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越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再论越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11月，在温州举行的瓯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曾写过一篇关于讲瓯越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关系的文章，以干栏、崖葬、以歌舞代哭、犬祭、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缺齿、斑纹布、腌鱼、粟酒、猎头、蹲踞共12项文化特质，对古越人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先民夷洲人进行比较，借以说明古越族与我们常说的高山族可能没有多少关系，而与我们不常提到的平埔族系关系更密切。或者说，古越族是平埔族的源头之一。2007年9～10月间，我应邀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获得一些新资料和新认识，现作进一步论述。
一、古越族与平埔族系有关
为了研究古越族与台湾的关系，首先说明台湾民族的情况。居住在台湾的民族，有汉族与少数民族。汉族中，包括闽南、客家两个民系以及所谓的“外省人”（专指1949年以后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祖国大陆各省籍人）。少数民族中，除高山族外，还有平埔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摆夷”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本文讨论有关系的是高山族和平埔族。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世世代代居住在台湾的少数民族，① 统一称之为“高山族”，或海峡两岸学术界使用的“土著族”“先住民”“南岛民族”“山胞”和“原住民”（“山胞”、“原住民”也是台湾当局先后使用的统称）。在以上各种统称内，又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系统。高山族系统包括：阿美族、泰雅族、布农族、赛夏族、邹族、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邵族和雅美族（现称达悟族），共10族。平埔族系统包括：凯达格兰族、雷朗族、噶玛兰族、道卡斯族、巴则海族、巴布拉族、猫雾捒族、洪安雅族和西拉雅族等9族（有的学者划分的更多；也有学者把邵族列入平埔族系）。李亦园指出，“平埔族”与“高山族”这两个因袭的名词，并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分类标准。[1] 卫惠林说：“高山族这个族称，我始终是不大同意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来历。把高砂的砂改为山（引者注：日据时期称他们为‘高砂族’），这个改称最初是新闻报纸翻译的，后来官方也使用这个称呼。……我觉得这些称呼都不妥当。1936年我到台湾，在通志馆主持民族志的修纂工作，利用修通志的机会，对台湾土著民族开始调查，我把台湾土著称为台湾土著族。”[2]
从上面所列族名就可以看出，“高山族”不是单一少数民族。既然他们不是单一少数民族，就没有所谓的“高山族文化”。因此，我们无法进行古越族与高山族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
例如，我们经常讲到的越人住“干栏”，在高山族的住宅中，就找不到那种“上以自处，下畜牛豕”的干栏式房子，[3] 只好拿高架粮仓的“公廨”说话。② 这可能不够准确。实际上，他们主要住宅的形式是半地穴式、平台式和石板屋。其次，关于越人“饭稻羹鱼”的特点，同“高山族”也沾不上边。他们传统的粮食作物是粟，而不是水稻；③ 正如刘其伟所说，台湾“土著食物以粟、稗、小麦、旱稻、甘薯、黑芋为主”。[4] 特别是在节庆、祭仪等饮宴活动中，小米酒是必不可少的，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高山族”的“丰年祭”，原本称作“粟祭”。在祭仪过程中，“大家都齐集在一起，到野外聚餐，共吃粟糕，并喝粟酒”。[5] 对他们来说，有的民族本来就没有捕鱼活动，如布农族；[6] 或捕鱼被当作一种娱乐活动，如南澳泰雅族人；[7] 甚至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事，如邹族。2007年10月1日，我到台湾嘉义县阿里山访问时，这个乡的乐野小学校长浦忠勇对我说，我们邹族人的习俗，上山抓鹿、打山猪，才是勇士；没出息的年青人，才在溪流中摸虫子（指鱼虾）吃。对捕鱼活动的不屑一顾，溢于言表。
这么说，古越人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就没有关系了？也不是。
二、古越族与平埔族系关系的新证据
这里所说的新证据，除《临海记》上的记载外，还有台湾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可以作证。
（一）从《临海记》上新找到的史料
有一本《临海记》的书，内有关于禹与越王的记载。其中两条与台湾有关。这可以说是新资料吧。《临海记》说：
“东刊山极高远。盖禹随山刊木，因以为名。晋任顼葬焉。”（《舆地纪胜》卷12引）
“夷洲在郡三十里，众夷所居。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止此洲。山顶有越王射的白石。”（嘉定《赤城志》卷39引）[8]
“郡东有宴室山。古老云，越王时，山上起望海馆；山下有湖，湖中有金鹅、飞鱼。”（《太平御览》卷919引）
对上述内容，讨论如下：
1.第一条是有关禹的记载。这说明大禹是到了浙江的，因而留下了“东刊山”这个地名。
2.第二条资料，有两点：
其一，“三十里”，可能是“两千里”之误。古时候的书是竖行，抄写时，“千”字的第一笔和上边的“二”连笔，后人看了，就可能读成“三十”。虽然没有查到直接的版本证据，但《后汉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所引沈莹的书，都是“去郡两千里”，可作为旁证；
其二，秦人徐福到达何地？中日两国学者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基本上都主张徐福抵达的地点是日本，很少有说徐福是到了台湾的。[9]
3.《临海记》与《临海水土异物志》不是同一本书。杨绍翰在刊印《崇雅堂丛书》时，对其祖父杨晨的《临海异物志》辑本，进行了校订和增补，并在跋中指出，曾有人认为《临海异物志》与《临海记》是同一本书，“实谬”；又说，《临海记》不著撰人姓名，同郡洪颐煊氏已有辑本。先大人与此本同刻入《台州丛书后集》。
4.《临海记》作者是谁？又是哪个时代的作品呢？
洪颐煊《经典集林·总目》：“临海记一卷，史志俱不著录，未详撰人名氏。”
今查《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不著录。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目录》列有《临海记》，并在卷919找到上面那条引文。这说明《临海记》散佚已久。
再据洪颐煊辑本和笔者发现的佚文，目前所知《临海记》的内容，除讲沿革时提到汉、晋外，另有吴孙皓一条，东晋（317～419年）一条外，大部分是南朝宋时（420～495年）的内容。其中，有两条佚文直接提到宋文帝：一是说宋文帝（424～453年在位）派画工把新妇山临摹到白团扇面上（《太平御览》卷47引）；另一条提到宋文帝的年号“元嘉”（424～453年）。这说明《临海记》应写成于453年之后。
关于《临海记》的作者。我在辑录、整理《临海水土异物志》时，发现《北堂书抄》卷158有这样一条史料：
“孙诜《临海记》曰，黄石山泄水东南，里名为五岘。路口有锺乳。……”
后来，又在《南史》卷七十二《文学列传·丘巨源传》内找到所附孙诜小传，共21字，抄录如下：
“诜字休群，太原中都人，爱文。尤赏泉石。卒于御史中丞。”
丘巨源“为宋孝武所知”，④ 后来被宋明帝（465～471年在位）“以事见杀”。附在丘巨源传下的还有会稽孔广、孔逭，都是当时“才学知名”者。孙诜等“皆有学行，与广埒名。”可见，孙诜在当时也是一位文学名士，具有写作《临海记》的可能。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临海记》是南朝（420～589年）宋人孙诜所作。
我们把以上所引的3条资料联系起来看，可能说明这样一种情形：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浙江沿海一带的人对夷洲是了解的。他们还记得越王与夷洲的古老传说。越王在临海郡宴室山上建造望海馆，观看什么呢？可能是隔着大海看夷洲吧。旁证是南宋山阴（今浙江绍兴）大诗人陆游的诗。
宋高宗绍兴二十九（1159）年，陆游赴福州任决曹。曾乘兴航海，后来写了两首诗记其事：《航海》《海中醉题雷雨初霁天水相接也》。他写道：“常忆航巨海，银川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⑤
流求、夷洲都指今台湾岛。⑥ 其实，陆游未必能看到流求。只是在陆游和当地人的心目中，大海的东方有个地方叫流求罢了。古越王在宴室山上起望海馆，是不是也想看到大海东方的夷洲呢？有这种可能。不然，关于夷洲“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的传说从何而来呢？
“越王射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台湾岛的最高山——玉山。因为玉山山顶终年积雪，正白。人们以为是石头。有可能，是古越王在望海馆里，瞄准夷洲山上的白色射的，练开弓射箭呢。有学者说，“由是可知，不仅越人早已移殖夷州，说不定夷州就是越王统制之地。”[10]
（二）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为什么说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4500～3500年）后段（距今4000～3500年）以来的考古文化与古越人有关？这与越族形成的年代有关。
关于古越人形成的年代，笔者赞同蒋炳钊先生所作的概括。他说：一般地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青铜时代到来之际，我国东南和南部广大地域的原始先民便逐步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民族，并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中的几何印纹陶，它被誉为百越民族文化显著特征。[11]
我国的青铜时代“从前21世纪开始，直到前5世纪止，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周以至春秋时期。”[12]
据此，百越民族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以此与台湾的考古文化年代相比较，约与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的年代相当。这一时期，越人自身的海上活动，以及后来楚、秦、汉先后对东南越人用兵，越人因此被迫迁移或四处逃散。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记载，楚威王（公元前339～329年在位）灭越（公元前334年），“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学者们指出，“滨于江南海上”，“应是指居住于今浙江南部地区、福建北部地区及台湾。”[13] 因此，我们进行海峡两岸的民族学比较研究，探索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与越族的关系，似应从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以来的考古学诸文化、有关文献记载以及民族学调查报告中去寻找答案。现列举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如下。浙江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距今万年左右，就有了稻作生产活动，如嵊州小黄山遗址、浦江上地遗址，以及稍晚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300～4000年），稻作农业已相当发达。
再说考古发现方面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台湾发现的考古遗址有2000个左右，重要的有近200处。从发现的遗物、遗迹看，其生业形态有以稻粟混作、稻作和采贝捞鱼为主要食物来源的3种不同类型。越人以“饭稻羹鱼”（按，鱼是鱼、虾、螺、蚌的总称）为主要生计。粟作很晚，只有福建永春九兜山发现稻、粟遗迹，距今3000年左右。[14] 到现在，浙江只发现稻、没有发现粟。《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的越国是种稻和粟的。由此看来，距今4700～4200年出现的台湾稻粟混作农业，可以说与浙江等东南沿海的古越人没有关系。
笔者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距今4000～3500年）以后的考古文化与古越族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与以稻作和采贝捞鱼为主的2种不同生业类型的遗址关系更为密切。距今4000年以来台湾出土了稻米碳化物或稻的遗迹（如稻壳印痕）的考古遗址有：
台湾北部地区芝山岩遗址的芝山岩文化层（距今3600～3200年），出土了许多碳化稻米，经鉴定为粳稻；同时出土的还有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相同的黑皮陶（外黑里灰）和木陀螺。[15]
圆山遗址的圆山文化层，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石锄和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稻壳遗留；还有青铜镞（与安阳小屯殷代的两翼长脊实铤形镞相同，而与东南亚青铜镞有异）。圆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3200～2300年。[16]
进入铁器时代的北部十三行遗址的十三行文化层（距今1800～500年），发现了稻米、水井、水沟以及柱洞，可能是“干栏式”房屋遗迹。[17]
中部的牛骂头遗址营埔文化层，稻的种植年代可以早到距今3000年。[18]53
南部的凤鼻头文化（距今3500～2500年）凤鼻头遗址，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同属这一文化的还有“鹅銮鼻第三史前文化相”，从相关的遗留组合（例如渔具、食物处理工具、鱼骨与贝壳遗留等），可以看出其特殊的表现与依赖。农耕活动的重要性相对地有降低趋势。而狩猎、捕捞为重要的生业活动。[18]143
近年来在台南县科技工业园区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代的一系列考古遗址。较早的南关里、南关里东遗址，属于大坌坑文化晚期，距今4700～4200年，出土了稻、粟等碳化物；可能与海岱、黄淮地区的东夷人有关。其后，在右先方遗址的牛稠子文化层（距今3800～3300年），也发现了稻、粟的碳化物。而在五间厝南、道爷、五间厝遗址的茑松文化早期（距今1800～1400年），出土了稻米、薏苡等植物碳化物。[19]
这三处遗址和十三行文化、凤鼻头文化，可能与古越人的关系更密切。
综上所述，早在夏代，海峡两岸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古越族子孙也来到台湾岛上，进行生息繁衍。这不仅有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和南朝宋人孙诜的《临海记》及其他书证，更有海峡两岸的考古发现为证。
管见如此，请各位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2008－04－20
注释：
① 我认为统称为“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比较好。一是，这一统称里，不包括在不同时期迁往台湾的回族、蒙古族、藏族、满族、维吾尔族，以及“摆夷”（实际可能包括傣族、佤族等）等少数民族；如果把这些少数民族都计算在内，就应统称为“台湾少数民族”了。二是，表明了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台湾的历史事实。三是，“世居民族”已逐渐成为大陆各省学术界对世世代代居住在本省的少数民族的称呼，如贵州省已成立“世居民族研究中心”。黄才贵的《贵州世居民族的制度文化》说，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贵州有48个民族，其中有汉、苗、布依等17个世居民族（《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10月）；云南省普洱（原思茅）市有世居少数民族14个。黑龙江省也有类似的提法。
② 这种粮仓，康熙《诸罗县志》卷八《番俗志》称为“禾间”；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八《番社杂咏》“小楼贮粟号禾间”，说明这种建筑不被认作干栏。瑶族、苗族和布依族的同类建筑，也都称为粮仓，而没有称为干栏的（见199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5日、2006年11月24日《中国民族报》）。
③ 考古发现台湾种植水稻和粟的最早年代是距今4700～4200年。后来失传了。直到清光绪年间（1875～1910年在位）又再次引进。明代，台湾西海岸种的是旱稻。
④ 《宋书·明帝本纪》说，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中华书局点校本。丘巨源被杀，是因他写了一篇《秋胡诗》“有讥刺语”（本传）。
⑤ 《剑南诗稿》卷八，汲古阁刊本。据于北山《陆游年谱》，这两首诗作于宋孝宗淳熙三（1176）年。中华书局，1961年。记得在福建的方志中，也有过登福州鼓山能看到台湾岛的传说。
⑥ 另有考证。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