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统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华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统问题，前人论述甚多，但绝大多数都局限于史学理论范畴而未将其纳入民族形成与融合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虽然近代也有文章将正统观与某些民族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但也只注意某一朝代，某一民族的历史变迁，没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融合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笔者认为，正统观是国家政权的产物，是社会群体对某个统治皇朝是否认同、拥戴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因素，而又被思想家加以提炼归纳而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思想观念，应纳入民族心理范畴。因而它不仅仅是史学家修史编年的指导思想。它一旦形成，便会反过来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起着重大影响作用，并规范统治者的行为。笔者不赞成梁启超那种笼统的纯史学理论的六分法（注：见《论正统》，《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而将中国古代正统观作为一个流动过程放到整个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试图以此来探寻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轨迹、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楔机。因此，本文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
一、中原地域正统观的产生
中华民族正统观，有相当一段时期，徘徊在对中原地域的尊崇上面。整个先秦时代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某个政权能否得到人们的拥戴，成为正统，首先看他是否能争得在中原的生存权和对中原的主宰权，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我们通过对“中国”这一词的词义进行考察就可看出。“中国”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不是国家，而是指地区居中，即中原地区。“中国”与中原、华夏、中州意思相近，是一个地理概念。《礼·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战国策·秦策三》：“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这里的中国是与中原以外的地区相对而言的。段玉裁在注《说文》：“夏，中国之人”时说：“中国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
、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王筠《说文句读》也说：“言中国者，於夷曰东，於羌曰西，於蛮及焦侥曰南，於闽曰东南，于貉曰北，皆据中国以指斥之。”这说明中国人民历来以居住在中原为自豪，以中原以外的四周方国为鄙俗，“蛮”、“夷”、“戎”、“狄”是一种贱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注：《左传》闵公元年。）“夫戎狄，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注：《国语·周语中》。）由于占居中原，有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因而占居中原者，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衰，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从前者来看，夏朝、商朝均是因为占据中原才赢得正统地位的。凡属不愿成为正统，也最好离开中原，逃到蛮夷戎狄中去。如周太伯、仲雍二位也是周太王的长子、次子，但太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因此太伯、仲雍二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注：《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不被承认为正统者，也就被赶出中原，“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注：《左传》文公十八年。）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周代历史的发展，周人先世本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因追随夏朝，出任稷官，毫无疑问是中原人，华夏种族，但由于政治变故，“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注：《国语·周语上》。）“文王事昆夷……大王事獯鬻。”（注：《孟子·梁惠王下》。）因离开了中原华夏地区，便沾染上了戎狄习俗，因此有文王“西夷之人”（注：《孟子·离娄下》。）的说法。但由于周人“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逐渐改变长期沾染的戎狄习俗，向中原文化靠拢。“避夏桀于戎狄，变风易俗”，（注：《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才在戎狄中站住脚跟，并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西夷之霸主，但周人要真正成为正统，还必须成为中原的一员，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周代的真正兴起，应是《史记·周本纪》所指“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断虞芮之讼”。《诗·大雅·绵》也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受命也即称王。《毛传》也说文王平虞芮之讼后，“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此时，周人已经跻身于诸夏，成为诸夏的一员，这也是它后来可以推翻殷商，成为中原统治者最关键的一步。正如葛志毅所说，“断虞芮之讼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周人在文化上开始受到中原诸夏的认同。唯有如此，方可取得西夷盟主进而为中原圣主的资格。”（注：参葛志毅《周人变戎复夏考论》，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而中原文化圈以外的诸国，如楚国、越国原本是华夏血统，因一时离开中原，便自认落后，主动尊中原为正统而又不甘愿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
综上所述，在秦以前，是否能成为正统，主要不是以民族血缘为依据，而是以占居中原地域，拥有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当时华夏民族并不是一种完全定型了的成熟了的民族共同体，其主要不以血缘、种族和民族心理作为划分华夷的根据，而以地区差别不同而形成的一些语言、服饰、饮食等生活习惯为依据就是例证。占据了中原，夷可以变为夏，离开了中原，夏可以变为夷。正如金代思想家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中所说：“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
中原地域正统观，作为中华民族形成初期凝聚民心的一种主体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民族融合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是中原先进文化向外征伐扩张，传播了先进文化，同化感染了四周部族。二是四周落后部族相继跻身中原，自愿称臣，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要求被同化。这样，互相融合，从而扩大了中原的地域观念，也扩大了华夏文化的内涵。在先秦时期，中原主要指今河南一带，到秦统一后，中原的含义扩大到黄河中下游流域直至整个黄河流域。华夏在先秦，主要指齐、晋、郑、宋、鲁、卫等国，到秦统一后，楚、秦、吴都纳入了华夏范围。
中原地域正统观的产生，首先反映了民族在形成初始阶段并未完全稳定性的特点。任何民族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一个对原始地域的崇拜时期。斯大林认为，民族形成以四个特征为标志：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注：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这四个特征，那么共同地域又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特征。只有有了共同的地域，民族活动才会基本稳定下来，才能形成民族共同的语言；也只有共同的地域，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市场，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只有共同的地域，才能形成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民族一旦完全形成并稳定下来后，其地域特征显得不十分重要，而让位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正统观的产生，又反映了主体民族为农业民族的历史特点，有利于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扩大，对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十分有利的。农业民族只有在富庶肥沃的土地上才能创造出较为发达的文明。简陋的原始工具，低劣的生产力十分依赖于土地的质量，因而肥沃、松软的土地既是四周部族崇拜的对象，又是他们争夺的目标，从而形成地域崇拜。其次因为中华民族早期华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农业民族频繁的灾荒，使本族血缘内部的一些人口在有限的地区内迁徙，从而也冲淡了血缘本位主义在民族形成上的作用。如周祖先，楚、吴、越等祖先离开中原就是例证。再次是华夏族长久占居富庶地区，因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比较固定，就早于四周的民族形成共同体，而先进的民族经济和较为成熟的民族文化也具有凝聚力，不但对本民族成员言，对其他还未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落后部落也具有吸纳作用。《孟子·梁惠王下》载：“汤始征，自葛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四周夷狄部落纷纷归顺外族征伐者，竟然都希望外族来推翻自己的腐朽政权，这对于一个已形成民族，已有民族共同心理的共同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四周部落还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因此，这些分散的部落最后完全同化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这正是地域经济文化的吸纳作用，也是形成中华民族早期地域正统观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早期这种不重血缘种族只重居住权的特点，又表明中华民族群体主体民族的宽容性。孔子的“入华夏即华夏之，入夷狄即夷狄之”正是表明早期华夏、夷狄极易跨越民族障碍，加强民族融合的事实。但到民族完全形成并稳定下来，民族共同心理则占居主要地位，地域正统观也就让位于民族正统观了。
二、汉民族正统观的形成
秦皇统一至北宋兴起，属汉民族正统观时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汉民族气节开始取代中原地域观念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在普遍的道德法规上，人们对夷狄采取仇视态度，对诸夏采取亲近态度，但并未有意去树立一种民族楷模，进入夷狄群的诸夏人也不执意地要保持一种民族气节，而是大部分甘愿被夷狄同化。吴太伯、仲雍、楚王先祖及演化为羌戎氏的四岳之裔胄等均如此。而秦、汉以后就全然不同，汉武帝时的苏武， 出使匈奴19年，因他历经千劫百难而“不辱君命”，表现汉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从而成为以后汉民族气节的楷模，连苏武在匈奴沙漠牧羊的汉节也成为以后“汉民族气节”的代名词。（注：《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守汉节，失汉节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标准。
（二）“中国”一词开始成为汉民族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一词历来是中华民族正统政权的代名词，人们历来对众个分立政权，一直争论谁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者为正统，否则是僭伪。因而考察“中国”词义的变化大有必要。如前述，“中国”一词在先秦主要指中原地区或中原诸国，到秦帝国建立后，它逐渐演变为专指汉民族建立的政权。秦虽很短暂，但人们也将“秦”称为“中国”，有人说“中国”一词在英语叫“China”，是“秦”一词的变音；两汉时， “中国”又主要指汉朝。《南越五主传》第一卷《先主传》载：[陆]贾曰：“皇帝……统理中国之人以亿万计，地方万里……”《汉书·匈奴传上》载：冒顿……复使来谢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汉族政权已南移，北朝人又称南朝为“中国”。前引南朝宋大将柳元景北伐时抓到大批北魏俘虏，俘虏们所说话中提到的“未敢背中国也”中的“中国”就是指南朝刘宋政权。隋唐时，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国”称呼唐朝。“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注：《通鉴》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到辽、宋、金时期，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又将宋朝称“中国”，“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注：《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
通过以上观察，到秦汉以后，“中国”一词已由中原地区的地理概念开始演变为主要指汉民族国家概念，说明中原地域正统观已被汉民族正统观所取代。
（三）汉民族正统观念的直接提出。汉民族正统观念的直接提出，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当时，“正统”一词称“正朔”。十六国前秦主苻坚执意讨伐东晋，统一天下时，苻融就力劝：“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注：《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附苻融》。）前秦兵强马壮，拥兵97万，似乎有必胜之把握，然而苻融却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正统不在己，民心不附，因而必不得成功。又《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载高欢语高齐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肖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错，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肖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在高欢看来，由于南方汉族政权继承汉族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正统所在，民心所向之处，要想巩固统治，稳住民心，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当然，这段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视为正统的。北魏一朝，包括北魏鲜卑最高统治者和汉族大部分士人，大都自视为正统，从立国号为魏到崔浩等人的树正统运动，其目的都为了树北魏正统，不同意南朝的正统地位。后来北魏政权确实也被汉族士人所接受，孝文帝也被汉族士人接受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注：《魏书》卷六二《李彪传》。）但这只是更能说明汉族正统观的巨大影响作用。因为北魏的自视正统及与之俱来的拼命推行汉化运动，是以牺牲鲜卑族的文化特点、族别为代价的，最后彻底消灭了自己的特点，完全同化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政权以后，才成为汉族正统。这恰恰说明此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兄弟民族，骨子里还是汉民族正统观。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说到底是民族同化，或者说是汉化，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民族融合，这与以后元、清两朝少数族政权公开宣称少数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反对华夷之别，反对那种其他族属不能为正统，而又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
综上所述，当时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认为汉民族政权是中华正统所在，少数民族尽管占据中原地区，有着富庶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因在人们心目中，均是非正统的因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因此，苻坚公元三八三年发动的淝水之战，自以为有士卒97万，“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必是“有征无战”，结果却导致“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千古笑话。而在公元三五四年，东晋桓温进军关中，抵达霸上，“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军十八九”。（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北魏太武帝在瓜步进伐南朝刘宋政权时，淮南人民“人情辑和，鲑米丰盛，器械山积”（注：《宋书》卷一百《序传》。），以抵抗北魏，最后使北魏大败而回；但同年，宋军北进中原时，“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注：《宋书》卷二七《柳元景传》。）
因此，在东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历史中，少数民族政权占领北方，保持地理、经济、军事优势，汉族政权占领南方，保持精神、文化、民心上的优势，从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这种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因而凡取得北方政权的少数族统治者，总想统一南方，取得正统资格，得到汉民族的承认。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要想统一南方，又首先必须成为正统的继承者，其唯一可能就只有加强汉化改造，被彻底同化前，是难取得这种资格的，即使是汉化的少数族政权，也难以统一全国。因而在元统一前，少数族一般只能统一北方，完成统一南方的任务，总要等北方条件完全成熟，其条件，正如我在拙文《试论中国爱国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兼谈古今爱国主义的区别》中所说：只能是“北方政权的主宰者改变民族身份……统一南方的任务只有隋文帝、宋太祖这样的汉族人当皇帝才能完成，这里面尽管有偶然因素，但民族身份大概不能不算一个重要原因。 ”（注：见《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
在秦汉至五代十国这段时期，汉民族正统观之所以起主要作用，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既反映了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特征。秦皇“扫平六合”，混一宇内以后，建立起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疆域辽阔的统一的汉民族封建帝国，而刘汉皇朝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备了封建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建立起儒家的道德文化，从而标志着汉民族共同体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已经形成，同时也使经济得到比四周其他部落国家快得多的发展，因而与周围少数民族比起来，汉族为正统，无疑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汉民族正统观的产生，又是汉民族面临危机的一种自保的群体心理的反映，是汉民族的自尊意识遭到强烈挑战的产物。正统观念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正统必须有非正统，只有当自己的正统地位有被取代的危险，它才有被一再反复提起之必要，只有当一个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这种自尊意识的正统观念才有被用来作为维系民心，调动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武器。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就是汉民族在面临危机而形成的自保群体心理的一种突出反映。（注：《徙戎论》，见《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五胡乱华”，晋鼎南迁，正统观念对汉民族来说失去了地域意义，因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汉民族成熟的民族共同心理来维系民心，抵御外侮。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已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来说，地域的转移，京都的迁徙并不影响民族的稳定，而民族心理却起着主要作用，因而地域正统观就自然地为汉民族正统观所取代。对北方来说，尊正统在南方，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北方汉族士大夫，尊正统在南方，是为了保护南方汉族政权和汉族文化，同时也迫使少数民族汉化，只有尊南方汉族政权为正统，汉化才有了名正言顺的根据。二是北方少数民族正处于部族向民族的过渡时期，他们还未完成自己的民族统一，未完全形成自己共同的民族心理，当然也难以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他们虽然在军事上暂占了优势，将汉族政权驱赶到江南一隅，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土地上的一个独立主体的条件还未成熟，在总体上仍然无法与汉民族相抗衡。初尊南方政权为正统，正是自身虚弱，需要借助他人的光来照亮自己的表现，因而他们拼命汉化，最后连自己本民族文化特点也荡然无存，本民族也被完全同化为汉族，最后只能从姓氏上去寻找那些民族的遗迹。等到少数民族政权完全等同于汉族政权，没有丝毫的民族特点的时候，北方汉族士人已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汉民族正统观在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峰，其结果是使周围与汉民族交往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彻底汉化，同化于汉民族中，成为汉民族的一分子，从而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隋唐皇朝。
三、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与定型
谈到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问题，首先必须作一个说明，渴望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大概在西周或者在夏、商时就有萌芽。作为理论的诞生，至少也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大一统观念。但我这里所讲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是针对汉民族正统观而言的。以前的统一观，只是汉民族内部所承认的统一观，汉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统一观，即汉民族内部两个或多个角逐者争夺正统地位，谁能统一天下者为正统，否则为非正统。而且这种统一正统观在汉民族正统观面前，总是要退居第二的位置。因此，不能将汉民族统一正统观看作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
大约到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相继发展完备与定型，他们作为中国土地上的政治实体的条件开始具备，逐渐有了真正的自主意识，因而才有了与汉民族争统治权的资格。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才开始诞生，但到完全发展完备定型，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宋、辽、西夏、金、元和明清两个时期。
（一）辽朝建立到元朝灭亡，属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发展时期。这段时期，与以前比起来，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公开提出自己可以为正统，再也不是过去那样温良恭俭让了，不仅是少数民族首领，连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也如此。《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载：道宗曾听汉人侍从宣讲《论语》，当讲到“夷狄之有君”时，疾读不敢讲，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又辽天祚帝在降金表中说：“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注：《大金吊伐录》卷四。）到了元蒙皇朝，元世祖根本不以非汉族身份为辱，认为他应是当然的中华之正统。他在建国号为大元时，下诏曰：“延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神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未有。顷者，耆宿诣庭，奏奉申请，谓既成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注：《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
由此看来，元世祖认为他是中国历代皇朝以来，拥有国土最广的一朝，毫无疑问是中国当然之正统，因此定国号为元。现在再来看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汉族土人对正统观的态度。
辽朝刘辉对修史问题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注：《辽史》卷一○四《刘辉传》。）可见他是坚决反对以华夷辨正统的。对于欧阳修将辽朝贬为非正统，刘辉主张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回击欧阳修的汉民族正统观。再如金代汉族文人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中提出所谓华夷、正统与非正统的关系，都是可改变的观点，实际也是对汉民族正统观的批评。另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编金代《野史》时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史书说他：“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之史作，己所当任。”（注：《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苑传·元好问》。）这些都说明他是认准金代可以为中华之正统的。而元代著名汉族士人郝经的许多言行更表明他认为蒙古族完全可以为中华之正统。郝经，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注：《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曾官至蒙古江淮荆湖南北集路宣抚副使。他饱读诗书，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应该说他的观点是很能代表当时身居蒙国中的汉族士人、官僚的思想观点的。他明确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注：见《郝文忠公文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史书》。）的观点，而他预言南宋的前途，即“我观宋祚将不久矣！”（注：《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很明显，郝经表现的是一种现实的中华统一正统观，摒斥了汉民族正统观。
二是汉民族政权开始尊少数民族政权为正统。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中，汉民族政权对其他民族一直以俯临群小的态度待之，视四方夷狄为臣伏之国，从未向少数民族政权屈服过，即使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汉政权被驱赶到江南一隅，高贵的架子仍未肯放下而自视正统。然而到辽、宋、金、夏时期，腐朽的宋朝一改汉民族尊贵的品格，屈身下驾向辽、金称臣。宋最高统治者以实际行动承认少数民族政权可以为中华之正统，汉民族一家为正统的根基已经严重动摇。
三是史学界的中华统一正统观集大成之出现。史学界的正统观问题历来是争论最频繁的。辽、宋、金时期，正统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有主张汉民族正统的，也有主张统一天下为正统的。而只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正统观成为中华统一正统观之集大成，他借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鲜明地提出他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在《通鉴》黄初二年的《史论篇》中以洋洋近千字，详尽论述了他的观点，批评了“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民族偏见，认为都是“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因此得出“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的中华统一正统观。应该说司马光的统一正统观已经代表了当时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同时又是当时政治现实，民族融合深入发展之反映。
由于这段时期民族融合的加深，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广泛深入人心，从而为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元灭南宋，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无一人一骑入斗者”，只有张世杰与文天祥仓促募兵响应，文天祥的朋友还劝他放弃这一行动，认为此举无异是“驱群羊而博猛虎。”（注：《宋史》卷四百十八《文天祥传》。）当时的形势正如谢太后诏书中所说：“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注：《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传谢皇后传》。）通过元蒙灭南宋与前秦主苻坚伐东晋、北魏太武帝侵宋形成鲜明对比，同是少数民族统治对汉族政权的战争，后二者汉族政权内外配合，上下同心，故能临危不惧，取而胜之；而前者汉政权却士卒离散，民心丧尽，因而土崩瓦解。我们当然可以责备南宋政权腐败，官吏毫无民族爱国之心，但同时我们不应该从另一角度去观察，这不正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华统一正统观深入人心之表现么？
（二）从明朝建立到清康乾盛世，属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定型时期。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仍然是曲折的，在少数民族国家分立，或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时候，这种正统观就得到强固，发展也快，也容易深入人心。如辽、金、宋、元时期。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 卷第35页。）但一旦汉族重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皇朝，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就会缓慢下来，华夷之分的主张又会抬头。但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民族大融合，中华统一正统观，即平等地对待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思想观念毕竟已打下牢固的基础。自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种诸候林立、国家支离破碎局面，尤其是元建立后，中华大地基本未再大分裂，就证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已经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已基本形成。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全国统一皇朝更能大大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民族心理。因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只将元标为“华夷一统”是有道理的，照他看来，只有元才第一次真正建立起全国性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因此，清朝建立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更加深入人心。雍正、乾隆二帝的正统论为其代表言论。雍正在做《驳封建论》时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注：《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而乾隆帝更全面地论述了他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批驳了汉民族正统观的过时论点，他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发挥了这一思想。“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注：《国朝宫史续编》卷八九。）他还引用元世祖开少数民族正统之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中华正统理论。“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
其次，从当时其他汉族知识分子来看，也基本上承认了清朝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可以成为中华正统。康熙稳定局势后，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争着入仕，就连当时极有声誉的“东南人士宗”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也出任清廷，任尚书之职。吴三桂等发动的“三藩之乱”，由于得不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短时间就归于失败。清代著名三大反清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康熙朝以后也陆续归顺清廷，承认清朝为中华之正统。如黄宗羲顺治末年撰写的《留书》，斥责清人为虏，指斥清朝为伪朝，到康熙元年间著《明夷待访录》，便取消了对清人的责骂。康熙十年，开始用清朝年号，称清朝为“国朝”。正如周学军在《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一文中，经过对江南知识分子对清态度变化的分析，从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后，江南“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运动。”（注：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再次，元以后，“中国”一词已取代汉民族国家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概念。元朝时，“中国”作为中华各民族的总代表开始出现于与西洋、东洋人的交往中。而到清朝，在与俄罗斯、英吉利等西洋及亚洲各国的交往中，清政府作为中华民族的合法代表已出现于各种外交文书：条约、换文、使节关系书等。（注：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四三《尼布楚条约》、《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三《嘉乐来朝日记》。）
当然，我所说的到公元1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开始取代汉民族正统观，并不是说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其实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意识，在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方面有着一定差异，矛盾总是存在的。如清初清兵南下时，遭到江南人民的顽强抵抗；康熙初年，各地还有一些抗清武装；清末还有一些“反清复明”思潮，甚至连近代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纲领中也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带有强烈排满意识的口号。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看作是汉民族正统观还占主导地位。如白莲教、哥老会以及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这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思想主流，在绝大多数汉族人民心目中没有多大影响，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反清复明”终于改为“扶清灭洋”。另外，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口号也只不过是为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达到真正的民族共和的手段而已，何况这一口号并未起太大作用，就在当时，也遭到梁启超的严厉指责。梁启超指出：“清之代明，则是本国臣民对于旧王统倡内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也，决不可谓以一国家踣一国家也。”（注：饮冰：《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21页。）梁启超作为学识渊博的汉族知识分子，其正统观念不可谓不强，其见识就说明“汉民族正统观”在当时没有太大市场。也正因为此，孙中山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批判了那种“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的错误言论（注：《孙中山选集》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后来， 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又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注：《孙中山选集》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11月第1版。）
综上，无论是清初的部分抗清武装，还是清末的“反清复明”思潮，抑或是同盟会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都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更不能代表大部分人们的心理定式。中华民族几千年共同生活于这块土地，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尤其是有着共同的外敌，其差异逐渐缩小，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已经成为中华土地上所有民族的共识，而其他正统观均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中国古代社会正统观念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的进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每次民族大融合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分裂与重新组合，再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而对其分裂、组合、融合、统一起理论指导作用的就是“正统观”。民族融合，国家的分裂、组合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而正统观念则是这一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一存在。每次民族融合都伴随着正统理论的逐渐深化，由低到高呈螺旋式向前发展，从而也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群体。也正由于此，使得中华文明不但在古代几千年来永远保留下来，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同时也使近代以来，尽管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尽管众多列强共同瓜分中国，但终究成为一枕黄梁。我认为这应该与中华民族的古老历史传统，与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特点，与中国古代的正统理论的演变与发展有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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