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机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越来越复杂的变化。这不仅引起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国外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80年代末以来，《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刊》等国际学术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讨论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化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边燕杰(Bian Yan jie)、林南(Lin Nna)等人的单位制理论，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单位依附论和单位层化论，倪伟志(Nee Victor)的市场转型论。这些发表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思想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分层又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西方学者的许多观点同中国社会分层现实已经有了一定距离。
一
边燕杰和林南于1991年在《美国社会学刊》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城市的进展》，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不能象研究西方社会分层那样只注意职业的地位和权力，而应当注意研究中国的“单位地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分层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各种工作单位，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而且劳动力资源也掌握在单位手里。决定单位地位的根本因素是所有制性质：国有、非国有，以及单位的行政级别。魏昂德认为，职工、国家和政党都要依靠单位获得利益，行使控制权力，即单位依附论，他还提出了单位因所有制的国有化程度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出现的权力层次差别理论，即单位层化论。这些观点都是从经济结构和从所有制结构出发来讨论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
倪伟志同边燕杰、林南和魏昂德等人不同，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在倪伟志看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上向流动机会都从“再分配系统”中转向了市场，社会成员可以直接在市场发生交往联系，市场权力、市场刺激和市场机会成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机制。倪伟志所说“再分配系统”实质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与社会组织系统或管理系统，最基本的是“工作单位”。因此，倪伟志提出再分配系统的社会分层机制转型为市场分层机制时，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单位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事实上，单位分层机制论和市场分层机制论分别抓住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两种重要机制，并且这两种机制在当前中国社会分层过程中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普遍的组织形式，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分别被组织在不同的工作单位之中。因此，发生作用的单位分层机制实质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分层机制。单位机制论和市场转型论把单位分层机制同再分配经济亦即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完全等同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工作单位一直发挥着再分配经济的功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作单位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的变化是缓慢的，这与组织形式一经产生就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稳定性有关。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形式可以相对稳定，然而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却可以发生积极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组织形式工作单位变化缓慢，但是在这种组织形式中的内容却以逐渐加快的速度，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例如企业的产权、经营方式、工资制度、用人制度、福利待遇等等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就是工作单位的形式未变，但内容却发生了变化。因此，今天一方面要看到工作单位的组织形式及其社会分层作用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要看到它的性质和内容已经开始了变化。应当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新认识工作单位的机制，而不应再把它同再分配经济或计划经济分层机制简单等同起来。
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基础性变化之一，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做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它的调整又引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工作单位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因此，考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和演化趋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工作单位状况的考察，具体、真实地把握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化的基本前提。
二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首先发生的是分配结构调整，然后是产业结构调整，最后才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调整分配结构最初表现为实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效益工资和浮动工资。奖勤罚懒、打破大锅饭等等措施，目的是刺激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初步的分配结构调整一时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但是不能解决那些产销不对路、生产长期处于困境的企业问题，于是后来又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企业开始限产、转产，实行资产重组，许多企业实行行业转移。最初的分配结构调整则主要针对个别企业，这两方面的调整很快就受到更为根本的因素的限制，即所有制关系的限制。中国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从政策实施上讲是比较被动保守的，许多人一直认为所有制不可改革，否则将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只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才开始了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促进，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引起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
中国所有制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其二，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比重调整。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拥有企业资本金的所有权，同企业作为法人拥有独立经营权分离，也就是所有权同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
产权制度改革后，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企业因管理、经营、技术、产品、设备、环境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在效率和效益等方面很快出现差别。原来在相同主管部门下的同行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工资待遇都是相同的，在实行政企分开、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后，这些相同性迅速变化，同行业、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因企业效益不同职工的物质利益和工资待遇出现很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按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企业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与生产规模等因素来判定企业的分层地位。
所有制结构调整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大。所有制结构是指不同性质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关系。就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而言，一般是讲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各种性质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和销售总额的比重关系。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经济是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是4237亿元，国有工业3289亿元，占77.6%；集体工业948亿元，占22.4%；非公有制工业是零。这种关系决定了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在城市经济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在农村经济中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享有国家的各种优待，因此，国有企业不仅生产规模大，所属行业重要，而且经济效益也好于集体企业，至于其它类型企业则无从谈起。
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的所有制结构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因此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得到了支持与推进。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很快显露。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经济实体在平等地位上不断开展竞争才能获得活力与发展，单一的公有制或国有经济占绝对大比重都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违背，都能抑制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最先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的所有制结构，到1992年，广东省就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其它经济的三三制结构，即三种经济相互间的比例关系是：3:3:3。这种所有制结构不仅使广东省各种所有制经济规模相当，能处于比较平等地位上开展竞争，使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焕发活力，而且也使国有经济内部增强活力。因为当国有经济的比重降到同其它经济相同程度时，不仅使其它经济具备了同国有经济竞争的地位与能力，而且也加大了国有经济的外部压力，刺激了国有经济的内部活力。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广东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与三三制的所有制结构是直接相关的。
所有制结构调整最慢的是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不仅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且农业、林业等条件也比其它地区好，人口素质和自然资源的许多指标都比一般省份高。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东北三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减慢。从1980年开始，东北三省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列名次不断下滑，而实现了所有制调整的广东省工业总产值排列名次则迅速上升（见表1）。（注：《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从表中可清楚地看出，东北三省工业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1999年逐年下滑，而广东省则迅速上升。多年来，人们把这种“东北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政策限制。应当承认中央对东南沿海的开放政策比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但是，这不是根本原因所在，根本的原因是所有制结构问题（见表2）。（注：《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表1 1980年以来东北三省及上海广东等地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
地区
1980 1985 1990 19951998
辽宁3 35 6
5
吉林14
16
16 20 17
黑龙江
6
11
11 16 13
上海 1
2 4 5
8
广东 9
6 3 2
1
正是东北三省国有工业高比重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抑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与经济发展速度。辽宁的国有工业比重稍低一些，黑龙江的国有工业比重最高，因此，辽宁在东北三省中经济发展稍快些，而黑龙江则最慢。另外，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位次的变化情况也很说明问题。到1998年，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由1980年的全国第一退居为全国第八。上海同东北三省一样，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是工业经济的主体。上海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位次下滑情况，进一步说明了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
自1995年以来，大批国有企业陷入产值下降、效益滑坡的困境，与此相反，私营企业、个体户、合资企业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却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工业产值、销售额和在业人数不断增加，与国有企业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照（见表3）。（注：《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国有企业减缓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效率和效益下降，而个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扩大。从1980年到1998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人数从81.4万人增到3232万人，增加38.70倍；同期国有企业在业人数从8019万人增加到9058万人，增加0.12倍。自1992年开始，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开始减少，由10920万人减少到9058万人，减少17.05%。而同期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数仍然大幅增加，从1115.7万人增到3232万人，增加1.90倍。
个体企业和其他类型非公有制企业在业人数增加的同时，工资待遇也有明显提高，从1985年到1998年，个体经济和其他非公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由1436元／年增加8972元／年，增加5.25倍。1998年个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比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高1034元，高出30.26%。
总之，不仅国家调整所有制的方针政策要求推进所有制改革，而且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面临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也要求坚定不移地开展所有制改革。虽然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尚处于明确认识、刚刚起步阶段，但是已经清楚地显示：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模是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趋势，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国有经济单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在复杂分化中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
所有制结构调整从根本上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分配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总体性变化，进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更明显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建立国防工业体系为目标而形成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1980年，第一产业（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50.5%降至30.1%；第二产业（工业）由建国初期的20.9%升至48.5%；第三产业（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由建国初期的28.6%降至21.4%。三种产业的比例关系变化，清楚地说明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战略。改革开放后，国防工业体系迅速转变为民需工业体系，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中国的产业结构也逐步发生变化（见表4）。（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表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1980
10030.148.5 21.4
1985
10028.443.1 28.5
1990
10027.141.6 31.3
1995
10020.548.8 30.7
1998
10018.448.7 32.9
从表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来，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变化较大。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1.5个百分点。东北三省产业结构的变化大于全国平均变化（见表5）。（注：《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东北三省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都有较大降幅，而第三产业比重升幅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三省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更充分显示了与所有制变化同步进行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第二产业绝大部分是国有经济，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的所有制性质比较复杂，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或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因此，东北三省第三产业的增长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是一致的。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提高的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和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从1980年到1998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由42361万人增至69957万人，增加0.65倍，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由29122万人增到34838万人，增加0.20倍，第三产业从5532万人增至18679万人，增加2.38倍。可见，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增加幅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第一产业增幅的11.9倍，第二产业增幅的2.1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待遇情况因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而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待遇提高幅度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只有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待遇大幅提高，而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待遇提高幅度则相对较低。到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见表6）。（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表6 1998年不同经济类型第三产业职工平均工资 单位：元
行业
合计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经济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 9808
10302 5163 11858
贸易餐饮
58656150 4517 8320
金融保险 10633
10898 8144 16255
房地产103209441 9144 13636
社会服务业 83338136 5990 12027
卫生体育和福利业
84938704 6883 15124
文教及广播影视 74747537 5192 11687
科研及综合服务10241
10146 8116 14847
由上表可知：第三产业的各行业因经济单位所有制性质不同职工平均工资有很大差别，总体看，第三产业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国有经济单位的1.46倍，是集体经济单位的2.23倍。这些情况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对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是一致的。
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产业单位职工工资待遇的考察，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当前中国分配结构的变化。正如边燕杰等人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初期，职工工资待遇与职工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行政级别直接联系而今天我们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职工工资待遇不但不能同工作单位国有化程度和行政级别直接对应，对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却得到了最高的工资待遇。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工资待遇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它的高低不仅直接规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当工资待遇同单位国有化程度呈反比关系时，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工作单位国有化程度同职工分层地位的正向关系，工作单位的分层机制也就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分配结构的调整将随所有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一方面，由于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法人，企业只有以经济效益为根据，而不是以行政级别为根据制定工资分配政策，才能保证企业调动职工为企业争取更大效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被推向市场，原来由国家拨款工资的形式已经改变，工资的来源是企业的经营结果，“旱涝保收”地从国有银行领取工资已不可能，同样行业、同种所有制、同层行政级别并获得同样工资额度已无法兑现。于是，不仅同类企业之间出现了分配差别，而且企业内部不同工作岗位也出现了工资差别。
十分明显，按原有观点看待工作单位的社会分层机制已不适时宜。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单位分层机制的作用。作为社会成员基本组织形式的工作单位仍然在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中发生作用，离开工作单位来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无论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把握得多么清楚，在其所做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看到的仅仅是缺少社会规定性的抽象的个人的地位、利益和声望。不仅过去，而且今天和将来，中国人都一定要在单位中存在，必须把个人放到单位中，再把单位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中去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才能得出真实而具体的认识。
由于发展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且由于现有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开展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趋势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都将继续下降，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和地位都将继续上升。与此一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与地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地位上升。这个总体趋势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也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经济工作单位，还是行政事业单位，它们的分层关系，即它们的地位、利益和声望，都要受这一总体趋势制约，顺应这个趋势则兴旺向上，违背这个趋势则衰落向下。简言之，顺势者兴，逆势者衰，不仅工作单位如此，工作单位中的个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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