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趋势_科索沃战争论文

21世纪初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趋势_科索沃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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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到2010年,是我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10年。这10年正当新旧世纪转换,世界主要国家为赢得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加紧调整和确立新的国家战略,因而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调整时期;未来10年也是世界新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旧格局的瓦解已过去10年,再经过10年的过渡,建立在新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调整基础上的国际格局,很可能在2010年前后形成;今年10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初步实现小康目标后,我们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起步阶段,以台湾回归为标志的祖国完全统一事业将进入重要时期,我们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也将在这一时期迈出重要的步伐。显然,在新世纪初始的10年中,我们仍然需要争取到一个相对缓和的安全环境,以便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准确把握21世纪初国际战略形势的走向,是一个重大而且紧迫的课题。

东亚金融危机和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以这两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国际经济动荡和国际安全动荡,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中的深刻矛盾,对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走向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将使国际形势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曲折的特点。这一特点可用“三变”和“三不变”来概括。就变化而言:

一是战争的因素明显增加,局部地区的动荡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科索沃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半年有余,但从战争中所反映出的国际社会的深刻矛盾看,这场战争很可能是下个世纪初叶一系列国际动乱的前奏。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遇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遇到过的历史性机遇。即: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而这个唯一的世界强国是一个非欧亚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国家要统治和支配欧亚大陆的局面。他直言不讳地使用了“新型霸权”和“新型帝国”两个词来形容美国要建立的单极世界的性质。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图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从政治、军事上确立其霸主地位的重大战略举动,尤其是通过这场战争,美国推出了“新干涉主义”这一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指导性的战略理念,反映了其对未来世界的一种设计方案和管理模式,并预示了它在21世纪初的政治走势。那么,美国的战略新动向将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什么呢?我认为,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动乱。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意图必然会恶化它同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力量之间的关系,加剧它们的矛盾和冲突。这场战争并未实现美国的初衷,美国在战略上至少有三大失分:(1 )战争的矛头明显针对俄罗斯,深化了俄美矛盾;(2)悍然轰炸中国驻南使馆, 复杂化了中美关系;(3)打乱了欧洲的经济局面和安全环境, 埋下了美欧日后发生冲突的隐患。我们通常讲的“一超多强”这个概念,不仅是对当前世界格局的力量关系的客观描述,而且是对它们矛盾关系的深刻反映,即“一超”处于矛盾的中心位置,并逐渐受到多强力量的挑战。

第二,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和霸权行径,使二战后国际社会在深刻总结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基础上,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其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严重破坏。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势力和组织(如国际恐怖主义)在美国恣意妄为的情况下,其行为不仅不会变得循规蹈矩,反而可能会更加无法无天,这无疑增加了未来世界的危险性。

第三,国际裁军和军控进程在一段时期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性,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某些地区的军备竞赛将难以避免。南斯拉夫在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和在高技术武器面前某种程度的无能为力的严酷事实,给世界各国军事家和战略家们一个无法回避的强烈刺激:武器的优劣与否,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落后必然挨打或受制于人。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开支,特别是其中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采购支出,都将比冷战结束近10年来有较大幅度增长。事实上,军费开支最多并拥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日、西欧及俄罗斯等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显露出这方面的明显迹象。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上半期短暂的军费总量下降之后,现在重又开始增加军费。1999年年初,克林顿就建议,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中增加12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 这一数额是80年代中期以来美军费预算增长幅度最大的, 并希望从2000 年到2005年的6年中,将军费增加1000亿美元。科索沃战争后, 克林顿再次提出增加军费的要求,并得到了国会批准。应特别指出的是,在高新武器装备采购方面,近两年美政府的军费拨款增加的最多、 最快, 其中NMD和TMD成为军事采购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国际社会不能保障那些中小国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免于大国的威胁,那合理的逻辑就是一些中小国家会对拥有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形成一种威慑抱有幻想。所以,两种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军控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二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进一步巩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和挑战。

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的领域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谁也不可能在全球化中独善其身,或损害他人而不伤及自己。应该说这对未来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还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对处于经济上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尤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更加有利的进程,由于相互依存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就使得经济全球化给国际关系带来的一些积极影响打了折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21世纪前10年面临的经济挑战将会更加严峻,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增加。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第一,今后一段时间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趋势仍然是自由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展。就世界经济范围讲,是西方经济模式对共产党国家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模式的取代;就西方经济范围而言,是美国模式对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倾向。但是全球化又不等于西方化和美国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和完善,俄罗斯全盘西方化所陷入的极度困境都说明,各个民族实现市场经济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各具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同西方化和美国化的矛盾和冲突,不能排除今后若干年内这种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的可能。

第二,金融业在全球化中的带头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外汇交易额每天高达1.5万亿美元、 大金融集团的势力不亚于甚至超过大国政府的实力、国际金融投机难以阻遏、国际间资金的流速和流向极度加快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最典型、最集中地表现在金融业的全球化中,造成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市场的大起大落,从而使未来国际经济的走势变得更不稳定和更难预测,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威胁。

第三,全球化将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范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使南北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也将继续拉大发展中国家内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距离,并使一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趋异效应”,将成为21世纪初国际政治稳定的一个消极因素。

第四,美国是在东亚经济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它在现行国际经济体制下,通过推进自由贸易,掠夺全球财富,利用区域经济危机获一己私利,从全球化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从而驱使美国强化对于全球化的“领导责任”,使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野心空前膨胀。在经济上领导全球化,政治上推进单极化是美国21世纪的两大战略举措,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将带来严重威胁。

三是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有可能引发全球性新一轮泛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浪潮。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19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 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民族宗教矛盾,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科索沃战争很可能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范围更大、程度更烈的民族仇视和排外心理,加剧世界范围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所谓“大塞尔维亚主义”受到抑制的同时,大马其顿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突厥斯坦主义以至形形色色的其它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将可能趁势增长、随风蔓延,使原本尖锐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民族分立主义倾向由此受到鼓舞,从而使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缓和民族纷争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尝试变得更加艰难和棘手,这样的后果很可能在21世纪初凸显出来。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21世纪初世界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和平发展仍将是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对我国总体有利的安全环境仍可保持。

首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主要是因为昔日决定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世界基本矛盾的深刻变化引起的,这一大趋势一般不受局部冲突、个别事件所左右。

世界基本矛盾在今天的状况是:原来意义上的东西矛盾已经缓解,美俄之间不管分歧多深、利益差别多大,也不可能重开冷战、全面对抗,这已经被科索沃战争所证明;西西矛盾可以控制,并且发达国家之间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和协调一致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南北矛盾的核心仍然是发展问题,矛盾和冲突将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新产生的各种矛盾中,民族、宗教矛盾凸显,是导致冷战后局部动荡增多的直接原因,但多数局限于内部,呈现出小型化、边缘化、有限化的特点,少数在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干预下出现了复杂化、长期化和扩大化的危险,但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看来,“单极”与“多极”的斗争日益突出,但主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导权;从实质上看,是反对美国的一超独霸;从力量对比上看,尽管美国的实力近年来仍在增强,但主张多极的力量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主张单极的国家;从矛盾斗争的态势上看,竞争与合作并存,对抗与对话同在,而合作对话是主要潮流。所以,当今世界基本矛盾状况尚不至引发大规模战争,更不会导致世界大战,在稳定中求发展愈来愈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初的时代主题不会因某些地区的冲突而改变。

其次,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其雏形可能在2010年左右显现,它不以美国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形成,只是在两极格局的制约下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冷战结束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突出表现在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和美国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多、力量更加分散上。但是,多极化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它是一个起伏跌荡,复杂曲折的过程。1999年以来特别表现出多极化与单极化两种趋势激烈斗争,美国一超地位有所加强的新特点,但多极化的大趋势不可改变。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强国的生命周期没有超过一百年的,“盛极则衰”的古代哲学思想一再得到应验。葡萄牙、西班牙曾主宰15~16世纪的世界,英国这一工业革命的摇篮,二战后沦为二流国家。美国的力量开始向世界扩张的主要标志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从那时算起,到下个世纪初也将近100年了,走向衰落是必然的。

从现实来看,美国的野心很大但力量相对分散、能力相对减弱的矛盾突出:过去美苏各管一半世界,现在是美国一家独揽;过去美国是一个对手,现在是几个对手,美国面临的威胁多元化、复杂化;过去只有苏联敢对美国叫板,现在甚至被美视作“无赖国家”的两伊、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国和一些小国(如南联盟)也敢对美说“不”;过去盟国的力量就是美国的力量,现在则大打折扣,盟国的离心倾向在发展;过去美国的国内问题不突出,全球问题不突出,现在上述两个问题成为它要花费很大精力应付的问题(防扩散、反毒品、反恐怖、环境保护等)。美国的单极主张越来越受到多极力量的严峻挑战,不仅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就连它的盟国也不支持,是真正的“孤掌难鸣”;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它的外交能力正受到国内问题的牵制和困扰。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布热津斯基曾一口气列举了美国社会面临的20个难题,甚至预言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暴力活动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可见其对美国国内深层矛盾的感触之深切。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少管别人的事,管好自己的事的呼声日高,老百姓越来越以“美国的”总统而不是“世界的总统”来评判政府的政绩,决定总统的投票。美国政府要在国际上做一点事将会越来越难。

科索沃战争并不表明西欧国家赞成美国的单极世界主张,这是由西欧国家的自身利益决定的。西欧同美国往往也各怀目的,从没有停止各种经贸战、没有消除在中东等问题上的分歧、没有放弃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当然更没有改变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多极化主张。

由此可见,美国独霸世界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发展的角度看,其国际影响力继续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最后,21世纪初周边安全环境对我总体有利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在近期内,相对和平的局面仍可保持。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使我面临的军事、政治威胁明显增加,安全环境趋于复杂。特别是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海局势再次紧张,祖国统一的形势更加严峻。但从总的方面看,近期内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科索沃战争表明,美国欧亚战略的重中之重仍然在欧洲,要解决欧洲问题仍需很长时间。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任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如果欧洲稳定、繁荣、和平,美国就更安全”,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和民主的欧洲”。为此要着重解决两大问题,一是防止俄罗斯卷土重来,使它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永久性地沦为二流国家;二是防止和消除中东欧地区在冷战后出现的冲突和动乱。现在看来,战争不仅未能达到欧洲稳定的目标,反而可能引起更大的动乱,解决巴尔干问题尚需时日,消除俄罗斯的所谓“威胁”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从历史的纵深角度看,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美国对欧洲政策剪之不断、挥之不去的“欧洲情结”。这种“欧洲情结”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美国公众对其它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如索马里)只是同意进行口诛笔伐,而当美国决策者和媒体告诉他们,在欧洲的某一地区出现了类似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情况,他们便支持美国政府既动口又动手。换句话说,如果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借口,在欧洲或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公众能否给予这种程度的支持,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同时,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其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中国在美国政府的眼里仍然是“竞争对手,合作伙伴,潜在敌人”,通过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使中国西化分化,并把中国纳入到美国构筑的国际安全体系当中是美国的长远战略。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有时遏制的一面会加强,有时合作的一面会凸显,但无论怎样,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乃至全面冲突都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除非台湾独立,海峡局势高度紧张,中美之间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21世纪初的国际战略形势正在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但却改变不了世界大趋势和我国面临的总体安全态势。准确地、科学地判断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和顺利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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