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连接什么？
“连接”(articulation)是斯图亚特·霍尔钟情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标志着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葛兰西转向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的范式，或者可以说，一个新葛兰西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所谓连接，按照霍尔的说法，是指文化的文本和实践并非清楚明白刻写着意义，是为一劳永逸地生产出来，反之意义总是“连接”行为的结果，它本身是一种社会生产，一种实践。那么，“连接”又是什么呢？对此霍尔本人有以下说明：
“articulation”这个术语有个恰到好处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意味言说，说出来，说得清楚明白。所以它有语言表达等等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用“articulate”这个词来指卡车的连接。卡车前面的车头和后面的车身可以连接起来，但是也未必一定就要连接。两个部分由中间特殊的链接装置连接起来，这个装置是会损坏的。故此连接就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将两个不同成分连合起来的连接形式。它就是中间那个连接装置，在任何时候，它都不是势在必然、先已确定，绝对而又不可或缺的。[1](p.141)
进而言之，此一连接发生的特定条件又是什么？回答是，所谓的话语“联合”，说到底是一系列不同独特成分的连接，它们未必一定归属一体，所以完全可以拆开重新再作连接。这里的关键是“联合”。这个联合就是卡车中间的链接装置，它可以将有关话语同不同的社会力量连接起来，诚然，连接需要在某种历史条件之下发生，但是此种条件并非必然条件。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看，连接是指不同生产模式的连接。即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社会可以展示不同生产模式的某种连接：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都可能被连接起来，但是其中必有一种生产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将其他生产模式组合进它的再生产机制。举例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君主政体依然存在，但是性质已经给资本主义收编。同理封建社会里作者和出版商之间一对一的关系，也长入了资本主义的出版产业。这些都可以视为阶级连接的例子。不但阶级，文化研究也开始尝试其他社会力量的连接研究，如亚文化音乐分析中种族和阶级的连接，体育分析中性别和国家的连接等等。对此霍尔在他的《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指出，那就是，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意义并不是它本身就含有的，它在文化领域中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年看似偏激的符号，到明年就中规中矩变成了时尚，再到后年，又变成了不无深沉的文化怀旧对象。引人注目的是，霍尔还引了据信其实就是巴赫金的俄国语言学家伏洛斯诺夫(Valentine Volosinov)1929年所著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的一段话。霍尔指出，这段话谈的是符号问题，但是一样适用于文化形式。伏洛斯诺夫的原话是这样的：
许多不同阶级的人会使用一种或相同的语言。结果，每个意识形态符号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声音。符号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一般来说，多亏声音的交错，符号才保持了它的活力、动力，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符号如果脱离了社会斗争的压力——也就是说离开了社会斗争的范围——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力量，沦为寓言，不再是社会理解行为的生动具体的对象，而成了哲学思考的对象。……统治阶级想给意识形态符号披上一层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想消灭符号内部社会价值判断之间的斗争，或使之向内转，使符号不再有轻重之分。在实际现实中，每个还在活跃的意识形态符号都像贾纳斯一样，有两副面孔。任何通用的骂人话都能变成表扬，任何通行的真理对许多人来说都必然是最大的谎言。只有到社会危机或革命性变革发生的时候，符号的这一内在辩证性才会充分展示出来。[11](p.52)
霍尔引述这段话，强调的依然还是意义的多元性。对此他指出，文化斗争有很多形式：吸收、歪曲、抵抗、协商、复原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殊有必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文化，把它视为一个历史过程。新兴的力量可以穿着古老历史的外衣重新出现，而指向未来的新兴力量一旦丧失预言的能力，又会变成单纯的怀旧。同样今天的文化裂缝可以复原，成为明天主流价值和意义体系的支柱。
连接之于文化研究，它意味着文化总是多声部的，可以由不同人等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之中，用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方言”，以及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言说出来。它还意味着文化策略将林林总总的意识形态因素连接成一张相互交错的意义大网，可以让人从容审视它们同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因此审视文化与政治之间每每被掩饰起来的连接关系，殊有必要。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堡在其文化研究文集《席卷而归》中，也谈到这方面的连接问题。如他指出，商品是一个能量极大的抽象概念，至少四个世纪以来，在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描述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可是适因于此，所有政治事态中的商品连接，恰恰也就隐而不显。[2](p.323)要之，隐而不显的文化与商品的连接、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连接显现出来，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应是一个势在必然的举措。
连接理论可以说是更进一步深化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它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上述之伏洛斯诺夫的多元语义学结合进来，旨在显示文化的霸权结构如何形成、维持并被推陈出新。按照霍尔《论后现代主义与连接》一文中的说法，连接理论一方面是引导人理解各种意识形态成分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话语内部凝聚起来的，一方面又是旨在探究它们在某一个节骨点上，某种政治氛围之中，究竟是连接了起来，还是并没有连接起来。但是，就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连接说到底也是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连接，而且必须经过实践的必由之路。这还如霍尔所言：
理论指导的政治事件，其目标必然在于促成或者建构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同各类政治与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连接，此种连接有可能引导它们在实践中，以一种进步的方式介入历史——连接必须通过实践来加以建构，这完全是因为这些社会经济力量最初如何构成，并不必然保证连接的可能性。[3](pp.122-123)
霍尔本人在《花园中的蟾蜍》等文章中，用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分析过撒切尔主义畅行其道的原因。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社会民主文化霸权之所以迅速为保守党的胜出吞没，并不是因为撒切尔主义事先制作好一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英国人民，反之它是从70年代开始，就利用是时的经济危机，就解开社会民主话语的连接，抽绎出其中先时的组成部分，然后将之重新连接到它自己的政治规划里面。所以撒切尔主义的话语，整个儿就像一个大杂烩，只有规规矩矩的纳税人、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可敬的家庭主妇，以及本土的英国白人，才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像霍尔本人这样的外来族裔，从中读出的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意蕴。在霍尔看来，撒切尔在政坛上胜出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确证了文化研究的连接偏差，即意识形态并非想当然地“反映”某种普遍广泛的社会逻辑，反之它是生产出来的，是不同意识形态成分被纳入一个单一的框架然后生产出来的，所以它的分析，也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特殊性。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连接观
霍尔的连接理论往上看，影响来源公认是阿根廷裔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拉克劳1935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执教政治学理论，并广泛在北美、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高校演讲。拉克劳1985年与比利时政治学家项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合著《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该书出版后论者蜂起，多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两位作者都曾积极投身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都反对经济决定论，以及单纯以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是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给予霍尔连接理论直接影响的，是拉克劳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
“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首创，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是可以说，两人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是将后马克思主义给实体化了。总体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它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解的一种全面解构，从而将解构主义与后现代各路理论，一并网罗麾下，往前追溯且往后推延，将列斐伏尔、利奥塔、德勒兹、福柯、布尔迪厄、德里达、波德利亚、詹姆逊、齐泽克，以及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一道纳入这个宽泛的框架。这些人物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各不相同，理论建树也自备系统，其荦荦大端者，甚至非“反传统”一语可以概括，是为典型的“霸权连接实践”。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那毋宁说便是反对国家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自动代表，反之借助各路先锋理论的霸权连接实践，推进政治多元主义和文化多样性诉求。
拉克劳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连接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在分析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的形成不应当铁板一块被视为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反之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同元素构成，以各各不同的方式，将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连接在一起。比如，民族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连接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一样也非常容易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所以必须承认：
意识形态“诸种元素”孤立来看，并不必然具有阶级内涵，这一内涵完全是这些元素在某个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内部，相互连接的结果。这意味着分析一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其先决条件是深入探究是什么构成了此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特统一性。[4](p.99)
假如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是一种阶级还原主义，非要削足适履，给某个特定的文化实践加上一种阶级属性不可。
拉克劳由此分析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兴起，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犯了以上错误，没有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利用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热情，成功将民族主义这个最受德国和意大利民众心仪的意识形态“元素”，连接上了资本主义的独家利益。故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特统一性中，必然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的主体或立场构成，它们相互交错制衡，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样以纳粹德国为例，这些不同的立场各各表现为法西斯个体的生产：父亲、丈夫、个人、爱国者、士兵等身份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同一路人。进而视之，拉克劳指出，这些个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反之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策略，将这些互不相干的元素连接成为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对此沙恩·冈斯特给予的评价是，“对于拉克劳来说，正是这一分子集聚的过程，而不是一目了然的阶级冲突或其他视角，构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5](p.220)冈斯特承认拉克劳的研究依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里面，它揭示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就是不同阶级为充实自己的政治愿景，将之与形形色色元素、价值和主体立场连接起来，而这一切连接，都是发生在市民社会的内部。
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拉克劳将上述连接理论的渊源上溯到柏拉图《理想国》第七章中的著名“洞喻”。柏拉图认为未受启蒙的人犹如囚徒洞穴面壁，错将面前火光映照出的影响当做真实世界。在拉克劳看来，这个著名比喻中的面壁囚徒，就是根据常识，错误地将洞外传入的声音与洞壁上栩栩如生的影像“连接”起来，从而断定眼前的幻相便是真实。对此拉克劳指出，柏拉图洞喻显示的连接模式，不是基于逻辑和理性，而是出于习俗和联想，故柏拉图洞喻的意图所在，便是摆脱成见，拥抱概念和理性，由此重新建立真正的连接。
但是柏拉图以降的理想主义连接观，在拉克劳看来同样是一种误导。误导在于常识也好，联想也好，习俗也好，它们其实远不是单凭拥抱理性，就可以一笔勾销的。换言之，连接有太多的不确定和偶然因素，并不是概念和理性的清澈透明，可以解释清楚的。就上述之民族主义的连接来看，民族主义本身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它可以同封建阶级连接，可以同资产阶级连接，也可以同无产阶级连接，由此分别建树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当中它们虽然分享了某些共同的意义内核，但是因为连接方式不同，三种民族主义的存在形态，自然也是各不相同。
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来看，拉克劳的上述连接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或者说解构主义连接观。如霍尔在其《“意识形态”再发现》一文中，就强调意识形态的元素事实上不可能无限制无条件自由连接，而总是根据它们历史上同哪些阶级连接，呈现出一种“倾向性结盟”，这也是葛兰西所谓的“传统结合”和“踪迹”。即是说，连接背后有着强大的传统力量。这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它将最终能够说，文化霸权并不是仅仅由意识形态和语言构成，反之它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元素、文化实践、制度结构、政治力量以及经济关系等等广泛的多方面因素，相互作出“倾向性”连接的结果。
三、广告与连接
那么，连接理论对于大众文化又意味着什么？据托尼·本尼特《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的判断，那便是它可以让我们不再对大众文化采取要么视为洪水猛兽，要么捧上高天的简单化做法，而是可以更深入考察大众文化的政治和历史语境，充分意识到任何一种文化实践的政治维度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有赖于它所嵌入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关系网络，有赖于它与其他实践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连接方式。这一点其实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堡对于摇滚乐的分析，很可以说明问题。格罗斯堡说：
摇滚乐并没有将愤怒、厌烦、绝望，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化为快感。相反，它是将这类经验的物质基础，诸如重复、噪音、匿名等等，转化成了快感的场景。这一反转，正是增权益能的源泉所在。比如说，他使人得以在他的匿名性中间，或摇滚乐的重复性构成中间带来的快感中间，发现权能。[6](p.80)
这个给当代大众文化主体“增权益能”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不是“逃避”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苦役，反之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机体内部，“再现”了这个枯燥乏味的重复感，使之转化成了“快感场景”。就摇滚乐的现象特征来看。格罗斯堡的描述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几无差别，但是在阿多诺看来是典型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流行音乐，在格罗斯堡看来却是以同样的重复节律演绎出一种勃勃生机，这里面大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元素与复杂社会关系的连接方式，就是关键所在了。
沙恩·冈斯特在其《善用文化》一书中，专门分析了广告的例子，他的分析可以视为商品与文化连接的典型范例。广告是当今消费文化时代舍我其谁的大牌产业，其将商品与文化连接的核心策略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激发一系列欲望主题，诸如幸福、自由、快乐、权力等等。在全球化工业范围内，它的系统之全、影响之大、活力之巨，都是史无前例的。冈斯特指出，广告商是期望充分利用文化，以形形色色的途径，来实现一种增权益能的潜力。所以声音也好，图像也好，甚至文本也好，凡是指向这一增权益能经验的，都创意连接到特定的商品和品牌，该商品和品牌对于这一潜能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对此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兰(Naomi Klein)《不要商标：瞄准品牌暴徒》一书中的下面这一段话，也许是个再形象不过的描述：
我们不应忘记，品牌营造的过程一开始是这样的：一组人围桌而坐，搜索枯肠构想一个理想形象；他们翻来覆去斟酌字眼，诸如“自由”、“独立”、“粗犷”、“舒服”、“才智”、“忧郁”等；然后，他们想方设法，先是通过市场营销，然后通过超市和连锁咖啡馆这类零售环境，再后来，倘若它们果然卓有成效的话，通过诸如主题公园、胜地旅舍、豪华游轮，乃至城镇这些整个儿生活方式的不同经验，开始在真实世界里来将这些观念和品质具象化。[7](p.336)①
克兰这里描述的无疑是种极好的营销策略，广告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将我们全部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包囊进来，“自由”、“独立”这些文化能指也算是呕心沥血，以身殉职连接商品，成就了今天无远弗届的消费文化。
之所以说文化是以身殉职，诚如冈斯特所言，是因为广告不仅仅是从其他文化活动中汲取意义和快感，与此同时，它还反过来影响了文化。最显著不过的是，广告腐蚀了文化的纯正性，因为文化工业的犬儒主义取向，反过来又涂黑了被它吞噬的那些纯正价值。而且广告是协同作战，而将个别广告按部就班，纳入“生活方式”的总体构架，以至于人购买任何一个单件商品，势必牵动全局，逼迫他再接再厉，改头换面继续消费。广告活动也有它的统一性。其达成统一性的方法，是创造一系列“主体位置”，将消费个体设置为仿佛是自由选择快乐形式，自由选择意义形式的社会主体。当然，这“自由”说到底不过是商品选择的自由，商品是在背后摆布自由的无形的权力结构。
进而视之，连接与近年开始流行的“推广文化”(promotional culture)，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接可视为广告本身的基础所在。正是连接的机制，将图像、实践、情感同特定的商品联系起来，从而达到推广产品的商业目的。这张巨大无比的连接之网，毋宁说就是冰山水面底下那目不可见的巨大山体，广告本身不过是露出水面的那八分之一的山巅部分。这里见证的是市场的力量，它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种新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流通。关于这一点，任教于特伦特大学的加拿大文化学者安德鲁·沃尼克(Andrew Wernick)在其《推广文化：广告、意识形态与符号表达》一书中，有过一个形象说明，他指出，一段音乐也好，报刊上一篇文章也好，甚至一本学术著作也好，只要涉及推广文化，必然就首先来推广自身，推广它的作者和传播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其他产品。所谓推广文化，它曾经是肆无忌惮、肤浅骗局宣传的代名词，但是多年经营下来，如今它也可以像影视中的感人场面一样打动我们，或许它会使我们想起生活的艰辛，由此烘托出产品的温馨。甚至它还可以是一种启蒙，比如讲解媒介素养，让学生明了广告的惯用招数，深入研究推广作品作为一种符号和经济实体，可以如何回击抵抗等等。[8](p.307)消费文化是一种推广文化吗？若是，连接在其中扮演了怎样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它有所积极意义的话，又在哪里？这是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连接对于广告来说，说到底它是文化和商品化的连接。这是文化研究迄今关注较少的一个领域，实际上也突破了伯明翰中心当年垂青的文化的特殊性和自足性。个中缘由，在冈斯特看来，“部分在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通常彼此怀有敌意，就连接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概念工具来看，政治经济学一般会敬而远之；而文化研究也会避免赋予商品化哪一种特定意义，因为这样一种认可方式，有可能让某种经济与(或)阶级还原论的原始形式，借尸还魂。”[5](p.237)经济还原论也好，阶级还原论也好，这都是文化研究有心破解的所谓本质主义立场。那么连接对于广告在里面独当一面的消费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连接理论来解释大众文化，根据约翰·斯托利《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的分析，便意味着大众文化是由大众根据文化工业提供的全部文化商品，有所选择自己制造出来的。故而它毋宁说是一种使用中的文化生产，可以归顺，同样也可以抵制主导意识形态。消费行为具有被动性，但这并不意味文化消费总是被动的行为。文化工业可能有意操纵大众的趣味，但是大众并非文化白痴。可以肯定的是，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新葛兰西主义的连接理论范式，文化研究都不认同大众文化是主导意识形态和商业寡头联手，将低劣的文化产品自上而下地强加给大众，从而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反之强调判断文化产品的优劣高下，需要深入仔细考察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部过程。它将显示，离开政治或历史的连接，任何高高在上，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或者居高临下稍作浏览就草草下结论，都将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精英主义作风。
四、艺术与连接
艺术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说到底不过是唯美主义一厢情愿的志向。艺术固然自古以来就与政治、经济、信仰等种种意识形态因素，甚至流行时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它更关心的毋宁说是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连接。就此而言，曾经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和利兹大学执教，现任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贾斯汀·奥康诺(Justin O'Connor)，在他2010年完成的长篇咨询报告《艺术与创意产业》，可以给人不少启示。
在报告题为《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的第五章中，奥康诺将文化研究的崛起定位在20世纪50年代末叶，认为它对艺术与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说，是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这两部判然不同的著作有一点不谋而合，那就是暗示艺术不复独当一面，而不过是“文化”这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和机制体统的一个方面。他注意到霍加特垂青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实践，威廉斯则是以文化连接社会，通过展示“文化”这个观念的历史演变，来重新思考社会的基本价值导向。故此：
对于这一连接来说，艺术可能是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场地，但是艺术本身只是文化与社会这一更广阔反思的一个部分，确实，它隐含在社会自欺欺人、故意规避的方方面面。霍加特不仅暗示工人阶级文化可以是正当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他与民意测验、《图画邮报》、乔治·奥威尔是一脉相承)，而且就像乔纳森·罗斯笔下的自学成才者，它刻写着艺术精英主义的隐蔽伤害。[9](5i)
艺术精英主义是艺术一以贯之的高雅姿态和自我意识，它强调艺术是艺术家内心经验的独特写照，具有独一无二的审美意义，消费大众的需要和欲望，一般不在它的考量视域里。反过来看，大众文化更愿意强调艺术如何在消费和接受中见出意义。如若大众的需要和欲望发生变化，那么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就殊有必要生产出作为现代艺术普遍范式的新的大众文化产品。而如奥康诺所见，假如认可艺术是为整个文化生产的一个部分，那么艺术与文化乃至社会其他环节方方面面的连接关系，无疑就值得充分重视。
可以看出奥康诺的观点是秉承了伯明翰的传统。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同样是当年伯明翰文化研究所悉心关注的。霍尔的学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研究生毕业的迪克·海布迪基在他堪称亚文化研究经典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著述初衷大多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抗议鄙视它们的高雅文化，但结果却是大众文化研究每每自身失却反叛锋芒，反过来比附高雅艺术的审美标准，诸如主张流行音乐至少和高雅艺术可以平分秋色等，他复引英国诗人与艺术家杰夫·纳特尔(Jeff Nuttall)的反文化名著《炸弹文化》一书中称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青年亚文化表现了纯粹及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冲动，故而可以说是建构了一种匀称且具有仪式意味的高级艺术的说法，指出这一看法其实没有抓住要点，因为：
亚文化并不是这一意义上的“文化”，他们所认同的那些风格，名之为“高级艺术”既不恰当，也是徒劳无功的。反之，它们显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即作为交流体系和表达、再现形式的文化……同理，亚文化风格诚然够得上艺术资格，但那只是特定语境之中(以及之外)的艺术；按照传统美学一成不变的标准来看，它不是永恒的客体，而是“挪用”、“偷窃”，是颠覆性的转换，是“运动”。[10](p.129)
很显然，在海布迪基看来，这里以青年亚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基本上没有可比性，它不必攀附也不必比较“传统美学一成不变的标准”，反之充满挪用、偷窃、颠覆转换和运动特征，正可显示流行艺术与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成分连接之必然。而艺术是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一个部分的观点，很显然是被奥康诺继承下来了。
奥康诺倡导“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强调这个概念中的“产业”一词是复数，不同于阿多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中的“工业”一词是为单数。产业或工业的复数和单数之别，无疑亦是连接环节的众寡使然，是以奥康诺认为阿多诺以艺术对峙文化工业，是显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艺术连接模式。那么，创意产业是不是反客为主，替代了艺术？对此奥康诺的看法是，20世纪60年代批评家乐此不疲纷纷关注艺术与美的连接问题，结果留出的空白，只能是由政治、经济等等因素来加以填补。而过去20年里，是无所不在的市场的力量替代了艺术的“精英主义”，与此同时，艺术的是是非非也与传统美学渐行渐远，而成为大众文化的内容。对于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这一连接，奥康诺认为它连接的最终还是18世纪古典美学以来日渐成长起来的现代经验，换言之，传统美学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
艺术自足论本身，其出现应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所谓艺术生产纯粹是为创新、观照，而不在乎它的使用价值，是18世纪借康德美学始得流行的观念。在此之前，艺术与语言、宗教、习俗相似，是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延伸。要之，艺术同语言、宗教和习俗的连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过去如此，今日依然。
注释：
①Naomi Klein,No Logo:Taking Aim at Brand Bullies,Toronto:Knopf Canada,2000,p.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