确的经济观念,具有参与社会和经济的能力;增进学生对中华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基本认识与欣赏兴趣,使其具有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能力和养成尊重不同文化的态度。90年代后,随着“总统选举”的进行,台湾政治日益“本土化”,反映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本土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课程中增加了认识台湾社会的内容,各个高校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开始“去意识形态化”,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中三民主义的内容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从199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首先将“三民主义研究所”改为“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台湾各高校都开始了更换招牌,寻求转型。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进入21世纪之后,台湾社会完成了第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土崩瓦解,民主政治得到巩固。台湾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完成了去政治化过程,开始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新途径,探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一些尝试,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育培养出具有批判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相对于专业教育的通识教育受到台湾高教界的普遍重视。20世纪90年代通识教育开始在台湾全面铺开,台湾各大学院都成立了专门的通识教育的管理机构——通识教育中心,以负责推动、规划和执行各校通识教育的深入发展,成立通识教育协会,定期召开探讨会,研究探讨通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定期举办教师研习班提高通识教师的素质。各个大学依据自身教育资源以及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上不同的侧重,制定校本化的课程体系。通识教育校本化的发展使台湾通识教育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总体上看,台湾通识教育内容大致涉及四大领域:人文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4]240(见表1)。从教育模式上看主要分为四种:共同和通识课程均衡选修模式、通识均衡模式、核心课程模式、大一大二分院不分系的模式。

二、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特点

台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50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威权统治时代、政治开放时代、多元文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时代的台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高度党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呈现出高度党化的特点。所谓“党化教育”,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国民党在大陆时就曾积极地推行党化教育,以国民党党义的灌输为主体,以军事训练和封建道德教育为辅助,最终以实现对广大师生的思想控制为目的。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也是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惨重的失败,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所以,他力图在台湾修复反共思想体系,将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夺取政权的基地。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实施军事管制,开始了对台湾长达40年的专制统治。在戒严时期,国民党严密地控制着台湾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大力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和“反共”教育,致使这个阶段的台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具有极大的政治依附性,最大限度地为政治服务。蒋介石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中强调:“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浃治于每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3]。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将本党的党义变成了整个台湾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三民主义思想丧失了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性,而沦为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反共教育”的工具。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凝聚社会各界力量、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不断多元化发展,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其过度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教育的思想性,因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二)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特点的形成也是与台湾岛内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影响巨大,很多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都产生了疑惑。抗战胜利后,光复后的台湾在国民党腐朽的统治下,没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严重伤害了台湾民众的感情。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后大迁徙,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蒋介石极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在台湾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台湾高校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各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励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蒋经国上台后,继续文化复兴运动,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了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两蒋”时代结束后,台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传统文化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虽然“台独势力”大肆宣扬“一中一台”、鼓吹“台湾主体意识”,试图隔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但在台湾各高校的通识教育中,有识之士依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通识课程的重要内容。各校也都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呼吁大学通识教育要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回归传统经典的思想世界,抵制以英语普及为标志的“文化霸权”,开拓大学生在全球化时代中的东亚视域,寻找中华文化的根基与底蕴。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识化”

思想政治教育“通识化”,是指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目标内化于通识教育中,通过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完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任务。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突出的特征,就是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通识教育进行了积极的互通,完成了台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识化”。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人们对民主、自由、科学和个性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得不抛弃以往传统政治教育的外衣,积极寻求与通识教育接轨。通识教育“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5]40。通识教育反对教育工具化,大力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性觉醒。在培养人的能力方面,通识教育强调: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5]50。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在内容和目标上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重合性,这为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识化”提供了可能。“通识化”了的台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形式上更加灵活、生动,内容上更加丰富。原本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与通识教育中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课程相融合,政治方面的内容与现代公民教育等的相关课程融合,将原来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分散到不同的学科,提高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认同感。

三、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启示

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历史,突出地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文化上与大陆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对大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不断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

大陆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展开的。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偏重政治教育,忽视了思想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在引导受教育者展开对人生深刻思考的能力方面还有欠缺,在教育过程中唤醒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针对这种状况,首先,要结合人文教育拓展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人文知识拓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深度广度,使受教育者从中不断改变主观世界创造新的精神世界,真正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其次,通过公民教育拓展现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由以往单纯进行政治原则与政治体制教育转向权利义务、民主法治等方面公民意识的培养。只有在普遍建立了公民意识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走上真正健康的发展之路。再次,结合生活道德拓展思想道德的内容,大陆高校道德教育往往是强调理想道德,体现出对人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却往往忽视了生活中基本道德规范,导致理想道德的教育只能是空中楼阁,加强日常生活中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使最高理想道德与日常的道德规范相辅相成。

(二)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和变异性。目前,大陆思想政治教育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以及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嬗变,思想政治教育有责任让当代大学生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将变革与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培养富有民族精神的时代青年,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有效结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1世纪的台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积极实践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通识教育都是属于“做人”的教育,其教育的目标都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从内容上看,通识教育比起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广泛、更丰富,通识教育中的思想修养、道德情操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积极探索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加强对通识教育的政治引导。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通识教育中人文素养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相融合,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渗透在培养“全人”的教育中。用通识教育中的历史、哲学、文学、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基础;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意识形态教育加强对通识教育的政治引导,强化通识教育的政治作用与德育功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收稿日期:2011-09-13

注释:

①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颁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第一条规定:“为使本党主义普及全国,并促进青年正确认识起见,各级学校处在课程内融汇党义精神外,须一律按本通则之规定增加党义课程”。全国各大学纷纷设置“党义”课程。“党义”即为最早在大学设置的三民主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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